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友掩护 瞄准中统
思来想去，李长亨觉得，还是只有从自己栖身的翟公馆里找线索。
前面提到，这翟公馆的主人翟自湘有两个经常来往的朋友，其中一个在国民党政府部门做事。二人一个叫曾心诚，四川资中县人，同翟自湘一样是个大爷；另一个叫周壁成，四川荣昌县人，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训处组织科当科长。善于交际应酬、喜欢交朋友的李长亨同他们一来二往，彼此很快就混熟了。正好周壁成要介绍翟自湘到国民党四川省训练团参加受训，翟自湘请李长亨帮忙给他写自传，并问他愿不愿去省训团，说毕业后可以当区长或科长。
李长亨觉得当区长、科长接触不了国民党的情报部门，不能为党做多少工作，与党组织的要求不符，就对翟自湘说算了。而当周壁成看见李长亨帮翟自湘写的自传，当面夸奖写得好时，李长亨突然灵机一动，不失时机地对周壁成说：“周兄，我在师范里是学中文的，介绍我到你们那里去当个文书怎么样呢？”
当时李长亨想先进四川省党部去再说，至于具体工作以后还可以再努力调换。谁知周壁成听后，一口回绝说：“你到我们那里当文书真是大材小用。只是目前省党部人员已满，没有名额，真的没法安人进去。今后如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机会，兄弟我一定相助。”
周壁成让李长亨等待机会，并说有机会他一定帮忙。在没有别的门路的情况下，李长亨只有一边寻找，一边耐心地等待机会。
1940年6月的一天，周壁成对曾心诚和李长亨说：“成都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七期即将开班，要我们省党部保送100名相当于县书记长的同志去受训，将来加强川康部队和各县国民兵团的政治情报工作。该期班主任由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兼任。这可是半个黄埔牌子哟！你们两个要是愿意去的话，兄弟我一定想法帮忙。”
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前身即是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校长一直由蒋介石亲自担任。它是培养国民党党政军高中级干部的摇篮，所以在抗战时期有“半个黄埔牌子”之称。曾心诚听说是半个黄埔牌子，马上就表示愿去。李长亨意识到，打入敌人内部机会来了！尽管内心感到高兴，但是为了将来更好隐蔽自己，他不能露出声色。李长亨平静地问周壁成：“读这个政治研究班，需要些什么条件呢？”
周壁成告诉他：“公文上要求必须是县党部书记长，如果省党部保送，我们就说你相当于书记长。另外，保送的公函和名册要附党证，你要是没有，我负责帮你办，找两个省党部执委介绍一下，马上就可以办证。再就是你得找个有点地位的人给我们处长写封推荐信，因为总共只有100个名额，我们处长是要用这些名额全部卖人情的。只要这三个条件能办到，我就保你可以进中央军校。”
了解清楚内情之后，李长亨决心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打进中央军校去。他紧急找到刘文哲，把这个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刘文哲与重庆红岩南方局派在成都做上层统战和秘密工作的张曙时商量后，即指示李长亨：要尽量想办法打进去！李长亨有点为难，对刘文哲说：“进去还必须要加入国民党，这怎么办呢？”
刘文哲当即表示：“这是党的工作需要，要打入国民党，你就必须得加入国民党，这事你尽管放心，组织上会同意的。”
在征得组织同意后，李长亨通过周壁成在他的顶头上司——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织训练处处长余富庠那里说情和介绍，余答应由省党部保送。李长亨还通过关系找到国民党四川军训会科长兼成都学生军训模范大队队长严仲翔，弄了一张学生模范大队的结业证书并写了一封给余富庠的推荐信。至于国民党党证，周壁成是现成的国民党组织科长，在他手上就可以办。周壁成把李长亨当朋友，这点忙他爽快地帮了。
还有一关就是文化考试，这对李长亨这种读书的才子来说，自然不成问题。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没过多久李长亨就由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保送，考入了国民党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七期，完成了打入国民党的第一步。
