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发生枪击命案，三名丹东的中国籍走私者，死于朝鲜边防军人枪下。中国新兴的社交网络将枪击事件迅速传播和放大。枪声被解读为传统的中朝友谊不复存在。事实上，枪击事件发生在一个隐蔽的边境小岛，源于走私者和军人间的利益纠纷，在任何一条边境线都很常见，政治并不是主因。这起意外事件揭开了边境地区长期存在的地下贸易的一角。
枪击事件几天后，我从北京来到丹东。丹东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中朝之间有1400公里边境线。从丹东出发，沿鸭绿江而上，这里风光迷人。中国一侧的地平线是灯红酒绿的现代化建筑，对岸空旷陈旧笼罩在迷雾中。
我一直对朝鲜抱有浓厚兴趣。我的童年，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物质并不如现在丰富，中朝关系也处于传统蜜月期，经常在电视里看到中朝领导人互访时亲密拥抱的新闻画面，听到“兄弟般的中朝人民”及“鲜血凝成的友谊”，最喜欢的朝鲜电视剧是《无名英雄》，主人公流露出朝鲜民族的深沉和优雅让人难忘。有一年金日成访问了我的家乡济南，他站在著名的黑虎泉边，赞美说，济南真是一座水上乐园。这个画面和金日成脖梗上的肉质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我成年后，中国热情地拥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久，中朝亲密关系因为中韩建交陷入低谷。我曾经认识一个东北的朝鲜族女孩，她的父亲就是做韩国劳务输出中介服务，中国人对于地理更近的朝鲜反而变得陌生。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垮掉后，赖以维系朝鲜经济的援助体系也解体了，金正日继承了金日成的统治权，朝鲜选择了一条先军政治路线，强化了对外界的信息屏蔽，从此外界很难再看清这个国家的真相。
边境商人
那一次经人引介，我认识了47岁的丹东商人张先生。张是以对朝贸易著称的伟民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做过餐饮、房地产、保险，具有生意人的精明，口头语是“不差事”。丹东方言里，“不差事”蕴含着会办事、有门路的意思。
张的办公室位于丹东地段最好的滨江路，一座黄色小楼的三层，鸭绿江一览无遗。宽大的落地玻璃前，一架80倍望远镜正对朝鲜新义州。透过望远镜，对面衣着暗淡的百姓、土黄色军服的人民军战士、蓝色工服的船员、鲜红的朝文标语，在镜头里缓缓划过，恰似重温一幕老电影。
早上，张先生驾一辆黑色奥迪带我沿江而上。鸭绿江在身边流淌。两岸相距不过千米。对岸新义州静谧空旷，绿树掩映，和丹东这边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
奥迪车驶过中朝友谊大桥，他指给我看泊在江中的几条挖沙船。
船头红旗上，中朝两种文字写着“伟民”。鸭绿江是两国界河，也是一条充满商机的运河。鸭绿江上至少聚集了6家挖沙企业，竞争激烈。张先生的公司则取得了从大桥往上游40公里的范围内，临近朝鲜一侧岛屿的沙石采挖权。
伟民公司董事长周伟，是当年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的女儿。周保中曾经和金日成并肩作战。周伟小时候曾和金正日一起学习。周伟退休后开办了这个主要开展对朝贸易的投资公司。总经理蔡先生说，伟民公司在朝鲜投资了几座钼矿山，朝鲜领导人曾亲临视察。
中国需要大量的矿产满足经济发展需要，而朝鲜需要从中国获取维持民生稳定的粮食和石油。“中方有资金技术，朝方有资源，几乎是目前中方企业和朝鲜合作的主要方式。”蔡先生说。
他们和朝鲜人挖沙生意的合作方式是，中方出船出人，每采1立方米沙子，对口单位朝鲜的新元商社，收取中方1美元资源费，另外，每月需支付汽油若干。
但是在上个月，这个在张先生看来千载难逢的挖沙生意被叫停。原因是在丹东最美丽的鸭绿江边，运沙车、挖沙船被认为污染严重、大煞江景。遂被新任丹东领导要求停工。张先生痛惜不已：每停工一天，意味着至少亏损6万元。而沙子卖不出去，就拿不到每天大约2000美金的资源费，合作的朝鲜商社也多次指责张办事不力。
另一位丹东商人吴先生和朝鲜做生意20多年。1996年，他和朝鲜一家商社合作，打算在平壤投资冷饮加工。他说：“我经过考察，发现当时平壤没有冷饮机，他们做冷饮都是用水瓢兑好水和糖，然后放到冰柜冻好了，一格格取出来卖。”对方选址，中方投设备，先后投了60万元，包括一部小货车。但是，吴先生把机器设备运过去了，对方把技术也学会了，眼看可以投产了，就没了下文。吴先生一开始去的时候，受到了顿顿四菜一汤高规格接待，但是“到后来见面装不认识。气得我拽住对方的衣领子要打，那也不认”。60万元投资最后打了水漂。
