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联想的是曹操纳荀彧之议，但早在曹操任兖州牧时，来投的毛玠已向曹操建议：“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这个真知灼见恐怕已留在曹操的脑海中。
刘协曾使刘虞子、侍中刘和伪逃董卓，欲招其父将兵来迎，但失败了；李傕与郭汜的混战期间，终逃出了长安。但除了张杨曾供应粮食外，其他军阀对他不闻不问，“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
刘协当初欲招揽的首选是与王允共诛董卓的吕布，但吕布自己无畜积，养不起这群汉官。因为当时的情况，正如《三国志．董卓传》所云：“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荊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这也解释杨奉收到董昭以曹操名义所写的信后，会表荐其为镇东将军、袭祖爵费亭侯。因为他不但少外援，更缺粮！
董承接纳赵岐之议，倒是促成了刘表遣兵“助修宫室，军资委输”，但沒有再进一步的行动。
袁术是有实力迎献帝，不过他想的却是自己称帝；袁绍呢？沮授倒是劝过他：“迎大驾於西京，复宗庙於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袁绍听罢也说：“此吾心也。”尽管他真的遣郭图迎刘协，但最终却在会议中接受反对派淳于琼的建议，放弃沮授之策。袁绍本来就不太认同刘协这个董卓所立之傀儡，固是原因之一，毕竟他曾打算另立刘虞，来对抗董卓这个关东同盟部份人眼中的伪帝。
陈琳代笔的《为袁绍檄豫州》，倒以此为自己辩护当初的决定：“后会銮驾东反，群虏乱政。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翼卫幼主。”前一半与公孙瓒火拼是真的，烽火连遍幽、冀、青三州，但这只是对外能宣称的表面理由。当然，长安政权也应记一功，让公孙瓒假节督幽、并、青、冀四州（见《后汉书．刘虞传》），他便能名正言顺讨袁绍。
但其真正的理由有两个，其一是淳于琼（《献帝传》的记录是包括郭图，但陈寿则记郭图“还说绍迎天子都邺”）的反对之因：“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这个理由，恐怕才是当时大部份人（包括袁绍）的心中所想，。
另一个就真的不能明说了：“馥以书与袁术，云帝非孝灵子”（见《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吴书》）、“时议者……少帝幼弱，为贼臣所立，又不识母氏所出”（见《三国志．袁术传》注引《吴书》），直言刘协非刘宏子的韩馥，乃与袁绍谋立刘虞为帝的同谋，刘协有可能不怀疑袁绍是散播谣言的同谋吗？
关东联盟讨董时，朝廷曾遣五个使者，结果却是四死一被逐（仅大鸿胪韩融以名德免死）！其中，少府阴修是死于袁术之手，袁绍可以赖帐不认；但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和越骑校尉王愧等，却真的是袁绍下令予王匡杀掉。这五人是九卿、八校尉的级別，对无仇无怨的公卿尚如此，刘协会怎样想？胡母班死前臭骂袁绍的“悖暴无道”吗？界桥之战后，又杀长安所署的冀州牧壶寿，屡杀汉官还能让刘协无所顾虑吗？
公孙瓒表袁绍罪状中的第五条就称：“矫命诏恩，刻金印玉玺，每下文书，皂囊施检，文曰‘诏书一封，邟乡侯印’。昔新室之乱，渐以即真，今绍所施，拟而方之。”杨定曾请侍中尹忠为长史，刘协却在诏书以此回答：“侍中近侍，就非其宜，必为关东所笑。”（见《后汉纪》卷28）可想而知刘协与关东之间的关系何等恶劣，关东盟主袁绍所占的比例恐怕不少。
要知道很多忠于汉室的臣子如朱俊，留下一句“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后，就这样丟下陶谦，自解兵权入仕；李傕和郭汜欲杀王允，但忌惮在左冯翊和宋翼和在右扶风的王宏，先以一纸皇命征二人入朝，二人明知是计但宋翼还是云：“然王命所不得避也。”结果入朝被害。
因为他们投靠汉室是只认刘氏皇帝，而不是当权者本人。沮授有沒有提供能解决双方间互不信任的方案呢？至少沒有文献记录。连迎帝之决定都沒有作出，自然也不会有具体实行方案，从河內借道还是从兖州借道，自然也无从谈起，何况袁绍还忙于征战四方。
