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古千户制度
克烈部灭亡后，蒙古草原地区唯一存在的敌对势力是太阳汗统治的乃蛮部。公元1204年，乃蛮部太阳汗联合蔑儿乞部首领脱黑脱阿、斡亦剌部首领忽都合别乞和札木合所率的朵儿边、合答斤、山只昆、泰赤乌等部残众，决定出兵攻打蒙古。为了迎击太阳汗的联军，消灭草原地区的最后一个敌对势力，统一草原游牧部族，铁木真决定对乃蛮用兵。进攻乃蛮部前，铁木真将兵马集中在合勒合河旁，依草原民族的传统，以十进制的编制，对所统兵马进行了整编，进一步统一了号令和指挥。
铁木真打破以往军队“按古列延召集和区分”的传统，将所有的军队按十户、百户、千户统一编组，任命了十户、百户、千户那颜。他将军队“转变为常备军的新组织”，纳入他个人统一指挥。战时，由各贵族率领所属军队与他的军队联合作战，从而使他得以掌握和调动所属的全部蒙古军队，这无疑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
在对乃蛮的征服战争中，他便投入了统一编组后的军队。此役大获全胜，最后完成了对草原游牧部落的统一，为大蒙古国的建立、蒙古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就是蒙古国千户制的前身和雏形。
公元1206年，铁木真当上了全蒙古的大汗，又在原来千户的基础之上，“把全部蒙古人彻底区分成千户，并任命了那颜为千户长”，千户之上又设置万户，下辖百户，完成了蒙古社会的千户组建过程。各级那颜是从统一蒙古诸部的战争和其他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和立有功劳的那可儿和草原贵族中选拔出来的，大汗会分给他们一定数目的属民和游牧地（嫩秃黑），让他们成为本封地的主人，这种权利将被登记入册并获得承认和保护。千户制度既是蒙古国的基层行政单位，也是蒙古军队的一级编制。从百户长到万户长，职务都允许世袭。按照大汗的命令，各万户、千户分别被纳入大汗或诸王的兀鲁思封国。如成吉思汗让大功臣孛斡儿出做了大汗直属的右手万户，木华黎做了左手万户，纳牙阿（纳牙）做了中军万户，同时将忽难赐予术赤。可汗及诸王可以完全支配那颜个人，即可以剥夺他们的分地或恩赐新的分地；那颜们“没有任意离职的权力，抛弃颁赐给他的分地或改事另外的宗主君”。不过，某些万户长可以自己遴选千户长，但需要报请成吉思汗同意。如中军万户纳牙阿，“他的军队全部是八邻部人。由于他是大异密，对成吉思汗忠心耿耿，建有功勋，所以成吉思汗让他统辖八邻部军队。他自行任命千夫长后，也向成吉思汗报告”。
千户的组成方式多种多样，有些千户是由同族结合而成的。如成吉思汗的姻亲弘吉剌部的按陈驸马，亦乞列思部的孛秃驸马，汪古部的阿剌兀思惕吉忽里，都是仍然统辖其族，按照统一的制度分成了若干个千户。他们都自任自己的亲族为千户那颜，当然经过了成吉思汗的批准。后来归附的斡亦剌部忽都合别乞统本部四千户，千户那颜自置。还有一些是带领整个部落来投靠成吉思汗的氏族首领，如兀鲁部的术赤台、忙兀部的畏答儿、巴阿邻部的豁儿赤、格尼格思部的忽难等。他们有的是因为实力较强，在成吉思汗的征战南北的统一过程中支持他，建有功勋，因而与黄金家族结成姻亲关系；有的是因为归附后忠心耿耿地为大汗效力，得到成吉思汗的特别恩惠，准许其继续管辖本部的百姓；有的是收整本族散亡的人重组并管理千户。类似的情况还有左手万户木华黎，“由于他是有威望的异密，建有功勋，成吉思汗将所有的札剌亦儿部军队交给了他。他将札剌亦儿部按千户划分后，报告了成吉思汗，札剌亦儿人总共三千”。
多数千户则是以不同部族的人民混合而成的。“在群雄争战之中，蒙古各部残存的氏族组织进一步瓦解了。原来人数众多的大部，如泰赤乌、蔑儿乞、塔塔儿、克烈、乃蛮等，在被成吉思汗征服后，其所属人民都被‘分与了众伴当’。成吉思汗的将领们在战争中也各自‘收集’了不少百姓。编组千户以分管百姓时，成吉思汗准许他们即以所得百姓组成千户管辖。还有一些忠勤效力，但不曾在前敌捕掳得百姓的亲信那可儿，也同意他们收集‘无户籍’的百姓组成千户；或命令从各那颜所属百姓中征调一部分合组为千户，授予他们管辖”。如成吉思汗让脱仑与其父、哲别、速不台等以“自收集的百姓”为千户；准许厨子汪古儿、战死于班术尼之战的察罕豁阿之子纳邻脱斡邻等的要求，将散落各部落里的巴牙兀惕百姓和捏古思部人收集起来组成自己的千户管理，由其子孙世袭；木匠古出儿所管百姓数目较少，成吉思汗则命令“於各官下百姓内抽分着，教他与札答剌种的木勒合勒忽一同做千户管着”。这样，蒙古草原的全体游牧民就都被编入了千户组织，被纳入成吉思汗任命的千户那颜管辖之下，作为蒙古国家基本军事单位和地方行政单位的千户，便最终取代了部落、氏族的组织形式。
各万户和千户那颜又直接隶属于大汗或诸王，无论他们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却无一例外的都是“黄金家族”的臣仆：他们必须效忠于大汗及其子孙。他们所统的千户组织都有被指定的居住和游牧范围，在各自的千户内，他们又成了高踞于牧民之上的封建领主，享有世袭权，掌握着本部分配牧场、征收赋税、差派徭役和统领军队的权力。地位高的那颜还可以参与选举大汗、商议国策和掌管国政，通过赏赐和战争掠夺，拥有大量的牲畜、财富和奴隶。所辖百姓不经允许，不得任意变动。成吉思汗的札撒规定：“任何人不得离开其所属的千户、百户或十户而另投其他单位，也不得避匿他处。如违此令，擅离者于队前处以极刑，接受其人者，也要严厉惩处。”国家按千户征收赋役和征调军队，隶属于各百户、千户的游牧民，则有义务向领主缴纳贡赋和提供军役。15至70岁的男子都需承担兵役，随时根据命令，自备马匹、兵仗、给养，由本部那颜率领出征。