后来他只敢做服装加工。接到欧美或者日本韩国的订单，发到朝鲜加工。只有加工产品回来才结算美金，以此规避风险。他的办公室里，摆放着朝鲜国旗、上下集的《金正日传》，墙上是朝鲜挂历。他说：“从我的角度观察，和朝鲜做贸易，受国际局势影响太大。比如化工原料、能制造武器的材料，都不让过境。粮食要凭许可证。大的合作趋势，还是利用朝鲜的资源，比如矿业、水产品、药材。但是，朝鲜资源性的东西也是有限的，他们也开始控制，主要是金矿，高品位的很多不让过来，以前木材过来很多，现在几乎没有了。水产品也在限制。”
中国边境商人希望深入邻国开疆拓土，往往受到一些非商业因素牵制。辽宁社会科学院的朝鲜问题研究者吕超认为：目前中朝双方互利合作规模不大，中方企业效益普遍不佳。
在丹东，说起和伟大邻邦的生意经，中国商人们仍然顾左右而言他。位于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外贸公司里，商人王先生陷在黑色真皮沙发里，轻声说：“可以说，和朝鲜的生意一般人根本做不了。必须和政府或者军队的个人拥有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
王先生称，几乎所有的边境商人在最初都曾经有过走麦城的经历。现在他已经恢复了元气，秘诀是低调和不足为外人道的游戏规则。这天下午，有三拨朝鲜客人光顾了他位于丹东火车站附近的办公室。王先生的身后，是朝鲜工人用刺绣为他制作的“四虎图”，他有点炫耀地说：“某种意义上，他们公司现在就是朝鲜在中国的一个招商窗口。”
我和王先生交谈的工夫，他不断接到电话，他的女翻译把传真送到他的办公桌上。朝鲜的商社要求王先生引进包括水泥厂、锁具在内的中方投资。朝鲜落后的基础设施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王先生说，他正计划到新义州视察，“新领导人正展开前所未有的开放计划，朝鲜计划每个州都要设立一个经济开发区”。听起来这的确很惊人。
王先生和我坐在沙发上谈了一回朝鲜，急切显露出商人本色。“我是生意人，让我们来谈点实际的吧。我们能不能合作做点事情？”王先生正在涉足方兴未艾的朝鲜艺术品买卖。万寿台创作社精英画家的作品，标价5000到1万元人民币，通过边境源源不断流入到中国，等待富裕的买家。他从桌子后掏出一卷随随便便捆着的画纸，在地上铺好5张朝鲜油画，风格是典型的苏联学院派。王先生希望我能为这些朝鲜画家写点宣传文章，寻找潜在的买家。我对掮客角色不感兴趣，倒是对迫切进入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功勋画家更感兴趣，我希望和他代理的朝鲜画家面谈。王先生表示对功勋画家的活动具有决定影响的人物，一位朝鲜的商社代表，此刻就坐在隔壁。王从沙发起身到隔壁房间“请示”，很快，他回来告诉我。“完全可以，但不可以拍照。”他承诺会带着朝鲜画家和我见面。我离开时，看到王所说的那位代表，身着一件红白相间的T恤，坐在隔壁办公室的黑色长桌后面，独自抽烟。见到我，朝鲜人把头朝墙别了过去。
我在中朝边境见到了市场经济具有戏剧性的一面，一边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中国，一边是最封闭的邻国，外界越是孤立朝鲜，边境线的生意就越重要。这条漫长的边境线对维持朝鲜的运转发挥了堪称决定性的作用。
午后，在中国图们市和朝鲜南阳市相连的中朝大桥口岸，我和一个穿便服的边防战士聊天，看到一个消瘦的身着运动短裤的中年朝鲜男子，走过大桥，径直走到中国边防，通过入境大厅，消失在图们的街巷。每天都有大量朝鲜人从各个口岸进入中国，他们进来时两手空空，回去的时候，带去大量的中国物资，进入了朝鲜的农贸市场和所谓“黑市”。市场的信息不可避免由边境向朝鲜的内部传递。商业成果被用来养活军民，即便最困难的年景，国家也没有陷入混乱，同时倒逼了市场的松动。
走私者
跟商人们甜蜜的苦恼相比，48岁的于先生的生活单调且危险。于先生的脸上挂着职业渔民的风霜。他是一名在中朝边境觅食的走私者。他家住鸭绿江下游的江海汇合口，丹东开发区浪头镇北安民村。四间大瓦房干净敞亮，看得出日子过得不错。6月13日晚，他接到老板电话：明天出海和高丽做趟生意。当地人一直习惯称呼对岸的朝鲜人为“高丽”。于泽铭早早睡下。次日一早，他赶到东港附近的码头时，还不到清早6点。750马力的摩托艇上，米、面、油，整整一吨货已经装载完毕。
于泽铭只是这条快艇的艇长，负责驾驶。他的收入取决于每单生意的盈利，还有老板给的奖金。实际上，艇老板也不是真正的老板，上面还有一个大老板，是个南方人。
艇长于泽铭在江上玩了几十年。他懂得看清潮水的方向，判断起锚时间。一小时之后，这条最快时速达到80公里的快艇，将进入朝鲜一侧海域。朝鲜客户在那里等着他们。
