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丝厂女工与纺织厂女工
明治五年（1872）十一月（旧历十月），日本政府经营的制丝厂于群马县西南部富冈市开业，名为“富冈制丝厂”。
当时的日本政府以工业化为富国强兵的目标，但无法一开始便着手重工业，只能从已有经验的纤维手工业做起。日本最初的大型炼钢厂成功例子是富冈制丝厂设立30年后才出现。由于制丝业可以说是决定新日本去向的大事业，工程师和机器用法都由自法国招聘的工程师负责指导。
工厂竣工之前，政府便向民间发放招聘女工通告。但是，因民间流传“成为女工会被洋人喝鲜血”的谣言，招不到预定数量的女工。翌年一月，工厂的404名女工，几乎都是自告奋勇的旧武士阶级的女儿。同年四月才增加至556名。
女工的工作环境相当充实。不但引入在当时算是最先进的以七日为一个工作周的星期制，以及周日休息、年末年初和夏季各十天休假、一天工作时间约八小时等制度，还提供伙食费、宿舍费、医疗费和制服。在这之前，日本员工的休假期间通常只有年末、年初和夏季计三次，星期天不休息，不过，一天的工作时间比较短。
明治十年（1877）起，政府实施夜间学校的女工闲暇学校制度，富冈制丝厂也设置了学校。只是，白天的工作就已经够疲累了，夜晚还想学习认字书写或缝纫的女工并不多。
而且对年轻女工来说，国营企业的严格纪律以及工厂内的噪音等，都是造成精神压力的主要原因。也因此，做不到一年至三年的工期便辞职的人相当多，并由于频繁更换大量女工，导致工厂无法留住熟练工，最终沦为赤字经营。
这时期的所有国营企业，包括富冈制丝厂，都是将核算置之度外的赤字公共事业。尤其初期的数年，与其说是大量生产生丝的工厂，不如说是住宿制的女子纤维工业专科学校比较正确。就这时期来说，日本的纤维手工业工厂确实还没有出现“女工哀史”的事例。
只是，因各种身份的年轻女性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不少农村出身的女工为了模仿上流阶级出身的女性装扮，以分期付款方式向进出于工厂的布匹商、杂货商等购买服饰，造成反复欠债的结果。之后，富冈制丝厂的生产量一直不增长，始终保持赤字经营，最终在明治二十六年（1893）售与民间。
第一家接手的民间企业是三井家，以12.146万日元成为最高额投标者。三井家时代的经营大致不错，这时期也新建了宿舍，只是，约半数女工都是从家里通勤上下班。比起开业当初，女工的劳动时间有增长倾向，六月的实际工作时间是11小时55分，十二月则为8小时55分。
三井家除了富冈制丝厂，另拥有三家工厂，但四家工厂的全部收益情况不能说是良好。因此，三井家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将所有工厂转让给实业家原富太郎。四家工厂的价格为现金10万日元，以及每年分期付款的13.5万日元，为期十年。昭和十三年（1938），富冈制丝厂又独立为股份公司，主要经营股东是片仓制丝纺织公司。
制丝业转移到民间企业后，有些企业便逐渐以预支方式雇用贫穷农家女儿，再将这些年轻女工关在如监狱的宿舍任意驱使。
明治中期至大正初期，制丝业及纺织产业需求剧增，日本全国各地相继建设新的制丝工厂和纺织厂。为此，女工短缺问题甚为严重，低工资、重劳动的工作益发压在未成年女工肩上。这类女工大部分出自贫困家庭。
不过，早在明治十九年（1886），山梨县甲府雨宫制丝场便因为将本来是三十二三钱的日薪降低了十钱，而且依据迟到、早退等大幅扣除工资，导致发生一起日本最初的近代式罢工例子。