拿到入学通知书后，李长亨在春熙路上的锦江春大酒楼好好“感谢”了周壁成这位哥们一番。在此之前，李长亨为了隐蔽战线的工作，曾同意和翟自湘的姑姑“处朋友”。在取得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周壁成的信任，并成功进入国民党前往成都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学习后，便和她断了联系。因为时间短，他们俩本身对对方都没感觉，都还没有进入“恋爱”状态，这事也就这样很好地解决了。
中央军校第七期班主任，由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兼任，李长亨因此与这位国民党要员建立了联系。进入中央军校后，李长亨才发现，这里是反共的摇篮。课堂上各位教官的教学内容，以及国民党军统、中统系统学员平时的言谈举止，都在大骂共产党，说共产党的坏话。李长亨进了一个与共产党完全对立的学习、生活环境，他感到十分地憋气和不习惯。一位曾留学德国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教官在上《社会调查》课时，公开号召学员们参加军统组织。
李长亨把训练班发的教材《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交给刘文哲，并将军统特务教官要求学员加入军统的事向刘文哲作了汇报。刘文哲的答复是：“红岩南方局早已研究决定，你不要参加军统，而是要想办法打入到中统里去。从最近成都及川康地区的反共活动来看，大部分都是中统干的，中统比军统对我们的危害更大。因此，我们党很需要在中统里面有我们的人。”
对于国民党特务组织，李长亨非常反感，他对刘文哲说“我不想加入军统，也不想加入中统。”1940年8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刘文哲、周俊烈约了李长亨在长顺街贾瞎子唱洋琴的茶馆里接头。他俩进一步做李长亨的思想工作，要李长亨从党的要求出发，坚决树立打进中统的决心和信心。
刘文哲和周俊烈还以“抢米事件”为例，告诉李长亨说“如果我们有同志打入到敌人内部，早获得情报，就不会发生一大批革命者被捕被杀的事了”。面对两位革命前辈、上级领导的指示和厚望，李长亨决心不辱使命，想尽一切办法打进中统。他用右手食指醮着桌上的茶水写到：“卫党为己任，坚往虎穴行。不欲血洗手，须令操刀人。”刘文哲和周俊烈看罢，二人会心地笑了。
1940年9月，中央军校第七期政治研究班结业，李长亨被分配到在成都担任警备任务的川军潘文华部队56军164师984团政训室任中尉干事。该室主任从不上班，所有室务均由李长亨作主处理。李长亨把这个部队的基本情况摸清后，向刘文哲作了汇报。
袍哥大爷 进入“中统”
同年10月24日，刘文哲和周俊烈约李长亨在成都外南门桑树街茶馆见面。这是一次特别的见面，对李长亨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令他终生难忘。根据组织的安排，由周俊烈做李长亨的入党介绍人，刘文哲代表上级党组织批准李长亨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没有党旗，没有宣誓仪式，只有三个战友之间的庄重交谈。自从交了入党申请书后，此前李长亨一直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他从思想上早已入了党，现在只是履行个组织形式。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激动。
这次会面除了李长亨入党一事，刘文哲代表南方局对他布置了任务：“黎强同志，南方局负责同志指示，为了让你扩大社会接触面，在身份上要社会化和合法化，以便能了解更多的情况和深入国民党机关内部，组织上允许你接触三教九流，袍哥帮会也可以参加，但必须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听到党内同志称他“黎强同志”，李长亨感到格外亲切。
按照南方局的指示，李长亨先后担任了由成都中央军校政研班毕业同学组织的、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任社长的建军通讯社总编辑，兼任了成都中华新闻社的总编。应省训团部分毕业同学的邀请，还挂了一个由他们组织的青锋出版社的主编。他的活动范围和圈子更大了。
