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实际上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心灵污染和精神荒漠造成的。所以要想改善环境我们还是要在自己的心灵深处着力。——廖晓义（环保学者）
乡间客车灰头土脸、田地里飘荡着化肥的臭味儿、黑脸少年吹着泡泡糖骑着二八自行车穿行在公路上、穿中山装眼角堆着眼屎的老汉在河边赶羊、装潢俗气的农村供销社的大门前，劣质音箱里播放震天响的《江南style》。
欢迎来到高密东北乡。这里就像大多数中国北方乡村一样，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隐藏着失序躁动的人心。这个中国庞大行政体系下的单调乏味的偏僻一角，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所有主要作品的叙事背板。莫言获奖之后，东北乡成为一个充满神秘力量的地理符码，如同威廉·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又像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
2012年岁末的北方大地一片萧瑟，开往平安庄的出租车上，司机孟先生对我这个外来客炫耀说，东北乡已经扬名世界，表明这个地方风水很好。他说，“这也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毕竟，莫言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我提醒他，两年前，诺贝尔******曾经授予另一个中国人。孟司机陷入了困惑，这里的出租车允许拼车，坐在我身边一个脸蛋红扑扑的高密四中的女学生，恍然大悟的样子，用可爱的高密话说，“好像听说过这么个人，是不是姓个刘？”
2010年，诺贝尔******颁给在东北监狱服刑的刘晓波，这激怒了中国政府，指责敌对势力干涉内政。莫言则受到了官方的高度称赞。国家领导人专门向中国作协发去贺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莫言先生是最近一届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文学造诣有目共睹。两年前，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我们理所当然坚决反对。”
****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副部级）的身份，使得莫言被视为体制内可以信赖的分子。他的得奖被当作党领导的大国复兴蓝图的组成部分，如同北京奥运会成为展示执政能力的舞台一样。
变迁与退化
我们进入高密大栏乡50米，沿着新安装在电线杆子上的“莫言旧居”蓝色指示牌，南拐经胶河新桥，进入平安庄，进入被政治和资本合力改变的中国一角。
这是一个只有200户不足1000人的村落，一条前街和一条后街，把村子整齐地平行切割成三部分。最北边紧邻着全长106公里的胶河，最南边是村集体2000亩土地，人均合2亩2分，种着玉米、小麦、棉花。村子南头有两个废旧塑料回收厂，准备用来制作PVC材料的塑料颗粒粉碎后铺在池塘边，白花花一片，在冬日阳光下反射着炫目的光。厂子的主人依靠这背叛了土地的新式营生已经先富一步。
村子主路旁是大门紧闭的村委会，门旁贴着红色的“计划生育有奖举报******”，落款是“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路边竖着2009年平安庄街道硬化捐款者的“功德碑”，第一个名字就是莫言。后街中间是村卫生所，墙上刷着“检测艾滋病完全免费”，这也是去年260票当选的村团委书记的家。
莫言父亲管贻范住在前街一处院落，和莫言二哥管漠欣一家一起生活。这是典型的北方农家，宽敞的大院晒着刚收获的玉米。62岁的管二哥在乡镇上班，二嫂则是地道的农民，见人露出厚道的笑，也露出了这个岁数的东北乡人共有的特点：一口被含氟水腐蚀的黄斑牙。
莫言旧居在村子最北边靠近胶河的角落。传统的北方农村土坯院落，村里仅剩这一家，已经废弃不用。我去的这天，遇到了来自大连、江苏的参观者，以及一个孟加拉游客。莫言的一个村人，论辈分是莫言的叔，骑着摩托车停在我面前，说“你是作家，有没有门路搞来点投资到我们村，我们这里可以出产红高粱酒，一定可以赚大钱”。莫言得奖引发了蝴蝶效应，村民期望安静的乡村发生某种划时代的变化。
