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所提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当年都经毛泽东同意、支持或批准的，现在予以纠正势必涉及到毛泽东，涉及到“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确实“厉害”，在邓小平招呼她坐下后，竟无一句客套话，开口就直奔主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还要永远地保留下去？”
当“四人帮”被顺利解决，并在党政军高级干部中宣布时，人们雀跃欢呼，有的人比如空军司令员张廷发由于太激动，竟当场晕倒，被送进医院抢救……
此时，叶剑英最想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告诉给邓小平。
其实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邓小平的子女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回到家里，怕所住的房间有窃听器，邓小平夫妇和几个子女一起躲到厕所里，关上门，并打开自来水龙头，在哗哗地流水声中，邓小平终于听清了儿女们讲的事：“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儿女们兴奋得手舞足蹈，连一向沉稳的邓小平也禁不住激动起来，他手中拿着的香烟在轻微地抖动。10月10日，当消息再经证实后，邓小平郑重地拿起笔，给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心情：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对国家也包括对自己都充满了信心。
令人遗憾的是，华国锋对邓小平充满热切赞颂的信反应很冷淡，把它放在了一边。
原来在他的脑海里，要坚持毛泽东的既定方针，那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毛主席生前定的，现在就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所以，在粉碎“四人帮”5个月之后，华国锋仍在各种文件和讲话中反复强调这一点。而跟他关系密切的汪东兴则讲得更加透彻：“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大批“元老们”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最有能力解决中国面临问题的只有邓小平。这些老将们极力保荐邓小平再度出山。叶剑英是其中最积极也最有办法的人物。他与其他老同志做过多种努力。他后来同别人说：“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叶剑英接见英籍著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时，信心十足地说：“邓小平肯定会出来工作。”
邓小平女儿毛毛在她描写父亲的书中写道：“记得，为了让我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把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向邓小平细说了一遍。邓小平对这个伟大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喜悦。他兴奋地吸着烟，脸上泛起红光，说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那怎么行！”叶剑英毫不掩饰地说，“中国的许多事情还等着你来做呢。”
不久，叶剑英安排邓小平由城里搬到西山25号楼住下，一如既往，像个老大哥一样关心着邓小平的身体健康，把自己能看到的中央文件，派办公室王守江主任和李俊山送到邓小平那里，以后又设法搞了一份，让李俊山按时送去，有什么消息也及时传递，联系十分紧密。
邓小平的复出成为焦点问题。因为邓小平是遭到江青集团打击迫害的最后一个党的高层干部，邓所代表的老干部形象和业绩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而且邓小平的威信为世所公认，围绕邓的复出，上层再次出现大的分歧。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听了宣传部门的汇报后就指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批“四人帮”，也要批邓，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不能批。
1977年2月，华国锋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内容写在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中，后来，汪东兴提出写社论。于是在华国锋错误思想指导下，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公开要求把“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推行到全国去。
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导下，不但“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许多老干部不能恢复工作，旧的大量冤假错案不能平反，而且有些地方和部门又制造了新的冤案，给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的工作，并部署了当年的工作任务。
3月14日，华国锋发表长篇讲话，在讲话中继续宣扬“两个凡是”的方针，强调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中央确定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在谈到当前思想政治动态时，华国锋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华国锋还对天安门事件发表了意见：“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不过，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1976年12月5日中央曾就此问题发出过通知，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有少数人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到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上来，甚至点名公开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为了论证不能急于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理由，华国锋在会上说：“对邓小平同志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明确的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应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做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华国锋和汪东兴对邓小平的压制，遭到党内许多人的反对。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
李先念立即表态同意，但华国锋仍然不吭声。
在这之前，大约粉碎“四人帮”的第六天，叶剑英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1977年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官复原职，重新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四项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