第六章 第一位党外特工的锄奸传奇
1931年4月下旬，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在上海滩八面玲珑的杨登瀛被捕了。令许多人不解的是，逮捕他的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而他本人就是国民党中统驻上海特派员。其实，杨登瀛是一位“双重间谍”，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党外特工，此前为了营救中共领导人，他不惜一掷千金，甚至以命相搏。当时谁也不会相信，中共高层领导人任弼时、关向应被救以及叛徒戴冰石、陈慰年、白鑫、黄第洪等被杀，居然与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玩转上海 国共亲睐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镇白石村。辛亥革命前后，受革命潮流的影响去日本留学。他在日本读完了中学，又考入了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听过日本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讲课，并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同日本商界和新闻界的关系相当密切。他在日本曾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思想左倾。10余年的留学生涯，使他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东瀛政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诸方面均了如指掌，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日本通。
1919年鲍君甫从日本回国后，先在上海的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以娴熟的日文为日本的一些通讯杜撰稿。不久他到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做事，并且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时结识了当时的工运领导人顾顺章，通过顾顺章又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
1924年，鲍君甫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左派。
鲍君甫经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书店买书，结识了在该书店供职的杨剑虹。杨剑虹是青帮中人，后来成了上海洋务工会负责人。因为杨剑虹也是广东人，加上又同为国民党员，他们俩关系越来越亲密。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日本常有各行业的工会代表到上海来，想会见工运方面的开明人士，并且都是以鲍君甫所供职的上海日本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组织和联系的。由于工作上的接触，鲍君甫与从事洋务工会工作的杨剑虹交往十分频繁，两人的关系遂进一步密切。
不久，杨剑虹离开上海、到广州投靠了国民党实权人物陈立夫，成了陈立夫的亲信助手。也正是通过杨剑虹，后来鲍君甫结识了陈立夫及其身边的一些人。
杨剑虹走后，擅长交际、喜欢交友的鲍君甫又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五卅”运动时，鲍君甫与上海总工会有关系，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的一些活动，并和几个共产党人交了朋友。1926年春的一天，他的一位朋友登门拜访，对他说：“有一个人久慕你的大名和才华，想拜你为师，希望跟你学习日语。不知你意下如何？”鲍君甫非常爽快就答应下来。
几天后一个雨过天晴的上午，那位想拜师的“学生”来了鲍君甫家，他就是中共党员陈养山。陈养山原名程仰山，1906年出生，浙江上虞县百官前江村人。陈养山自幼家境贫寒，1919年6月，时年13岁的陈养山随亲戚到武汉一家钱庄做学徒，其间，发生的五四运动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使陈养山思想受到很大震动，陈养山从当时由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中接受了很多革命道理，并由此与恽代英熟悉，受到他的引导与教育。1924年7月，恽代英约陈养山单独谈话长达六个多小时，这对陈养山来说是一次思想洗礼，使他坚定了革命意志和斗争决心，奠定了终身革命的思想基础。1925年1月，中共武汉地委书记陈潭秋向陈养山宣布，他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后由时任青年团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林育南决定，陈养山担任青年团武昌地区特别支部特派员，他所在的钱庄被中共武汉地委确定为交通站，由于来同他联系的人很多，引起钱庄老板注意。同年5月，党组织将陈养山调上海团中央工作。
陈养山调上海后，担任团中央交通员，在任弼时领导下，参与了“五卅”运动的组织工作。1925年7月，调任武汉团地委代理书记。9月，受党组织派遣化名陈英舟以国民党员的名义筹建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并任常委兼组织部长。11月，又重新调回上海协助恽代英筹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任发行科长，并参与组织了上海闸北区印刷工人罢工斗争。
