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的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即皇帝位，国号明，年号洪武。此距1345年，元朝为亡宋修成《宋史》，仅仅二十三年。按说中国历代都注意为前朝修史；而修史的目的，是要记取前朝治乱兴衰的教训。但《宋史》修成之后，不过二十三年，偌大的一个元朝，竟亡于一个本来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个曾经因饥寒交迫而投身于佛门的和尚之手。殷鉴不远，无奈世事难料。对此，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是非常忧虑的。
朱元璋，这个穷苦人出身的开国皇帝，当他于1344年入皇觉寺为僧时，元朝的天下已开始大乱，地方上不时有造反的事情发生。入皇觉寺后不久，因为寺内没有饭吃，他只好托钵外出“化缘”。数年之间，他游历过好多个州县，对元朝的腐败和天下的乱象，有着切肤的感受。后来，他返回皇觉寺。到了1352年，当他感到天下大乱再难挽回，就又从皇觉寺里跑出来，投奔了当时正占据着他家乡濠州（凤阳）的郭子兴的造反队 伍。
在郭子兴的队伍里，朱元璋战功卓著，逐渐被提拔为这支队伍的副帅。后来郭子兴病故，他的儿子郭天叙和另一员大将张天祐，也被叛将杀死。于是，朱元璋当然地成为这支队伍的首领。
从1356年到1368年，朱元璋最先是率军攻陷集庆（今南京），在江南站住脚跟；然后就是与西面的陈友谅和南面的张士诚较量，并最终将他们消灭；接着就是北伐，驱除元朝的势力。如果要回忆这一段历史，那将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然而，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甚至根本没有功夫享受胜利的喜悦。马上得天下不易，而马下治天下更不易。胜利一经实现，他真正关心的，就是如何使他的大明江山长治久安。
“杀运”下的“严猛”治国方略
究竟怎样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呢？元末明初，人们普遍认为，宋朝和元朝之所以会亡，就是因为国家对社会和官吏都过于“宽纵”了，所以明朝一定要有“三十年杀运”。[1]宋朝的“宽纵”，史书上已记得很明白。宽，纠之以猛，宽猛相济，这是圣人古训。可是，这样的道理，要让元朝的统治者懂得，却并不容易。这些来自大草原的马背上的统治者，骄悍而能征善战，习于用武却疏于文治，“马上得之，马上治之”，[2]似乎与他们有着不解之缘。所以，尽管他们仿造了汉人的制度，并且有所创建，但由于他们对中国一贯的“文治”精神不甚了了，在他们的治下，政治只能依旧“宽纵”。而现在，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鉴于宋、元的“宽纵”，坚信明朝的“杀运”，遂决意用最“严猛”的手段，来奠定明朝的治国基础。
洪武皇帝的“严猛”，至今想来仍令人发指。朱元璋在位期间，有四个大案，都弄得极其惨烈。其一为“空印案”，发生于洪武九年，即公元1376年。按照当时的制度，每年各地布政司、府、州、县，都有专人到朝廷户部，将这一年地方财政军需的各项收支“上计”。而户部对地方上计的考核，是根据地方上一年的上计数据，与地方当年的上计数字往往会出入较大。为此，地方上计的官员，通常都预备了盖有地方印章的空白账簿，以便根据户部的要求重新造册。这套办法，是元朝遗留下来的，行之已久，也的确容易产生弊端。但是，从地方到京城，毕竟路途遥远，地方上的情况又复杂多变，若往返核查，既费时，又费力，只能是得不偿失。然而，这样的事情，被朱元璋在无意中注意到了，遂断定其中一定隐藏着重大奸弊，马上立案侦察，把地方上数百名主管上计的官员都杀了，把辅佐他们的官员也杀了，而受到牵连、被用刑和流放的官员，总也有几千人。
空印案后，公元1385年，亦即洪武十八年，又发生了郭桓贪污案。郭桓是户部侍郎，其罪名是内外勾结，贪盗官粮共七百余万石。这个案子牵涉的面很广，朝廷各部和各行省的要员，许多都被牵连进去了。死于此案的，前后有数万人；民间中等人家，也大都被所谓的“追赃”弄得破产。朱元璋曾亲自开列郭桓等人的罪状。但当时就有大臣抗言，说法司对郭桓刑讯逼供，造成冤案。为了安定朝野人心，朱元璋不得已，一方面将郭桓的罪行公示天下，另一方面又把审理此案的吴庸等人杀了，算是对此案的善后。
除了上述空印案和郭桓案，洪武期间的另外两个大案，就是胡惟庸和蓝玉的“谋反”。明朝是在长期坚苦卓绝的战争当中建立起来的，颇有一批功勋卓著、胸有韬略的人物。这些人，往往专横跋扈，各自结成帮派。对他们，朱元璋当然更要“严猛”了。公元1380年（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和“通倭”等罪名，开始追查丞相胡惟庸谋反案。此案前后共杀了三万余人，直到十年之后，身为开国功臣之首的李善长被杀，胡案的追究才算基本结束。
