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已近正中，而春日的阳光只是明媚、舒畅，就像此刻屋内屋外许多旁观者的心情一样。
他们与姜洛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有的和姜洛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却很长时间形同陌路。
有的今日才又将他的音容面貌在脑海中记忆起来，方才想起上次见面已是许久以前的事了。
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为这因为凑巧、误会、斥责而进入两难之地的姜洛担心，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甚至有的人等着看笑话，有的人准备继续责难他。
而处于众人注目之下的姜洛则低眉垂目，手指轻轻的敲击着讲桌桌面，发出有节奏的响声，可却良久未发一言。
众人看他如此，不甚聪明的人会以为他被这么简单的问题给难住了，而其中有识之士却知道他还是不肤浅的。
因为若断然回答什么‘堂堂圣人弟子，岂可弃文就武，与武夫同流！’这样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则未免流俗，也必不能服人。
他能知其难，而认真思考，可以说是超过大部分迂腐文人了。
但仅仅是不肤浅也于事无补，面对这样的问题，没有基于自己思想而做出真知灼见的答论，那就只能成为一个不学无术的反面教材。
刘宗周整理了一下衣冠，想着要进去接过这个问题，为学生们答疑解惑。
其目地倒不是要给姜洛解围，而是怕这些学生会因为对方作不了申辩，从而对学文一道产生动摇。
他还不知道这些学生本就是在闹着罢课的，只不过刚刚才有人把自身罢课的原因说了出来。
而姜洛，也就在这时抬起了眼帘。
“有报国之心是好的，但若将报国的方向想错了，就会事倍功半，甚至不能在救国的事业上有所建树。因为本朝的困局，仅仅靠走武功路线是解决不了的。”
姜洛刚一出声就先下断语，如此口吻，不免让人觉得他似是以胸有成竹，使得刘宗周停下了准备进课堂的动作。
“胡说。”
身材精壮的学子嗤之以鼻，“嘉靖时期的倭患横行，万历时期的北蛮内犯，都是靠戚继光将军凭借武功解决的。怎么今日的建州女真与流寇反贼就不能靠武功解决？况且朝廷已经重视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材，在八股之外还加试武备科目。这种情况你都视而不见，还敢乱讲？”
姜洛此时才抬起头，正视于这个看相貌约小他四五岁的少年，淡淡笑道：
“看来你也是常常苦思冥想着国家的困局，并自以为找到了症结所在，才能有这样看似坚定的念头。可惜你年纪轻轻，也未做过实事，终究是些外行言论罢了。等你真的将这些念头付诸于行动时，就会发现，自己从头到尾所考虑的都脱离了实际情况，到时的种种艰难险阻会将你那并不坚定的念头给彻底冲垮。”
那学子又要辩驳，姜洛抄起先生往常用来吓唬学生们的戒尺狠狠的一拍讲桌，发出一声巨响。
“先听我说！！！”
他神情冷漠，又略带怒意，与上一秒的脸色完全不同。
因为近几年让家人排挤打压的经历使他心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一种无名的戾气，一经触动，若不自我克制便能成倍爆发，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善于变脸的性子，速度还快于翻书。
前一瞬的表情能安详和气，如煦煦春风。后一瞬的表情能狠戾杀机，如朔雪阴凝。
这种急剧变化，又很不自然，让人难以短时间接受的表情反差常常会令人吓到哑口无言。
精壮学子也难免一时惊诧到语结，可他不是小孩子，姜洛也不是先生，何况即使是真正的先生他也不曾放在心上。
而且刚才姜洛讲的那些钱权利益的话也让他先入为主的认为这是一卑鄙小人，所以对方哪怕用比此刻更严厉的口气也不能让他心服。
只是他倒也没有再说话，却用更加挑衅的目光与姜洛对视，那意思像是在说，你回答不了就急眼了？
我可不怕你。
而姜洛，如他未开口时众人所想的一样，他是真的陷入了两难之地。
他的难处不在于自己有没有本事回答这个巨大的难题，而是该怎么回答。