陈养山这次通过朋友关系介绍来找鲍君甫，主要目的并不是学日语。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陈养山要多发展一些社会关系。他以学日语为名来拜访鲍君甫，其实是想探一探鲍氏的政治倾向，并进而争取他为党工作。而后经过几次交谈和了解，陈养山初步了解到鲍君甫具有思想上较进步，为人很仗义的特点。
接下来的事实，也印证了鲍君甫思想较为进步、有正义感这一点。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鲍君甫因不满其所作所为而颇多微词，后来他参加左派活动时有过一些“过急”言论，被蒋介石手下抓进监狱。几个月后才由国民党元老政要蔡元培保释出狱，而后蛰居上海。对下大狱一事，鲍君甫一直耿耿于怀。他看透了国民党的独裁与腐败，不愿意为他们“效忠”。但他与共产党的政治信仰又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举棋不定。
为了争取鲍君甫，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为我党服务，中共方面指示陈养山要多与他接触。于是陈养山借学习日语的机会经常到他家，与他一起喝酒吟诗和谈论时局。在这个过程中，鲍君甫已经清楚了陈养山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
1928年1月，陈养山在浙江海门秘密领导组织农民暴动，后被人告密而遭反动军警追捕，在妻子章素贞帮助下隐蔽脱险，辗转回到上海。在等待接上组织关系时，陈养山暂避于好友国民党员鲍君甫家中，同时积极地做鲍君甫的正面引导工作。
同年2月，蒋介石操纵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夺取了党政军大权后，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其他各派系的反对势力，尤其为了对付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开始着手建立特务机构，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全称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它是中统的前身，也是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构。蒋介石任命中央党部机要秘书陈立夫兼任主任，张道藩为副主任。
陈立夫，浙江吴兴（今湖州市吴兴区）人，是国民党元老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的弟弟。1922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采矿系，三年后获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学位。1925年9月回国，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随侍蒋介石。因为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把兄弟，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都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成为蒋的亲信而仕途通畅。
而由于陈立夫的器重，杨剑虹出任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采访股总干事。党务调查科刚刚建立，就把破坏中共中央机关作为其工作重点，决定在上海建立情报机构。但党务调查科尚在草创阶段，既缺乏特务工作经验，更缺乏得力骨干，亟待找能人鼎力相助。
调查科除总部设在南京外，还在上海、武汉、开封等重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派出特派员。为物色上海机关的负责人，陈立夫、张道藩都煞费苦心。这时，担任调查科总干事、暂兼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的杨剑虹想到了他那位同乡鲍君甫，并将他引荐给了陈立夫和张道藩。杨剑虹向陈立夫和张道藩介绍说，鲍君甫在上海日本人办的洋行里做过事，他年轻博学、风流倜傥，又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交际很广；他与日本人办的几家通讯社，以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都有往来，与国民党在上海的许多要人都很熟悉。陈立夫和张道藩对鲍君甫都极为赏识。鲍君甫在上海的交友宽广，与租界当局的关系相当不错，特别是他与巡捕房建立的关系网，更是为党务调查科所需要。陈立夫、张道藩很快就认为，鲍君甫是在上海从事反共侦察的理想人选。
鲍君甫信奉“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处世哲学，生性善于结交朋友，愿意与各方面的人拉关系，和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打成一片。与陈立夫、张道藩等结识后，每次陈立夫他们到上海，无论公干还是私事，鲍君甫总是悉心招待，声色犬马，无所不至。他们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皇宫饭店定了个房间，时常聚在一起吃喝玩乐。一来二去，他与陈立夫、张道藩成了莫逆之交。
后来杨剑虹代表陈立夫连续两次拜访鲍君甫，拉他到国民党特务机构做事，鲍君甫考虑了一下还是接受了。但他又觉得涉及搞反共，若不告诉共产党朋友是对不起友人；同时又觉得不取得共产党朋友帮助，不但事情难办，也还可能有性命危险。因此，他表面接受国民党的任务，暗中又与共产党联系。鲍君甫找的这个共产党人，就是两年前认识的陈养山。
当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式要求鲍君甫出山做杨剑虹的副手的时候，陈养山此时就住在上海的北四川路鲍君甫家中。此时陈养山已和党组织接上关系，组织关系在中共江苏省委。出于对朋友的忠诚，鲍君甫经过再三考虑，把杨剑虹要他加入特务机关，准备在上海侦察共产党及其他反蒋党派活动，建立情报机构，同租界拉关系等情况向陈养山和盘托出，并诚恳表示愿意表面上接受国民党的任务，暗中帮助共产党，将自己了解到的情报及时向共产党通报。