实际上，变化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有时暴烈，有时又不易察觉。高粱是非常适合本地低洼地势的高杆作物，1936年高粱的种植面积曾经排高密播种面积第三位，占17.33%。1971年全县推广种植了18.98万亩14号杂交高粱，占播种面积11%。此种高粱含单宁酸高，人畜都不喜欢食用，1974年停止种植。之后，高粱播种面积大幅度压缩，70年代末开始，占粮食播种面积已经不足2%。
原本，莫言旧居的东面有大栏乡小学、一个高粱酒作坊，还有一个中国化了的乡村天主教堂，在历次运动中统统拆除了。带着点酒意的管漠欣说：“这里跟从前比，******基本上都变了。”
蒋玉君是高密《三贤文学》杂志主编，这是一本主要刊登业余作者的诗歌散文为主的杂志。蒋主编的老家夏庄和平安村相隔3公里。他说，东北乡一带村民是明朝洪武年间从西部迁徙而来，“夏庄地势比平安庄更平坦，平安庄位于胶河由西南到东北的拐弯处，经常遭水淹，可见当时好地方被占的差不多了。”
平安庄处于胶州、平度、高密三地交界处，1949年前得名“三份子”。在中国传统认知里，这种政治边缘地带的农民具有天然的造反精神。另一名中国作家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描写了地处山东、安徽、江苏三省交界的“刁民”不停上访、民告官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秋菊打官司》，并被当成司法进步的象征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莫言也把家乡描写成为叛逆者和土匪草莽的乐土，这种三不管地带很容易躲避官府的打击。他的代表作品《红高粱》中“我爷爷”余占鳌的原型，就取材本地一个亦匪亦侠式的人物曹克明。曹克明跟过共产党，也跟过国民党，但是最喜欢做土匪。1938年4月16日，曹克明率领队伍在胶莱河古渡孙家口打了一场伏击战，烧毁汽车8辆，歼灭日军30人，轰动了胶东，这就是《红高粱》中所描述的“我爷爷”在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汽车队的故事。曹也被誉为“抗日英雄”。莫言的三爷爷年轻时和当地土匪有过交往。土匪的形象在中国文学中具有两面性，和平时期是农民，一旦官逼民反，又成为底层民众的利益代言人。官与民的对抗贯穿了中国近代乡村的历史。
1949年后三份子易名平安庄，中央政府建立了庞大的行政系统，通过对下级官员的任命和考核，保证对基层的绝对控制。平安庄最早属于大栏乡，后来划归河崖，再被归为夏庄，几年前又被划为新成立的疏港物流园区。村民抱怨“折腾了4次，却不知道为什么”。
莫言出生的1955年，高密有了第一台拖拉机，这一年全县农村全部加入了合作社。莫言的《生死疲劳》中拒绝加入合作社的农民“蓝脸”，取自真人真事，村民管这人叫“蓝瘸子”。莫言的爷爷也曾经想单干，但是架不住政治进步的莫言父亲的哀求，加入了合作社。莫言写父亲甚至哭跪在爷爷面前乞求他回心转意。但是莫言的父亲对我表示，对这个细节是否发生过已经记不清楚了。蓝瘸子因拒绝加入合作社，被当作异类，****中上吊自杀。上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分田到户，农民实际上又恢复了单干。莫言说：“蓝脸是一个了不起的，敢于坚持己见，不惜与整个社会对抗，最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的人。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出现过。”
平安庄一直是个以农业为主的乡村，莫言曾祖父一辈迁到平安庄，靠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还算富裕。莫言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农村的苦难贫穷。实际上，他家成分被划为上中农，莫言的大爷爷是老中医，莫言的爷爷有木匠手艺，莫言的父亲做了33年的大队会计，1982年退休，莫言的大哥是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莫言的叔叔在供销社可以搞到粮食避免家人挨饿。用莫言做妇产医生的堂姑管贻兰的话说，“管家各人有各人的路数”。无论哪个时期，相比村里大多数贫下中农的生活水平都要好。平安庄真正受到政治冲击的，是一个成分被划分为地主的单姓人家，土地没收后搬去了青岛。另有一个当兵去了台湾的军火商单亦诚，也成了村史中的反面代表。单先生1993年捐资100万港币，在大栏乡建了一所“至诚小学”，又变回了“爱国人士”。
