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打入“省特会”的中共红岩密使
1949年4月24日，国民党第45军下属的312师被解放军三野八兵团88师分割包围，这支国民党军队几乎全部被俘。这时，一位国民党少将来找88师政治部干事，自称是“自己人”。解放军88师补充训练团团长钱申夫一眼就认出，他是国民党312师的政工处长兼副师长，曾经是国民党中统的一个特务头子。没想到的是，两天后这个叫“李唯平”的人一转眼变成了“黎强”，前往中共组织报到并又接受了解放大西南的新任务。
李唯平是如何从一个中统特务头子变成中共红岩特工黎强的呢？
进步学生 初涉秘战
黎强，原名李长亨，又名李碧光，曾用名李唯平，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他父亲李可廷曾是安岳县周边有名的袍哥会（民间帮会组织）的袍哥大爷，同时还担任安岳县民团团总。出身袍哥大爷之家，尽管家里并不富裕，李长亨小时候还是受到良好的教育。
在四川安岳县高小读书期间，李长亨就受到几位思想进步的表哥的影响，如他的二表哥、四表哥、六表哥都是共产党员，其中二表哥姚仲蜀对他的影响最大。姚仲蜀大革命时期曾赴广东考入黄埔军校，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冬，由组织派遣回四川老家安岳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农民运动，准备建立农村革命武装根据地。姚仲蜀利用他舅舅——李长亨的父亲李可廷的袍哥大爷这层关系，当上了安岳县白塔寺乡的团练大队长。姚仲蜀当团练大队长，目的是想自己手中掌握一支武装力量。
当时年幼的李长亨，经常为其二表哥开展革命活动站岗放哨。通过二表哥，他接触到不少从广东带回的进步书籍。二表哥不但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还勉励他要好好读书。高小毕业后，李长亨又在二表哥“革命需要文化”的启发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安岳县的最高学府——安岳中学。
就读安岳中学期间，李长亨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在三年的学习中，李长亨不仅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而且七次获得了全校学习成绩第一名。他不仅学习好，思想上也积极进步，在学运中表现得非常活跃。他还组织进步同学演出进步话剧，发动全校同学要求学校当局纪念反帝反军阀的五卅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为了确保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利益，在第五次军事围剿大本营江西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他自任会长，发起了一场所谓“重整道德伦理、刷新社会风气”的建设运动，这一运动从改造国民日常生活习惯着手，故称之为“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其目的在于用封建的纲常、伦理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行动，用生活细节的要求来转移人民对政治﹑社会问题的不满，以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维护国民党的统治。
同年7月初，蒋介石不久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全国各省﹑直辖市﹑各县设立分会或支会。这一运动受到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反对和抵制，未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实际收效甚微，抗日战争爆发后逐渐停止。然而，当时国民党投入了很大精力去实施这一运动，就连安岳中学也被卷进了这场运动中。
进步学生认为，他们中学生的任务主要是学习，不愿卷进这场政治性运动中来，李长亨带领同学对运动进行了抵制。他们经过商量，制定了一套抵制的方法，那就是让各班采取前后左右按座位互选，每人只得一票，因而选不出学校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代表，这样活动就开展不起来。
由于家庭并不富裕，中学毕业后，李长亨报考了成都的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当时很有名气，培养出了不少名人，如作家沙汀、艾芜就曾在这所学校就读过。这是一所完全公费的学校，正因为如此，报考的人也特别多，可谓人才济济。结果李长亨考取了省立一师，但张榜成绩出来他在录取的人中只处于中游水平。
在中学习惯了当“第一”的李长亨不甘示弱，他与同学李星柄商定，要加倍努力学习，侧重攻读课本，争取在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时成绩能够有大的进步。功夫不负有心人，五个月后的期末考试，李长亨以平均每科92分的成绩，取得了该年级全校的第一名。这下成了学习尖子，在全校出了名。以后的几学期，他的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扬。
