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作品的人文惯性分析
文/罗亦男
小说的人文关怀向来是被视为评断其艺术价值的一项重要标准，科幻小说在这一铁律前也无法独免。一篇小说成功与否，判断依据正是看它在科学幻想所构架起的特殊情境中如何来描写人的生存状态，剖析现实和历史环境对人肉体和精神的影响，展现人的复杂性，针砭人性的弱点，从而传达对人的本体与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
刘慈欣作为当代科幻小说界最活跃作家之一，以其古典主义的美学风范和善于使用“大尺度”意象的叙事手法而独树一帜。他用深厚的文学底蕴和扎实的科学知识，创作出了一个个主题各异的故事，表达了强烈的人文意识和美学追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刘慈欣小说中的人文关怀经常会受到误读和质疑。
一
汉伯里·布朗曾在他的《科学的智慧》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文化维度揭示出科学的真正功能不在乎它对物质的改进，而是智慧的追求。牛顿、爱因斯坦从未想到科学会马上转变成物质，但他们的工作带有宗教的性质。爱因斯坦反对拟人化的宗教，但他不反对宗教本身。他还说，没有科学的宗教是虚弱的，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盲目的。[1]笔者无法确定刘慈欣是否受过布朗的思想影响，但显然他对这种观点是持深切的认同态度的。在一篇访谈中，刘慈欣这样说：
中国科幻缺少宗教感情。首先声明，本人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同时我们深知，科学和宗教水火不相容，科幻和宗教想来也是如此了。但有学者认为，现代自然科学之所以诞生在西方，同西方文化中浓厚的宗教感情有关。这是一个用压死人的巨著也说不清的题目，在此就无力深究了，只谈科幻中的宗教感情。注意，这里谈的不是宗教，而是宗教感情，它不是对上帝的那种感情，它是无神论的，也没有斯宾诺沙什么的那么复杂。科幻的宗教感情就是对宇宙的宏大神秘的深深的敬畏感……有位哲学教授说过，哲学系新生的第一课应是在深夜长时间地仰望星空，这是把哲学介绍给他们。我想这更应该是科幻作者的第一课，这能使他们在内心深处真正找到科幻的感觉。宏伟神秘的宇宙是科幻小说的上帝。[2]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察知刘慈欣所持有的一个基本的科幻创作理念，他认为科幻小说在我们习见的文学情感的平面里藏着自己的情感维度。神奇的自然科学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它能被人的理性把握认识，又让人不由自主生出谦卑来，这种宇宙宗教情感，正是科幻小说平面美学里独特的一个负载。受这种创作观的主导，刘慈欣的小说呈现了以下两种特征：
（一）叙事视角的随意流动
2001年的《乡村教师》[3]被认为是典型的“刘体”风格，刘慈欣本人也对这部中短篇非常满意。在再版作者序言中他说“（这部小说）中你将看到中国科幻史上最离奇最不可思议的意境。”
小说通过叙述一位躬老于中国西北山区的民办教师和他的几个学生挽救了地球文明的故事，传达了宇宙里不可预测的危机以及高级文明生物肆意践踏低文明生物的暴行和对加强自我表现保护能力的热切盼望。作者用笔触描写主人公乡村教师生活的困苦，他的希望和责任，当我们以为看到了一个《平凡的世界》科幻版文本时，叙事视角突然变得深远广袤，焦点从这名可敬又无助的老人身上开始俯向拉伸，转而投放至西北平原，乃至整个行星、太阳系、银河之上。
类似的情况在刘慈欣的作品中比比皆是，比如《超新星纪元》[4]，先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一所普通小学里孩子们的生活，忽然毫无征兆地宣布：“这一天，人类文明走到了尽头。”紧接其后的很多个段落，作者用毫无现场感、完全客观的科普式笔法的方式来描述死星光芒到达地球这一现象，而使文本产生了一种明显的断裂感。
不加点缀的跳跃，事实上是刘慈欣刻意使用的，巧妙地用大量现实情境铺设引领读者进入他布置好的小说框架中，当我们开始关注某一具体的局部时，作者的叙事焦点骤然转移，强行调度读者的视线，利用一种类似视觉暂留的机制，造成令人眩晕茫然的复杂观感，使观众在脑海中的映像与阅读期待无法叠合，由此将落差造成的势能情绪毫无保留地倾泻给读者。
（二）个体人物形象塑造的弱化