在任命千户的同时，成吉思汗还特别封赠了一批对其家庭成员有过救命之恩的人为“答剌罕”。“答剌罕”意为自由自在之意。他们享有种种特权，可以不受游牧范围限制，“自在下营”；可以免纳贡赋，“出征处得的财物，围猎时得的野兽，都自要者”；缺少什么，可以直接向大汗索要；九次犯罪不罚；宴享时享受宗王待遇；封号和特权可以世袭。以巴阿邻长支的后裔兀孙老人为最重的官“别乞”，可以骑白马，着白衣，座位在众人之上，“教敬重者”。
二、怯薛之制
当第一次组建千户时，成吉思汗就成立了自己的护卫亲军。初期的亲军由80宿卫、70散班和一千人的护卫军组成。建国后，为了保卫至高无上的汗权，成吉思汗在分封宗王、千户的同时，也扩充了大汗直接控制的护卫军。
大汗的护卫军由一万人组成，其中包括宿卫一千人、箭筒士一千人、散班八千人。散班由万户、千户、百户、十户和白身人子弟中身体好、有技能的人充当。各部那颜都必须将其子弟送到大汗身边为他效力，不许逃避或以他人代充。千户那颜的儿子许带一个兄弟，十个仆从；百户那颜的儿子许带一个兄弟，五个仆从；十户那颜的儿子许带一个兄弟，三个仆从。所需马匹、物品诸项，除取自本人外，允许按规定在所管户内征敛供给。这是各级那颜和白身人向大汗提供的一种特殊兵役，而他们的子孙被征入护卫军，也就具有了“质子”的性质，这无疑有助于大汗“更牢固地联系和控制分布各地的那颜，使他们效忠于自己”。大汗也给予他们种种优待，充当护卫可以免除其他差发和杂役，他们的身份地位居于在外的千户之上，他们的家人也居于在外的百户、十户那颜之上。如果他们与在外的千户那颜发生争执，罪在千户那颜。
护卫军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大汗的金帐和分管汗廷的各项事务。同时也是大汗亲自统领的作战部队，所以成吉思汗也称他们为“大中军”。
护卫军也称“怯薛”，即番值护卫之意。其中宿卫值夜，箭筒士与散班值日，各分为四队，总称四“怯薛”。四怯薛分别由大汗最亲信的那可儿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家世袭统领。怯薛长是大汗的亲信内臣，元朝称其为“大根脚”出身，如放外任，是一品官。护卫士称“怯薛歹”（复数为“怯薛丹”）。
怯薛职分有火儿赤（又做豁儿臣，佩弓箭环卫者）、云都赤（带刀环卫者）、昔宝赤（掌鹰隼者）、札里赤（书写圣旨者）、必阇赤（书记，主文史者）、博尔赤（又做宝儿赤，亲自烹饪而奉上饮食者）、阔端赤（掌从马者）、八剌哈赤（守城门者）、答剌赤（掌酒者）、兀剌赤（典车马者）、速古儿赤（掌内府尚供衣服者）、怯里马赤（传驿者）、帖麦赤（又作铁蔑臣，牧骆驼者）、火你赤（又作豁你臣，牧羊者）、忽剌罕赤（捕盗者）、虎儿赤（奏乐者）等，他们各司其职，共同保卫和侍奉大汗。
成吉思汗也制定了严格、完善的侍卫制度。四怯薛轮番入值，每番三昼夜；日落前，值日的散班和箭筒士将所司职责交与当值宿卫，出外住宿，次日早饭后入值。入夜后，不许任何人在宫帐周围活动，有违此制者，宿卫应将其收捕，次日审问；未经允许闯入者，宿卫有权将其杀死；有急事需入奏者，必须先经宿卫通报，得旨允准方可同宿卫一起入帐奏事。非宿卫人员，不论职位多高，均不得杂入宿卫队伍；宿卫人员不得泄露值班时间，外人也无权过问；宿值者必须按时入值，旷值者，依次处以数量不等的笞刑，旷三次者，流放远方。宿卫人员有罪，需请求大汗给以惩罚，怯薛官无权自行处理。
“怯薛歹作为大汗的侍从近臣，在蒙古国的政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怯薛‘百执事’之官就担任着中央政府的职能。大汗还常常派怯薛歹为使者，出去传达旨意，或处理重大事务。怯薛歹调任外臣，多担任重要职务。因此在元代，充当怯薛歹成为那颜阶级做官的最便捷途径。”
在分封诸王、千户的同时，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吩咐说：“今初定了百姓，你做我的耳目。但凡你的命令，谁也不许违反。如有盗贼诈伪的事，你酌情惩戒，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们分家产的事，你来评判。凡评判完的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更改。”“大断事官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掌管民户的分配；一是审断刑狱、词讼，掌握司法大权。大断事官是蒙古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汉族官制的丞相”。直到公元1265年设大宗正府，治蒙古公事并兼理刑名，大断事官才不再是全国的行政长官了。
建国之际，成吉思汗还命所俘的乃蛮太阳汗掌印官、畏吾儿人塔塔统阿参照畏吾儿字创制了蒙古文字，结束了蒙古人“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的历史。