但是，三年之后，公元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又发生了蓝玉案。蓝玉此人骁勇善战，军功卓著，但颇有些桀骜不驯。他曾因强占民田而被御史按问，最后是他把御史给轰走了。他出征蒙古，俘获了元主妃，与之通奸，受到朱元璋的训诫，却一点也无所谓。有一次，他出塞征讨蒙古军队，回来时过喜峰关，因为城门开得慢了些，他就命令士兵毁关入城。所有这些事，都给朱元璋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当这一年有人告蓝玉谋反，朱元璋求之不得，马上严加追查。他不仅杀了蓝玉，平时与蓝玉直接或间接有点关系的人，也都受到株连，死者达一万五千人。
上述四案的特点，就是滥杀。但朱元璋在位期间的滥杀，又何止这四个案子。“用刑太繁”，而且“刑用重典”，[3]是他的一贯做法。那时，许多读书人，都不愿为明朝做官。但不愿做，并不等于可以不做。贵溪的夏伯启叔侄，苏州的姚润、王漠，都因为不肯做明朝的官被诛杀，家产也被藉没。[4]而一旦做了明朝的官，也够提心吊胆的。洪武时做官的人，哪怕并不贪暴骄横，而且小心谨慎，兢兢业业，未必就能够免遭刑戮。让读书人做官，又视之为奴仆，任意杀戮，这也是洪武政治的一个特点。
对付读书人，朱元璋还有非常厉害的一手，就是“文字狱”。他怀疑读书人，觉得这些人总是话里有话，对他们的言词总是非常计较。有官员上书，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就起了疑心。他是做过和尚的，就怀疑臣下用一个“光”字，是讥刺他曾经剃光过脑袋。而“生”字与“僧”字偕音，则是暗指他做过和尚。至于“则”字，听起来好像与“贼”字同音，分明骂他是靠造反才做了皇帝的盗贼。[5]因为用字涉嫌攻击皇帝，许多文臣都蒙冤而死。中国历史上，以帝王之尊，这样对片言只字捕风捉影，大搞文字狱的，就从朱元璋开 始。
明朝还有一种制度，叫“廷杖”。就是在朝廷之上，当众杖（或鞭）击大臣。洪武时，有一个叫薛祥的大臣，曾经立过不少战功。他在地方上做官，不仅办事很有效率，对百姓也仁慈。后来，他升任工部尚书。一次，工匠犯法，无端牵连了很多人，朱元璋下令全都处死。薛祥以为不可，坚持要求分清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竟救了上千人的命。这是个正人君子，朱元璋一度确实很欣赏他，但他最终就死在朱元璋的“廷杖”之下。[6]朱元璋崇奉佛教，用僧人为朝官，放任僧徒在朝廷上横行。朝官李仕鲁犯颜直谏，并掷还官笏，结果被朱元璋令武士当场打死。[7]儒士叶伯巨，也因为批评朱元璋封子孙为王太多，又滥用刑罚，而且求治心太切，硬是被下狱折磨至 死。[8]
在洪武朝“杀运”的笼罩之下，宋元以来对官员的“宽纵”，的确风光不再，贪官污吏也确乎近于绝迹。但滥杀之下，明朝的士气也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开国制度
对官员滥用刑罚，是洪武统治的一个方面。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所有做官的人，不敢心存歹念，勤勤恳恳地为朝廷效忠。但是，为了使明朝的基业能够永远巩固，朱元璋还建立了一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一向分为内廷与外廷。皇帝居内廷，通过专门的宫廷机构，与外廷沟通。而外廷是政府，有一套以丞相为首的机构。秦汉的时候，丞相的权力是很大的。不过，内廷的权力角色因为最靠近皇帝，弄不好也可以支配丞相。宦官赵高，为中车府令，掌管皇帝玉玺。始皇帝一死，他就勾结丞相李斯，矫诏立胡亥为皇帝而杀扶苏。后来，他做了郎中令，二世又昏庸无能，皇权成了他的手中的玩物，结果丞相李斯、二世皇帝都被他杀了。汉初，丞相的权力恐怕是最大的。刘邦死后，吕后称制，任意废立皇帝，杀刘姓王，封吕姓王，但政府还是由丞相掌管，天下也照样太平。等吕后一死，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就把吕氏诸王都消灭了。一直到文景时期，汉朝丞相的权力仍旧很大。但汉武帝时，丞相的一些重要权力被划归内廷。外廷的权力小了，从此汉朝的丞相都做不成事情。那时有个叫黄霸的模范官吏，在地方上做郡守做得很好，宣帝时到京城做丞相，就变得无所事事。武帝死后，外戚大将军霍光掌权，就是利用内廷来控制外廷。后来外戚王莽篡夺汉家的皇位，其实也是因为掌握了内廷。
但是，相权过大，也会造成“权相”，威胁皇权。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汉武帝之所以要用内廷来控制外廷，原因就在于此。
从秦、汉到宋、元，在中国制度史上，相权就其总体而言，是被不断削弱的，但总也不免有权相出现。为了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朱元璋下决心要把这延用已久的丞相制度废除。
