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影响之大，刺激之深，是前所未有的。真正有了亡国灭种的切肤之痛。康有为的上书皇帝虽还没有看到，但许多知识分子看到了，起了很大的觉醒作用。报刊、学会、学堂在各地纷纷涌现。各种工厂也开办了很多，连新科状元张謇也跑回家乡，开办大生纱厂，搞实业救国去了。当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势，即商办工厂多了，也就是私营企业多了，官办、官督商办少了。事实证明官办工厂弊端重重，效率低，很多亏损倒闭，洋务时期和后来张之洞办的民用企业就是这样。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戊戌变法运动的物质基础。
戊戌变法虽然是一次不成熟的改革运动，但它也是当时社会的需要和必然，因为有了一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了一点社会传媒（报刊）和群众团体（学会）的出现，有了一批先行的思想家的鼓吹（如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特别是有了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人心激愤，人心思变，这就是戊戌变法必定会发生的原因，但是不知道怎样变。当时经济很幼稚，改革主体没有发育成长，没有改革理论，完全套用外国的经验，而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当时中国改革的群体力量尚未成长，“改革”就像在母腹中躁动欲出的婴儿，但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位强有力的改革领袖，光绪帝和康有为就来充当不称职的“接生婆”。康有为登高一呼，群起响应。康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他既看到了改革的迫切性必要性，又甘冒千万人的反对，举起改革的大旗，不避艰险，勇敢向前。他既是第一个发出呐喊，呼唤改革，又是知识上性格上有缺陷的改革者。由于这些缺陷，导致改革的夭折，但即使没有他那种冒失作假、不慎重的性格缺陷，戊戌变法也不会成功。因为守旧派和维新派的力量对比太悬殊了，改革运动尚未成熟，未成熟的改革运动才产生了软弱的光绪和康有为这样未成熟的改革家。
当时，“人心思变”，连慈禧太后对改革也是点了头的。光绪的有些措施，她曾经同意了的，突然一下子完全拐了弯。是光绪和康有为行动过激得罪了她？有的先生甚至说慈禧并不是个守旧派，你看她八国联军后，从西安回来，态度很开明，改革行动比戊戌维新走得更远。那是因为形势已经急剧改变，革命运动已经起来，不改革清朝走投无路，只能灭亡。在戊戌时代慈禧不过是随大溜儿，甲午战败也说要改革，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真要实行改革，就会侵犯她和她周围人的利益，改革必然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触犯了她的权力利益，她就必定要拼命反对，这就是“叶公好龙”。改革越是深入，触动的面就越大，反对也愈加激烈。一大批守旧派集结起来，慈禧就是守旧派的领袖。礼部六堂官被光绪罢黜，礼部尚书怀塔布的媳妇就是慈禧的亲戚。罢免了她的亲戚，连个招呼也不打，怒气就上来了，还能不反对？如果说慈禧不是守旧派，那么当年就没有一个守旧派了。判断人物的政治倾向不是根据她口头上曾经说过什么，要看她一生的言论和行动，特别是关键时刻的言论和行动。从政治上说，慈禧既是个有心机有权术的人，又是个浅薄、短见、昏庸的人，她并不认识到国家和她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她长期在宫中，足不出宫禁，智不识大局；又没有多少文化，未和外界接触，不认识历史潮流，不知道世界上各种势力和新鲜事物。她所接触的只是很小的圈子，宫中的嫔妃、宫女、太监，自己家里的亲戚朋友，有限的几个王公朝臣。她生活在一个守旧派的小圈子、小范围中，没有什么远大的见识。中国正处在国家危急的关头，偏偏有这样一个不允许有所作为的最高统治者、顽固的守旧派，她一手扑灭了改革并杀害了六君子，这是极大的悲哀与不幸！
甲午战后虽说人心思变，但这出于一时激愤，其实很多人的头脑并没有变，还是装满旧思想，需要一次启蒙运动。戊戌变法政治改革虽然失败，但它在思想启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形成了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促使了很多人的觉醒，纷纷从改良走向革命。
好几位先生都用“睡”和“醒”来形容19世纪中国人的情形，这确是很形象的比喻。中国国门关闭甚紧，专制统治日久，不知世界大势，不识新鲜事物，浑然入梦。拿破仑就曾说过：东方的中国像一头正在睡觉的大狮子，最好别去惊醒它，要是它醒来，世界会因而颤抖。大家说中国近代多次遭到外国入侵的战争，每一次战争，中国人因受刺激而醒了一下，但随后又睡着了。确实如此，19世纪中国睡着的人太多了，睡觉的时间太长了，很多人长期在昏昏入睡，从未醒来。例如，戊戌变法时，全国督抚中除了陈宝箴、张之洞以外，哪一个是清醒的？有的人是先睡后醒的，如翁同龢；有的人是先醒后睡的，如康有为。戊戌变法以后，站在原地不动，时代在前进，康有为就落后了，成了保皇派。总之，在那个时代睡觉的人太多，只有孙中山是清醒的，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这是由于封建传统意识太浓厚，根深蒂固不易摆脱，所以当时梁启超说要“开民智”，写了《新民说》，孙中山说要唤起民众，毛泽东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们很看重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
2006年12月25日
（选自《在〈通纪·戊戌变法〉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收入《涓水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