省立第一师范的教师中，有好几位中共党员，对李长亨都起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国文教员张秀熟、注音符号教员车跃先、农村经济学教员帅昌书等人，在李长亨进校前就是中共党员。他们在教学中非常重视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巧妙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年轻的李长亨从这些党员的言传身教中学到不少的东西，政治思想逐渐趋向成熟。
1936年，李长亨与进步学生、同班同学张显仪发起组织了全校的集体读书会。向参加读书会的同学推荐进步书刊、组织会员讨论形势或有关学习上的问题，他们定期编写墙报、并组织流动图书馆。这年9月，经过张显仪的介绍，李长亨加入了进步的学生团体“海燕社”。李长亨写得一手好字、刻得一手好蜡版，又能说会道，他的这些才华在宣传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12月，“西安事变”后，省立一师的集体读书会和海燕社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随后，省立一师又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张显仪担任宣传团团长，多才多艺的李长亨担任了该会的宣传部长。
随着对外联络活动的增强，李长亨的社会活动能力不断得到加强，视野更加开阔。没过多久，李长亨又加入了成都地区更大的抗日救亡学生进步团体“星茫社”，这是共产党在成都的外围组织，李长亨还担任了“星茫社”的通讯员。接着，集体读书会、海燕社和星茫社都合并到由中国共产党秘密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中，李长亨从此正式加入革命的行列。
在成都省立一师读书期间，李长亨认识了一位让他以后走上秘密战线工作的人，他就是四川安岳县同乡、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的老党员周俊烈。这个周俊烈早年曾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后为红军大学二期学员，抗战开始后，又被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回四川做情报工作。周俊烈通过地下党组织，认识了一批进步的青年学生，经过接触了解，他对张显仪、李长亨尤为看重，对他们进行重点培养。
为了锻炼李长亨他们的对敌斗争能力，周俊烈布置了一些秘密工作让李长亨去做。青年是革命的生力军，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在争取这支有生力量。国民党利用他们的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把手伸进到各级学校，渗透到各种学生社团。针对这一情况，周俊烈嘱托李长亨，要想方设法调查由国民党中统控制的“学生生活社”和由国民党军统控制的“复兴社”在成都各校的活动情况。
这是一项秘密工作，除了周俊烈和李长亨本人之外，只有即将入党了的张显仪知道。这也是李长亨首次涉足秘密战线的工作，接受任务时他没想到，后来自己会与谍战结下不解之缘。
利用自己交际面广、社会活动能力强的长处，李长亨通过交际应酬和各种同学、同乡和“兰友”等关系，竟然弄到了一份成都各学校“学生生活社”社员的油印名单，当他将名单交给周俊烈时，得到了周俊烈的表扬。李长亨还对省立一师教职员工的政治倾向等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清楚后向周俊烈作了汇报。
为了调查这些情况，李长亨不得不放弃了同许多进步同学之间的密切来往，放弃了参加许多进步活动的机会；为了完成任务，他甚至还要和一些被进步同学唾弃的、思想反动的“三青团”、“学生生活社”和“复兴社”社员来往。当时省立一师学生中的复兴社小头目见李长亨各方面的能力都强，还要介绍他加入复兴社。许多进步同学对他不能理解，很多学友认为他是个“多边形人物”。对此，李长亨只有自己默默承受其中的委屈和苦恼。尽管如此，他对周俊烈布置的秘密工作完成得很好，从中也感到稍许安慰。
延安派遣 回川革命
1937年7月7日，日本借口一个士兵失踪，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我驻北平的守军奋起反击，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浴血奋战。全国声援北平抗战，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从此爆发。
面对侵略者的侵略行径，李长亨义愤填膺！他一腔热血，想到前线参加抗日，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因为袍哥多的地方有习武风气，他受此影响本身会些功夫，他觉得上了战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抗战全面爆发后，四川成都的政治民主风气开始好转，出于一致抗日的目标，国民党对中共和进步人士的迫害暂时有所收敛。位于成都祠堂街的一些书店，开始暗暗出售一些革命书籍。经常去祠堂街逛书店的李长亨，先后买到了《共产党宣言》、《三个国际》、《两个策略》和《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等进步书籍。过去他只接触到一些中共党员，参加过一些活动，而通过对这些革命书籍的阅读，他从理论上对共产主义更加了解，他的思想更加接近和向往共产主义，他更加心向延安的中国共产党。