政治高压改变了传统乡村农民与土地的密切关系，也重塑了农民的精神生活。莫言说：他的爷爷是一个有情趣的农民，会结网、捕鱼、打猎，后来的人民公社大锅饭，把人像牲口一样拢在一起，农民的所有时间都不能自己支配，有情趣的农民也没有了。那些曾经自由疯长的生命，逐渐臣服、消失，莫言不无悲凉地说：东北乡的人种也“退化”了。
隐喻与表达
在高密一中，我拜访了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他也是莫言研究会秘书长。莫言文学馆位于一中校园东侧，2009年建立。莫言大哥管漠贤退休前是一中副校长。展馆陈列着莫言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以及莫言用左手写的书法。这是一个小聪明，成为名人免不了在公开场合题词赠字，书法亦是官场附庸风雅的工具，“左书”可以规避人们对其书法水平的质疑：瞧，这可是用左手写的，所以不能用正常的书写标准来衡量。
毛维杰曾是一名乡村文学青年，1984年师范毕业后，在平安村大栏乡小学和中学教书，学校距离莫言家老房只有50步。1985年，莫言的小说受到赏识，从服役的保定部队破例招入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同年发表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这是以少年莫言在饥饿年代的一段真实经历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已经走上作家路的莫言每次回家，毛维杰都要登门请教。“他血气方刚，慷慨陈词，给我讲了大量国外刚翻译的小说，比如福克纳、马尔克斯。”当年莫言给毛维杰的感觉是“惊异”和“震撼”。
经历了“****”的长期压抑和对外封闭，中国急切希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经济发展经验。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大量借鉴模仿。就连最严肃的官方旗帜《人民文学》杂志，也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先锋意义的现代小说，韩少功、刘索拉、莫言、苏童、余华、格非，这一批几乎前后脚出现的作家，整体实力至今在中国文坛无法超越。
1988年，莫言发表《天堂蒜薹之歌》。跟后期众多隐晦的作品比，这是一部是少有的具有现实批判意义的刚猛之作。小说背景取自1987年5月27日发生在山东苍山县的“蒜薹事件”。苍山地处鲁西南，盛产蒜薹，当年总产量约5000万公斤。上市后市场管理乱收费，政府滥罚款，造成销售渠道不畅，每公斤由0.8元跌至0.1元。5月27日苍山大集，多处收购点停止收购。众多蒜农将蒜薹拉进县政府内抛撒，围攻县政府。小说极为罕见地涉及了官民冲突和群体事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空气已经相对宽松，这种尺度的作品放在今天估计已很难顺利面世。现在，即便是蒋玉君编辑的以业余作者散文为主的《三贤文学》，也需要经过县委宣传部审稿通过才能印刷。
借助小说人物在法庭上的陈述，莫言道出了当时社会底层人民对于官僚政府的尖锐批评：“天堂蒜薹事件为我们党敲响了警钟，一个党，一个政府如果不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就可以推翻它！而且必须推翻它！”我不知道还有哪个作家敢于在作品中发出这样直白有力的警告。
