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次强劲的文化复兴，而对关涉“齐家”之传统智慧的积极吸纳，乃是这次文化复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华夏文明就十分看重家族治理，借以施行礼义教化。“五经”之中的《尚书》，在谈及尧帝的德行功业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帝尧曰放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这段话的大意是：帝尧认识并发扬崇高的天德，从而使自己的九族都亲善和睦。在九族亲善和睦以后，他继续认识和发扬崇高的天德，在部落联盟中任用恰当的人作为首领与长官，使各个部落都得到了良好的治理。在部落联盟得到良好治理以后，他又继续认识和发扬崇高的天德，使天下万国万邦都做到了协调和睦。尧帝治理天下，达到普遍善治的过程，对家族的有效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尚书》所描述的这个过程，后来在“四书”的第一篇《大学》里面，相传由曾子做了如下推演：“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也就是说，只有认识了光明伟大的天德，才能够做到意念诚实；只有意念诚实，才能做到心思端正；只有心思端正，才能做到行事合宜；只有行事合宜，才能让家族上下有序；只有各个家族上下有序，才能让国家治理良好；只有各国治理良好，才能够天下太平。在这个从个人到天下的理论合理化过程里面，家族依然居于枢纽位置。
与此同时，华夏礼仪自尧舜时代奠定基础，经过千余年的传承损益，在西周初年，以“周公制礼”为标志，完成了一次新的飞跃，也使华夏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孔子对此的评价是：“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即是说，周在吸收夏商两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达到了华夏文明的最高峰。而此时在华夏大地上通行的各种礼仪，有一个非正式的总名，即是“周礼”。后来，这些礼仪中的一部分，被学者们记载并传承下来，最初所形成的就是《礼》这部经典。后世也把它叫作《仪礼》，以区别于成书较晚的另外两部经典：主要记载周代政治制度的《周礼》与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学生们讲论礼仪之原则与道理的《礼记》。在传统时代，这三部经书被合称为“三礼”，而在《仪礼》和《礼记》所记载的内容中包含了很多行之于“家”[1]的各类仪节。
《尚书》、《大学》以及“三礼”等中国古代典籍在后来两三千年的中国历史中，被一代又一代读书人不断地研读、讲论并付诸实践。与之相随的是，“齐家”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头一等大事。事实上，正是家族，在传统中国文化里面，成为沟通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第一个实践场域。通过家族生活，并以相应的方式参与家族治理，传统文化中的人，尤其是士人，首先突破了个体人（individual）的一己之私，而参与到具有公共意义的族群事务之中。其次则锻炼了人们，尤其是士人，为人处世的经验与技艺，并以此经验与技艺为基础，借着“家－国－天下”的文化意象，不断向着更为广阔的治理空间延伸。从秦汉之际的儒生与循吏开始，史书上对此类人物与事迹的记载，就蔚为可观；而宋代儒家在这方面则表现得尤其卓越和突出，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
宋代在我国历史与文化上的地位非常特殊。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正在逐步改变宋代“积贫积弱”的一般性看法：“积贫”一说，已不足为训，因为有足够的研究成果和可靠数据表明宋代不贫；至于“积弱”一说，主要由于宋初立国，鉴于唐末之乱，定崇文抑武之国策，广行文教而不崇尚兵事，故而从外事上看，宋代确实有某种“弱”的表现。然而这样一个间于辽、金、西夏、蒙古等虎狼之国中的“弱”宋，居然能够前后延绵三百二十年，而且不止绵延，还创造了我国历史上思想、文学、艺术、政治、经济、法律、科技、航海等多方面的辉煌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如果没有较好的内政治理，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故而，从内事一面来看，宋代堪称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王朝，而支撑起这个盛世王朝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宋代儒家士人通过“齐家”的努力，经由家族治理的合理化而有意实现的基层社会的自组织化。
宋代以前，中国社会的分层比较严格，具有某种形式的贵族社会的特征。经过唐末五代的纷争与杀戮，从汉末开始的门阀世家与巨姓大族几乎泯灭殆尽。于是从宋代开始，传统中国社会快速地进入了一个平民化时代。与此相呼应的另一个文化史与治理史现象，就是从宋代初年开始，平民家族在各地大量形成。从宋初到宋末，在各地所出现的义庄、乡约、社仓等组织，以及家训、规范、家仪、家范、家礼等具有规范意义的家族文献，虽然彼此的侧重点与所涉及的范围有所不同，但大抵都属于同一类型。即读传统经典文献出身的儒家士人们，在因血缘而形成的自然家族上面，通过以“齐家”为核心与基础的文化性制度设计，努力实现基层社会的良好治理。这就是司马温公（即司马光）在北宋撰写《家仪》，以及朱子在南宋撰写《家礼》的基本历史背景。当司马温公的《家仪》、朱子的《家礼》等出现以后，借着因为科举、学校及书院等而形成的教育与学术网络，迅速地传播开来，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相比于宋代其他家礼类型的文献，朱子的《家礼》较为晚出，因而可以借鉴前人成果，以达致完善；而朱子本人，在学问上又是旷代宗师，故而其《家礼》确实做到了可足师法；最后，朱子七十余年的一生，居官治事的时间甚短，而开办书院、四处讲学及勤于著述的时间则甚长，于是《家礼》借着正式与非正式的教育与学术网络，在当时及后世所发挥的影响都极大。至明清两代，朝廷除官刻《家礼》外，甚至还以《家礼》为范本，制定颁布通行天下的基本礼数，其影响更是日见其深。直到今天，各地乡间在进行婚丧嫁娶等事务时所遵循的传统礼俗里面，都还可以发现《朱子家礼》或深或浅的痕迹。由于历时久、影响大，《朱子家礼》的传刻甚多，版本也相对复杂，甚至连该书的真伪都一度引起过很大的争议[2]。