按照上一次朝鲜客户列出的清单，老板准备了满满一条艇的货，用这些对岸急需的物资，换回一二吨丹东市场抢手的时令海鲜：蟹子、海螺、黄蚬子。次日凌晨，这些海货就会出现在丹东渔市上。
这是一次危险的出海。丹东允许开展小额边境水上贸易，但是划定了严格的区域和管理办法。私人被禁止拥有大马力摩托艇。像于泽铭这样的越境贸易、捕捞，船只没有完备的手续证件，被定性为“走私”。而渔民习惯称之为“边贸”。
这样的“边贸”要在海上呆足一天，在下一个潮水到来的时候，回到中国海域。为了躲避中国边防巡逻，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回到浪头镇一侧。于泽铭乐观估计“这一趟能赚个六七万”。
走私者挣的钱有时是拿命换来的。2010年6月3日深夜三名涉嫌越境贸易的丹东走私者三死一伤。很快，朝方做出回应，表示这是一起偶发事件，将严惩肇事者。
走私者于先生说，“为什么死人？买卖发生争吵很正常。短斤少两都是常有的事，我们和高丽都互相被骗过。为此交易中发生争执，甚至打斗。当兵的有枪，就开枪了。我们出海的时候，被人用枪顶着头的时候太多了。”
出事船只的船主姓刘，家里兄弟八个，因排行第二，大家称之为刘老二。刘老二养了3条玻璃钢快艇，和朝鲜走私者换铜已有20年历史。
这次，刘老二的船有4个人，其中包括一个翻译。当晚和朝鲜走私者约定到对岸收铜。艇是从浪头港附近开过去的。后来我找到这里，发现港口附近有个沙场，岸边还泊着几条大船，一条边防巡逻道通往沿江公路。当地人称，“边贸”拉回的货，都是经这条土路上岸的。
知情人说，当晚，刘老二的快艇行至对岸朝鲜黄金坪附近小岛，渔民称之为“五道岔子”。双方不是第一次交易。交易的物品有铜，也可能包括几件朝鲜李朝的古董。中间发生激烈争执，几名中国人随后上船企图逃走。朝鲜军人向几名中国人乘坐的船只开枪射击，导致3死1伤的结果。
事后，刘老二向死者家庭每人支付了26万元。走私者说，“去年老刘家出了两次事。一次是这边人喝多了，和高丽做生意的时候吵起来了，拿东西打人，让高丽扫了一梭子，死了3个人。另一场是换铜的时候船被海里的冰撞漏了，三个人游泳到对岸被冻死了。去年他们一共死了6个。加上今年3个，一共9个”。
于先生说：“昨天（6月14日）也差点开枪。我看到高丽艇在红山岛抓了好几条中国艇。东港刘军的艇被抓住了，最后听说给了6万元钱的货，才把艇赎回来。”
为了平息边境商业活动引发的纠纷，双方在敏感海域建立起商业规则：朝鲜人默许某些中国商人建立一片特许海域，中国公司付给朝鲜军人钱，朝鲜人保护他们的捕捞特权，外来渔船需要缴纳“傍艇费”。如果没有“傍艇”，就会遭到武力驱逐。
2013年5月，一艘大连渔船被朝鲜军人劫持，向船主索要60万元人民币赎金，并且要求把账户打到一个丹东账户。这起事件在中国网络上迅速传播。据称，这家和朝鲜军人有合作的丹东公司，要求凡是到敏感海域捕鱼的中国船只都缴纳“傍艇费”。在大连船主通过社交网络QQ呼救引发中国外交部门介入后，朝鲜释放了22名船员。但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我认识了丹东当地渔民栾武。51岁的栾武左胳膊上有一个枪眼。栾武说，2003年6月，他随船到朝鲜海域易货，“我们开到了高丽的心脏海域，在嘎岛那边，里面货多，偷偷进去，被发现了，对方就想抢艇。我们跑了没被抓住，他们追不上，我们的艇快。当时我们6个人。对方扫了一梭子，是54步枪，艇就开走了。我们的朝鲜翻译还被扣在对方船上，跳水了，被对方救上来，后来放回来了”。
栾武的胳膊被打断，留下了一个窟窿。他自认倒霉。“到人家的地方去，就属于越境。也没有‘傍艇’，开枪很正常。”后来他一直告到省里，船主才赔了他1.8万元。
栾武的弟弟栾久也跑“边贸”，2003年和对岸在海上交易，等到两只船刚固定绑在一起，斜刺里又冲出一只朝鲜船，什么标志也没有，上来就打，用4棱的木棍打得栾久头破血流，嘴被打成了3瓣，胳膊、腿全部骨折。然后把货物抢劫一空，船上值钱的机器零件全部拆走，用衣服蒙住头塞进船舱，想杀人灭口。结果栾久在海上漂流了3天3夜，侥幸被其他渔船搭救。
栾武说，“什么情况最危险？一般情况下，我正常搞‘边贸’搞了一年，什么摩擦没有，最后几下买卖，对方使坏心眼子，他们不想干了，就让你下次带多少多少东西，最后抢你一下。这种情况最容易出事。”
46岁的栾久“使唤船”20年，从5次大事故中逃生，最终仍没能逃脱死神的召唤。
2009年8月22日晚，栾久帮本村一万姓艇主出海，到朝鲜做“边贸”。快艇刚出港，在鸭绿江与从朝鲜一侧回来的另一艘快艇相撞。4人遇难。事后艇主只承认是船只“空载漂走搁浅”，否认出海走私导致事故。
栾久的儿子、23岁的栾洋向我描述当时的惨状：“艇长眉毛之上都被螺旋桨削没了，朝鲜翻译肚子上豁开了一道口，我父亲坐在船尾直接飞入水中，溺水而亡。”
因为和船老板的赔偿谈不拢，栾久的尸体在殡仪馆里存放了数年，一直未能入殓。