甲府雨宫制丝场罢工成功后，日本全国各地的制丝厂和纺织厂纷纷发生女工罢工事例。日本新政府认为不能如此让女子继续嚣张下去，遂制定了前述的父权至上制度，将女子压在社会最底层。
新建设的制丝厂和纺织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后，追求利润的民间企业工厂的劳动条件即变得非常恶劣。穷人家的父母拿了准备费和预支工资，送子女到工厂；子女从进公司的次日起即开始工作，每个月的工资都会被扣掉父母于事前领走的款额。
工厂不但没有防止危险的设备，卫生管理及宿舍也不完备，工作环境恶劣到连明治政府当局都无法作壁上观的程度。根据明治三十八年（1905）的政府调查结果，大部分职工都是没有受过义务教育的未成年女工，职工招募的弊端显著，工人和工厂老板对立激烈。
民间企业的女工通常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一个月休息两天，如此严酷的劳动环境一直持续到大正五年（1916）实施《工厂法》为止。禁止录用未满十五岁的女子及禁止女子深夜劳动，则要等到昭和四年（1929）七月施行改正《工厂法》之后。
《女工哀史》与《啊，野麦岭》
在日本，描写女工惨状最有名的报告文学正是《女工哀史》和《啊，野麦岭》。前者的作者是细井和喜藏，后者的作者是山本茂实。
《女工哀史》的作者细井和喜藏，生于1897年，殁于1925年，得年二十八；《啊，野麦岭》的作者山本茂实，生于1917年，殁于1998年，享寿八十一。
这两本书的共通点是内容均为女工的悲惨生活，相异点为《女工哀史》描写的是纺织产业女工，《啊，野麦岭》描写的是制丝厂女工。
纺织产业是从棉花和羊毛等原料纤维制成线状的工程，制丝厂是从蚕提取丝线的工程，两者的工作内容完全不一样。此外，纺织产业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的国内产业，制丝厂则大部分针对海外出口，是赚外币的出口产业。
比照之下，纺织产业因使用大规模的机器，危险度比制丝厂高。制丝厂的工作有次序，首先把蚕茧放入热水煮，再从煮了的茧取出丝线。据说，煮蚕茧时，会发出一股很难闻的气味，而抽完丝之后的蚕蛹，可以成为鲤鱼饵及制药公司的药品原料。
与纺织产业女工相较，制丝厂女工的工作内容相当专业，具体上应该与打字员或电话接线员的专门技术职务类似。工作难度至少比百货商店的女店员或餐厅女服务员高许多。也因此，工厂老板若不设法留住熟练工，反倒会亏本。
《女工哀史》的作者细井和喜藏，因实际在纺织工厂工作过，有关工厂的恶劣工作环境和女工们的人际关系等，均描写得很写实。但是，作者的“邪恶的资本主义”论调可能会令某些读者感到厌烦。毕竟并非所有工厂老板都是劳力剥削者，其中也有极为关照员工的经营者。
话虽如此，作者在书中也没有单方面地谴责纺织工厂，他有补充说明，有些工厂的福利保障做得很好。《女工哀史》的主题是说明工会的必要性，以及工作在人生中的重要性。
《啊，野麦岭》的作者山本茂实没有实际在工厂工作过的经验，但他通过多次精心采访，完成这本精彩的报告文学作品。
他在书中一面描写女工的悲惨工作环境，但也提到用在工厂赚来的钱回老家买了田地的女工例子，以及证明到工厂工作比留在老家做农活还轻松的例子。只要细读内容，可以读出作者的本意在“女工待遇虽不好，但无法当女工的女子命运更悲惨”这点。
此外，作者的弟弟当时在片仓制丝纺织公司工作，作者应该也从弟弟口中听来不少真实例子。而且他也没有单方面地描写工厂经营者全是坏人，书中还描述了比员工更早起、更勤奋的工厂老板。
由于这两本书都不是完全倒向“女工好可怜”的论调，反倒具有说服力，令后人可以理解当时的女工生活。