曹操迎刘协后，“下诏书于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也还真可能是刘协本人的意愿，但更多的是曹操欲从此抛开“袁、曹一家”的形象，哪怕甘冒被袁绍攻击之危；袁绍倒是被迫要上书解释。这又显示了在建安初，汉帝还是有点影响力，否则袁绍也不用回书。（应劭在建安元年删定律令作的《汉仪》，更像是个人行为，袁绍只是不干预让其上奏。因为从根本利益上来说，不是汉忠臣的他，自然不乐见其他人控制的朝廷办得有声有色。就算袁绍因大将军职被让而改变立场，也就两、三个月，时间太怱忙。）
可能是受此打击，袁绍倒是欲更进一步，抛下汉室对其的影响，《三国志．袁绍传》注引《典略》云：“私使主薄耿苞密白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绍以苞密白事示军府将吏。议者咸以苞为妖妄宜诛，绍乃杀苞以自解。”只是在手下的反对下，唯有弃车保帅。
像“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的荀彧，恐怕就是早已看透袁绍的本质，哪怕被袁绍待以上宾之礼，还是要投靠比袁绍弱小多、当时连一块地盘也沒有的曹操。“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固是原因之一。曹操是关东讨董时，是仅有两个追击的其中一位；曹操欲迎刘协时，丁冲信中称其“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荀彧恐怕不是沒有考虑两人对汉室的态度，因为曹操在当时确实比袁绍更尊汉。
袁绍的各种举动，其实就告诉大家，迎不迎汉室，不单单是政治取向的问题，而是决定你想让怎样政治立场的士人来投；你也不能逆大多数臣子们的意愿而行。
正当袁绍犹疑之际，刚从吕布手中夺回残破不堪的兖州的曹操，对于是否迎汉帝一事上，有意见认为“山东未平，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诸将或疑不是全无道理，唯荀彧、程昱力劝，其中荀彧更是把其想法，具体化、形象化，动之以利来说服曹操：“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范晔所述与陈寿略有小异）
荀彧站在曹操的角度来思考，先提出姬重耳、刘邦的旧事，既而再以大顺、大略、大德之利来打动曹操，最后说韩暹、杨奉之流不足为惧。曹操终于走出争霸天下最重要的一步。
另一方面，琅琊王刘容弟刘邈在初平四年（见《后汉纪》卷27）至长安时，盛称曹操忠诚于帝。这事说明有王族在刘协前称曹操是忠臣，且他确有实际行动显示过忠诚（关东军时西进、数百里奉迎欲和解关东的赵岐），刘协当初是能信任曹操的，这是他和袁绍的区別。何况如同司马光等在《资治通鉴》卷66汉献帝建安十七年所讲：“尺土一民，皆非汉有”，他也沒有其他可以再失去的，故双方一拍即合。
曹操在得知被表荐为镇东将军和袭祖爵费亭侯后，并不是立即接受，而是先后三次退让（见《艺文类聚》卷51）。当中也不忘申述自己的功劳（实至名归）和忠于汉帝，不但争取了汉室及其官员，亦令仍流浪各方的士人有好感，最终以上《谢袭费亭侯表》告终。
乘董承潜召入京之机，曹操奏韩暹之罪，迫使其出逃。成功揽权（领司隶校尉图能监察京官、录尚书事控制尚书台）的同时，以封列侯的方式拉拢其他汉官，尤其是还有兵权的董承。当中，钟繇和丁冲算是答谢其助己行为。又追赠沮儁为弘农太守，谓“矜死节也”；诛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三人，谓“讨有罪也”。那也应该是出师有名，方能达至立威为实。
曹操犹疑是否把汉帝迁往新占领的颍川，还是仍留在残破不堪的洛阳之时，早已为曹操效力的董昭分析利害后，曹操诈称移往鲁阳，方便就食许都之粮。杨奉中计，发现时曹操已迁都于许。曹操在许都干了一件仕奉汉室的大事：宗庙社稷制度始立（《为袁绍檄豫州》提及的徐勋助缮修郊庙，自然只是顺水推舟协助，暂时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也上贡了很多日常生活的器物（详情可见《曹操集》收录的《上器物表》、《上杂物疏》）。