对刘慈欣作品的反面评论中，最集中也最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主人公性格的平面与单薄。个人完全是整个群体的代表，这个群体取样的范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该典型完全丧失了作为个体的性格特征，除了名字、性别，几乎是千人一面。刘慈欣笔下的人物永远是为情节服务的，当发现任意特定个体所应包容的内在真实无法与他所要面对的情节矛盾相抗衡时，他的做法往往是果断地放弃对人物的深度刻画，使其屈从于大的叙事进程。越是典型的刘氏风格作品中，这种被迫放弃角色刻画的现象就越明显：主人公并未被赋予宿命，他们之所以站上前台，在巨大空旷的维度舞台上占渺小的一席之地，仅仅是因为一种随机性。拿公式化的人物表填塞早已完备的剧情中的演职员空档；将丰富美好的心灵扁平压缩在一个合金躯壳内接受锤炼；以无垠的宇宙歌剧为背景，穿插小人物蜉蝣般的朝生暮死；安排一个个光彩夺目的英雄仓促赴死。这类例子简直不用仔细甄选，俯仰皆是，甚至刘慈欣自己就给我们把条目都提供好了：《全频带阻塞干扰》[5]中的卡琳娜少校与同名资料作品《全频带阻塞干扰·塘沽篇》（未发表）中的林云少校根本就是一个人，《三体》[6]的杨冬和《球状闪电》[7]里的林云，虽然各自的成长环境、专业领域有很大不同，但那种疯狂的偏执性格很难不让读者将她们归为一类，更毋庸提她们的爱人都叫丁仪。
刘慈欣笔下的人物还经常表现出一种不近情理的病态人格，或是某一方面心理的极度膨胀，或是对某种事务狂热与偏执的追求。例如《梦之海》[8]中的低温艺术家认为终极的艺术可以脱离生活、肉体，他决绝而冷酷地宣言道：任何来自个体的欲望情感都只是创作的枷锁，什么生存、社会、科学，那只是“婴儿时期的尿布”罢了，当灵魂完全出离桎梏飞升到可以顿悟的境界，那么一切纤毫毕现，“只有艺术，艺术才是永恒”。
《流浪地球》[9]的第三篇，叛军们将最后忠于政府、坚持逃亡的五千人集体冻毙，而这时“一个小女孩，举起一大块冰用尽全身力气狠命向一个老者砸去，她那双眼睛透过面罩射出疯狂的怒火。”这一幕骇人场面可谓惊心动魄的，已经远远超出了读者心理底线，刘慈欣似乎是沉浸于叙事快感中而不自知，而忽视了人物的内在体验和读者的阅读感受。这很难不让人怀疑：面对生命的溃散、人性的陨落，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冷漠和镇静，已不仅仅是一个叙事态度的问题，而是文化态度的问题，是小说生命意识缺失的表现。
二
如上述两点真能完全成立，则刘慈欣小说的艺术价值完全有必要重新考量。然而读者并非是没有甄别力的，他的作品能受到这么高的赞誉，自然是因为触及了人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提示并回答了人们内心的焦灼和期待，并闪耀着人类引以为豪的生命向力。那么就让我们再次回到文本，逐条回顾。
1.作为语言的透视镜与文字的过滤网，小说视角从根本上来讲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解析作品深层文化密码的一把钥匙。视角转换是主流文学里惯用的一种复调叙事策略，而目前在国内科幻小说中是相对少见的。视角，或者被准确地称为聚焦的大幅度调动，如果纯粹是为了炫技，或是因为作者本人出于对“大意象”的审美偏爱而置主题思想于不顾的率性而为，小说就有可能沦为叙述技术实验场，也导致作品中具体的生命关注面临着被遗忘的危险。如何给它的合理性签发一个通行证，要看作者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以及这种意向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科幻理论研究者吴岩曾用“建构性的新古典主义”来概括刘慈欣的小说的美学特征[10]，可谓精准地抓住了他的艺术品性，但笔者认为尚有一点可以补充，那就是刘慈欣对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的体认。
中国文化从不孤立地观察和思考宇宙人间的基本问题，而总是以各种方式贯通宇宙和人间，对之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天人合一”经常被视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性之一，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作为客体存在的宇宙，是“人”的一种外在化或对象化形式。两者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并不是相互对立不可通达的。我们没必要从科学方法上去求证这种观点是否成立，只需要看到，作为一种潜沉的集体意识，这种思想必然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
韩松曾经这样评价刘慈欣的作品：“想象很奇特，漫无边际，汪洋恣肆，像庄子。”[11]确实，刘慈欣的小说构思总是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在刘慈欣的作品中，读者猝不及防地一次次看到地球遭到致命损毁，恒星熄灭，甚至整个宇宙的坍缩，而这一切实质上所喻指的就是人类生存环境被大肆破坏、文明群体休克的现实境遇。刘慈欣强行移动视角的地方，恰是读者应该打起精神注意的，当个体隐去，大意象（具体表现为自然景观或是奇迹性的工业制造品）占据视野，唯一可与之相衡并同生共存的“群体意义上的人”，就凸显出来了。刘慈欣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醒读者，需对宇宙抱有敬畏感与责任感，因为宇宙间的一切事都是互相涵涉的，一切的一切最终都会指向人本身。