就好比一个人想对别人夸自己吃过什么好东西，若这个人常年吃糠咽菜，突然吃了一回猪肉，就确信不疑的宣称猪肉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
若别人跟他说牛羊肉比猪肉好吃，还有鸡鸭鹅鱼兔……只要做法得当也很好吃，那这个人是绝对不会相信的，还是坚持认为猪肉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因为他除此之外根本没吃过其它肉。
这种情况，虽然别人不能改变他的观点，但他也不能改变别人的观点，若此时别人能拿出比猪肉好吃的肉让他尝一尝，那他原本坚定的观点就会荡然无存。
如此，这个人不是教育者，而是被人教育者了。
幸而姜洛的阅历过人，他‘吃过的’好东西太多了，所以这种沦为众人笑柄的可能性在他这里并不具备成为现实的基础。
难的是，他该在自己知道的众多思想见解中选哪一种来进行说教，或者说，该说哪种‘肉’是人间美味。
这种选择是姜洛从未遇到过，也从未想过的。
可此时此刻他不但要言之凿凿的说出来，还要让大家都能普遍接受，如此毫无准备又事到临头的困难不得不让他为之焦急。
哪怕就是真的让此事变成说什么‘肉’最好吃，也会因为众口难调和大家吃的种类多寡而导致反驳不断，更何况是关乎如今国家症结的这种大事。
要知道，关于造成明末危局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就是后世人可还都意见不一呢。
不过，好在这学生自己想出的答案也并不怎么高深，还是停留在肤浅的认为凭借武功就能救国的这一层次，不说在姜洛这里，就是于场中大多数人看来这也不是一剂救亡图存的良方。
热血少年，泛起个人英雄主义，认为只要自己尚武奋勇，再带上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就能了却君王天下事，却根本不会认识到这天下事，并非是一个人所能改变的。
在姜洛看来，要解决明末危局，需要的也不应是军事人才，起码不是最需要的。
以史为鉴，华夏从不缺少杰出的军事家，但能影响时代局势左右历史进程的却屈指可数，因为军事家很多都是时势造英雄的特定产物，它与一个国家的国力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一个国家不要说多么强盛，只要它是蒸蒸日上的，那凭借一群无名小卒便可横扫一大把腐朽没落的敌国。
如同本朝创业伊始，一群泥腿子就能让号称大哉乾元的蒙古贵族丢盔弃甲远遁漠北。
而如果国力势危，那即使猛将如云，却也终究不能挽回败亡的宿命。
因为国力衰退，必然是整体性的，会无差别涉及到社会中每一阶层每一群体。
农民没有粮食，国库没有存银，士兵没有军饷，每一个人都穷困挫顿朝不保夕，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人心渐坏……
这种情况下，将领即使再勇猛，难道还能带领一支饭都吃不饱并且毫无斗志的军队去获取胜利？
军事，经济，民生，这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如今是这三者都已经受到了严重损害，所以仅多出一些军事家，对大明皇朝来说是没有多大补益的。
于是姜洛不得不打击打击这学子自以为是的认知了，但话要说的合理，要以总览全局的角度去分析，便又恢复到刚才的语气，平静的说道：
“外部的事，永远都只能在内部解决。考虑到本朝的体制，即使是面对战争这种迫在眉睫的生死威胁，也只能先在政治上着手解决。因为解决威胁的方法不在于战和与否，而在于先巩固自身的军事力量。”
“想一下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大明的军队兵精将广，武备充实，攻必克，战必胜，那以建州女真的耳目灵通，他们断然不敢轻举妄动甚至入寇劫掠。至于流寇，早早的就该被扫荡一空，最好的结果也只是胁从招安，至于首恶，则尽皆伏诛。”
“而如果本朝的军队武备荒废，战力低下，普遍畏战怯战不敢战呢？大军远征，就像一群乌合之众被赶上屠宰场，几日内就将朝堂用大量时间和资源积攒出来的力量倾覆一空，不但不能解决威胁，反而会使本朝的危机加重，这样的情况可不是发生一次两次了。”
“也正是因为本朝的军队是如此不堪，建州女真才敢数次长驱直入，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劫掠，如入无人之境。数十股流寇也才敢于贼心不死，甚至招降后都复又反叛。”