明朝废除丞相制度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公元1378年下令，各部大臣奏事，不许同时向中书省（相府）报告。[9]两年之后，即1380年，朱元璋以丞相胡惟庸阴谋造反为借口，宣布罢去中书省。从此，丞相就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改由皇帝对政府进行直接控制，而这种控制的基本精神，就是内廷政治的扩张。此外，为了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明朝专门设立了布政司、按察司和都指挥使司，当时称为“三司”。它们都是中央的派出机构，而不是地方的一级政府。其中，布政司负责地方民政。其所辖的府与直隶州平级，为一级地方政府；下属各州与县也是平级的，是二级地方政府。地方的司法，由各按察司执掌；军事则由都指挥使司统领。皇帝直接控制中央政府，地方又直接受中央政府派出的三司分领，明朝的皇权由此得到了彻底强化。
天地生财有限，不在民则在官。这是中国人自古就有的看法。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土地的产出也的确非常有限。所以，对于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来说，必须尽可能多地去占有土地产出，以支撑巨额的国家财政。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剥夺地主对于地租的占有，是关键性的。我们在明朝的史书上可以看到，明初，国家曾大规模地没收地主土地，把地主迁出原居住地。此外，为了防止有人逃避赋税，朱元璋还下令对土地占有的状况，进行全国性的清查，实行了“鱼鳞图”和“黄册”制度，以杜绝土地隐占。
但是，上述措施，当时主要都是针对江南（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二省的长江以南部分和浙江省，历史上也称为“江左”）的。朱元璋击败张士诚后，曾借口苏、松、嘉、湖地区的地主支持过张士诚，把那里的豪族地主和一般地主（富民）的土地都没收了，称为“官田”。他也曾做过一次就“徙江南富民十四万”的事。[10]至于土地清查，最先就是在江南搞起来的，而且也做得最认真。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对江南实行了重赋政策。一般而言，江南地区的官田、民田，要比其他地方同类的田，多出二倍的税，最重的地区，有每亩征税二三石的。江南富甲天下。当年，朱元璋因为军中缺粮而下江南；后来，他之所以能在江南站住脚，也是因为有充足的军需供给；而他能够北伐成功，靠的也正是江南的经济实力。由于数百年的战争破坏，中国无论南方北方，经济恢复得都很慢。只有江南一隅，自五代以来，就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着上升势头，特别是在元末发展得更快。所以，明朝建立之初，其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地利用和榨取江南。至于对江南以外的地方，朱元璋的确减轻了剥削。用他自己的话，就是“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11]
重赋江南，最初也许是洪武开国的一项权宜之计。借“空印案”和“郭桓案”而滥杀，也确实起到了对官员贪污进行威慑的作用。为能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朱元璋还建立了一种军户（卫所）制度。这种制度，使生产与养兵、练兵相结合，使军费开支不再依赖国家财政。对此，朱元璋曾说过，自己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粒粮。
对明朝的经济，朱元璋是有他自己的长远规划的。其基本方式，就是简化社会经济中的交换关系，为建立一个以实物为基础的国家财政奠定基础。为此，明朝伊始，朱元璋就下令民间禁用金、银交易（主要针对的是银。因为当时的交易中，金的用量是很少的），甚至还企图通过赋税征收金、银，并禁止开采银矿，消灭民间的金、银货币。在他看来，金、银这种东西，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却因为可以用作货币，浪费了许多人力去开采。他的希望是，有尽可能多的人去种田；老百姓如果都回到土地上，国家向他们征粮征役，不就很方便便了吗？可是当他的这种想法很快就被证明行不通时，他又觉得印制宝钞（纸币）是最好的办法。为了推行宝钞，朝廷不仅继续禁止金、银交易和开采银矿，甚至还下达过禁用铜钱的命令。
总而言之，在洪武治下，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是被置于非常严格的控制之下的。那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则偈语：
大千世界浩茫茫，
收拾都将一袋装。
毕竟有收还有散，
放宽些子又何妨？
