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孚琛与我认识多年，而且参加了我与季羡林、孙长江两位先生主编的《神州文化集成丛书》。他的所有著作和论文我大都阅读过，并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其学术根底可以说是很扎实，且颇有创造性。胡孚琛同志还有很强的组织才能，由他主编的《道教大辞典》，集中了五六十位我们主要的道教研究者共同完成，这确实是一项有益于道教研究的大功德，大大方便了学者们对道教的研究。
现在胡孚琛又撰写了《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与仙学》，把撰写“道家”、“道教”与“仙学”作一统一体、作整体性的研究，其意义无疑是深远的。我们不过多地讨论“道学”这一名称的归属问题，但这一名称指“老庄道家”早于《宋史·道学传》却是事实，重要的是科学地阐释“道家”、“道教”、“仙学”三者的关系更重要。本书虽分三篇讨论“道家”、“道教”、“仙学”，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是在着力分析和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本书《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与仙学》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那它就不可能成为一本系统的科学著作。胡孚琛同志可以说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有许多精辟创见。当然，一本涉及面很广泛的学术著作，也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引起争论，这不是坏事，恰恰是推动学术发展不可少的条件。根据传统的看法，“重玄学”被认为是道教的学派，而“内丹心性学”又是在“重玄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金、元时期的道教的特点，并和宋明理学心性学、禅宗心性学成为中国心性学的三大支。现在胡孚琛同志都放在“道家篇”中论述，有些学者或者会对此提出疑义。但我想，如果从哲学的层面看，如果把“道家”和“道教”、“仙学”打通来看，“重玄学”应是经过南北朝佛教的冲击后而由魏晋玄学发展而成的，而且成玄英、李荣等在学术上的贡献都是体现在他们对《老子》和《庄子》注疏中。“内丹心性学”又是对“重玄学”的发展，并且使理论和修持方法结合成一整体，而能与儒、佛两家心性学并列为三，这都可以说是“道家”思想的发展。当然，如果我换一个角度看，即“重玄学”、“内丹心性学”所追求的目标又和道教有密切的关系。由于隋唐以来，道家、道教、仙学都讨论到“内丹学”，这不仅说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说明“内丹学”在“道学”（包括“道家”、“道教”、“仙学”）中的重要性。胡孚琛同志对“内丹学”深有研究，据我所知他是“内丹学”研究得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
本书中特设“方术篇”是很有意义的。“方术”在中国文化中有其特殊地位，而且常常带有某种神秘性，如何透过其神秘性了解其中的真实价值，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而胡孚琛同志原来是学化学的，有着很好的科学训练，因此他能够较好地把各种“方术”实事求是地加以梳理，并讨论其现代意义，对此问题的深化是有重要启发的。
一种学术思想及其方法如果只是作历史的研究和阐释固然很有意义，但如果能进一步讨论其现代意义可以说将会对学问的深入发展和造福人类更有意义。“道学文化的现代意义”一章讨论了“道学文化”对当前人类社会的科学、哲学、宗教等方面的意义，应说有一定的开创性。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日千里，许多我们过去不了解的现象，现在都可以用科学加以说明，或者为科学实验所证实。但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对自然界，特别是对人类自身的许多方面仍然是盲无所知的；或者虽有某些假说，但却尚不能证实。而人如果说与其他动物有什么不同，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许许多多奇怪的没有答案的问题，喜欢探索那些“未知”的东西。从古到今、从东到西的各个民族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提出过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并试图给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以解释，虽然后来被证明他们的解释并不一定正确，但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中有不少确是有价值的真问题。那些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奇奇怪怪的问题也许正是我们应该不断去探索的宝库，也许正是推动人类进步、科学发展的巨大动力。因此，我认为，学术研究有时所得出的结论虽然是错误的，但提出讨论的问题却十分重要。
胡孚琛同志的这本《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与仙学》可以说是他二三十年来研究所取得的可喜成果，我认为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特此为这本书写一序，向读者推荐。
本文作于1998年4月1日，原收入《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与仙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