远在长沙避战祸的杜袭，“太祖迎天子都许”后，“逃还乡里”。句子的次序透露出一个讯息：先有曹操迎汉帝都许，后才有杜袭回乡。甚么原因驱使杜袭这么干？与杜袭齐名、同避乱荊州并通财，曾合为一家的赵俨，解释了个中关键。他得知曹操迎帝后，便对谓繁钦说：“曹镇东应期命世，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
荀彧已仕曹多年，难道他沒考虑过邀请“托疾隐居”的荀悅同仕吗？不太可能。忠于汉室的荀悅，偏偏也是这时才为曹操的镇东将军府所辟；道路隔绝无法往蜀的荀攸，也是这时方仕曹。
《孔少府集》载有孔融《六言诗》三首，第二首为：“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第三首第一句为：“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这算是反映了曹操初迎汉帝于许时，一部份人对曹操的印象；孔融自己也在北海为袁谭所破后，应征为将作大匠，且也写书劝王朗北来：“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
拥帝后，曹操才得以任三公之一的司空：公府辟召对仕子的吸引力，无疑比州府为大。但更大的优势是，在拥帝下的情况下，能上表推荐后，由皇帝下令征召（“表征之”）全国士人：华歆、王朗这两位日后的魏朝三公就是明例，其中华歆，孙权纵不愿也只能放人。
连刘氏王族也有人投靠曹操，比方刘放，劝王松依曹操时的其中一个理由为：“惟曹公能拔拯危乱，翼戴天子，奉辞伐罪，所向必克。”曹操遣使询扬州时，刘晔往见论事势，后随刘勋仕曹。当然，也有刘氏国王倒曹，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杀琅琊王刘熙，国除（见《后汉书．献帝纪》），原因就是本传所写的“坐谋欲渡江”。
朝廷也吸纳了一些名人为汉官，哪怕他们不愿为曹操效力，也有助提升曹操的名声。这批人中，名气最大的首推大儒郑玄，以公车征其为大司农（但被婉拒沒仕）、孔融为将作大匠、张俭为卫尉、陈纪为大鸿胪、赵岐为太常、徐璆虽一度受困于袁术，但终来投为卫尉。
以上众人透露出一个事实，士人不论是冲著汉帝，还是因此预料曹操能成大器，结果都投靠曹操控制下的汉朝廷，故《后汉书．祢衡传》云：“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这益证荀彧所料的“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是真知灼见。
对于根基不稳的群雄，一纸来自汉室的拜授之命，还是能值几个钱：曹操遣使后既能取得自领兖州牧的合法性，又能谈化因驱逐汉廷派遣的兖州刺史金尚（注17）之坏影响；
吕布偷袭刘备夺徐州，在徐州根本沒有民心基础的他，也欲求徐州牧一职，与曹操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渡江的孙策更明显，自称“匡济汉室”的他，急于摆脫士人眼中“术兵”（见《三国志．许靖传》）、“袁术将孙策”（见《献帝纪》）形象的他，汉室诏命能让他摆脫逆贼袁术党羽之名，正是孙策所需要的。《三国志．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云：“策自以统领兵马，但以骑都尉领郡为轻，欲得将军号，及使人讽誧，誧便承制假策明汉将军。”如果孙策不重视汉官，骑都尉和明汉将军，对他来说真的沒任何区別，但实情却不是如此。孙权统事后始出仕，“以直道见禅”，左迁郁林太守并死于任上的陆绩，死前遗言还自称“有汉志士”；沈友更直斥孙权：“主上在许，有无君之心者，可谓非反乎？”孙氏在江东遇上忠汉者，其实就是曹操的一个缩影，曹操面对的汉官更多。
汉杂号将军对雄据一方的孙策，尚有如此的吸引力，这又折射出曹操通过[上表]的形式下加官予手下（偏、裨将军以外），满足手下对己的期望，以加忠诚，比方夏侯惇的建武将军、于禁的虎威将军。高敏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发微．孙吴封爵制的创始年代考略》列出大量史料，显示孙权在夺荊州前不敢僭越汉廷自行封侯，所以搞出奉邑制这有封爵食邑之实而无其名的制度，因为表臣子封侯要看曹操面色，这又突显出迎汉帝在封爵上能成为外交筹码，曹操也更容易让得力部下列侯。