得到组织的批准后，李长亨与中央军校政研班的同学们一起操袍哥、拜把子。由于他岁数较小，怕在袍哥中排不上地位，他便虚报了几岁。因为他有父亲李可廷在安岳的袍哥地位，他自称很小就“换袍”（从一个堂口跑到另一个堂口），袍哥会的人都要给他面子。于是，在成都的袍哥圈子里，他逐渐当上了大爷。
袍哥会有自己的江湖规矩，袍哥大爷之间常有来往。李长亨与成都各个帮派的袍哥大爷混得烂熟，黑社会青洪帮的行话，他出口就是。平时里，他戴一副镶边的金丝眼镜，身着整洁得体的黑色或灰色中山服，足蹬一双油黑锃亮的尖头皮鞋，一副国民党机关工作人员的打扮。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黑、白两道都行得通的人物。成都的国民党中统袍哥大爷刘国辉（中统成都区长、川调室视察）、军统袍哥大爷叶国良（军统成都稽查处行动组长）等人都给他面子，都成了李长亨的“茶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
一天，趁着几位“哥们儿”在一起喝酒高兴的机会，李长亨试探性地对政研班同学、中统四川调统室组训科长廖震华问道：“廖兄，我在984团政训室没有什么事情干，你晓得我朋友多，开销大，能不能介绍我到你们那里去兼个差，也好多一份薪水，用起钱来才洒脱些。”
廖震华说：“你想兼差？你还没有参加我们的组织，这怎么能行呢？”
从廖震华那里，李长亨知道了中统内部的组织结构。中统特务组织分三层：最高一层为调工（即中国国民党调查工作员），由中统局直接发给任用书；第二层为党网（即中国国民党党员调查网），必须是国民党员才能参加；最基层的是通讯员（即中国国民党通讯员），三青团员或一般群众即可参加。廖震华对李长亨说：“你虽然还没有参加组织，但你已是国民党员了，就直接填表加入党网吧，将来有机会我再介绍你到我们那里去工作。”
过了两天，廖震华通知李长亨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见面后，廖震华拿了两张《中国国民党党员调查网登记表》让他填写，还郑重其事地发给他一本蓝色封面的《党网调查手册》，要他好好学习里面的内容，按手册中规定的任务和方法去工作。李长亨没想到事情会进行得这么顺利，但他心里清楚，加入“党网”并不是最终目标。
打入“党网”后，李长亨更加密切了同各方面人士的交往，并注意搜集各方面的情报。侦察国民党的党、政、军内的贪污、盗窃、营私舞弊等行为，也是中统党网的任务之一。不久，他便把从984团的朋友口中率先得知的该团团长兼成都警备区副司令魏建中武装贩运大烟、在袍哥大爷中探悉的成都安乐寺投机倒把的活动等几个经济情报报给了廖震华，也发展了几个常与自己接近的984团军官加入中统的网、讯关系。几次情况上报后，李长亨得到了廖震华的表扬，获得了中统特务的信任，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这期间，一直与李长亨保持单线联络的刘文哲因工作需要调离成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改派陈于彤与李长亨继续保持联系。组织上有紧急事情或李长亨有重要情报，他们保持单线联系。
考虑到在国民党军政机关里面混，也是要讲究学历的。为了将来能在国民党内部占据一定的职位，1940年秋李长亨托朋友弄了一张沪江大学的空白证件，填上李碧光（李长亨曾用名）的名字，到四川大学政治系三年级走读了一年。第二年，他拿到了四川大学肄业文凭。按照国民党军队和军校的规定，李长亨用这个文凭到中央军校政治部训育科担任了少校科员，以后还历任班、组、大队指导员、训育教官，直至政工室主任。
1941年初，李长亨在成都56军164师984团政训室任中尉干事。有一天，他正陪着军统成都稽查处行动组长叶国良在半边街一家妓院里玩，突然闯进一个人来，叶国良对来人骂道：“李三娃，你也跟老子来这里耍，要是你监视的赵大炮脱梢了，以后抓不到人，有你的盐水饭吃。”来人立即转身走了，原来进来的人是军统的外勤稽查员，叶国良说的赵大炮是四川大学的学生赵德超，是中共地下党员。李长亨当时未吭声，第二天他就把此情况告诉了成都师范的中共秘密党员卢良俊，卢让赵的弟弟赵德华通知哥哥赵德超，立即转移到贵州赤水乡下去教书。摆脱了军统特务的跟梢，使四川大学的地下党组织免遭了损失。
1943年夏，李长亨打进中统机关的机会终于出现了。中统四川调查统计室组训科长、李长亨的军校政研班同学廖震华告诉他：“中统第三期训练班即将开办，这次我尽量介绍你去参加，毕业后就可以在我们中统系统里工作了。”