大蒙古国建立前，蒙古人中存在着被称为“约孙”的习惯法和行为准则。元代通常译为“体例”，有“道理”、“规矩”、“缘故”等含义。在统一草原游牧部落的过程中，成吉思汗也不断发布一些命令，称“札撒”。公元1203年，战胜克烈部王罕后，成吉思汗召集大会，“订立完善和严峻的法令”，可能是比较系统地宣布了一系列号令。文字创制后，成吉思汗命令将这些号令、诏敕、训言写成册文。于是，蒙古国开始有了自己的成文法。公元1219年，在西征前召开的一次忽里勒台上，他“对（自己的）领导规则、律令和古代习惯重新做了规定”。公元1225年结束西征返回后，又“颁发了若干英明的诏敕”，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最后编成并予以颁布。“大札撒”是在古代“约孙”的基础上，集成吉思汗的命令、诏旨、训言等编集而成的，它是蒙古国初期官员们必须遵奉的法律。编成后，宗王们各领一部藏于金匮宝库中。
至此，大蒙古国的统治体制、制度、法令得以逐渐形成并日益完善。随着国家统治范围的扩大，成吉思汗制定的札撒虽已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但新汗登基、诸王聚会诵读祖训，已经成为必须奉行的一整套仪式和程序。
三、诸王分封
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儿子们可以从他们父母的遗产中分到各自的份额，蒙古语称为“忽必”，成吉思汗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元典章》记载：“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兄弟们商定攻取天下后，各分地土，共享富贵。”根据这一约定和蒙古人的传统习惯，从1207至1214年，成吉思汗把30余个千户及蒙古国东、西两翼之地分授给诸子诸弟，形成了东、西道诸王兀鲁思。
享受分封的有成吉思汗的母亲、诸子、公主、诸弟，他们是封地和属民的主人，常被称为“投下”（亦作“头下”）、“头项”、“位下”，蒙古语则称为“爱马”。
受封诸王对封地、属民拥有相当大的支配权，酷似独立的封国，同时也是草原分封军民集团，这种投下或部，是大蒙古国属下的一层统治机构。
公元1207年，成吉思汗命长子术赤领兵征伐了林木中百姓，征服了斡亦剌、乞儿吉思等部。术赤得胜归来，成吉思汗很高兴，他说：“我儿子中你最长，今日初次出征，不曾教人和马受苦，使林木中百姓都归附于我们，我要赏给你百姓。”同时，孛罗忽勒、朵儿伯朵黑申又征服了豁里秃马惕。蒙古国将有毡帐的百姓和林木中百姓都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
于是，成吉思汗按照当初的约定，在大汗家族内部进行分封。他说：“共立国的是母亲，儿子中最长的是拙赤（术赤），诸弟中最小的是斡惕赤斤。”按照蒙古人的习惯，最小的儿子（蒙古语称“斡惕赤斤”）是父母财产的主要守护者和继承者。于是成吉思汗分给母亲和幼弟一万百姓，术赤分得九千，二子察合台分得八千，三子窝阔台和幼子拖雷各分得五千，二弟合撒儿分得四千，三弟合赤温早死，其子按赤台（又作按只台、阿勒赤歹、阿勒吉歹）代表其父分得两千，异母弟别勒古台则分得一千五百。
这次分封，虽是以家族中血缘关系亲疏为标准进行的，同时也有论功行赏的成分。如成吉思汗的叔父阿答儿台曾跟从王罕阻挠过蒙古大汗的统一事业，当给亲族分配“忽必”时，成吉思汗本欲处死他，因功臣孛尔术（孛斡尔出）解劝，看在已故父亲的分上，原谅了他，但不曾依家族成员之例分给他应得的“忽必”。
随着人口的分配，也大体确定了投下的疆界。术赤的封地（也称禹儿惕、嫩秃黑或兀鲁思）从阿勒台山（阿尔泰山）至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地区，同时令其向钦察草原用兵，征服该地区的国家并将其纳入自己的领地，于是术赤及其后人在最初封地的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钦察汗国。察合台的封地自阿勒台山至质浑河（阿姆河）。窝阔台的封地在阿尔泰山西南叶密立（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诺）、霍博一带。拖雷的封地在阿勒台东、谦谦州（叶尼塞河上游）和乞儿吉思（叶尼塞河中游）一带。大体上术赤拥有也儿的石河至咸海、里海以北的地区，察合台领有畏兀儿至河中原属西辽的地区，窝阔台分得叶密立以北，额尔齐斯河上游、阿尔泰山一带原属乃蛮的地区，拖雷则据有大斡耳朵西北部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上述诸王是成吉思汗的儿子们，他们的封地在成吉思汗大兀鲁思（或称大斡耳朵）的西部，故常被称为西道或右手（右翼）诸王，这些封地分别由成吉思汗诸子及其后裔掌管。
合撒儿的封地在额尔古涅河（又作也里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和海剌儿河（海拉尔河）地区，与帖木格·斡惕赤斤的封地相接。合赤温之子按只台的封地在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南、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南端西麓一带，南至胡卢忽儿河与弘吉剌部为邻。帖木格·斡惕赤斤同其母亲的封地在蒙古东北最远处，哈剌温山以西哈拉哈河一带。别勒古台的封地在斡难河（今鄂嫩河）和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中游一带，南接按赤台，西邻成吉思汗大斡耳朵。这些封地都在大汗斡耳朵的东部，所以他们的领主被称为东道诸王，也称左手（左翼）诸王，拥有和管理这些封地和游牧民的是成吉思汗诸弟及其后裔。