结构线索上的断续模糊，并不意味着文章结构缺乏内在联系。作者用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条纽带，把看似孤立的人与自然联结融合为一个有机体，相互指涉。当手捧书卷的读者随着刘慈欣的描写展开想象，难免生发“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感，或是无奈于思想的浅薄琐碎，或是感慨生活的匮乏单调——这是世俗者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刘慈欣正是通过一种对宇宙对历史的全局性把握，最终曲径地完成了他对人类个体的关怀；而古典哲学思想的贯注，又使得他小说中的人文忧思，既有世界的视域和普遍意义，又不乏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特立场和价值。
2.刘慈欣曾经在《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12]一文中这样写道：“人物的地位在科幻小说中的变化与细节的变化一样，同样是由于科幻急剧扩大了文学描述空间的缘故；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科幻与科学天然的联系，使得它能够对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与传统文学不同，科幻小说有可能描写除人类之外的多个文明，并给这些文明及创造它的种族赋以不同的形象和性格。”
这段话足以解释刘慈欣在塑造人物时为什么总是将个体抽象化为一种共性。为了使小说的幻想构思大尺度地介入现实，刘慈欣的叙事经纬往往不是搭建在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微妙感情和社会关系上，因此也很少在个体身上聚焦。但这并非漠视人、反人性、反人道主义，而是更关注将人作为一个群体来关照。
《乡村教师》[13]中那几个孩子，他们并没有进入太空舰队，只是被抽取了信息流，通过兼容端口来面对碳基最高执政官。作者放弃了对孩子个性的描画，是为了说明人类在处于某种极端情境下的时候，个人力量的极其微弱，只有他们共同拥有的知识和信息才有价值。
《天使时代》[14]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非洲的桑比亚共和国长期处于战乱和自然灾祸中，该国生物学家依塔通过DNA改造使接受试验的孩子可以吃草甚至反刍，以吸收营养，他将这种改造大面积推广，却受到了联合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世界蛮横抵制，甚至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小说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当属伊塔，但是很明显这个人物的刻画是以圣雄甘地为范本的，小说也屡次地向读者暗示了这一点。伊塔不太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更像是一个被架上圣坛，被抽离了人格的神，也属于一种非典型性的扁平人物。
单从小说的题目与大致情节看，作者对于黑人为适应严酷的生存环境，利用基因技术改变自身生理功能这样一种有违通常伦理的行为，持有的是审慎的赞同态度。不深思的话我们有可能得出这样一个轻率的结论：作者之所以要塑造出一个神，一则是因为笔力不能兼济，二则是为了借用一个具有神性的导师，而使小说取得叙事逻辑的合法性。但下文还有这么一段话：“当科技高度发达之后，尤其是当基因工程突飞猛进之后，人类社会的宗教情绪反而会更虔诚，表面上看这是对生命伦理的崇敬和维护，实质上却是人类在使其茫然的技术社会中试图找到一种精神依托的表现。”将一个宗教实体象征物和一种宗教情绪放在一起两厢比照，读者不禁会产生困惑，继而恍然大悟，为这种悖谬的力量所折服。刘慈欣虚晃一枪之后，批判的矛头又缩了回去，你自始至终都搞不清他所持有的立场。这其实也是刘慈欣一向所持的叙事态度，他只是提出问题探讨问题，引导而不代替读者去思考。
刘慈欣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病态人格的形象，与其说这是一种艺术上的草率，不如说是一种刻意而为的描写手法。比如《三体》中叶文洁这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作为地球三体组织实际上的组织者和精神领袖，她坚忍而偏激。刘慈欣为什么要塑造出这个角色，通常读者会认为是出于情节的需要，作家必须让角色有充分的行为动机和性格逻辑去颠覆现有的文明，把人类当作一个整体去背叛。