不是隐居已仕官的，一部份人如仕袁绍的辛毗，虽受曹操所辟而不应；但也有些人如韩嵩，刘表让其出使许前，韩嵩先为自己预留后路：“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这条同时透露士人投曹可以免除投二主的道德包袱，因本来就是汉臣。
《后汉书．董卓传》云：“使谒者仆射裴茂诏关中诸将段煨等讨李傕”、《太平御览》卷363引《典略》云：“李催移保黄白城，梁兴、张横等破之，送其首。”这是以诏命，让非曹将讨灭其他军阀的事例。
三国志．马超传》云：“后腾与韩遂不和，求还京畿。於是征为卫尉，以超为偏将军，封都亭侯，领腾部曲。”这更是以天子名义下，征关中诸侯马腾入朝为质；《张既传》注引《魏略》云：“故但诛（韩）约子孙在京师者”，这则是韩遂遣子孙为质之例。好歹也让起兵者不得不有所顾虑。
《三国志．杜畿传》云：“而高干举并州反。时河东太守王邑被征，河东人卫固、范先外以请邑为名，而内实与干通谋”、《钟繇传》注引《魏略》云：“而诏已拜杜畿为太守，畿已入界。繇不听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绶，径从河北诣许自归。”高干之乱突显出河东郡的重要性，太守王邑乃曹操迎汉帝前已任，但不是曹操的心腹，曹操为更强控制，强行诏征王邑回许都，让杜畿接任。
《钟繇传》注引《战略》云：“袁尚遣高干、郭援将兵数万人，与匈奴单于寇河东，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腾等阴许之。傅干说腾曰：……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国治，上下用命，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谓顺道矣。袁氏背王命，驱胡虏以陵中国，宽而多忌，仁而无断，兵虽强，实失天下心，可谓逆德矣。今将军既事有道，不尽其力，阴怀两端，欲以坐观成败，吾恐成败既定，奉辞责罪，将军先为诛首矣。’于是腾惧……于是遣子超将精兵万余人，并将遂等兵，与繇会击援等，大破之。”这是汉帝能成为拉拢中立诸侯的原因之一的例子。
《三国志．吕布传》云：“沛相陈珪恐术、布成婚，则徐、扬合从，将为国难，于是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威灵命世，将征四海，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图泰山之安。今与术结婚，受天下不义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术初不己受也，女已在涂，追还绝婚，械送韩胤，枭首许市。”此乃陈珪以迎天子为理据之一，破环吕布与袁术的联合。
避居武陵、曾被曹操征为尚书的王俊，曾劝刘表勿再与袁绍继续联络：“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兴霸道，继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释近而就远，如有一朝之急，遥望漠北之救，不亦难乎！”（见《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皇甫谧《逸士传》）
《牵招传》云：“招呵（韩）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宁静四海，汝君臣顽嚚，今恃险远，背违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当屠戮，何敢慢易咎毁大人？’……为峭王等说成败之效，祸福所归，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辞辽东之使，罢所严骑。”韩忠是公孙康的使者，牵招迫使乌丸峭王投向曹操的理据之一，就是“翼戴天子”。
官渡之战前沮授谏：“今举兵南向，于义则违”、崔琰所称的“天子在许，民望助顺”，可谓是真实的反映。“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故后悔的袁绍，“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孙策在官渡之战时，“阴欲袭许，迎汉帝”，因为确实能让部份文臣武将如张昭等有投降之心（发映于赤壁战前）；贾诩、刘放和桓阶则是以此为其中一个理由，劝说对方投曹；张承对袁术、诸葛亮对刘备时就强调曹操有挟天子的优势；刘胤谏邵续勿降石勒，引用：“曹公奉帝，而诸侯绥穆”来表示人心所向；元宏答卢渊谏表曰：“曹操胜袁，盖由德业內举。”奉天子应是其德的部份体现。