整个令人怀念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处于一个激烈碰撞的时期，人心惊蛰。博弈的代价也颇大，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名，《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就倒了霉，因为刊登富有争议的实验小说《伸出你的舌苔或者空荡荡》，刘心武遭免职。这是向牢骚满腹的自由分子发出的强烈信号。两年之后的春夏之交，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波永远印刻在中国艰难发展的历程中。对于探索发展之路的中国来说，20世纪80年代末是一个绕不过的分水岭。2004年，法国解放报记者哈斯基访问莫言，莫言告诉他，1989年之后，自己一度失去了信心。在和大江健三郎的对话中，莫言说，“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许多人理想破灭，许多作家弃笔从商，我在经过了短期的痛苦和徘徊之后，认识到，只有拿起笔来写作，才可能把自己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而且，我也认为，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是要写作，用小说发言，这是我的责任。”
莫言1989年写的《酒国》写基层官员如何烧烤吞食婴儿，其批判意识如此强烈。无论如何，1989年并不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终点。风波过后，人们期待着1992年******的南方视察为中国重燃市场经济之火。
敏锐的作家参透了现实中国岁月激荡的戏剧性一幕。其间，莫言贡献了他写作生涯最为重要的作品《丰乳肥臀》。毛唯杰说：“莫言亲口说过，如果你要读懂他，一定要看《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用蓝脸转世脱胎的寓言，描绘了被扼杀的人性和屡屡被政治运动折腾的乡村。《丰乳肥臀》的跨度则更久远，揭示了东北乡百年的离乱，创造了一个母亲的形象，看到这个形象，就想到了那些被飞速发展的政治机器碾压下的普通中国人的命运。“直白地说，就是一个母亲的形象，她和这么多男人，甚至还有外国传教士，发生了关系，跟每一个男人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就像东北乡这块土地的命运，被不同的政治历史裹挟。”毛维杰说。
《丰乳肥臀》受到了批判，有意思的是，批判不是来自政治，而是指责小说有太多性描写。另一名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废都》因为相似原因遭到了惩罚。这顶帽子扣得恰如其分，意识形态对于人民作家提出的要求是，为读者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而不能满足作家一己猎奇之私。事实上，据说这缘起私人恩怨，莫言一度不被允许再写小说，甚至被监督写了很多检查。1997年心灰意冷的莫言不得不告别人生起步于斯的军队，转业到《检察日报》做记者。除了写过一些长篇通讯，他并没有写过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报道，仍然醉心于小说创作。
毛维杰说，“现在把莫言的文学说成魔幻现实主义，其实他本人不太同意。莫言的文学根植于齐文化，如果说继承，他跟蒲松龄一脉相承，而蒲松龄是典型的东方本土文学。”
清代伟大的山东小说家蒲松龄通过赞美狐狸鬼怪，影射现实的黑暗肮脏。鬼怪的本质是抵抗宏大现实的精神力量。莫言的小说提供了夸张的叙述和难以言传的超现实想象，用来表达作者对现实的反抗。这种隐藏作家真实想法的隐晦修辞，显然帮助他摆脱了审查的麻烦和意识形态的非议。
乡绅和锯齿
“莫言的小说，开始是为自己写，为了有一个好饭碗，中期就是为读者写，为了成为一个好作家。后期他的写作完全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家，他是带着宗教般的忏悔来写，这是更高层次的写作。”王玉清说。
王玉清，莫言当兵离开农村前在高密大栏乡棉花粮油厂的工友。他65岁，一头凌乱白发，遮着一顶仿冒耐克棒球帽。衣领发黑，指甲缝嵌着黑泥。他说话快时有口吃的习惯，而底气很足。在莫言的小说《白棉花》中，曾经把他描写成一个精明的农村知识青年。王玉清对莫言小说的熟悉程度令人印象深刻，让我想起了莫言作品中那些具有丰富生存经验的农民形象。
王玉清给我讲起了他和莫言共同的朋友，1973年到1975年一起在棉花厂工作的张世家。张世家当年在棉花厂做抬篓工，莫言做司磅员。这份工作摆脱了辛苦的农业劳作，在当时的高密是让人羡慕的职业。两人都是喜欢舞文弄墨的乡村才子。莫言在多篇文章中绘声绘色描述了这个精瘦如猴的农民好友。王玉清说，“那时候张世家可比莫言才气大”。1975年，莫言离开贫穷和压抑的家乡去部队服役，王玉清和张世家后来则被选拔为乡镇通讯员，并且有望进入县委宣传部，但是都放弃了。