作为20世纪50年代生人，刘慈欣对七十年代那场席卷全国的红色风暴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和更深层次的思考，除《三体》外，在《地球大炮》[15]《流浪地球》等作品中，他不止一次地以隐喻的手法描述失去导向、被恐惧和迷惑所束缚、控制的暴民：他们无知而冲动，充满生命力同时却又蔑视践踏着生命。熟知彼此的弱点，也了解各自所依存的体制，他们的互相戕害，以及对秩序的破坏更加猛烈彻底高效，也因此更具有一种强烈的悲剧意味。一场动乱颠覆的何止是政权和基础建筑，它如同核爆后的毒辐射，将长久而且既广且深地毒害道德、毁灭人性。这是社会痛疾治愈后的后遗症，而且还随时有可能复发，刘慈欣对此充满了警惕。叶文洁这个具有病态人格的人物，竟然还受到无数精英的膜拜与追随，成为指点迷津的神灵，这恰好也揭示出现代人一种普遍性的精神病态：理性迷失之后的愚昧和残忍。对叶文洁这个人物内涵的理解，不能拘泥于具体的现实逻辑。然而读者会被大量写实性的细节所迷惑，而忘记科幻小说有着自己特殊的审美思维形态。可以这样说，以意象为主体这才是刘慈欣塑造人物最常用的手法。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抽象或变形处理，构设荒诞的故事情节，造成一种令人惊异的艺术效果，从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更驱使读者透过这巧妙“伪装”，清晰而深刻地看到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问题。
由此上所述两点，我们是否也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科幻小说在传达人文精神时，有其特殊的优越性所在。它能够完成一些在传统美学习惯下无法做到的事——用自己的尺度和视角来完成一种新的再现。它构成一种新的表达机制，一种新的盖革计算器，拾起那些失落在历史堑渊里、人所罕闻的震动和颤音，让它们来讲述我们的现实，同时也完成作家个人对历史的反思。
结语
一切文学技术都是人的生命意识的外化，都是人的生存经验的表达手段。想象来源于现实，尽管科幻小说所描写的未必是第一手的经验，但本质上仍是对现实的折射。刘慈欣小说涉及的题材是如此包罗万象，主题的赡丽使得他的笔下显出一种博大的悲悯气质。在那些富有宇宙般宏大激情的小说情节中，对科技变革的期待与隐忧通过传统民族文化的透视，深化为终极思考，展现了人的生命体验的复杂性和人的理想情怀。
参考文献：
1.杨义.《杨义文存》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
3.吴岩主编.《科幻文学入门/科幻新概念理论丛书》.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4.周英雄.《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台北：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
5.莫瑞·克里格.《批评旅途：六十年代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6.（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7.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
8.罗钢.《叙事学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
9.郭建中.《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选自《安徽文学》2008年第1期
注释
[1]〔德〕汉伯里·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与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刘慈欣：《SF教——论科幻小说对宇宙的描写》，载《星云》，2000年第2期。
[3]刘慈欣：载《科幻世界》，2001年第1期。
[4]刘慈欣：载《超新星纪元》，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5]刘慈欣：载《科幻世界》，2001年第8期。
[6]刘慈欣：载《科幻世界》，2006年第1至10期。
[7]刘慈欣：《球星闪电》，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8]刘慈欣：载《科幻世界》，1997年第1期。
[9]刘慈欣：载《科幻世界》，2000年第7期。
[10]吴岩，方晓庆：《刘慈欣与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1]韩松：《我为什么欣赏刘慈欣》，载《异度空间》，2004年第2期，第84页。
[12]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
[13]刘慈欣：载《科幻世界》，2001年第1期。
[14]刘慈欣：载《科幻世界》，2002年第6期。
[15]刘慈欣：载《科幻世界》，200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