2013年8月，我再次来到中朝边境，发现边境线上的地下贸易变得更大胆。
长白县的一个雨夜，当地一个著名的走私地段，鸭绿江上漂浮着橡皮圈，这是一场进行中的走私活动，货物从对岸拉到这边只要数十秒。最近的界河只有50米，趟河过去也花不了2分钟。一名走私者告诉我，前一天晚上，他刚刚协助买家拉了一车朝鲜的“锦绣江山”香烟和英国“黑猫”香烟。走私来的朝鲜香烟充斥着边境市场。走私者说，“有的也可能在橡皮圈里捆扎香烟的油布包里藏有冰毒”。
另外一个边境小镇，一名精通朝鲜语的汉族生意人说，“前几年，先是走私铜，后来又走私铁，现在铜已经很少了，我估计边境那边的铜基本都倒腾到中国来了。现在又有冰毒”。
第二天在江边，我看到对岸三个人民军战士脱了长裤，只穿了红色和蓝色的三角内裤在江中捕鱼，他们全神贯注捉鱼对我的存在熟视无睹。一个年轻的中国女性走近和我唠嗑，邀请我晚上到对岸的惠山走一趟，她告诉我过境只需要给朝鲜军人一包长白山香烟。
她的丈夫常年和对岸的朝鲜商人做生意。她说：“去吗？还可以在那里的药店买到冰毒哦。”
在朝鲜陷入孤立之后，边境的灰色生意更加兴旺。朝鲜人用铜或者海产品，来换取急需的汽油和粮食，它至少部分缓解了物质匮乏，帮助度过内外交困的岁月。
延边的一名朝鲜研究者称，“中国制造”的商品目前在朝鲜人生活中的比例在80%以上。在延边的一所知名大学，身为朝鲜族的金教授说，朝鲜90年代发生的饥荒，配给制度失效，边境走私猖獗，黑市蜂起，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把市场固定下来。金教授从口袋里掏出韩国香烟点燃，说：“朝鲜必须依赖市场，人家现在是全民皆商，这股势头已经无法阻止了。”
进入朝鲜
我在丹东停留了两个多星期，等待进入朝鲜的签证。丹东是一座充满金钱欲望的新兴城市。致力于记录沿海渔村消失的大连环保工作者徐微微说，过去丹东只是一个渔村，因为沿海环境污染、过度捕捞，快速城市化，渔民只有远赴外海，才有了大连渔船闯入丹东商人和朝鲜人合作渔场的离奇遭遇。
几天后，我拿到了“朝鲜4日游”签证。丹东国旅旁边，就是朝鲜观光社驻中国的办事处。所有来自中国的旅游签证，都经由这里签发。紧闭的门里，走出一个穿着拖鞋的胖大男子，左胸口的金日成像章，明白地透露了朝鲜人的身份。丹东的出租司机声称可以在人群中快速辨认出朝鲜人：他们一般两人同行，戴着领导人的像章。
第一次我去丹东见到的朝鲜人都别着一个头像的领袖像章，要么是金日成，要么是金正日。2013年第二次去的时候，发现朝鲜人别着一枚金日成父子两人一起的像章，面积扩大了一倍。在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们被允许摘去像章——边境灯红酒绿的资本主义生活的确对主体思想是个冒犯。
1966年英国世界杯上，在朝鲜男足放倒了意大利队之后，英国媒体用“红蚊子”称呼神秘的朝鲜人。“红蚊子”的绰号今天依然十分形象。你弄不清楚他们平时在做什么，忽略他们的代价就是，被蚊子狠叮一口。
问东问西的我，引起了丹东国旅的王小姐的怀疑，她严肃地看着我说：“记者是不允许进入朝鲜的。”我说：“要是记者去了怎么办？”王小姐说：“那就把他关起来。”“关到哪里？”“关到住的宾馆，专人看着，不让你出去，直到其他人结束旅行，再送回中国。”
王小姐的话让我有点担心。朝鲜真有这么可怕吗？于是我隐瞒了身份，在申请表上填上“自由职业”。我猜朝鲜人可能不清楚“自由职业”是什么。就像我小时，市场经济没有到来的时候，否认失业现象的存在，“自由职业者”被称为“待业青年”，往往跟不务正业和“二流子”联系起来。
火车开动。团里有几对老夫妻，还有丹东一家学院的公费旅行团，居然还有三个西方人：54岁的爱尔兰人Tim，32岁的奥地利人Thomas，23岁的澳大利亚人Dominic。每年大概有3万人进入朝鲜旅行，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朝鲜边境也许是世界最难跨越的。
火车穿过鸭绿江上的中朝友谊大桥，不到半小时就进入了对岸朝鲜新义州。朝鲜曾经打算把新义州建成特区，甚至宣布在新义州实行三权分立。荷兰籍中国人杨斌被任命为首任特首。随着杨斌被捕入狱，这个看起来有点疯狂的计划告吹了。
新义州火车站的整体设施显得老旧，只有领袖的语录墙没有瑕疵。我们要在车站等3小时，然后换乘朝鲜的火车去平壤。陆续进来6名身着灰色和土黄色制服的朝鲜边防士官，检查护照，用探测器检查包裹。他们神情严肃，让人望而生畏。特别是有一个胖子，戴着厚厚的大盖帽，很有派头。
来自朝鲜的导游姓金，功勋导游，身板瘦而结实，说一口带有苏北口音的汉语，“我一共有3个汉语老师，他们是志愿军，其中一个老师是江苏的。我在朝鲜学习了7年汉语，从没有去过中国。”
他虽然从没有离开朝鲜，但是对于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比许多中国人还熟悉。外界对朝鲜的看法，他也十分了解。