陈养山在长期的交往中，已十分了解鲍君甫的为人，认为此人有正义感，对共产党表示同情，并且他生性豪爽，讲义气，以前地下党有事找他协助，他也愿意帮忙。周养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便立即向江苏省委作了汇报。
双重间谍 巧获信任
中共江苏省委接到陈养山的报告，立即将情况上报到中央特科。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各大城市特别是上海真是风声鹤唳，政府军警及外国租界巡捕密探，到处捕杀查抄中共党、团员。白色恐怖之下，党内出了不少叛徒。为惩处党内的内奸叛徒，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设过“特务工作处”。而后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秘密迁往上海租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到达上海，奉中共中央命令着手整顿中共中央各机关。为严密保卫中共中央安全，中共中央特于同年十二月令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由周恩来任书记，下设中央特科。特委是决策机关，特科是执行具体任务之组织。中共中央给予中央特科下列任务：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
当陈养山和江苏省委向中央特科汇报鲍君甫的情况后，中央特科对此极为重视。周恩来觉得能够在中统内安插一个内线实在是太重要了，当即指示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陈赓，尽快约见鲍君甫，与他面谈。周恩来同时决定由陈赓和他单线联系，同时要陈养山迅速从鲍君甫家搬走。
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陈赓，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1903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市龙洞乡泉湖村，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与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名将是同学。1926年东征时，他还曾救过蒋介石的命。蒋介石对他非常器重，但他不为所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更加坚定地反蒋，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后陈赓潜入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担任中央特科二科的科长。
就在中共方面积极准备与鲍君甫建立关系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也在对他进行“调查”，实际上是对他试探、考验。1928年4月，杨剑虹让鲍君甫去找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办理要求英巡捕房派人逮捕共产党人的手续。事先杨剑虹什么消息也不透露，直到他们与英巡捕房的包探（即办案人员）去搜捕共产党时，鲍君甫才知道确切地址是在马立新村。好在住在这里的共产党人已经转移，结果敌人扑了空，一无所获。
经常周密安排，1928年5月的一天，陈赓与鲍君甫在上海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里见面。鲍君甫谈到了自己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诉说了身不由己当国民党特务的苦衷。陈赓详细询问了他同国民党人的关系后，当即表示很乐意同他建立关系。陈赓非常诚恳地说：“我们完全理解你的处境和为人，支持你跟杨先生干调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你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起联系，最好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搭上关系。”
陈赓和鲍君甫的这次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双方约定：鲍君甫除为调查科工作外，还要尽快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取得他们的信任；中共地下党派忠诚卫士连德生给他当保镖，进行单线联系，并每月提供可观的活动经费。总之，需要中共方面提供帮助的，中共方面一定尽可能满足。当时陈赓从衣兜里取出了一根金条递给鲍君甫：“这点黄金你先拿去用，以后每个月我们给你三百块光洋，特别花费再当别论。”
就这样，经过陈赓、陈养山的细致工作，中央特科又增加了一名成员——鲍君甫。不过这名成员非常特别，因为他不是中共党员，而是中共的第一位党外特工。在公开场合他是中统驻上海特派员，在暗地里他却是中共领导下的红色特工。
没过多久，通过鲍君甫的介绍，中共特科人员宋再生（来启蒙）打入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1928年的一天，宋再生在警备司令部值班，这时一个自称姓顾的男子进来，说他是铁路工会秘书，有要事相告。宋立即吩咐哨兵退出去，关上门后套顾某的情报。当顾某得知可以得到5万元赏金后，把他知道“中共大人物李立三”的住址一事告诉了宋再生。宋借口说管赏金的人回家了，让他留下住址。顾某留下住址后，回家做起了发财的大头梦。他刚走，宋再生便通知了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派人找到顾某的家，说带他去领赏。顾某信以为真，没想到刚离开家不远，他脑壳上就挨了两枪。叛徒被除，李立三得到保护，其中也有鲍君甫的一份功劳。