据说这则偈语，最初是在朱元璋出游时发现的。当时，朱元璋在途中偶遇一废寺，进去一看，见寺壁上画着一布袋和尚，旁边就题着此偈。朱元璋看了大怒，见墨迹尚新，马上派随从武士四下搜查作此偈语的人，但终无所获。[12]明代的很多笔记上，都记载着这件事。可见，对洪武时“收拾都将一袋装”的政策，人们是有共识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解决明朝立国的财政问题上，朱元璋的某些做法，未必没有他的道理和难言的苦衷。至于他的后继者如何来继承他的遗产，如何承上启下，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然而，关于明朝的开国制度，还有朱棣统治时期的两项创制，这里是必须预先点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在本书引言中所指出的那两项，即用宦官和大学士参预机要，以及迁都北京。明朝的立国，与朱棣的这两项创制其实关系极大。
“仁宣致治”与洪武祖制
朱元璋死后，继承皇位的，是皇太孙朱允炆，明史上称为建文帝。但是，经过四年的战争，朱允炆被他的叔父、燕王朱棣所率领的“靖难”军队所推翻。朱棣就是明成祖，历史上也称为永乐皇帝。
公元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在亲率大军征讨蒙古的回师途中，明成祖朱棣病故，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对于自己的这个继位者，朱棣并不满意。据说，他长得很肥，又患足疾，路也走不稳。朱棣曾想过要废掉朱高炽，另立次子朱高煦为太子。但有大臣提醒他说，别忘了还有个“好圣孙”。[13]这个“好圣孙”，就是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
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皇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宣宗。宣宗在位也仅仅十年。仁宗、宣宗共十一年的统治，明史上称为“仁宣致 治”。
“仁宣致治”的出现，并不完全是承仰祖辈遗泽。朱棣为了迁都，一方面重建北京，一方面开通京杭大运河，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要细算起来，他耗用的人力、物力，又远不止这些。他不断地派郑和率领浩荡船队下西洋宣示国威，又连年北征蒙古，还对交阯用兵，也不知给天下百姓增加了多少负担。所以，那时国库虽然还算充实，甚至有腐烂的粮食，但天下百姓却已是穷极了。公元1420年，当时还是太子的仁宗，被从南京召回北京。北上途中，经过山东布政司地界，他亲眼看见饥民遍野，老百姓家家锅底朝天。他责备前来迎接他的布政使，为什么对百姓的疾苦这样无动于衷。布政使说是遭了天灾，已奏请朝廷免收当年的秋粮。他当即训斥说，人都要饿死了，还讲什么免税，应该赶快放粮赈济。[14]
正因为深知百姓穷困，仁宗一登基，就停止对蒙古用兵，也不再派船队出洋，同时把一些工程也停建了。成祖时，为充实北京新建的宫室，派人四出采办宝石、金珠和各种烧铸器皿。这些事，现在也都被下令取消。除此之外，宫中日常用度，仁宗也力求减省，更不许随便向百姓征取。他还下令，凡地方受灾，田赋一概减免，并由当地官府开仓赈济。
就减轻百姓的负担而言，仁宗不仅远胜于他的父亲，也超过了他的祖父。但他减轻百姓负担之所以能成功，与他的祖父为明朝奠立的基业有关。我们曾经讲过明初四大案，以及对地主的强迫迁徙。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几乎把当年为明朝打江山的那批军功地主都杀光了。这是一个具有许多经济特权的阶层。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享受着一些免税、免役的特权。除此之外，他们还利用自己的某些权力和特权，非法隐占土地和人口，而不向国家交税。比如，前面我们提到过，蓝玉强占民田，御史前去调查，竟被他赶走了。御史为什么要调查这种事情呢？很简单，民田本来是要向国家交纳赋税的；现在被蓝玉霸占了，国家就收不到税了。
大批军功地主被杀，田产被没收为“官田”，原来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就顺理成章地为国家所控制，并且向国家交纳赋税。这是洪武皇帝留给后代的一笔重要遗产。同样，对空印案和郭桓案的追查，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特别是郭桓案，弄得民间中等人家几乎全都破产。这些“中等人家”的田产，当然也都成为“官田”。
战国以来，国家、地主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微妙的。对国家而言，地主（身份性的或非身份性的），这些人要么有财，要么有财又有势，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勾结官府，以逃避国家的赋税。所以，地主越多，国家的财政收入就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为了维持财政开支，不得不加重对自己所直接控制的农民（自耕农）的剥削。而这些农民，因为忍受不了这种剥削，会去寻求那些有特权的地主的保护。一般来说，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土地卖掉，然后去种地主的土地，向地主交租。