之前在网上看了不少朝鲜游记，很多以猎奇和道听途说为主。中国人到了朝鲜多少有点暴发户的感觉，有点五十步笑百步。但是不远的时间之前，中国同样一穷二白，思想禁锢程度更甚。现在也还没有彻底摆脱历史负资产。
在新义州，我见到有的朝鲜女性戴着项链和戒指，挎着男人的胳膊，打扮相当入时。整体上，平壤之外，朝鲜人的装扮有点单调。士兵多数都穿一种黄色帆布鞋面，黑色橡胶鞋帮的胶鞋。更多的百姓则穿一种蓝色白帮的平底布鞋，男女样式一致。
在新义州等待了3小时。中国人被要求待在候车厅，和朝鲜旅客隔开。候车室有一个旅游产品柜台是针对中国游客的。售货员是一个丰满的朝鲜女人，汉语是自学的。我在她这里买了一本中文版的《今日朝鲜》，语言风格类似20年前看过的《人民画报》。里面有篇文章把我吸引住了。《朝鲜足球队冲入世界杯是必然的》写道：伟大领导人金正日对足球非常重视，曾经多次视察足球场馆。和朝鲜人谈论足球是打开话题的一个好办法。我和金导游还有售货员聊起了世界杯上朝鲜0比7惨败给葡萄牙这场比赛，朝鲜也向国内直播了赛事。朝鲜人毫不掩饰懊恼，“踢得太差了！”
我和Thomas溜出候车室来到月台，围墙外面就是热闹的火车站广场。人很多。扎红领巾、白衣蓝裤的少年骑着自行车快速穿过，妇女和老人在走动，一个男人运送“鸭绿江啤酒”到一间小屋。很多朝鲜旅客都提着从中国采购的商品等火车到来。广场随处可见戴着直筒战斗帽的挎枪军人。天气很热，但是他们穿着看起来很厚的两件套军装。
广场左侧一个像是售货亭的地方，发生了一场争斗。一个青年男子，不断用手推搡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有个劝架的中年女人参与进来，男子嫌她多管闲事，狠狠地朝女人屁股踹了一脚，女人拍拍裤子上的尘土溜掉了。
我被这场争吵吸引。广场上的人们也发现了我们，特别是Thomas西方人的面孔，引来了朝鲜人的指点。一名车站女工作人员跑出来，把我们赶回候车室。
火车，慢开
火车将要出发的时候，大批朝鲜旅客涌入了站台。很多人手里拎着从中国采购的大包小包的商品。有些女人背着很沉很大的包裹。期间大量的军人也出现在站台上。
下午一点，火车启动。我们被安置在最后一节车厢，通往其他车厢的门锁住了，无法接触到朝鲜旅客。但是在这节车厢前面坐了几名朝鲜乘客，看起来他们衣着挺括，像是一些干部。他们对中国人不太喜欢，我中间有几次借着去上厕所，经过他们跟前。他们看见我很不高兴地把头扭向窗外。
新义州到平壤220公里，在中国，坐动车用不了2小时。而朝鲜，要走6小时。直到下午7点才到平壤。
沿途，车站、乡村、田间，都有大批身背武器的军人出现。在一些路口，扛枪士兵在检查路人身份。
火车上看，朝鲜的风光十分美丽。后来去的妙香山、板门店，同样很美。视野所及，没有很高的山丘。所到之处，几乎每块田地都种植了水稻和高粱，连田垄都栽满了秧苗。对粮食的渴求由此可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3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朝鲜的人道主义状况和往年相比略有改善，但国际社会需要持续为该国提供援助。朝鲜2462万人口中，有1600万人处于口粮无保障的状态，其中240万人需要定期获得粮食援助。朝鲜儿童慢性营养不良率高达27.9%，急性营养不良率为4%，大约三成的妇女和儿童都存在贫血的情况。
这里的机械化程度很低。因为是手工，秧苗明显不规整。在朝鲜的三天，我只在开城见过一台插秧机。田地劳作的基本全是人力，主要是妇女和孩子。导游讲，有些地区也搞类似联产承包，家庭或亲友组成一个组耕种，交给国家粮食后，剩余部分可自行处置。但据观察，尚不能完全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多次来过朝鲜的朱先生讲，别看田垄都种满了作物，但因缺少化肥，一亩只有一二百公斤的产量。在中国，一亩水稻产量多的可接近1000公斤。
每一次我都遇见缅怀昔日时光的中国人。坐在我对面的来自深圳的张先生，是很有幽默感的商人。他是带着欣赏的心情看待朝鲜的一切。看到农民在田间辛苦插秧，他赞美，“多么好的田园风光，这正是我向往的，完全没有工业化的喧嚣。”看到公路上几乎没有汽车，他赞美，“多好。完全没有尾气，多环保。在深圳每天都堵车，吸进的尾气相当于一口气抽了10根香烟。”他抽了一口烟说。
朱先生和张先生代表了目前中国人看待朝鲜的两个侧面。一种人喜欢挑毛病和嘲弄，更极端地喜欢妖魔化，把朝鲜发生的一切都解读成负面的。但是他们忘记中国不远的昨天也是这样。而另一些人如张先生，认为朝鲜才是理想社会，最好一成不变才好，但是忽略了朝鲜人民有改善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能力。