王玉清说：“我们都是带着理想的乡镇文人。不想给宣传部门当喇叭匠。”同一时期，莫言依靠写作天赋考取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从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张世家先是到工厂，后来追随一乡镇企业家做副总，性质类似出谋划策的“师爷”。张世家的抱负很大，一直怀有济世思想，但是一直不如意，直到在“北京朋友”（据推测包括莫言）帮助下，在高密办了一个天达药业。作为一个具有传统乡绅气质的人，张世家试图运用一种糅合了儒家哲学和“共同富裕”理想的方式来运作企业改造家乡，但是并没有取得真正商业意义上的成功。
王玉清的讲述中，张世家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乡镇企业家，并且最早预言了莫言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他鼓励莫言把东北乡的历史当成中国的历史去讲述给世人。张世家早些年病故，莫言痛失知音。也许莫言痛悼的还有消逝的乡村传统，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中国乡村，张世家这种乡绅式的人物曾经是中坚力量。士绅阶层在维持地方秩序和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居功至伟，他们尊重传统，理解文人的独特作用并且乐意提供无私的帮助。在革命和经济的双重涤荡中，乡绅已经退隐于无形。
如今，高密真正的商业大鳄是两三家依靠资本运作的上市公司。高密街头随处可见一家上市纺织企业的代言人林志玲的娇嗲身影，在北方粗犷的原野前晃动。商人和政府建立了稳固的联盟，取得贷款和土地优惠，风生水起。政商联盟取代了乡绅与知识分子的约定，而这些大鳄的主要生产模式，依然是依靠廉价的人力加工。高密的特色产业是玩具加工，远销海外，同样是典型的“中国制造”。东北乡人命运流转，只不过从田地的奴隶又转变为流水线的奴隶。
王玉清用手挠挠布满头皮屑的脑袋，他有一顶硕大的脑袋，戴着一顶小一号的棒球帽。王玉清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莫言没有离开高密，很可能也会在乡镇终其一生。”
在这个被执政党强力治理和资本主义浪潮相向冲击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锯齿。星期天上午，我走进1915年由瑞典传教士建立的基督教堂，发现高密教堂里的信徒之众，跟我在中国其他城市看到的景象一模一样。上午10点的礼拜，有超过1000人参加，这样的祈祷星期天要举行4场。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写瑞典传教士和“母亲”生了一个混血儿，富有预见性地讲述了中国人将迎来信仰的迷茫期。写作期间为了找到灵感，莫言去过两次教堂。莫言的父亲告诉我，他的弟弟就是一个教徒。学术界保守估算，中国有4000万到7000万教徒。根据官方数据，仅在2008年到2013年的5年间，中国就新增基督教受洗教徒约240万人。一位退休的宗教界官员曾经这样告诉我，为什么现在中国的信徒越来越多？因为，“计划经济年代，人们一切由组织操办，而市场经济时代，一切都要靠自己，组织不管了，人们需要寻找新的寄托”。
争议与悬念
千百年来，中国文人一直在政治高压下保持着谨小慎微的形象，用低调和谦恭守护着自由创作来之不易的微小烛火。莫言显然具有同一特质。批评者看来，莫言的小说只是关注到了政治影响到的人的命运，而不是质疑和反思影响人命运的政治本身。只是不清楚这种特质是作家的自我选择，还是来自于外部压力。
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莫言所在的中国代表团因抗议德国颁奖给中国********退出书展，这是半官化的中国作协理所当然紧跟政府的步伐。2012年，为纪念******《在延安**********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100名中国作家集体手抄《讲话》。铁凝、王蒙、莫言等作家均有参与。但是也有中国作家王安忆、阿来等拒绝参与。这引发了不同声音，富有争议的艺术家艾未未在莫言获奖后批评说，莫言在一些事情上没有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尊重。