本书以《朱子家礼》为主体，除此之外还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开篇为简明扼要、字字珠玑的《朱子家训》。据传，《朱子家训》为朱子晚年所作，也是朱子一生治学治家以及为人处世之思想与经验的高度凝练和总结，可以看作《朱子家礼》的总纲，故而把它放在前面，以方便读者尽快把握《朱子家礼》的原则与精神。此外，明代学者朱用纯的《治家格言》，因其主题与《朱子家训》相近，并且通俗易懂，又经常与《朱子家训》相混淆，故而以附录形式放在书尾，供读者比较阅读。
《朱子家礼》共分为五卷：第一卷为“通礼”，顾名思义即是通于古今、行于天下的基本礼仪。“通礼”首先是“祠堂”，这是朱子首创并予以特别强调的，其着眼点主要是注重“慎终追远”对于齐家与治国，即善好生活（秩序）的根本意义。其次是“深衣制度”，因其过于艰深，且已难以再行于今日，故本书从略。最后是“司马氏居家杂仪”，即朱子从司马光相关著作里择要选录的一些内容。第二卷为“冠礼”，分别以“冠”和“笄”记载了男子成年为其举行冠礼与女子成年为其举行笄礼时，所当遵行的各种仪节。第三卷为“昏礼”（“昏”即是“婚”），细致记载了缔结婚姻关系过程中，从“议婚”到“庙见”及俗称“回门”的各个环节所当遵行的仪节。第四卷为“丧礼”，所处理的事务即所谓“慎终”，其中所记之内容极为繁复，而且已经绝难适用于当今城市化的生活，故本书亦从略处理[3]。第五卷为“祭礼”，所处理的事务即所谓“追远”，所记内容为不同的祭祀时节、不同的祭祀对象以及不同的祭祀场合所应当遵循的各种仪节。五卷内容，根据古礼，因时损益，主次分明，细致周详。通过对仪节合理有序的安排，朱子把《大学》中“诚正修齐”的崇高理念，一步步落实在了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之中；至于其间所贯穿的基本精神，则是《论语》所讲的“孝悌”二字[4]。
“孝悌”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始端，“仁义”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家”则是“孝悌”与“仁义”的第一个实践场域。从血亲互爱相濡以沫的“家”开始，经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实践路径，“孝悌”与“仁义”的惠及范围得以层层拓展，并最终指向至大无外的“天下”。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所理解的善好生活，以“家”为其中轴。中国传统文化所实践的良好秩序，以“齐家”为关键。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以血缘为基础的自然家族将会逐渐增多。
但是，因血缘而生成的自然家族，自然而然地（即本能地）遵循“亲亲而爱私”[5]的行为原则，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成长为有丰富文化承载，并指向更大范围之优良秩序的活性组织单元。虽然自然血亲之家族固有的价值（亲亲）会随之而来，但自然血亲之家族内在固有的问题，也必然接踵而至。因此，需要那些被文化浸润，并期待着实现普遍善治的担纲者们，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逐步克服因“亲亲爱私”而带来的“务险”与“力征”，从而将自然生成的血缘性家族提升为文化养成的社会性家族，并由此出发，建设更大范围内的优良秩序。宋代士人在“齐家”方面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堪称前无古人，不但功在当时，为宋代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层秩序基础，而且开启来者，泽被后世千余年，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于乡间海外。
如今，中国文化又一次迎来了迈向复兴的时代机缘。[6]毫无疑问，以人类在20世纪所遭受的普遍苦难为背景，这场文化复兴所要面对的历史任务更加艰巨。于是，这场复兴的参与者，也必须把思想与行动的根须深深地扎在中西文明数千年丰富积累的深厚土壤之中，尽其所能地吸收一切可能吸收的营养元素，才能比较可靠地理解、应对和解决所面对的复杂问题。而其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与应对即将再次到来的自然血亲之家族？由乎此，传统文化中关于“齐家”的那些智慧，就显得弥足珍贵。
故而，复家族，是为必然；兴家礼，是为必需；促善治，是为所盼。以获得良好治理的家族为基础，通过与其他社会单元的协调合作，实现基层社会的良性自组织化，由此奠定未来之华夏善治的社会基础。百年痛史，斯为正道；来日方长，路在“齐家”。而赵法生老师及其同仁，多年来一直坚持行走在齐鲁大地的乡间小路上，竭力为基层乡村秩序的合理重建，引入来自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已然是时代之先行者了。
特别感谢赵法生老师盛情相邀，使愚者如我得以忝列编写丛书的群贤之间，并在写作的过程中读思新知增益不能。由衷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副社长翟江虹女士和编辑汤慧芸女士，在拙稿的编辑校对与文献核正过程中，两位女士都付出了许多辛劳。感谢吾妻兆芝女士，如果没有她再三的鼓励，我几乎无法完成这部书稿，更何况，她还要照顾两岁多的犬子时来，而腹中又怀着一个让她寝食难安的孩子。至于我自己，因学力不逮，加体悟尚浅，写作中时感捉襟见肘。虽已尽力，错谬难免，责任当然在我。唯学海无涯，愿读者谅之，亦愿贤达教我。
时亮
识于琴岛崂山
2016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