我们被安排入住平壤羊角岛饭店。47层的羊角岛饭店，是平壤不多的涉外宾馆之一。它建在大同江边的羊角岛上，只有一条路通往外界。除了统一行动，我们不允许自由出行。
晚饭后，来自丹东一所学院的一行6人，想进入平壤逛逛。刚离开饭店300米，在路口就被一个无法确定身份的朝鲜人拦住，对方用汉语说“回去回去”。
导游再三嘱咐：“不准到羊角岛饭店外面去。会出麻烦的。”我断定这有点危言耸听。他们也许只是不希望外国人看到朝鲜真实的一面罢了。这里有太多的“不可以”。接下来我们被不断告知：不可以从车里往外拍照，不可以拍摄军人，不可以拍摄老百姓，不可以拍摄领袖像的半身像而要拍全身，不可以拍脏乱差。
我问：“这也不能那也不能，你告诉我，还能拍什么？”
导游说：“除了不能拍的，其他的你尽可以随便拍。”
“如果我不小心拍摄了怎么办？”我问。“轻者删除并罚款，重者直接送回中国。”中方导游说。她告诉我，曾有一中国游客，偷拍了一张军人衣着脏兮兮的照片，罚款5000元，导游写悔过书。经济制裁对中国人最有威慑力，朝鲜人显然对此也有体会。于是，大家都不敢拍照了。
就连曾经不断赞美朝鲜的张先生，也开始抱怨受到了限制。我问：“你不是说这里是理想社会吗？”他愤怒地说“都一样！”开始他赞美火车外的风景充满了希望，后来他又说风景千篇一律又有点“绝望”。
一早，导游带我们去给金日成铜像献花。铜像23米高，用70吨黄铜打造。“本来还要建更高，但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不同意。”导游说。
朝鲜人对已故金日成主席的崇敬看起来是发自内心的。我看到经过的平壤市民，都会自觉多绕个弯，到铜像前鞠一躬再去上班。
平壤，就是平坦的土壤之意。除了汽车稀少，和任何一个国际大城市看上去都没有两样。大同江两侧，有密集的高层楼群。大部分建筑物没有外立面装修，也没用涂料，只是水泥砌墙。纪念堂和一些重要场所好一些。最显眼的还是大同江边170米的主体思想塔，在电力短缺的夜晚也总是亮着。
平壤人的打扮都很整齐，举止有礼。男人一般穿灰色和黑色的短袖制服、黑色皮鞋，喜欢背黑色皮包。女人多数穿西式套裙、高跟鞋，化淡妆。有天下午，在少年宫看演出的时候，我甚至看到一个初三女生也穿高跟皮鞋。我通过导游问她学校允许吗？她反问：“为什么不呢？你们难道不让穿吗？”我说，穿高跟鞋也许对发育不利。我上学的时候学校的女生是不允许穿的，但是现在啥样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无法随便到任何一个朝鲜人家中去。“去家中参观，要提前一天向外交部申请。”导游告诉我。他说，“我们有很好的风景和资源，其实可以让更多的人进来。但是我们不这么做，都进来把苍蝇、蚊子都带进来了。我们脑子就乱掉了，就不好了”。
羊角岛饭店是一个中国人扎堆的地方，还是平壤乃至朝鲜唯一的红灯区。地下一层有一个桑拿洗浴。当晚我去观察了一下。消费以欧元计算。最便宜的头部按摩，45分钟要25欧元，看场子的中国人说，现在小姐在丹东还没下来，只能洗浴。
在中国许多城市的酒店，没有色情业反倒是稀罕的。朝鲜把羊角岛辟为接待中国人的特区，准许色情业存在，在我看来有点讽刺的味道。
桑拿区旁还有一个赌场，赌场老板和经理都来自澳门。20名左右的员工，全来自丹东。赌场有3张21点赌台，门可罗雀。一个在赌场上班的丹东小伙子告诉我，赌场4年来一直没有实现盈利。因为生意清闲，每晚都能看到赌场的林经理，在院子里快走健身，不知是消磨时光还是发泄怨气。
无论桑拿还是赌场，朝鲜人均禁止入内。一名朝鲜保安坐在楼梯旁24小时看守。
朝鲜人显示出很强的服从性和纪律性。6月25日，平壤10万群众在金日成广场举行反美集会，纪念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当时我就在附近参观，也听到了不远处扩音喇叭传来的高亢宣言，但是直到晚上看凤凰卫视，才知道10万人聚会就在身边。后来到了金日成广场，发现10万人走后，地面干干净净，没有丝毫大型集会的印记。
夜探平壤
白天的朝鲜就像一个梦。在万景台少年宫，朝鲜儿童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才能。民族音乐伴奏下，一个不过10岁的女孩像着了魔一样旋转，转了大概40圈。当以为她要歇歇的时候，她居然又旋转了40多圈。全场观众的喝彩声和掌声几乎要把剧场屋顶掀掉。一个男孩深情地演唱《祖国》，歌声让人怦然心动感动不已。让我回忆起小时候那种久违的集体主义氛围。那段单纯的时光，曾经如此真实地在我身上发生过。我们相信明天，相信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能实现，相信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千秋万代。但当时间飞逝，过去的一切宛若梦境。