事后莫言解释“手抄”事件说，“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讲话》，会感觉到它有巨大的局限，这种局限就在于这个《讲话》过分地强调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过分地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
他说，“我至今认为，我抄了，我不后悔，我觉得我抄这个《讲话》，跟我的创作没有什么矛盾，我抄他的，是因为他里面有合理的成分，我突破他，是因为他已经不能满足我创作的心灵需要”。
活跃的网络作家老虎庙看过莫言的大多数作品，并且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莫言。老虎庙认为很多人在没有读懂莫言的情况下就急于作出判断，忽略了环境因素。他说，“莫言是属于勇于肩担道义的那种人，但不是我们习惯认为的江姐式的甘于牺牲自我的人。我们应该包容，而真正计较的该是看他的作品。他的《生死疲劳》就是很了不起的作品，被镇压的地主重新托生于牲口来到人间，生活在了当年的雇农家里，从此阅尽人间辛苦，政事变迁。莫言的方式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方式。是在特殊体制下的写作和生存模式”。
四川的独立作家冉云飞则说：“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声音过于多元，而是依旧过于一律。如果我们是善于思考的人，为何不想想关于莫言得奖与否基本可以公开谈，而曾经得过诺奖的中国人，为何不让公开谈呢？这里面蕴藏着什么？好好想一想，我们就可以由此真正读懂中国。”
围绕莫言得奖引发的争论，显示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分割和对立，也代表了人们对于作家的责任感的期待：除了逃避或者保持沉默，作家还能做些什么？
1975年，21岁的平安庄农民莫言靠叔叔的帮忙，靠给乡镇武装部长的儿子勾兑关系，当兵离开了家乡。在部队写给大哥的信中，他讲到了提干、入党的压力，流露出担心被政治抛弃的惶恐。
2012年10月29日，第三届高密红高粱节在高密开幕。莫言现身引发了狂热。按照古老的说法，莫言这次可算是荣归故里。他已经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和中国文化的新领袖。稀疏的头发梳向一边，掩盖秃顶的脑门。作为开幕式贵宾的莫言和地方领导谈笑风生，随后又和官员在开发商陪同下一起视察了一块即将开发的土地。高密借助莫言获奖的东风，要在当地大兴土木，计划修建包括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红高粱影视作品展示区、胶河沿岸景观带及乡村度假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起初莫言不同意修缮旧居，但是高密政府执意宣布将出资50万元进行修缮。外乡人站在旧居小院里对管漠贤开玩笑说：“你在这里摆个小桌，得收多少门票钱啊！”二哥笑而不语。
离开家乡的30年间，政治对传统的农村空间不断进行重构，现在资本主义继续着这一进程。两种合力，彻底改变了乡村的面貌。不过在王玉清记忆里，莫言还是那个喜欢捏着兰花指抽烟，一个略带酸腐的乡村秀才形象。
时光荏苒，家园几多变迁。现实赋予了东北乡魔幻色彩，超出了作家的想象力。我偶然看到地方政府的一份宣传材料说，2010年“高密编织防控网实现到省进京零上访”。维护稳定是执政者的心中大事，这被当成了地方的政绩。东北乡的草莽年代决不允许再次出现。恰在红高粱节大红灯笼高挂的这一天，我偶然结识了一名高密当地的“钉子户”，73岁的醴泉街永安村村民宫先生因为拆迁补偿款问题二审败诉后屡次申诉，2010年在北京被遣返回高密，又被地方派人24小时看管了103天，2011年再次申诉被拘留取保候审。挤在人群中，仰视着风光的莫言，宫先生说，他的心愿是：“想找莫言帮忙。能不能让莫言帮小民向领导呼吁解决一下切实问题？”
显然，这是一个作家的杰出想象力也无法完成的黑色幽默。我不确定莫言能否作出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