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南方周末》夏榆去年（2009年）7月《人民文学》600期青年作家专号销售怎么样？青年作家专号选载了郭敬明的《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你怎么看那次争议？那一期销售情况比平时好，很多人打电话来买。坦率地说，我在发稿时根本没想到会引起争议。那时我感冒了，打吊针呢，记者电话纷纷进来，我的手机成了烫手山芋。现在看来，“没想到”说明了我的迟钝，但我本人、我们的编辑们都感激这场争议，它使我们把一些问题摆在台面上认真思考。我那时在答记者问时说了一句“文学期刊要改革，要有弹性”，结果报纸上就登了一幅关于“弹性”的讽刺漫画，我看了就笑了，我想这份报纸的弹性比我大多了，可是它反对我的弹性，为什么呢？没弹性不成一个死人了吗？《人民文学》刊出郭敬明的作品，如何面对社会公众对他写作诚信的质疑？人们普遍不理解的不在于郭敬明犯过抄袭的错误，而在于他一直没有站出来道歉。我反对不诚信，反对抄袭，也反对不道歉。但是我从不认为别人的错误给了我某种道德优势。就郭敬明这个例子来讲，我会想到，我其实也是不习惯就自己的错误道歉的。道德之中，有一道叫做“恕道”，“恕”者“如心”，将心比心，如果想到自己也可能会这样死要面子不道歉，那么，只有一声叹息，暗自警惕，同时希望这个年轻人别再犯被人揪着要求道歉的错误。反正我要是有个孩子我是不会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还要逼着认错道歉，不道歉就不给吃饭，你会吗？你说：“不光是文学期刊，整个文学都要和时代、和一代年轻人保持亲切交流。”具体文学期刊怎么交流？《小时代》就是一种交流啊。这件事使我们明确地意识到，办刊物要有强健的开放性心态。比如我们今年第一期就发了刘恒的话剧《窝头会馆》，然后又推出了非虚构栏目，四到七期又连载了麦家的长篇，这些以前没做过，但为什么不可以？一份刊物要和这个时代的文化生活保持活跃的对话关系。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可能是画地为牢成了习惯，有的方面甚至还不如“十七年”，我看那时候的《人民文学》，就觉得编者的眼光有时很宽阔，就文体而论，从小说到剧本甚至到相声都有，都是那个时代顶尖的东西。但从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的概念大兴，渐渐就变成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照此说来，莎士比亚、关汉卿在这个时代都不算作家，都和文学没关系，这肯定有问题。文学终究还是有绝对标准的，以郭敬明的《小时代》为例，你认为他的作品的艺术品质如何？它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上？我很想知道你说的“绝对标准”是什么，如果真有这样的绝对标准的话，它可能还会带来你不想要的东西，就是绝对的权力或者绝对的僵化。
就《小时代》而言，我承认我不喜欢它，但我不认为一本刊物或一份报纸是只发主编喜欢的东西或消息言论的地方。我怀有好奇心，那么多年轻人喜欢它，为什么不试试呢？如果说《人民文学》或者《收获》是“殿堂”的话，那么一个郭敬明不会使殿堂倒塌，要是那么脆弱就成草棚子了。《人民文学》六十年了，经了多少世面，一个郭敬明有那么可怕吗？我倒是觉得，你办一份刊物，要有一点探索精神，有一点好奇心，如果你已经九十九次靠谱了，那你最好试着跳一下破一下，否则一百次靠谱可能就证明了你的僵化。“不破不立”，有时候需要推开窗户或者凿个窟窿，看外面海阔天空。墙上有个窟窿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看也未必是坏事，和点泥再补上就是了。郭敬明的小说属于类型小说，对于这种类型小说的评判有什么特殊标准吗？我并没有因为发过郭敬明的作品就成了郭敬明专家，他的小说除了《小时代》我都没读过，所以我不太知道他属于什么类型。但如果如你所说，他是类型小说的话，那么问题就简单了，每个类型确实有自己的特殊标准。我自己是个间谍和推理小说爱好者，我知道我如果用托尔斯泰的标准去衡量勒卡雷、钱德勒，为勒卡雷、钱德勒没达到托尔斯泰的水平而生气，那是我的愚钝无趣。以群体而言，“80后”这群作家在创作方式、理念上都与以前有了很大不同。互联网时代，创作容易了，但创作也大面积粗糙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是否有所改变？我们的文化远没有精致到需要粗糙一下、不粗糙不足以平民愤的程度。同时，我相信，时间将会证明，任何人类成就都不是容易的，如果我们真的以为容易，那不过是表明了我们的轻浮。
至于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我想与其说是改变了，不如说是扩展了。那些核心信念，文学自现代以来对民族精神和祖国命运、对我们的母语所做的严肃承担，我认为没有改变，而且依然任重道远；但是，它也确实在扩展，它的消费性、它的娱乐性。这种扩展也为那些核心的价值和意义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样一种扩展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一度被抑制了，现在是回到常态。当年鲁迅的母亲是张恨水的热心读者，张恨水每有新书，鲁迅赶紧买了寄到北平，他对此觉得很正常。《人民文学》发郭敬明的小说是不是为了吸引年轻人？有多少读者？读者的年龄段是如何的？《人民文学》在六十年里吸引过几代年轻人。我们的订数、零售数这两年是稳定增长的，而且我们断定还有继续增长的空间。至于读者的年龄段，我们的调查和估计，主要是中年人，所以我们当然要吸引年轻人。文学期刊的生存日益严峻，《人民文学》这样的杂志会做怎样的调整，这种调整的原则和底线是什么？记者朋友们特别喜欢问这个问题，就是文学期刊的困境。我知道记者朋友的意思，大概不是出于同情，只是说：哈，它们曾经阔过，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它们也有今天！