自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强盗想占我国土的野心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在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一直呼吁“团结抗日，一致对外”，并付诸行动。所有这一切，更加坚定了李长亨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1938年初，省立一师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告诉李长亨，张显仪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长亨觉得自己与张显仪还有差距，决心努力赶上去。
1938年7月，省立一师举行毕业考试。一心想去延安的李长亨，好不容易等到这一时刻，考试一结束他就急匆匆地开始进行去延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安排下，这次秘密前往延安的除了李长亨，还有一位是川大经济系学生张越吾。地下党员张显仪通过组织给李长亨写了去延安的介绍信，在成都的一些进步组织和团体也给他写了介绍信。张显仪还请成都光华大学教授江宗杰，给李长亨、张越吾写了一封给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介绍信。为了防备路途上的种种不测，张显仪又通过在成都华阳县政府任职的中共秘密党员，开了一张李长亨等人系大、中学毕业生，前往河南国民党第47军李家珏部队参加战地宣传工作的证照。
在给张闻天的这封介绍信中，李长亨改名为“李唯平”，张越吾改名为“张映吾”，而去47军参加战地宣传工作的证照上，他们的姓名又用了其他化名。
张越吾的父亲时任川陕公路局车务处长，他们拿着张越吾父亲的名片，很容易地就买到了北去陕西汉中的长途汽车票，他们要先到汉中再转往延安。临走之前，周俊烈将去延安途中需要注意的各种问题详细地告诉了李长亨，嘱咐李长亨千万小心。
1938年8月的一天，他们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李长亨他们走后，地下党组织经过考虑，让进步青年放出风去，对认识李长亨的人说，李长亨毕业后到汉口找已去那里的原国文教员孙怒潮（复兴社成员），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演剧队去了。
到延安后，李长亨的思想历程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延安，他先后上过抗大和陕北公学，听过不少中共高级领导的报告，学习了延安马列学院的全部课程。经过近一年的学习，他读了不少马列原著，成为了一个职业革命青年。学习快要结束时，他向学校的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和个人自传，延安好几个单位都有意留他，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加强大后方的工作，想派他回四川，而李长亨却一心想上前线，以致学校一号召上前线，他就率先报名参加。
由于上前线的人员走得急，李长亨的入党问题班上支部来不及讨论，就在他的鉴定表上注明：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解决入党问题。
一心想上前线杀敌立功的李长亨同其他被派往前线的同志一道，从延安南下，然后东渡黄河，经长治、长子、上党到达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报到时李长亨甭提有多高兴了，他恨不得马上就上战场杀东洋鬼子。然而，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的一位负责同志叫李长亨去谈话，开口就说：“李唯平同志，你在延安时，中央组织部就要你回四川去工作，现在，我们这里有两、三位四川人，都是准备派回四川去工作的。另外，还有五位广东的同志回广东去工作，你们就一道经华中局回四川和广东。”
原来，中共中央组织部对他进行考查后，决定派他回四川大后方工作。对于组织上的决定，李长亨只有坚决服从。两天后，李长亨又踏上了回四川大后方的征程。
1939年5月，三位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来到位于重庆市郊红岩嘴大有农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地。当他们小心翼翼地从行囊里最隐蔽的地方拿出一张纸条后，办事处的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在小龙坎办事处车库旁的招待所暂时住下。
这三位年轻人，正是不久前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告诉南方局——即将派回四川大后方工作的抗大毕业生，其中一位就是李长亨，另外两位是任孚和钟泰西。两天后的一个夜晚，南方局常委凯丰（何克全）和分管组织工作的廖似光在红岩大有农场主人饶国模的小楼里热情接待了李长亨他们。负责秘密工作的黄文杰、曹瑛等人给他们三人详细分析了四川地方的各种形势，让他们参加了南方局正好在红岩举办的秘密工作训练班。