在各自封地内，诸领主有权将其所分得的土地人民向各自的子孙进行再分配，从而形成封国内的又一层封地与封君，即所谓“国中之国”。
成吉思汗本人及其后妃，直接控制了怯绿连河、斡难河上游和土兀拉河（土拉河）、斡尔寒河（鄂尔浑河）流域的蒙古国中心地区。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也给诸王任命了辅弼千户那颜（蒙古语，意为官人）。母亲与幼弟斡惕赤斤处委派了蔑儿乞部的古出千户等4人，术赤处委派了轻吉惕部的忽难等3人，察合台处委派了哈剌察儿等3人，窝阔台处委派了亦鲁等2人，拖雷处委派了哲歹等2人，合撒儿和按赤台处也各委派了1人。
这是蒙古国建立之初的首次大规模分封。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分封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以不同的方式继续进行着。同时，由于各投下主人对大汗效忠程度的不同，甚至有的领主与大汗之间发生了武装对抗，各封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总的发展趋势是西道诸王逐渐脱离元朝中央的控制，发展成与元廷保持松散隶属关系的独立政权。与此相反的则是元朝中央加强了对东道诸王的控制和限制。就个别宗室成员而言，则是与大汗亲缘关系密切和效忠于大汗者，得到了较多的实际利益；发动武装叛乱者，被平定后，其权力也相应被剥夺。
太宗时期，窝阔台入主中央兀鲁思，在和林（蒙古人民共和国前杭爱省哈尔和林）建都，使之成为大蒙古国的统治中心，而将自己的封地交给了长子贵由。同时，利用大汗的权力，从拖雷所辖的属民中拨出逊都思、雪你惕等三千户给次子阔端，令其驻扎在牧西凉，全权负责对川、陕、甘、宁、青、藏的攻略征伐，由此，又形成了以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为中心的阔端的兀鲁思。
宪宗蒙哥时期，诸王封地再一次发生变化，首先是术赤兀鲁思的扩张。由于地处西陲，又握有自基本领地出发向外扩张的权力，所以术赤兀鲁思最先出现了离心倾向。随着军事征伐的胜利，术赤及其继承人次子拔都逐渐控制了以钦察草原为中心的大片领土。宪宗蒙哥的入继大统多得力于拔都的支持，因此拔都又经大汗特许在兀鲁思内享有更大的权力。于是，术赤兀鲁思首先成为大蒙古国内扩张最快，领土最大，享有独立权力最多的宗藩之国。
蒙哥即位，遭到窝阔台子孙的抵制最大。蒙哥在处罚武装夺权的窝阔台子孙后，对窝阔台兀鲁思也进行了调整。他将窝阔台第六子合丹安排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七子蔑里安置于也儿的石河，孙海都（第五子合失之子）居海押立，脱脱（第四子哈剌察儿之子）居叶密立，阔端子蒙哥都的领地也奉命西移。上述窝阔台后王各自分到原兀鲁思的数量不等的军队和属民，原兀鲁思的其余各千户和贵由继承的窝阔台兀鲁思则被剥夺或分割了。只有阔端因与蒙哥、忽必烈关系较好，得以保留其西凉府一带的领地，但随着忽必烈在京兆一带封地的扩大，阔端领地的范围也逐渐缩小了。
世祖忽必烈时期，诸王兀鲁思变化更大。西道诸王相继脱离蒙古国和元朝中央，成为独立的汗国。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因争夺大汗继承权爆发战争，给西道诸王提供了摆脱蒙古大汗控制的机会。公元1269年，察合台后王八剌正式脱离元廷，成为又一个较独立的宗藩之国。
蒙哥弟旭烈兀在宪宗朝曾奉命率军征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并实际上控制了上述地区，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夺中，他最终支持了前者，从而取得了对阿姆河至密昔尔（埃及）这一广大地区的统治权，成为又一个较独立的藩国。
与此相反的是东道诸王势力的削弱。以帖木格·斡惕赤斤为首的东道诸王，曾经是蒙古汗国东部地区的支配力量，成吉思汗西征期间，他曾为监国。窝阔台死后，他虽因图谋汗位被杀，但其兀鲁思并没因此而被削弱，至其孙塔察儿时，其势力已达到哈剌温山以东的广大地区。由于拥戴忽必烈有功，世祖时期，塔察儿长期受到特别的尊崇与优待。但是，他们效仿西道诸王向东部的辽阳、高丽一带发展势力却受到了元廷的限制。世祖后期，由藩王与中央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东道诸王的叛乱。叛乱平定后，忽必烈剥夺了部分叛王的军队和部众，并设东路蒙古军万户府长期镇守这一地区。他们受封后扩张所得的土地被朝廷收回，虽能退保原封地，但地位和实力却被大大地削弱了。
除列土分民的“忽必”以外，蒙古大汗对亲族和功臣还有一种称为“莎余儿合勒”的赏赐。随着蒙古国统治范围的扩大，成吉思汗时期在蒙古草原地区的分封和赏赐也扩展到了新占领地区。而由于新领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忽必”和“莎余儿合勒”的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公元1234年，金朝灭亡，河北、河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纳入蒙古统治范围。但长期的战争，居民多逃入诸汉人地主武装控制的地区。同时，诸将领也将所俘人口作为私属，寄居州县，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非常有限。为了将无籍和私属人口纳入大汗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窝阔台命失吉忽秃忽为中州大断事官，全面编籍中原户口。