李长亨马上把这个情况向陈于彤作了汇报。几天后，陈于彤通知他说：“南方局要你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利用这次机会，一定要争取打进去。”
为了完成党指派的任务，李长亨开始找关系。他一直同中统四川调统室的廖震华、郑政、黄国华等同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帮同学对李长亨的印象很不错，认为李长亨有能力、够义气。李长亨找到他们，表示愿意参加由中统四川调统室举办的第三期训练班。他们几个谁也没推脱，都在川室主任孙云峰面前为李长亨说好话。他们说李长亨本身是党网，中央军校校官，川大政治系毕业，又是新闻界人士，能力特别强等等。在他们的合力举荐下，川室主任孙云峰终于同意让李长亨参加这一期训练班。
这期中统训练班设在成都华西坝华西协和中学内，参加受训的一共有三十余人。中统三期学员人手一册国民党的《剿匪手本》，李长亨很快就把它交到了陈于彤手里。
李长亨刚进三期训练班，就发现广汉县调统组组长周以宗带去的一个学员十分可疑，他就开始暗中注意这个同学。一天中午午睡时这个同学溜走了，李长亨悄悄跟在后面，结果发现他跑到牛市口军统的检查站里去了。中统训练班怎么有军统的人？李长亨把他发现的情况向班主任、川室科长吴汝成作了汇报，吴派人暗中监视这个学员，证明李长亨说的情况属实。该学员确实是军统图谋打入中统内部刺探各种情报的“卧底”。于是，第三期训练班班主任吴汝成找个借口就把这个学员开除了。此事使李长亨赢得了中统三期训练班和川调室的充分信任，成为他跻身中统组织的见面礼。中统川调室认为他十分忠实于组织，为组织拔除了内奸。所以训练班一结束就派他到新成立的成都实验区去担任区长助理。
就这样，几经周折后，李长亨终于打入了中统特务机关，成为了一名由重庆中统局本部直接颁发委任状的中国国民党调查工作员。
进“省特会” 密探情报
李长亨在中统内部弄到个区长助理，这在中统内部还是一个低级职位。要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必须进入敌特机关的高层才行。只有这样，才能随时掌握和了解中统内部的机密。为了尽快达到这一目标，李长亨充分调动各种关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千方百计寻找“升官”的机会。担任成都区助理后不久，他就在中统内部又获得了中层骨干的职位。
在成都还有一个叫做“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简称“省特会”）的机关，它是四川省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特种联合会的常设机关，也是全省最高特务联合机关，该机关负责全省的统一情报、统一布置、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早在中统第三期训练班受训期间，李长亨就得知三期训练班同学张嘉诚就是这个“省特会”一组的主任干事。李长亨在征求陈于彤意见后，决心打入“省特会”里去为党工作。
“省特会”里中统、军统都有，为了争权夺利双方矛盾重重。为了打进“省特会”里去，李长亨首先瞅准机会，利用中统和军统之间的矛盾，取得了中统川调室对他的信任。
事有凑巧，李长亨刚到成都实验区任职不久，中统四川调查统计室内部出了个大案，又给李长亨造成了一次为组织“立功”的机会。原来是中统局本部下达的一份关于侦察中国青年党的电报在成都地区被泄了密，中国青年党主席曾琦拿着这份电报的照片去质问蒋介石：“国民党为什么要侦察友党？”把蒋介石搞得十分狼狈。蒋介石找到中统局头头徐恩曾，把徐恩曾大骂了一顿，并责令徐恩曾限期查出，重庆中统局本部电令川室10天破案。
李长亨得悉此情，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在新成立的成都实验区十几名工作人员分工时，三期训练班同学负责外勤的曾庆高主动要求搞中国青年党的侦察。在交查案件时，他看到了中统局本部下令侦察中国青年党的电报摘要，就再三向区长助理李长亨索要原件阅读。李长亨便叫他在文件登记册上签了字才让他将文件带走，几天后曾庆高将文件还给了李长亨。问题肯定就出在曾庆高身上！
心里有底了，李长亨故意不露声色。他欲擒故纵，看川调室怎么去搞。四、五天过去了，川调室一点线索也没发现。川室主任孙云峰、科长廖震华、叶申之等人怕丢乌纱帽，或怕受到严厉惩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中统大小头目冲着下属大发雷霆，李长亨却一点也不急。到了第六天，李长亨见时机已到，径直去到川室主任孙云峰的办公室，将曾庆高曾从他手里借过该电报原件的事告诉了孙云峰，并拿出曾庆高取走电报原件时的签名给孙云峰看，并肯定地说：“我敢以脑袋担保，就是这家伙干的！”
