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复原职”的邓小平并不满足，他要将他认定的思想和原则发扬光大，这就不能不与华国锋代表的思想体系发生冲突，集中到一点就是“两个凡是”。
所谓“两个凡是”，取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这篇文章中说：“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这个社论所表述的思想，后来被概括为“两个凡是”。它反映了华国锋等人的一贯主张。这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强调“两个凡是”的思想，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在解释邓小平问题和天安门事件时，华国锋说：“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深入地想一想，提出“两个凡是”，有其现实的政治目的，这主要是为了树立和加强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的政治权威，巩固这个权威的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以此来回答党内外日益增大的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
现在，邓小平已经复出，天安门事件也已平反，关于“两个凡是”的论争又摆到了桌面。其实，在邓小平4月10日写给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的信中已经暗示过：“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24日，邓小平又明确地在讲话中批评了“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对待这个问题。”
这是邓小平几年来在台上台下主要思考的课题，涉及到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和怎样才能高举毛泽东旗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两个十分敏感的内容。多数人对多年来的过头宣传的极左思潮心生疑问，但大胆地讲出也缺乏勇气，或者觉得未到气候。邓小平说出了人们想说的话。
由“两个凡是”引出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在中国继续前进中的思想分歧。当然，批判“四人帮”应该作为一个批判的前提，但仅仅这样还不够。不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进行重新认识，就跳不出“左”的思维定式，就不可能摆脱思想羁绊，大踏步前进。
其实在民众和理论工作者中，不乏思想敏锐者。他们早已对“两个凡是”不满了。
1977年8月，南京召开了一个理论讨论会。会上，《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结识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两人很谈得来，分别时王强华约胡福明为《光明日报》的哲学版撰稿，但没有出具体的题目，让胡“有感而发”。
胡福明很是认真，将自己思考已久的问题写成了两篇稿子，投寄王强华。其中一篇是批判江青“左”的错误的，另一篇是阐述真理标准的，题目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看中了后一篇，并对其进行了修改加工，寄还作者同意后，准备在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发表。
打出清样后，第5次改样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由马沛文、王强华定稿后拼在《哲学》专刊大样上。1978年4月初，这篇文章的大样被送到刚刚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手中审定。杨西光原为上海市委书记兼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是中央党校复校后第一批高级班学员。他同党校《理论动态》的孟凡是华东野战军的战友，私交甚密。杨西光到党校学习后，二人来往就多了。由于孟凡的引见，杨西光两次到胡耀邦那里，后来还参加了胡耀邦组织的实践标准的讨论。刚从中央党校学习结束的杨西光，一下子就感到了这篇文章的分量非同小可。他感到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决定继续修改，放头版发表。
大约4月10日，杨西光知道中央党校孙长江也在写同一主题的文章。杨西光通过吴江（中央党校临时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主任，实际上是胡耀邦在理论上的主要帮手）和孟凡，邀孙长江到《光明日报》，帮助他们修改加工那篇稿子。孙长江回中央党校后，吴江对他提出：“尽量把两个稿捏在一起，吸收胡文的好意见。”吴江也看了《光明日报》那篇稿，认为写得很有勇气，但联系实际不够，分量不够。
修改的主要要求和目的是增强现实针对性。恰在这时，原作者胡福明来北京参加理论讨论会，报社便请他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一起讨论修改那篇稿子。4月13日晚上，《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里灯火通明，谈笑风生。杨西光、胡福明、孙长江、马沛文、王强华聚在一起。谈起修改稿子的事。最后商定，稿子仍由胡福明自己修改。
胡福明在北京改稿，于4月15日把改好的稿子送到《光明日报》，就回南京去了。所改的稿子增加了批判“四人帮”的内容，但总的三段式结构没有变化，那天晚上大家议论的意见也没有写充分，于是马沛文和王强华又修改了一遍。杨西光约孙长江完成对这篇稿子的最后审改，把大家讨论的意见都补充进去。与此同时，孙长江还将题目改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小小的改动，将文章的主题大大深化了。这期间，胡耀邦对此文提过多次意见，孙长江都认真吸取。杨西光要求5月1日之前一定要定下来，不能再拖了。
就这样，这篇文章先后10易其稿，历时7个月，终于定了下来。
1978年5月5日华国锋访问朝鲜。同日，胡耀邦请周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报告，开始了向“两个凡是”发起理论上的冲击。5月10日，经胡耀邦亲自审定、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载，《光明日报》于11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该文，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市的党报也随之予以转载。
这篇文章一发表，非同反响，拥护叫好者有之，反对咒骂者有之。几个报纸的老总接到了几个头面人物的激烈抨击，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谁说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就是分裂党中央”……就是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对此问题的认识也有不小差异。
5月17日，汪东兴与华国锋、纪登奎、吴德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要害是批毛泽东思想是“枷锁”、禁区，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对的，在行动上是砍旗帜的。其语调很有点毛泽东当年评《水浒》的味道，只不过毛泽东批的“受招安”，而汪东兴责骂的是“反叛”。
汪东兴召见主管宣传的张平化、李鑫等人要求控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严禁发表这类文章；并指令组织写作班子写反驳文章，在党内刊物发表。他责问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现之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这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他甚至有些气愤地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斥责登这篇文章的负责人“没有党性”，提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不要表态，不要介入，并且找人谈话，批评一些人对此所持的态度。汪东兴还对积极传播这篇文章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新华社社长曾涛进行了指责。
有关“两个凡是”的讨论仍在进行。1978年五六月间，部队召开了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有人坚持拥护“两个凡是”，反复强调凡是毛主席、华主席说过的话，都不能改动。当会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作为指导思想时，有人认为不能用“新的历史条件”，因为华主席提出的是“新的历史时期”，否则和中央口径不一致。
5月27日，华国锋到会讲话，特别强调：“我们党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是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基础的。四个现代化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
人们在暗中较着劲。同一天，叶剑英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强调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等。最后，他说：“我们一定要完整准确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指示，全面系统地把它继承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适用和发展。”
又一个“完整准确”，又一个“新的历史条件”，华国锋心中自明叶帅所指，脸色变得严峻起来。邓小平也知道了这一情况，他对几位高级将领说：“只要你讲话同毛主席的不一样，同华国锋的不一样就不好，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是当前思潮的一种反映。”他觉得事情越发变得奇怪：“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一次全军的政工会议，惊动了整个中南海，不能不说其意义非常。6月2日，邓小平亲临大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呼吁要拨乱反正，要打破精神枷锁，来个思想大解放。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观点，给支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以尖锐批评：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8月9日，邓小平对从外交战线转战文化部的黄镇说：“《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去看了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2日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公开发表为标志，以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公开支持为转机，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