《女工哀史》和《啊，野麦岭》都算是极为出色的文学作品，亦是认识时代背景的优良教科书。最精彩的应该是两位作者的笔调都充满了人道主义，否则不会直至现今仍被世人视为女工经典。
电影《啊，野麦岭》则完全夸大了制丝厂女工的悲惨生活，实际上的制丝厂女工境遇并没有那么苦，不过，纺织产业的女工命运可能正如电影所描述那般。
现代版的“女工哀史”其实也到处可见，只是，这种事对旁人来说很难下判断，完全看当事人的心态及生长环境而定。最明了的例子就是男性的军队生活，有些人认为军队生活很悲惨，但有些人，例如美国性格巨星查尔斯·布朗森（Charles Bronson），则认为军队里有三餐可吃，又有干净的床铺可睡，简直是天堂。
总之，当时不仅纺织产业或制丝厂女工，其他农业、矿业、渔业等第一级产业工人的劳动环境，也都很类似。
岐阜县飞驒的“阿信”
野麦岭位于岐阜县高山市和长野县松元市的交界，是联结飞驒国（岐阜县北部）及信浓国（长野县）的镰仓街道、江户街道的一个山口。在飞驒山脉南部山峰的乘鞍岳和镰峰之间，海拔1672米。
往昔，有许多十三岁左右的女孩，排成队伍，先后越过这个隘口，前往长野县的冈谷、诹访工业城市的制丝厂当女工。年底返回故乡过年时，因路途险峻，若碰上暴风雪，有些女孩甚至会在抵达老家之前便死于外乡。
明治时代的生丝产业占当时的政府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现金收入较少的飞驒农家，通常都让家里十二三岁的女儿与村里的女孩集体越过野麦岭，到信州的制丝工厂当“拉丝”女工。
这些拉丝女工于年底带回家的钱，正是飞驒农家的重要收入。当时的人习惯在年底偿还一年期间欠下的债务，若没有女儿从制丝工厂带回来的现金，根本别想过年。
每年二月中旬，前往信州工作的古川町（飞驒市）农村女孩，先在古川的旅馆住一夜，次日再于下一站的高山与来自四面八方的村庄女孩汇集。
高山的旅馆前竖立着山一、山二、片仓组、小松组等冈谷的制丝工厂社名招牌和高挂的灯笼，父母只能送女儿到此为止。女儿哭泣，送别的父母也忍住眼泪与女儿惜离别。如此，几百甚至几千名女工排成队列，集体一面互相鼓励，一面越过冰天雪地的野麦岭，出发至信州。
细长的山径很难走。
夏天是舒适的山路，山口有家名为“助人茶馆”的茶馆，可以让旅客休息，之后，旅客再顺着野生熊笹郁郁葱葱的山路，各自下山前往信州或飞驒。
冬天刮起暴风雪时便会夺人性命。二月、三月的残雪更会化为硬冰，一不小心，这些女工候补的农村女孩即会在还未当上女工之前先丧命。
明治时代初期的女孩没有类似现代的内裤可穿，她们都在衣服底下又穿了一件贴身裙当作内裤。翻越野麦岭时，贴身裙下摆会结冰，变成玻璃碎片，割伤女孩们的大腿。纵令更换多少次草鞋，草鞋也会结冰，导致脚趾因冻伤而起水泡。好不容易才抵达投宿旅馆，也无法立即缩在火堆前取暖。
当时的人常说“野麦岭的雪被染成红色”，日后才知道是女孩们的贴身裙染料溶解在雪地里而造成，但应该也混杂着女孩们的鲜血。
《啊，野麦岭》原著中有人证言：
我亲眼看过几百、几千女工互相用细绳或腰带系着身子，一边大声鼓励呵斥，一边诵经祈祷地越过山口。其中，年纪比较大的姐姐们庇护着十二三岁的少女走在暴风雪中的身姿，只能用“悲壮”来形容。若不是女工们一心想回家的意念坚定，用几千只脚把雪地踏平，否则即便再矫健的男人，也无法越过那样的暴风雪山口。（明治十四年生）
另一方，诹访地区因水源丰富，聚集着许多制丝工厂。工厂女工都来自周边农村地区，而且半数以上是位于深山地区的飞驒贫穷农户女儿，许多少女以类似卖身契约的形式被父母卖到工厂当女工，为期至少七八年。
女工们的劳动环境苛刻，从早上五点至夜晚十点都在工作，几乎没有休息。工厂内闷热，空气中飘荡着蚕茧的恶臭，少女们满头大汗地拼命拉丝，只为了养活留在家乡的父母及兄弟和妹妹。