尉迟迥、司马消难等起兵讨杨坚，西梁诸将竞劝萧岿举兵与其连谋，以为进可以尽节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萧岿犹未决，柳庄劝：“昔袁绍、刘表、王凌、诸葛诞之徒，并一时之雄杰也。及据要害之地，拥哮阚之群，功业莫建，而祸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晋氏挟天子，保京都，仗大义以为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况山东、庸蜀从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当覆灭，隋公必移周国。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萧岿同意，众议遂止。
但挟天子以令诸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否则淳于琼等就不会反对袁绍迎汉帝，尤其是刘协并不是一个甘心当傀儡之辈：
《后汉书．伏皇后纪》云：“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这事发生的时间，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所交代，是“公将讨张绣”之时，故裴松之附于建安二年。这个下马威，简直是性命攸关，曹操唯一的对应之策就是从此不再入觐，为日后曹操在邺城营建霸府留下伏线。
关于衣带诏的真实性，是否仅是曹操与董卓余党董承（范晔把其附在《董卓传》，与李傕等同一待遇）之间的斗争等问题，争议不断，故存疑（注18）；但董承迁车骑将军绝对是其旨意，因为这等同剥夺了曹操以司空行车骑将军中的车骑将军之职能（军事），故不可能是曹操的意愿。
查《后汉书》卷十四、四十二、五十和五十五，北海康王、阜陵王刘赦、下邳王刘宜、甘陵王刘忠、济北王刘政五人薨后无子，国除。其中，刘宜和刘忠死后一直无王，至建安十一年时才终为曹操废国；
前王（齐王刘承与平原王刘硕）到底是薨还是被诛皆不书，国除原因和所立年期皆不载，也许真的是百纳本有脫字，故到底是无子国除、有国无王多年，还是其他原因才为曹操废国呢？无法考究。常山国也有类似情况，刘暠因黄巾贼（不是建安十二年杀济南王刘赟的徐和等）弃国走，事后有否复国？不详。
参照他王为例：济南王刘赟在建安十二年为黄巾贼所杀，但子刘开嗣，且在位十三年至曹丕代汉；彭城王刘和在建安十八年死后，由孙刘祗嗣，其他刘氏王如沛王等继嗣的情况就不再一一列举；琅琊国更复立刘熙为王。观曹操在诸王继嗣的问题上，基本是无子才国除，故齐、常山和平原三国应只是一直无王才终废。
孔融这名气大、对士人有号召力的汉忠臣，经常挑衅曹操，故彻底消灭袁氏后，在建安十三年铲除这眼中钉，曹操此举可以说是为丞相后的立威示众，测试一下反曹份子的反应，又能打击汉帝的威信。与当年的杨彪不同，那时曹操只是众多诸侯之一，自身实力与威望不足，也沒有合理理由，故在荀彧、孔融等请命下只好放人。这一年算是双方关系的一个转捩点，往后越来越恶劣；
建安十七年刘协四子封王，但如同许靖之言：“将欲歙之，必姑张之；将欲夺之，必姑与之。其孟德之谓乎！”魏公国十郡中，赵国、中山、常山、安平、甘陵和平原本是刘氏王国。其中，安平王刘续早于灵帝中平元年因罪，国除。中山王刘稚是早已无子，国除；故建安十一年这次除八国行动中，虽然基本是出师有名，但会否只是曹操为扫除日后的障碍而提早的一步呢？恐怕最了他本人外，无人知道。一直健在又沒获罪的赵王刘圭，曹操只好在建安十八年徒其为博陵王。
刘邦曾说过：“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见《史记．吕太后本纪》）曹操不欲马止为王，结果先弄一个位在诸侯王之上的魏公，加上其僣用天子礼仪，迫使亲汉势力的最后反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