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也会小肚鸡肠，很想劝记者朋友，好好思考一下报纸的困境，《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都快办不下去了。其实，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什么不是持续面临考验呢。开个杂货铺可能也有困境，也没见报纸替人家诉苦。我倒是认为，像《人民文学》这样面对特定市场的刊物肯定是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当然需要我们足够地敏捷、足够地顽强。我想都没有想过我们是否到了不得不退守底线的地步，恰恰相反，我和我的同事们一个坚定的判断和信念是，只要我们勇敢专注地向前走，只要我们把这份刊物办成卓越的、最好的文学刊物，我们就会成功地进入下一个六十年。
2010年6月22日
2013年6月28日修订
附录：答《中国图书商报》
《人民文学》当初策划这样一期全部由年轻作者组成的专号，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否预想过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人民文学》600期了，总要纪念一下；但变成这么大的新闻，倒是个意外。办杂志，不断推出新人，是我们的家常工作，六十年来都是这么做，50年代推出“30后”、“40后”，80年代推出“50后”、“60后”，以后还得有“90后”、“00后”，对你们这算新闻，对我们来说，这是工作。
有些矛盾是虚构出来的，比如说，有一个传统文坛，对年轻人特别是“80后”年轻人采取排斥态度，这种虚构的好处就是使青春的愤怒有了一个对象，但实际上，我不认为存在这种处心积虑的排斥。当然，每一代新的写作者要被更广大的人群接受，改变文学史的传统秩序，都要经历一个艰难的交流过程，你得说服大家你带来了新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有意义和有意思，这个过程可能不那么愉快，常常令人沮丧甚至愤怒，但每一代作家都是这么过来的，真正的艺术家不仅要依靠他的愤怒，也要依靠他的能力、耐心和自信。
作为一份刊物，我们的成就感，系于我们对一代又一代新人的认识和发现，包括认识和发现他们为文学带来的新因素。一个编辑，他的职业生涯中最光荣的记忆不是发多少现成名家的稿子，而是陪伴着无名者，看着他广为人知。第600期之所以出一本年轻、新锐作者的专号，就是为了体现我们的这种价值观。这期专号大打“年轻、新锐”牌，在作者的筛选上，编辑部是否做了限定？比如，我看到郭敬明的长篇小说是本期主打，韩寒也是“80后”中的代表人物，为什么没有他的文章？还有很多“80后”作家，比如写玄幻、武侠的都没有出现。有很多记者问为什么有这个人没那个人，编刊物又不是选代表，也不可能像请一桌客每个人都请到，一期刊物不可能包罗万象。
我们无意围绕“80后”做什么文章，更不是要出“80后”专号，我对编辑说，哪怕这个人四十岁了，像王小波那样，以前没顾上写，现在忽然写了，而且写得好，那就是新锐力量。可惜这一期没有找到这样的人，但这一期里不仅有“80后”，还有“70后”和“90后”。
现在，既然大家都把我们这一期看作“80后”专号，我也就认了。但也不是到今天我们才大惊小怪地发现了个“80后”，“80后”的作品我们三四年前就开始发了，当时就有人来说：你们怎么发这种东西？我们是把“80后”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并且特别留意“80后”写作的丰富性——现在一谈“80后”，就是那么几个人，那么几种路数，我们更有兴趣发现那些被市场忽略、被媒体遮蔽的“80后”的写作。比如，两年前，我们就推出了打工者的诗人郑小琼，那时我就对记者说，别忘了，郑小琼也是“80后”，那与我们熟知的“80后”完全不同。同样的，这一期上，吕魁、马小淘、吕伟、赵松、朱岳、蒋方舟、顾湘等人，都体现了这一代人写作的丰富性和差异性。“80后”也年近三十了，他们当然会分道扬镳，各走各的，我们对那些独行者更有兴趣。因为这期专号被你们称作是一次文坛新鲜力量的集体亮相，所以很多人会关注。《人民文学》为什么会主推郭敬明？是因为市场吗？大家都挺拧巴。媒体天天在骂传统文学的保守、顽固，但是稍有什么改变，媒体就反过来强调文学的神圣和不可触动。
文学要保持活力，就要以开放的态度容纳各种各样的文学经验。如果一个郭敬明就坏了金刚不坏之身，那我们也太脆弱了。我个人觉得，郭敬明的这篇小说让我们了解了消费符号、消费文化如何进入文学经验；至于说“主推”，那恐怕是先入之见，看了刊物你就知道，我们没有主推谁。《人民文学》这期是否加印？谢谢你对我进行了一次市场意识教育。我事先根本没想到要加印，要趁机卖刊物，这期专号不过是我们的一个家常的编辑工作。也许我真应该把发行部叫来开会。如果从评论人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谁会是“80后”一代中未来最有成就的？我不能望天打卦。这一代人的写作刚刚开始，也许真正牛的还在忙别的，还没开始写呢。您觉得目前的传统文学杂志最大的困境是什么？是读者的流失吗？作为文学刊物的主编，您可以诉诉苦。现在要上演经典情节：文学期刊的主编在诉苦。我不想诉苦，我们当然有困难，但干什么没困难呢，开一个杂货铺，一样困难一大堆，也没见人家诉苦。中国公众依然爱文学，对文学有极大的兴趣，否则你也不会因为这样一件事来采访我。我们如果有一个最大的困境的话，那就是如何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保持直接的交流，回应他们内心深处那些关切、焦虑和梦想，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我们必须时时面对的考验。
2009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