次年，失吉忽秃忽以所籍中原户口上报大汗，共得户110多万。按照蒙古人的观念，所得中原汉地有城子的百姓，也是“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也应在亲族中进行“忽必”的分配和向功臣提供名为“莎余儿合勒”的赏赐。于是，公元1236年下令将中原民户分与宗室和功臣。这次分配范围较广，自太祖叔、太宗叔祖答里台以下，至太祖诸弟、太宗诸兄弟、姐妹、子女或其后裔以及诸功臣、将领等，都分得了数目不等的汉地民户。
但是汉地的分封进行得并不顺利。首先，在与蒙古将领共同攻打金朝时形成的汉人地主武装，已经成为中原地区有一定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他们控制了河北、河东部分地区的大量民户，分封直接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不可避免地遭到他们的抵制。同时，中原地区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农业区，那里早已采用租佃制经营方式，那里的人民是封建国家直接管理的编户齐民，他们对地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享有相对的人身自由。分封就意味着他们将被领主所控制，成为领主的私属，身份地位将下降。这是历史的倒退，必然激起中原人民的抵制。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契丹人耶律楚材制定了一个折中方案。规定：各地只设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税，非奉诏不得征兵赋。按照这一原则制定的具体办法是：封地由地方州县和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管理，在赋税中，按封户每五户出丝一斤的份额，每年向领主颁赐一定数目的丝料。这就剥夺了诸领主对封地的治理权，领主只能得到封地的部分租赋收入，这就是“五户丝制”，它与唐中期诸皇子弟的食邑制颇为相近。
但是，蒙古贵族不肯轻易放弃他们在草原地区享有的权利，他们习惯于像治理草原封地一样治理中原食邑，因而，耶律楚材制定的“五户丝制”自其执行之日起，就被诸封君所破坏。而中原地区的社会背景、汉人官僚的抵制以及中央集权与分封的矛盾，也使这种食邑制不断朝着中央集权化的方向发展变化。
按照规定，五户丝食邑允许设置由各投下主委任的监临官达鲁花赤，其余事务则由朝廷所任命的地方官负责。实际上，自中原分封之始，各投下就违制私自向封地派遣官员，致使食邑内，除合法的达鲁花赤之外，又不断增设札鲁忽赤、课税官和其他军民长官。“这种状况使中原食邑基本上被正规或非正规的投下官府所支配，最终造成封君权力的扩大和五户丝食邑制的名存实亡”。
这种状况，无疑侵害了大汗和国家的利益，违背了五户丝制的根本原则。因此，在诸王的中原食邑中一直存在着朝廷与封君争夺治理权的斗争。
同草原爱马的分封一样，中原五户丝食邑的分封也进行了多次。太宗以后，宪宗、世祖、仁宗朝都曾对五户丝食邑进行过分配与整顿。
宪宗即位后，曾两次为其诸兄弟分拨汉地民户。公元1252年，其母唆鲁禾帖尼去世，幼子阿里不哥继承了拖雷家族的真定食邑。蒙哥则以大汗的权力，为其余诸兄弟分配了汉地食邑。五年后的公元1257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分拨。其中分得属民最多的是其同母弟忽必烈，他先后分得京兆3万户和怀孟11000多户。另一同母弟旭烈兀分得了彰德25000余户。其余各庶出兄弟岁哥都、拨绰、末哥等也各分得3000至5000不等的食邑封户。太宗诸子合丹、灭里、合失、阔出等则分得了汴梁路（原金南京直辖州县）民户。
世祖即位后，再次调整和改封中原五户丝食邑。公元1265年，将汴梁路封户在窝阔台四子中重新分配，以郑州隶合丹，钧州隶灭里，雎州隶阔出之子孛罗赤，蔡州隶合失之子海都，以广建诸侯的方式削弱太宗系后王在中原的实力。三年，将原属汉人世侯史天泽的卫州五城改赐蒙哥之子玉龙答失，使蒙哥后王在中原也有了食邑封户。
及至灭宋，这种食邑制又被以改变了的方式推行到江南。元人称其为“江南户钞”。公元1281年，将江南民户封与宗室诸王，受封的宗室包括太祖子弟、太宗诸子、拖雷诸子及其后裔，世祖诸子中则只封嫡不封庶。各封君所得户数比中原分封时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其中拖雷诸子所得户数较中原封户增加近三分之一。户钞即按所封户数，每户五百文的标准从税粮中折纳交钞，再由官府向封君颁赐。同时，也将中原地区的五户丝数额由原来的每五户出丝一斤增加到每五户出丝两斤。到成宗时，户钞数额又由原来的五百增至二贯。