1928年夏，杨剑虹又拉鲍君甫去抓共产党，这次是去破坏中共平凉路办事处。杨剑虹似乎还在考验鲍君甫，事先依然对他未吐露半点风声。从几次类似的事情上，鲍君甫对国民党特务不信任自己的做法，非常反感。他觉得共产党真诚待人，说到做到，于是天平彻底倒向了中共这一边。
鲍君甫经常要和杨剑虹、张道藩等人打交道，出入于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警备司令部以及上流社会。不久，为提高“杨登瀛”的社会地位，陈赓提请周恩来批准，为鲍君甫购置一辆私人轿车。当时中央特科的活动经费并不宽裕，为了保护党中央的安全，该花的钱还是得花。鲍君甫的地位提高了，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中共方面破例给他添置了一辆“别克”高级轿车。
1928年8月，杨剑虹因青帮内讧和涉及一桩贪污大案自杀身亡，经陈立夫、张道藩的联袂推荐，鲍君甫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陈立夫亲自赶到上海，将老蒋签发的委任状授予鲍君甫。鲍君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后，为保密和安全起见，从此对外化名叫“杨登瀛”。
陈赓告诉鲍君甫，必须尽快让国民党对他能够“绝对放心”。为了做到这一点，鲍君甫不断与上司陈立夫、张道藩等人联络感情。如陈立夫、张道藩到上海，鲍君甫在上海声色犬马尽情招待他们，以讨他们欢心。
有一天，鲍君甫陪张道藩等人在“一品香”喝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已有几份醉意的张道藩把杯子一摔，突然冒出一句：“他妈的，老子一定奉陪到底！”
当时在座的人，都不知他为何生气，生谁的气。坐在他身边的鲍君甫知道他话中有话，就灵机一动对他说：“张座，您喝醉了，我扶您去房间休息一会儿吧！”张道藩没有反对，鲍君甫便将他搀扶进了房间。
这个张道藩并非等闲之辈。他祖籍贵州盘县，1897年7月出生于江苏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祖上数人高中进士。他自幼发奋读书，十分刻苦努力。
张道藩小学毕业后到天津一个族叔家里。1916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1919年底西渡英国，1921年入伦敦大学大学院美术部就读，成为该院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留学期间，张道藩结识了陈立夫等人。1922年冬，在认识陈立夫不久张道藩即在伦敦加入国民党，次年为国民党伦敦支部负责人，并终身与陈立夫保持着密切联系。总的来说，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也还较稳定。此番发火，不知是哪路神仙得罪了他。
在房间里，鲍君甫见没有别人在，就向张道藩探听摔杯发火的内情。鲍君甫为表“忠心”，有意对他说：“承蒙您一直把我当小弟，我心里非常感激。您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尽管跟小弟我说。我决不会袖手旁观的！”酒醉心明的张道藩脱口而出：“他妈的李痞子欺人太甚！总他妈的找我的茬，排挤我。”鲍君甫心里清楚，张道藩骂的“李痞子”是他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官场劲敌，此人有很硬的后台，张道藩斗不过他。鲍君甫问：“我想知道，您想要一个怎样的结果？”张道藩眼露凶光地说：“我再也不想在地球上看到这个人！”
鲍君甫在张道藩的耳边悄悄地说了一阵话，张道藩听后连连说：“好，好，就这么办！”没过多久，张道藩的那个政敌就在家门口被人刺杀魂归西天。此事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他是被黑道上的人干掉的，也有人说他是被共产党特工干掉的。总之，张道藩的“绊脚石”被搬掉了，他在中央组织部站稳了脚跟。对此，他非常感激鲍君甫，从此将他视为知己。
此事对于鲍君甫来说，也是件大好事，他由此获得了国民党要员的信任。鲍君甫利用黑道的关系替张道藩让这个政敌彻底“消失”了，帮他搬掉了绊脚石，因此张道藩对鲍君甫更加信赖。张道藩是继陈立夫之后的党务调查科主任，正好给鲍君甫撑起一把政治保护伞。
光有“私人关系”还不够，作为特务机关负责人，还必须拿出业绩来才能服众。要让鲍君甫这个中共特工充分发挥作用，取信于敌是个关键。为此，陈赓经常与鲍君甫一起研究情况，探讨办法。陈赓决定给鲍君甫创造一些业绩，增加其在中统的分量。他有选择地向鲍君甫提供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如公开宣言、传单之类，至于公开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每一期都优先送鲍君甫十份，让他拿去报功。同时陈赓也供给鲍君甫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报，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这样，鲍君甫既可以作为取信于敌特机关的资本，又可以以此去迷惑敌人。
有时特科故意布置一些假机关，让敌人去破坏，使鲍君甫取得国民党的信任。鲍君甫刚一“出山”，就接连得到有“价值”的文件和情报。作为驻上海特派员，他对党务调查科的工作表现得非常卖力，让陈立夫等人对他更加信任。
每当国民党军警或外国租界刚刚得到共产党的某些活动情况，中共特工便迅速将更详细的情况通知鲍君甫，让他立即上报调查科总部，这样事事走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警备司令部前面。在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鲍君甫轻而易举地成为敌特机关中效率最高、能量最大的实力人物，从而取得了国民党高层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