在红岩嘴山上培训和学习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最后，南方局组织部要求他们充分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先找一个公开稳定的社会职业做掩护，再慢慢开展党的工作。
“李唯平同志，还有一件事，就是你的姓名，从现在起，你在延安时用的李唯平这个名字再也不能用了。就是说，李唯平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廖似光认真地说道：“现在你既然已经回到了四川，熟人朋友很多，就还是用你在安岳和成都读书时的名字，对外就叫李碧光或李长亨。你在组织内的名字叫黎强，取能力和战斗力强的意思，这是董必武同志给你起的，你自己记牢就行了，不论何时何地，不能对任何人讲，包括你的家人。”
李长亨从此成了红岩特工“黎强”，此名党内后来一直沿用。根据自己在安岳的家庭背景情况，他认为他父亲在当地的袍哥会和民团中有较高的地位，这层关系可以加以利用。李长亨的父亲李可廷当时担任安岳县民团团总、县督察局督办，是安岳周边几县有名的袍哥大爷。在取得南方局组织部的同意后，1939年夏，李长亨回到了他的老家——四川省安岳县石羊镇白塔寺乡。
李可廷在哥老会中的身份地位，对李长亨确实有帮助。哥老会发源于晚清，其成员被称为袍哥。袍哥会盛行于民国时期，与青帮、洪门为当时的三大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在清代的四川曾经是少部分人的秘密组织，在辛亥革命之后，它长期成为四川大多数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间接受其控制的公开性组织。袍哥会对四川社会各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今天也能看到它的很多痕迹。
李长亨回到家乡后，立即与周俊烈接上了联系。通过父亲在哥老会的影响和老同学蔡锡明的介绍，他找到一份工作，来到了他的母校——县立高小担任教务主任。校长是他原在安岳中学时的体育老师，教导主任是原安岳中学的同学。在平静的县城里，李长亨利用自己小学教务主任的身份，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他的领导下，《龙泉壁报》贴到了县城的大街上，节假日里抗日歌咏队和街头剧吸引了城里无数的劳苦大众。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时期，李长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但是，1939年冬至1940年初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使得像四川安岳这样的小县城里，反共的政治气氛也十分浓烈，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由于李长亨出色的宣传才能，安岳县县长杨世荣竟亲自找他谈话，要介绍他加入国民党。而国民党安岳县党部又害怕李长亨在县里掀起的抗日救亡民众运动，放出风来要把李长亨撵出安岳，还说撵不走就“干掉”。这一拉一打，令李长亨不知如何是好。他怕暴露自己真实身份，感觉到在县城里有点呆不下去了。
恰好这时他的校长谢明昭请他到成都帮忙办一件诉讼事宜，并让他到成都后就住在谢明昭的亲戚翟自湘家里，李长亨于是便有转移成都之意。
“抢米”案发 再次受命
李长亨立即给重庆红岩南方局廖似光写信汇报请示，而廖似光的回信迟迟未到。这时，李长亨想起了同在安岳的共产党员周俊烈，便星夜赶赴周俊烈住处商量。周俊烈对李长亨想去成都开展工作的想法表示赞同，并说他最近就要去重庆红岩嘴。李长亨托周俊烈帮他转接组织关系，周俊烈便告诉了他到成都后与自己联系的方法。
1940年2月下旬的一天拂晓，李长亨悄悄离开安岳，来到了他曾经求学三载的省城成都。到成都后，李长亨住在斌陞街17号翟自湘的公馆里。他一面帮助谢明昭办理上诉事宜，一面赶到祠堂街88号《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以买书付款的方式交给门市部一封转交周俊烈的信。
李长亨帮校长谢明昭上诉事件，其实他自己也是当事人之一。原来在一次日机空袭警报时，一个小流氓与正在疏散躲避的学生发生纠纷。李长亨用拿在手中的教鞭抽了这个小流氓两下，踢了他一脚。校长谢明昭见学生受欺，也动手打了小流氓。事后这个小流氓因在乡下网鱼落水，患感冒病重不治而死。小流氓的家长是个土豪，硬说小流氓是“受伤致病，因病而死”，将谢校长告上法庭。这土豪知道李长亨家里无大钱，而谢明昭家是安岳的大地主——有钱，就想敲诈他一笔钱。后来土豪家把被告对象集中在谢明昭一人身上，法庭判决谢明昭有期徒刑两年半。谢明昭无奈，便请李长亨到成都帮忙上诉。
李长亨住在谢明昭的亲戚翟自湘家，等待党组织与他联系。几天后，周俊烈领着一个中年人按照预定的时间来到李长亨约定的茶馆里。周俊烈告诉李长亨，他刚从重庆红岩回来，已把他的情况向南方局作了汇报。他指着身旁的中年男子对李长亨介绍说：“这位就是南方局廖似光同志指定今后与你直接联系的刘文哲同志。”
互相问过好后，李长亨把自己最近的情况向刘文哲作了详细的汇报。刘文哲对李长亨说：“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从现在起，你就由我一个人单线联系。你必须尽快地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一个社会职业做掩护，然后再谈开展工作的事。”
李长亨一边帮谢明昭办理有关法庭的上诉事宜，一边寻找工作机会。看到有单位招考，他就报名参加，没过多久他居然同时考上了四川省民众教育馆馆长训练班和四川省教育厅教育测验统计室统计员的职位。