川室的头头们得到李长亨提供的线索后，迅速将曾庆高秘密逮捕后押送重庆中统局本部。经过审讯，曾庆高供认他是曾琦的堂弟，是他将交查电报原件借出偷拍成照片后送给曾琦的，此案终于了结。川室得以向重庆中统局本部交了差，大大小小头目们的乌纱帽得以保全。经过此案后，川室主任孙云峰等人对李长亨更是刮目相看了，孙云峰在川室的总结会上说李长亨“此人忠诚可靠，精明能干。”
李长亨成了中统川调室的功臣，从此获得孙云峰的信任。
有了孙云峰的支持信任，此后李长亨在中统川调室说话就有了分量。他的三期训练班同学张嘉诚不想在成都做事，很想回重庆去，也来找李长亨帮忙：“老同学，你到主任面前吹吹风，让我回重庆去吧！”李长亨想，张嘉诚在“省特会”担任要职，他一走不正好有空位吗？于公于私他都应当帮他这个忙。再说他与张嘉诚是同学，替他说情也符合人之常情，不容易被怀疑有其他目的。
打定主意后，李长亨就抓住有利时机，在川调室主任孙云峰面前为想回重庆的张嘉诚说情。川调室主任孙云峰很卖李长亨的人情，同意张嘉诚调回重庆。刚好秘密逮捕了曾庆高，孙云峰就让张嘉诚负责押送曾庆高回重庆去了。张走后几天，孙云峰就把他认为“精明能干”的李长亨从成都实验区调到中统四川调统室任视察（对外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视察），同时派到“省特会”去接替张嘉诚担任“省特会”一组主任干事，而对外的身份则是任四川省政府视察员。
占据了有利位置，便于获得敌人的重要情报。到“省特会”一组上任后，李长亨发现该组的各种档案十分混乱，就向孙云峰提出“应该进行清理”，孙云峰认为这是他对工作负责的表现，就责成由他负责办理。此事正中李长亨下怀，他提出清理档案的目的，就是为了搜集档案中我党需要的情报。通过翻阅大量档案和审核内勤人员送上来的线索目录表后，李长亨了解到抗战以来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已逮捕和掌握的人员有上千人之多。被捕人员在狱中的表现，哪些坚决？哪些动摇？哪些叛变自首？哪些中共人员尚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所有这些情况，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分期分批地交给了陈于彤。
“省特会”一组设有一个“管训委员会”，就是对“省特会”批准逮捕的人员被保释出狱后进行一定时间的“管训”。李长亨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暗中保护被“管训”的中共党员，并对叛变者进行控制。如民族资本家康心之的女儿康艾梅抗战初期到过延安，在抗大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回到重庆，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到成都光华大学读书，兼做党的统战工作，因活动不慎被捕，关在狱中她始终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李长亨从陈于彤处获悉此情况后，就亲自“管训”康艾梅。实际上他一次也未去“管训”过，最后让她离开成都回到重庆，回到了红岩南方局。
“省特会”一组主管情报工作，全省上下各特务机关的情报，基本上都要经过该组呈上转下或相互交换。这对李长亨随时了解各种情报十分有利。一次，在国民党中央汇报会下发的《情况通报》中，他发现上海静安区的中共党组织已被中统上海机关全部掌握了，处境十分危险。他便立即将此情况汇报给了陈于彤，陈于彤转告党组织，使静安区党组织及时转移，化险为夷。
此外，李长亨在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的同学陈天赋，与陈于彤抗战前在上海就认识，当时陈天斌在成都华西大学读研究生，参加进步活动被特务盯上。李长亨从军统抄送“省特会”的材料中发现陈天赋已被注意，他立即通知陈于彤让陈天赋马上转移，离开了成都。
李长亨不但打入了中统特务机关，还进入国民党四川省的最高特务联合机关，担任了重要职务，并且为党做了不少贡献。对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李长亨的工作非常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