这种情况的最终结果，一定是国家与地主的利益发生严重冲突。由于地主在政治上，一般总是国家统治的一部分，所以，当这种冲突发生时，特别是当它变得激烈而难以调和时，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就难以避免。而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分裂，同时也是国家与整个社会的对立。中国自古以来，最令统治者头痛的一件事，就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其实，这是“贫者”大部分跑到了“富者”的土地上去，甚至连人身自由都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难以为继，就要搞改革。如王莽篡夺了汉朝，可绝大部分土地却掌握在地主手里。他于是宣布实行“王田”制，要重新分配土地。可是谁会支持他呢？普天下的人，大都已依附于地主。地主反对他，就等于朝野都一致反对他。所以，历朝历代，国家虽说是地主的国家，却还是要用许多手段来与地主争夺土地和人民。孟子曾经说过，战国时的那些诸侯，他们治理国家有三件事是最重要的：一是土地，二是人民，还有就是政事。孟子讲的这个“政事”，就是诸侯怎样把土地和人民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有了这样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懂得，洪武时期对四大案件的追查，以及对地主的大规模迁徙，其实是对当时的地主阶级的一次大扫荡。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洪武皇帝朱元璋，已为明朝培植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小农阶层。我们知道，这样的小农，他们的生产成本是非常低的，只需要很简单的生产工具，就能从事生产；只要风调雨顺，减轻剥削，就可以迅速地将生产恢复；而因为人数众多，每家每户从自己极少的产品中拿出一些来交给国家，就可以形成非常可观的大国效 应。
总而言之，洪武皇帝的确为明朝建立起一个很好的经济基础。但是，即便如此，轻徭薄赋的政策在太短的时间里，仍不可能收到明显的效果。在做了不到一年的皇帝后，仁宗就去世了。就在他临去世前，一个叫杨士奇的大臣上书说，虽然皇帝的恩泽已遍及天下，但流亡的百姓还没有回到土地上去，国家所受的损失也还没有恢复，老百姓要吃饱饭还很艰难，要想天下太平，还须让百姓继续休养生息。[15]
仁宗的继承人是宣宗朱瞻基，也就是朱棣喜欢的那个“好圣孙”，他登基后，一意遵循了仁宗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政策。当他初即位时，有大臣向他报告，说老百姓当初逃亡，当地官府因为害怕朝廷追究责任，就没敢报告户部，所以欠下的税粮一直没有免除；如今这些百姓回来了，地方上如果向他们征缴欠税，这些人又要逃跑了。看过这一报告，宣宗马上下令，将此类欠税一律免除。[16]
在宣宗统治的十年间，免税、赈灾之类的事，一般都做得很认真。宣宗即位的第二年，即公元1427年，他甚至下令将来年的税粮，一律减免三分之一。后来，他还曾下令将全国“官田”的税粮减去十分之三。[17]（但当时这道命令并没有马上执行）至于什么地方受灾了，那不仅要随时减税、免税，还要给予赈济。对于“扰民”的事，宣宗也总是力求罢除。有官员提议采珠，当即被他以“扰民求利”的罪名关入大牢。[18]自成祖以来，明朝对交阯的战争，前后用兵数十万，军费百余万，还不算辗转运输的费用，至宣宗时也终于放弃了。[19]
对于官吏贪污受贿，宣宗更是深恶痛绝。洪武时，因为治政“严猛”，官吏是非常谨慎的。但是，经过永乐朝，到了宣宗时，已经“贪浊成风”。对此，宣宗开始处置得还比较缓和。按当时的法律，官员犯法，是可以用钱或物来赎罪的。但宣宗不久就下令，如果是文官，犯了贪污罪，就不许以钱物赎罪，更不许重新任用。宣宗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自古以来，文官在人们心目中，就是熟读圣人之书的正人君子，是天下人的楷模。如果文官也贪污，廉洁就不会再具有道德训诫的作用。在宣宗的眼里，“惩贪为立国之大法”，官员们都必须好自为之。[20]那时，有一个叫刘观的人，做过御史，历事洪武、永乐、洪熙三朝，因为贪污，被流放到辽东，并死在那 里。[21]
宣宗逝世于公元1435年（宣德十年）。史书上说，他登基以后，官吏称职，政治稳定，国家的法律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国库很充实，百姓安居乐业，甚至发生自然灾害，也不会使人民流离失所，“治平之象”已蒸蒸呈现。[22]
“仁宣致治”与江南经济