自己有了工作，李长亨觉得不好意思老住在人家这里，他准备出去住。可是，他发现这家的主人与两个外面的朋友来往密切，其中一个是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人员。组织上不是要自己打入敌人内部去吗，他想这不正是个可利用的机会吗？于是他打消了搬出去住的念头，准备和这个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拉拉关系，伺机打入敌人内部。
恰好在这个时候，谢明昭一片好心，要把翟自湘的姑姑介绍给李长亨作恋爱对象。李长亨希望多住一段时间，以便和那个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套近乎，便顺水推舟答应下来，以此掩人耳目。其实，两人对对方都没有感觉。
两个部门都考上了，该选择其中哪个部门去工作呢？自己不便随意决定，李长亨于是向组织上请示，准备听从组织上抉择。可就在这时，成都发生了一场以国民党中统一手炮制的、旨在嫁祸于人打击中共的“抢米事件”。
1940年3月14日晚上8时左右，成都老南门外有人领头集合二、三百身份不明的暴徒，化装成贫民闯进有地方实力派潘文华大量资本的重庆银行，抢劫了一个米仓库，砸毁了银行，这伙抢劫的暴徒故意高呼“打倒资本家！”、“无产阶级万岁！”等口号，妄图嫁祸共产党。暴徒们持手枪、木棒，解除了重庆银行仓库看门警卫的武装，捣坏仓板，致使大米流失遍地。事件发生时，警察在旁未加阻止。暴徒离开后，有附近贫民提着口袋前往拾米，而围观者甚多。当晚1l时左右，突然开来五辆卡车，载着大批军、警人员，对群众大打出手，任意逮捕。住在重庆银行南门外办事处仓库附近南台寺的《时事新刊》报社编辑朱亚凡，在现场围观时被捕。
其实这是成都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一手策划的。当四川省会警察局长、军统特务唐毅，在听取审讯汇报时，得知当晚在现场抓捕的有进步报纸《时事新刊》编辑、中共党员朱亚凡时，就会同在成都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成都行辕调查课长张严佛（吉夫）及中统特务、国民党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何培荣共同策划，让事态扩大以嫁祸共产党，由此镇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将事先编造的口供和传单塞在朱亚凡的口袋里，诬陷朱是这次事件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并急忙于3月20日将其枪杀灭口。成都行辕则公开扬言，抢米是共产党干的，他们要趁“米荒”发动武装暴动。同时，特务们把早已拟定抓捕的20多个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名单密报戴笠，经蒋介石批准执行。《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罗世文、经理洪希宗及车耀先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数十人被国民党中统逮捕。罗世文是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川西及成都地区中共地下组织损失惨重。
针对国民党一系列的反共阴谋活动，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一方面对国民党分裂、倒退的行为进行揭露和坚决斗争，一方面将国统区党的骨干转入隐蔽状态，以保存党的力量。
这次“抢米事件”，使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彻底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在此之前，李长亨认为民众教育馆是一个今后开展群众工作的最佳掩护职业，意欲参加训练班，结业后可分到四川某地当民教馆长，有利做群众工作。当李长亨向刘文哲请示是否参加民教馆长训练班或到省教育厅担任教育测验统计员时，刘文哲则根据重庆红岩南方局组织部最近给他的指示，明确指出李长亨应留在成都，想法打入国民党中统，为党发挥更大的作用。
刘文哲分析说：“目前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已经搞得十分厉害，现在已不可能再像三八、三九年那样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了。因此，做民教馆长意义不大。根据目前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形势来看，大后方我党有些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国民党在成都制造的‘抢米事件’，使我党川西及成都地区组织损失惨重。主要负责同志罗世文、车耀先等人均遭逮捕，至今关押不放，这是国民党省党部中统系统干的。要是有人在里面事先了解点情况就好了。因此，现在需要的是打进国民党内部去，组织上考虑你比较合适。”
刘文哲用力地握住黎强的手说：“你要尽量利用你在成都的各种社会关系，尽快钻到国民党的肚子里去，南方局期待着你的好消息。”组织的需要就是命令！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李长亨只有服从组织决定，他开始着手考虑如何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