公元1307年，为世祖次子西平王奥鲁赤分拨了江南封户13600户；八年，为侄海山（元武宗，裕宗真金孙）分拨江南封户65000户，此属特殊情况，不属封地调整、分封之限。仁宗朝五户丝食邑有了较大变动。首先是公元1312年，对世祖的子孙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江南食邑分封。其中世祖子爱牙赤、脱欢、忽哥赤、忽都帖木儿仿成宗朝封西平王奥鲁赤例，一律分与13000余户。裕宗真金（忽必烈子，成宗父）之孙也孙铁木儿（元泰定帝，真金长子甘麻剌之子）、湘宁王迭里哥儿不花（甘麻剌第三子）、魏王阿木哥（真金第二子答剌麻八剌长子，武宗、仁宗之兄）、武宗子和世等仿成宗封海山例，一律封以65000户。公元1319年，重新核查了五户丝户的实际数目，并以这次核查的户数为准，重新造册，作为颁赐五户丝的依据，改变了一些封君封户数目大量减少却依然按原有户数享受五户丝颁赐的状况。
从草原到中原再至江南，诸王分封性质虽无大改变，而方式却各不相同。主要表现在诸封君对封地的控制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同草原封地领主可直接治理相比，中原封地按规定应由国家设置的地方政权机构管理，而由诸封君委任的达鲁花赤监临，达鲁花赤作为领主的代表和食邑的最高长官，从财赋、行政、司法等方面，对封地事务实行监临。这一规定在执行中虽受到传统观念和传统制度的干扰，但国家也在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力图行使对各封地的治理权。最初，诸封君在封地内除按制度规定派任达鲁花赤外，又多违制私设札鲁忽赤、课税官和其他军民长官。世祖时期，罢去了诸王私设的达鲁花赤以外的其他投下官；明确了达鲁花赤的委任办法与程序，即“凡诸王分地与所受汤沐邑，得自举其人，以名闻朝廷，而后授其职”，将投下达鲁花赤纳入朝廷地方官行列。至于江南户钞，则由朝廷由税粮折钞后颁赐，领主封君的干预成分更微乎其微了。
四、铁木真六征西夏
在当权者的日益腐朽堕落下，西夏国力渐微。成吉思汗发动六次征讨，尽管西夏军民奋力抵抗，仍然挽不回西夏政权覆灭的命运。西夏从景宗元昊在公元1038年称帝建国，到公元1227年末帝李睍投降蒙古，共经10主，历时189年。有诗云：“历史宜增大夏篇，兴之国运可寻源。谁言域外无英主，雄跨西疆二百年。”历史上的西夏就是这样一个存在了近200年、令中原大宋王朝不敢小觑的封建王朝实体，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
公元1193年，夏仁宗仁孝病逝，终年70岁，在位54年。长子纯佑即位，是为桓宗，年17岁，西夏开国后的第六代皇帝。此时的西夏，国力已大大衰微。由于承平日久，党项贵族开始贪图安逸，日益腐朽堕落。而此时又恰逢多事之秋，当了十几年皇帝的纯佑，非但没有使大夏国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得到缓解，反而使其更加恶化。因此，由盛到衰已成为西夏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此时，正是蒙古兴起并日益强大的时期，来自蒙古的严重威胁加速了夏国由盛而衰的进程。
铁木真统一蒙古前，金国曾对蒙古诸部有过征讨和奴役；统一蒙古后，铁木真打算对金进行复仇战争。不过，金国虽失去了昔日金戈铁马的雄风，但毕竟物产丰富，文化发达，军事力量雄厚，铁木真还不敢轻易对金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所以仍以属国身份向金贡纳岁币，于是，他便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实力稍弱的西夏。西夏在国力上弱于金，但和金订有“交相救援”之盟，两国政治上主从，军事上联盟，经济上互通有无，使者往来不断。另外，对蒙古来说，西夏还有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首先，它是进兵中原和西域的十分关键的地区，也是战略物资、人力补充和实战训练的场所；其次，西夏一旦被征服，它的30万骑射之兵也是蒙古可以借用的一支力量。因此，铁木真以及他后来成为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后，始终把征服西夏作为自己进取中原的先决步骤。公元1203年，在铁木真征服蒙古克烈部的战争中，克烈部首领王罕之子亦剌合·桑昆兵败逃入西夏境内，于是铁木真便借口西夏收纳蒙古仇人，在公元1205年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一次进攻。
这年三月，铁木真亲自率领骑兵，从现在的蒙古国境内出发，在拿下西夏的力吉里寨和落思城后，又纵兵南下进入河西走廊西部。由于西夏军队未能及时组织有力的抵抗，致使蒙古兵在河西走廊西部大肆掠夺瓜州（在今甘肃安西县东南）、沙州（在今甘肃敦煌）各地的人口、骆驼后，返回漠北。蒙古军这次对西夏的进攻，主要目的是以劫掠财物和试探西夏虚实为主，所以没有深入西夏腹地。另外，西夏国的实力以及夏金之间的联盟关系也使蒙古有所顾忌，故在饱掠一个月后就撤军了。
蒙古兵退走后，夏桓宗纯佑下令修复各地遭受破坏的城堡，大赦国内，并把都城兴庆府改为中兴府。他以为蒙古退兵后，从此西夏就太平了，竟然做起了西夏再度“中兴”的美梦。
公元1206年正月，镇夷郡王李安全发动宫廷政变，取代桓宗纯佑，自立为帝，是为襄宗，改元应天，是西夏开国后的第七代皇帝。