电影《啊，野麦岭》制作于昭和五十四年（1979），当时轰动了全日本。但是，电影描写得比原著凄惨，害往昔曾当过制丝厂女工的老一辈人气愤得很，许多人因这部电影的影响，缄口不再提及往事，甚至拒绝参加“女工同窗会”。
其实在拉丝女工辈出的飞驒地区，“拉丝”并非“可怜”的代词。因日本女子的平均寿命占全球第一，现代仍多少可以得到往昔曾当过拉丝女工的飞驒老人的证言。
例如生于明治三十二年（1899），于大正三年（1914）至昭和七年（1932）在制丝厂工作过的某女，就曾在1995年证言（长野县冈谷市《冈谷蚕丝博物馆纪要》）：
也许真的有类似电影《啊，野麦岭》中的例子，不过在我周围一个也没有。没有人因生病还顾念着工作那种悲惨例子。宿舍有各种规则，工作时间之外，可以阅读也可以习字，熄灯时间到了就一起关灯睡觉。但是，大家都一定要学针线活，最起码要会缝制自己的贴身裙或单层外衣。宿舍有固定的时间表，不用学针线活的夜晚就习字。身体不舒服时，工厂医生时常来看病，健康管理得很彻底，没有女工生病还要工作的例子。
其他证言还有：
我是十三岁时到冈谷的山共制丝厂工作，七年契约。我家四个姐姐都是女工，而且都是百元女工，所以我也很努力工作。我父亲每年都用我们赚的钱买了田地，我记得当时的田地价格好像是十亩约100日元或150日元左右。（明治二十四年生）（一亩相当于30坪，1000平方公尺。）
我从十四岁起在冈谷的大和制丝厂做了八年，当然也越过野麦岭。最初一年只能领到10日元工资，第二年增加到25日元，第三年又增加到45日元，我记得我在第八年领到95日元的工资。其他每年都另有1元、2元、3元、5元等奖金。（明治三十一年生）
我是一年契约。女工也是各式各样，不能说每个都很可怜。
每家制丝厂都有赏花、夏祭、观剧的娱乐活动。还有运动会。
从以上证言可以看出，最初大家都以“百元优秀女工”为目标，时代再往后推的话，目标就变成“五百元优秀女工”。这也证明了制丝厂女工确实是专门技术职务，熟练工可以领到高薪。
大体说来，制丝厂的女工工作内容和宿舍规则确实很严格，但如果成为优秀熟练工，一年可以赚500日元现金。换句话说，与当时的工资水平和劳动环境比较之下，制丝厂女工的条件相当优渥，否则也不可能在同一个地区一直辈出女工。
明治时代的100元相当于现代的200万日元，如果再和当时的物价做比较，便可得出制丝厂女工绝对不是低工资的结论。有人甚至证言，当女工时，三餐都有白饭可吃，回故乡嫁人后，反倒三餐都得吃混合谷物的饭。
或许事实上确实存在着“女工哀史”的一面，但是，最近的研究似乎逐渐推翻了往昔对制丝厂女工的悲惨形象，有些人赚了钱后回故乡买田地，日子过得相当舒适。
只是，上述那些证言都是出自活到九十岁以上的女子口中，而且只限飞驒地区，真正在严酷劳动条件下过世的人已无法开口作证。
我想，悲惨例子和幸福例子应该是各半，全依据工厂经营者的思想与做法而定。不过，飞驒地区的“阿信”们确实不悲惨。《啊，野麦岭》原著中也说明：
“恶劣的三餐、长时间劳动、低工资是女工哀史的定论，不过，与飞驒有关的女工，没有人回答三餐吃得不好或工资低。在长时间劳动项目中，也仅有3%回答做得很辛苦，其他大部分人都答说‘比留在家做家务还轻松’。这也难怪，如果留在家里，必须做更长时间的重劳动才能有饭可吃。”
根据记录，飞驒地区的旧山田村（神冈町）300户中，有560名女子出去当女工，大致是一家两三人。国府村于明治四十三年（1910）的记录则为458名。
一个村落便有这么多人，整个飞驒地区的女工数量应该更惊人，可惜其他村落没有留下当时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