对显示集体力量的团体操，朝鲜人尤为钟情。每年8月的阿里郎演出汇集了10万演员参与，为世界之最。除了中国，也许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这方面比得过朝鲜。
这一天，我们在妙香山参观了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国宝馆。总计7万多平方米类似迷宫的两座庞大建筑里，收藏了178个国家赠送给金氏父子的22万件国宝和礼物。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大门口一动不动，仿佛蜡像。
导游说，一天看8小时的话，参观完所有的藏品需要一年半。仅看完中国赠送的礼品就要花一天的时间。
在众多的礼物中，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赠给金日成的鳄鱼木雕，十分有趣：鳄鱼手捧酒杯半跪着媚笑。朝鲜人是这么解说的：鳄鱼这么凶恶的动物，在我们伟大领袖面前，也跪下了，变得听话和老实了。
中间有个环节参观金日成蜡像。在一间单独的大厅，万花丛中，金日成身着西装，含笑挥手。这个蜡像完全按照真人尺寸制作，由中国赠送。解说员严肃地带领大家站成两排，所有人都要整理衣服，不准说话，然后一个一个进去。导游说：“向我们的伟大领袖金日成鞠躬。”大家一起朝蜡像致敬。金正日去世后，蜡像增加为两个。
在板门店分界线，见到了近在咫尺的的朝鲜和韩国士兵，处于对峙状态。韩国士兵很酷，戴着摩托车手一样的钢盔，穿着有型，战斗靴，半截吊裤，双拳紧握，只露出一半身躯朝朝鲜这边张望。
根据协议，非军事区，不准许出现重武器，所以只看到佩戴手枪的士兵。一个朝鲜士兵悄悄对我说“旦白（香烟）。”我给了他三根香烟，他似乎还不太满意，很不情愿和我合影。
有时候冒险很有必要。我很想见到一个不一样的朝鲜。我到了朝鲜，如果再来一段冒险，就更有炫耀的资本了。
虽然导游天天警告，但是在第2天、第3天，连续两天晚上，我还是顺利走出了羊角岛饭店，到了平壤市区。前后加起来逛了差不多4个小时。见到了和白天不一样的景象。
每一次我都约上深圳的张先生结伴，他不光幽默，也有冒险精神。第一天晚上8点半，我们从饭店门前花坪一侧绕到路口，然后从一个小土坡走上了大路。羊角桥横亘眼前。我们不明方向，先是往大桥左侧走。我俩比经过的任何一个朝鲜人都胖，而且没有像章。经过的朝鲜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审视我们。
天已经暗下来了。有2个士兵拿着手电在桥头检查路人的身份。我们故作镇静又折回来。张先生甚至开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他们不会一枪把我们干掉，然后扔进大同江吧？”
这次我们走大桥右侧，凭着白天印象一路走到了平壤火车站。路上很黑，因为没有一盏路灯是亮的。只有头上的星光，还有住宅楼的灯光在闪烁。我想起了那幅著名的卫星照片：从太空看灯火辉煌的东亚版图，只有朝鲜的上空漆黑一片。很多行人拿着手电照明。骑自行车的都在前端安了一个探照灯，靠车轮转动发光。更多的人踩着月光往家走。住家是有电的，但是从窗外看不见里面什么样。
离平壤火车站大概300米远的地方，人行道边有微弱的手电闪动，3个妇女蹲在树丛边，面前摆放着3个小布包，我凑上去，发现是待售的两摞煎鸡蛋，还有一袋小馒头。
另外一个妇女面前放着3个类似长江七号外星人的毛绒玩具，标价100.但是不清楚是朝币还是其他。
我凑过去试图看得更清楚一些，一个妇女发现了我，她们一起惊慌地拿起包跑掉了。
就在隔着3步远的地方，黑暗中站着三个持枪的士兵，用手电朝面前经过的行人身上照射，随机检查行人证件。我感觉手电光在我的腿上停留了一会儿。我和张先生尽可能镇定地走过去，尽量装得像一个朝鲜人那样走路，简单说，就是身体尽量不动，而只是大力甩动两只胳膊，一二一，一二一。
事后，我批评了张先生。大腹便便的他有时像一个南方人那样喜欢喋喋不休，他奇怪的语音往往引起路人的注意，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累，他总是说“咱们歇会儿吧”。
我们顺利到了平壤火车站，只有站前亮着6盏路灯。人比白天少许多。很多人蹲在马路边。不知是在等人还是等车。在车站对面，我看到一个明显是乡下来的年轻女人，紧张地站在墙根，手里拿着一捆大葱等待买主。还有2个妇女在无声地交换彼此手里的物品。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黑市。显然自由贸易仍然受到管制，但是人们偷偷在做。