这一年，蒙古奴隶主贵族在斡难河畔举行忽里勒台（大聚会的意思）大会，一致推举44岁的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并上尊为“成吉思汗”。公元1207年秋，成吉思汗又以西夏不肯向蒙古纳贡称臣和李安全废黜纯佑没有通报为由，亲率大军第二次攻伐西夏。此次进攻的主要目的是迫使西夏解除夏金盟约，臣服蒙古，进攻的目标直接指向西夏北方要塞斡罗孩城，企图攻下该城后，直逼西夏腹地兴、灵地区。蒙古铁骑的进攻在斡罗孩城遭到了顽强抗击，致使成吉思汗攻城受挫，再加之蒙古骑兵惯于野战而不谙攻拔城池之术，故经过40多天的苦战，才将斡罗孩城攻克。成吉思汗破城后，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恨，下令屠城，将城中幸存者全部杀死，并派兵四处劫掠烧杀。夏襄宗李安全调集右厢各路军队进行抵抗，阻击蒙古军继续深入，双方相持了5个多月。蒙古军见西夏兵势尚盛，抵抗顽强，加之粮草匮乏，不敢贸然深入，只好在次年二月引兵退回。夏军重新占领斡罗孩城。
蒙古军第二次征伐西夏，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一方面是由于西夏进行了顽强抵抗，其实力不可轻视；其次是斡罗孩城地处大漠南北的分界处，周围尽为沙漠戈壁，如果蒙古军继续南下，则又有荒凉的漠南砂碛、巍峨的贺兰山和天堑黄河等天然屏障，地势对蒙古军不利。且该地区人烟稀少，靠劫掠以供军需的蒙古军如果遭遇抵抗，则难以长久相持。另外，令成吉思汗担心的是，如果不能迅速进入河套平原，威胁西夏腹里地区，金国可能会乘虚进攻，使蒙古腹背受敌。所以，成吉思汗下令蒙古军大掠一番后，饱载而归。
公元1209年春，西域的形势发生变化，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回鹘亦都护慑于成吉思汗声威，杀西辽少监向蒙古求和。成吉思汗立即派使者至高昌回鹘，答应与其结成联盟。这样，西夏的西北面就完全暴露出来了。成吉思汗决定亲自率兵，第三次征伐西夏。
三月，成吉思汗派兵自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北，由居延海关口攻入河西。蒙军进入夏境后，攻势极为猛烈。四月，蒙古大军再度围攻斡罗孩城，西夏太尉西壁讹答率军据城坚守，蒙军攻城不克。后来丰州人谢睦欢劝说守城将领出降，城遂陷落。西壁讹答率兵与蒙古军进行了激烈的巷战，力尽被俘。蒙古军再次占领斡罗孩城后，长驱直入直逼中兴府（即兴庆府）外围的最后的一道屏障——克夷门。
蒙古军来到克夷门，浩浩荡荡地杀进贺兰山口。只见两旁都是高山，有几处悬崖壁立，地势十分险恶。蒙古骑兵正在犹豫间，忽听一声炮响，两边山坡上伏兵四起，猛冲下来，把蒙古军截为几段，首尾不能相顾。这时，从沟谷东面又杀来一队西夏骑兵迎头堵住。一场激战后，蒙古军死伤较多，渐渐不支，只得退出山口，与夏军对垒相持。相持两个月后，成吉思汗乘西夏军戒备松弛，也设伏击圈引诱夏军，夏军中计，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士卒战死无数。蒙古军乘胜攻占克夷门，直入河套平原，包围了中兴府。夏襄宗李安全亲自登城，督率将士凭借坚固的城墙死守。
成吉思汗见夏国拒不投降，遂下令蒙古兵在城外环筑长堤，挖开唐徕渠直灌中兴府城。城内水深数尺，致使房屋倒塌，兵民被压，溺死者无数。十月，夏襄宗派使臣向金国求救，刚刚即位的金国皇帝完颜永济却拒绝了西夏的请求。夏军只好固守苦撑。成吉思汗派人招降，和议未成。十二月，蒙古军所筑堤坝溃决，大水四溢，蒙古军营汪洋一片，已无法再行攻城。成吉思汗再派被俘的西夏太傅西壁讹答入城诏谕，夏襄宗登城隔水相见，当面相约和好，献公主给成吉思汗，并向成吉思汗称臣。蒙古撤围退兵，此次战役方告结束。
公元1211年七月，西夏宫廷再次发生政变，皇室贵族齐王遵顼废黜了襄宗，自立为帝，是为神宗，是西夏开国后的第八代皇帝。八月，改元光定。
光定六年，一支蒙古军经西夏国境进攻金国关、陕地区，西夏出兵配合蒙古，打下潼关。次年，蒙古又征调西夏兵从其攻金，西夏兵被金人打败，损失甚重。自降蒙以来，西夏虽借蒙古之势屡屡攻掠金国州县，但金人抗蒙不足，打西夏则绰绰有余，所以西夏获利不多。可是两国兵连不解，一胜一负，精锐丧失殆尽，这就为成吉思汗的吞并扩张提供了可乘之机。
公元1217年，为了平定曾被蒙古征服的西域各部的相继反叛，成吉思汗决定亲率大军远征西域，将中原战事交给大将木华黎。西夏在接到派兵从征的通知后，朝廷内外怨声四起，拒绝出兵。成吉思汗闻讯后大怒，派木华黎伺机攻夏。这年十二月，木华黎派兵进入西夏境内，这是蒙古军第四次征伐西夏。蒙古军踏冰过河，在西夏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长驱直入，他们轻而易举地攻破贺兰山关口，再次包围了中兴府。在中兴府被围20余日后，夏神宗遵顼将守城之责交给太子德任，自己率精骑乘夜突围，逃奔西凉而去。蒙古军继续围攻中兴府，夏兵无力抵抗，只好遣使至蒙古军大营请降，奉表谢罪，蒙古军才撤兵解围。随后遵顼从西凉返回中兴府。
这次蒙古攻夏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警告西夏不要趁蒙古西征之机有所妄动，并胁迫其继续助攻金国。所以蒙古军进入夏境，一路并不攻占城池。此后数年，西夏对蒙古恭顺备至，曾多次被蒙古抽调其军队攻金。金、夏之间战事不断，蒙、夏之间则出现了一段暂时的和平。