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治世”、“盛世”，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帝王的纳谏和任人唯贤，比如国力强盛，比如百姓的安居乐业，等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一切都是以经济力量为前提的。可惜的是，即便是到了仁宣时期，明朝经济在总体上，仍不能说有很大发展。“仁宣致治”，主要是建立在明朝对江南赋役调整的基础之上的。
前文业已指出，明初国家财政主要取自于江南。但是，此所谓国家财政，仅仅是指明朝的中央财政。据《明实录》载，洪武时，全国夏税秋粮总计约两千九百四十万石，其中江南约七百二十万石，为全国税粮的四分之一强，而当时中央政府的财政，又绝大部分取自江南。洪武时期，江南人民交纳税粮，路程较近，需要长途北运的税粮较少。但到了成祖迁都时，京杭大运河已修通，江南税粮已大批北运。由于路途遥远，往返将近一年，不仅耽误农时，还要耗去几倍的运费，都要由百姓自己承担。唯此，江南百姓不堪负担，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的损害，而偷逃税粮的事情也十分普遍。《明史》上说，当时各地的税收都很紊乱；尤其是江南，宣德五年（1430年）之前，仅苏州一府，四年中积欠的税粮，竟达到八百万石。在这种情况下，宣宗接受杨士奇的建议，诏令江南官田税粮各减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不等，并派朝廷重臣周忱巡抚江南。周忱发现，当时江南的税粮交纳和保管，有很大的制度上的漏洞，致使税粮损耗很大，而这些损耗都必须由百姓承担。为此，周忱对税粮的交纳和储藏，重新作了规定，严格了保管制度，大大减少了损耗。与此同时，他还与当时主管漕运的大臣陈瑄一起，重新制定了新的运输办法，大大缩短了江南百姓漕运税粮的路程，并大大降低了漕运成本。经过这样的改革，江南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了。如苏州府，经周忱与知府况钟的努力，不仅原来积欠的税粮绝大部分都被免除，而且还将每年应缴的税粮减少了七十二万石。[23]
中国历史上，向来就有“理财”的说法。周忱在江南的“理财”，大大减轻了江南百姓的负担，使明朝的这块赋税重地能够继续繁荣，保证了明朝中央政府的财政稳定。“仁宣致治”的出现，这是一个关键。
注释
[1]关于明朝有三十年杀运的说法，往往见诸明人文集和笔记。
[2]参见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页。
[3]《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九十三。
[4]《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九十四。
[5]《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卷三《翦胜野闻》，第61页。
[6]《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三十八。
[7]《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三十九。
[8]《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三十九。
[9]郑晓《今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页。
[10]《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十七。
[11]《明通鉴》，中华书局1959年版，洪武元年。
[12]《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卷三《翦胜野闻》，第55页。
[13]《明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一百四十七。
[14]《国榷》，成祖永乐十八年。
[15]《明通鉴》，中华书局1959年版，仁宗洪熙元年。
[16]《明通鉴》，中华书局1959年版，宣宗宣德元年。
[17]《明通鉴》，中华书局1959年版，宣宗宣德二年。
[18]《明通鉴》，中华书局1959年版，宣宗宣德三年。
[19]《明通鉴》，中华书局1959年版，宣宗宣德二年。
[20]《明通鉴》，中华书局1959年版，宣宗宣德三年。
[21]《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五十一。
[22]《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九。
[23]《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五十三、一百六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