回来的时候，我俩绕到一个住宅小区，这里的道路有些坑洼。我们坐在人行道边，一边抽烟，一边观察经过的人们。晚上9点半的时候，还有很多成人和孩子在这里经过。不远处有一间亮着灯光的售货亭，里面摆着啤酒和一些方便食品。中间，我们穿越了一条地下通道，在火车站前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有一个朝鲜军人紧跟在身后，弄得我们很紧张，后来我们在江边站了一会儿，让那个军人先走，确认不过是一个巧合才放心。离羊角岛宾馆不远的草丛里，有2个小女孩正打着手电聚精会神地捡草籽。我不知道捡草籽是作什么的？拿来吃吗？后来导游说是用来种草坪的。我想凑上去看仔细，2个女孩被我吓了一跳，飞快跑掉了。
回到宾馆的时候，我和张先生汗湿衣背，击掌相庆。张先生说：“这比白天的旅游更过瘾。”次日晚上9点，我俩又走到了火车站相反方向的大同江。出发前我给自己别了一枚朝鲜国旗像章，这样猛看上去更像一个本地人。这次来回花了2个小时，甚至有时间坐在江边抽了根烟。我看到一个平壤男子坐在江边打手机。手机在平壤仍然属于奢侈品，通话费是每月固定20元朝币。湖南朱先生拥有一部朝鲜手机，花了1000多元，卡也是1000多元，同样的手机，在中国只需300元。但是这个号设置了限制，无法和朝鲜人通电话。往中国打长途每分钟7美元。在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朝鲜已经有200万手机用户。
连续两晚，在火车站附近，我都遇到了奇怪的景象：一些朝鲜男子站在黑暗的拐角，推着自行车，向我打招呼。我不懂他们的意思，凭直觉认为是黑车交易市场。中国也有。临走时我问了一圈，有人同意我的看法，也有人说那是兑换货币的。还有一个羊角岛饭店的朝鲜人告诉我，也许他们只是想给你打个招呼。暗夜中那些黑瘦的朝鲜人究竟对我说些什么？至今都是个谜。
3年间两次去朝鲜，我发现这个“隐士之国”在发生着缓慢而积极的变化。第一次，手机、笔记本电脑、收音机、MP3、MP4，一切带有输出输入功能的电子产品，一概不允许带入朝鲜。当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手机可以带进朝鲜了，只是要在新义州火车站登记。联通和移动在新义州有微弱信号，进入朝鲜内部信号完全消失。
当我第二次出发去伟大的邻国，看到的景象实在让我惊讶。早上9点，丹东火车站面向朝鲜人的11个奢侈品柜台，挤满了胸口别着领袖像章的朝鲜人，柜台摆满兰蔻香水、瑞士军刀、新西兰蜂蜜、各式洋酒。干部们和商人在归国前开始最后的血拼。一男士买了4瓶黑方和1瓶皇家礼炮，一女士购买了400多元的皮包。这种场面最近一两年刚刚出现，让人想起富裕起来的中国游客在巴黎免税店里血拼。通过边境线上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业活动，已经培育出一个富裕阶层，包括商社干部、军人，还有实际上的私人。我意识到，这条边境线的商业活动发挥的巨大影响，不光实现了互通有无，还把市场的信息传递到对岸内部。
我更愿意相信，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正是来自这些边缘人群为获取幸福生活所付出的努力。中国如此，朝鲜也是这样。无论是黑市里沉默的朝鲜男女，还是浪头舔血的走私者于先生，他们都没有做错什么。那些悲剧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尽管代价惊人，但最终会换来幸福的。
回到丹东以后，我没有等来王先生和功勋画家的回复，谨慎的生意人总是瞻前顾后。我们相约下次再见。朝鲜着急销售一切可以销售的东西，以换取发展经济需要的钞票。从高丽人参到金日成邮票，从油画到海螺。只是不清楚，这是来自平壤的国家意志，还是自发的市场力量。
对于朝鲜这样一个神秘的国家，旅程总是显得有点短。返回新义州的火车上，在定州停靠的时候，对面一列开往平壤的拥挤列车上，一个漂亮的朝鲜女孩突然发现了站在车门透风的Thomas。威猛的Thomas一路上吸引了不少朝鲜女子的目光。女孩透过车窗用朝鲜话冲Thomas大喊。Thomas问我：“她在说什么？”我只能求助旁边的导游。导游说：“她问老外从哪里来？”我告诉了Thomas，Thomas大声回答：“奥地利！”
女孩又大声问。Thomas又问我：“她说什么？”我再次问导游。导游说：“她问老外要去哪里？”我告诉了Thomas，Thomas大声回答：“北京！”
后来我想，这真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一幕：一列国际列车，和一列朝鲜绿皮车，隔空喊话。他们试图让对方了解。但总是绕来绕去、阴差阳错。
我清楚地看到，那个漂亮，开朗的朝鲜姑娘，试图听明白Thomas最后在说些什么，但是太嘈杂，我想她根本没法听清楚。然后，两列火车交错而过，朝着相反的方向开走了。（部分当事人使用了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