夏光定十三年十二月，遵顼在国内外的一片反对声中，自知已焦头烂额无力支撑，便将帝位传于次子德旺。德旺即位，时年42岁，是为献宗，改元乾定，是大夏国第九位皇帝。德旺决定改变其父的政策，一方面采纳右丞相高良惠的建议，与金重新修好，以求共同抗蒙。公元1224年，夏金议和，称“兄弟之国”。另一方面，乘成吉思汗大军西征未归之际，派遣使节联络漠北与蒙古有仇的部落，结成抗蒙同盟。成吉思汗已得知西夏在组织抗蒙力量，即密令经略中原的蒙古统军孛鲁率军从东面攻夏，自己也准备结束西征战争，挥师东返。蒙古第五次征夏战争开始了。
夏乾定二年九月，蒙古军越过黄河攻打西夏东部的银州。占领银州后，夏献宗德旺曾派使臣向金求援，但金国已是亡在旦夕，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力量援救西夏。这一年夏天，成吉思汗从西域凯旋，途中围攻西夏西部重镇沙州。沙州守将籍辣思义率领全城军民坚守城池，顽强抵抗，蒙古军围攻数月，未能攻克。其间，城中乏食，籍辣思义首先献出自己的牛羊，供军中食用，又命城中富户也献出牲畜，城中牛羊马驼差不多都被吃光。蒙古兵挖地道欲穿越城墙，夏兵在地道中放火，烧死蒙古兵甚多。沙州军民在兵力与蒙古军悬殊的情况下，竟能守城半年，给西夏军民很大鼓舞。但夏献宗德旺见银州失守，漠北诸部也在蒙古军的扫荡下溃散，沙州又被围，不得不派出使节到蒙古军前请降，并答应派送人质。而成吉思汗围攻沙州半年，师劳兵疲，最后也接受了西夏的投降，从沙州撤围，回师休整。
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以西夏不派兵西征并出言不逊等为由，向西夏发动了旨在灭亡其国的第六次攻伐。成吉思汗决定兵分两路，
阿塔赤率西路军从西域（今新疆西部）东进，再攻沙州时，又遇到顽强抵抗。蒙古大将忽都铁穆尔见强攻不利，便写信招降沙州。沙州西夏守将见双方势力悬殊，便设下诈降计，但诈降计失败，激怒了西路军统帅阿塔赤，他集结大军前往围攻。沙州军民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但终因众寡悬殊，沙州城攻破。蒙古军攻克沙州后，东进攻肃州，在蒙军诱降之下，肃州党项世家举立沙率众献城投降。但得到战报后的成吉思汗仍因久攻不下而怒气未解，下令屠城。
成吉思汗率东路军首先攻取了黑水城，乘胜从居延东进贺兰山。成吉思汗途中狩猎时，意外摔伤，只得屯兵养伤。随行大臣建议成吉思汗暂且退兵，待伤愈后再进军，而负气好胜的成吉思汗在伤势未愈的情况下，立即发兵进攻贺兰山。夏军接战不久即败退。成吉思汗为了发泄心头之愤，下令将俘虏中的精壮士卒全部屠杀，瘦弱者则分发给蒙古将士为奴。此后，东路军在河套北屯兵等待与西路军会师。
西路军在攻取肃州后，即扑向甘州。甘州西夏副将阿绰率领军民死守甘州，蒙军久攻不下。成吉思汗得报后，立即率军赶赴甘州，东、西两路蒙古军在甘州城外会师，合力攻城。虽然夏军拼死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甘州被破。成吉思汗怒而欲屠全城，幸被谏止。
河西走廊地区只剩下一座孤城西凉府（凉州）。在蒙古大军全力进攻下，西夏守将见独木难支，遂献城投降。西凉府一失，整个河西走廊就陷没于蒙古。当蒙古大军攻占河西诸州的消息传至西夏王宫时，献宗德旺惊悸而卒。德旺一死，西夏王朝更加乱作一团，因德旺无子，于是由南平王李睍继位，改元宝义，充当大夏国第十代、也是末代皇帝。
公元1226年八月，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继续东进，一举攻占应理（今宁夏中卫市）。然后分兵两路，一路攻取夏州，由北向南扫荡；成吉思汗亲率主力军沿黄河从南向北推进，进攻西夏河东地区。两路大军南北夹击，形成对西夏政治、经济中心——兴、灵地区的钳形攻势。
十一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向西夏陪都西平府（灵州）推进，夏末帝李睍派老将嵬名令公率兵10万由中兴府前往支援，在西平府西、黄河沿岸设防。这时，天气奇冷，黄河水严严实实地冻住了，成吉思汗大喜道：“真是天助我也！”蒙古铁骑踏冰过河，双方大军在黄河冰面及河岸上展开激战。西夏将士虽然顽强拼杀，但未能挡住蒙古铁骑的冲击，损失惨重。灵州一战，西夏精兵几乎全被歼灭了，蒙古军队的损失也很惨重。
蒙古军扫荡西夏河东地区后，包围了中兴府。公元1227年初，成吉思汗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攻中兴府，自己率军渡过黄河，进攻积石州（今青海贵德县），进入金国辖境，先后攻破临洮及河州、西宁诸州，切断了西夏与金的联系。六月，成吉思汗这位负气好胜、威风八面的“一代天骄”终于感到身体不行了，只好回师六盘山避暑养病，驻扎在凉殿峡避暑行宫。
西夏王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末帝李睍不得不派使臣向成吉思汗乞降，成吉思汗同意讲和。成吉思汗于七月病逝，留下遗命：死后秘不发丧，夏主来降时将他杀掉，将中兴府兵民全部杀死，毁其城池、宫殿和陵墓。四子拖雷遵照遗命，在夏末帝李睍前来朝谒成吉思汗时将其执杀。这位在位仅仅一年的末代皇帝，成了西夏王朝的殉葬人。
蒙古军进入中兴府，城中军民惨遭屠戮，宫室、陵园付之一炬，成为焦土。历经189年、曾在中国历史上威震一方的西夏王朝灭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