姜洛以尽可能简单的对比及叙述向众人说明‘攘外应先安内’的必要性，引得屋外不少人都点头认同。
而课堂内，站着的精壮学子却嗤之以鼻，说道：“这我自然知道。不然我干嘛要弃文从武？既然军事不行，那就要注重加强。天下豪杰于此存亡之秋就应当投笔从戎，而不是继续钻研八股，作此头疼医脚，脚疼医头的荒唐事。你不也说了吗？要先巩固自身的军事力量。”
他趾高气昂，心中是极为得意的，以为姜洛被他绕了进去，难以反驳自己的观点。
其实在他心里，要求识文断字的精英分子投身军旅也只是最低标准，若是能全民皆兵才最好。
大明幅员万里，人口无数，哪怕去掉老弱妇孺，剩下的数量也足以让敌人闻之丧胆，而以此等体量击敌，何敌能挡？
这样能够全民动员进行攻击或者防御，如同秦汉一样的国家才是他心目中的强国风范，若真能如此，那消灭女真与反贼可说是易如反掌。
姜洛不以为然，笑道：“巩固军事力量，是武将能做的事吗？后勤、动员、布防、协同调动乃至于军饷也都是由文官掌控的。在这种体制下，武将能报效国家的方式除了身先士卒之外还有其它选择吗？”
“但靠个人武勇，身先士卒，即使官至总兵，也解决不了军队战力低下的顽疾。那就不是统筹全局解决问题的职位，而涉及军事改革的决策权又都在文官那里。若文官不深刻感受到军队屡战屡败的情况会危害到他们自身，并集体下定决心处理问题，那你作为武将，即使再骁勇善战，再能在局部战场不断取得胜利，也于大势无补。”
“因为时至今日，哪怕本朝军队在战场上战胜敌人一百次，也不能说是完成了安邦定国的任务，而敌人只要取得一次决定性胜利，就会推倒一根支撑大明皇朝的砥柱。”
“就像浑河血战，我们能先以三千四川兵摧毁数万女真兵将的锐气，又以三千浙江兵硬撼女真全部人马，让女真人现在想起来都认为那是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说什么守城之善莫若清河，野战之壮莫若浑河。可我们终究还是在战术战略上全部失败了，即使再来几次浑河血战，又能如何呢？”
听到浑河血战，精壮学子心中像浪潮翻腾一般不能平静，他情绪激动的高喊道：“若真能再来几次浑河血战那倒好了！我们人多，假如当时不是我军只有六千敢战之士，那足以让女真人元气大伤！而如果是六十万，现在也就没有女真了！”
这话说的屋内少年都是热血沸腾，虽然在军事战力这一方面大明可说是一个大弱国，女真是一个小强国，但人口众多的优势也让他们油然而生出一种大国民的心态。
要真能像精壮学子说的那样，那肯定会毕其功于一役的。
屋外的一众成年人则都是摇头不已，这学子的想法称之为幼稚也不为过，再想到姜洛之前掰开揉碎讲的那一大通话，哪怕分析的再头头是道，可都给一种他们像是在看人对牛弹琴的感觉，白费劲了。
姜洛也有些无奈，他其实说的其实很清楚了，解决问题要从政治上解决而不是从军事上，解决问题的人也应当出自文官而不是武将，这学子却还没弄清顺序，枉自说些想当然的话。
自己之前已经把对这学子思想层次的预判放的很低了，没想到却还是高估了对方。
姜洛摊了摊手，很扫兴的问道：“你是什么人呐，统帅六十万大军作战，御驾亲征吗？六十万人一天要吃多少粮食你知道吗？一个月需要多少军饷你算过吗？运输这些东西又需要多少民夫放弃农耕生产你想过吗？更不要说军械器具之类的制造与补充。你以为打仗就是那一时的一鼓作气，只要一句话把六十万人凑在那里就行了？”
“你根本没了解过本朝体制。都不说拿出六十万人去打一场仗的可能性，我只问你，现在国库空虚，朝廷没钱，这六十万人从调动，集合，出征，到抵达作战地点的粮饷从哪里来？”
精壮学子犹自嘴硬，咬牙道：“皇帝富有四海，乃天下之主，只要需要，从哪里拿不来？”
说罢犹觉得不尽兴，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眼神阴森的看着姜洛，补充道：“你家不是富商吗？国家存亡之际，毁家纾难不也应该吗？”
姜洛冷笑，他很讨厌这种自以为是的说法。
对于前者，他知道哪朝哪代的百姓都不是没有思想的植物，怎么会任由统治者无度索取？
跟百姓要钱，在哪一时期也都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而且本朝立国已久，权贵阶层腐蚀已深，长期以来的税收多是满足他们这一阶层的穷奢极欲，朝堂公信力完全丧失，百姓仇官甚于仇贼。
在这种恶略的现实环境中，还认为‘百姓没有个人财产，百姓之所以有财产全赖于皇帝恩德福泽。’这一观点的人，不是蠢，就是坏。
前者是以愚昧狭隘的主观认知忽略了客观事实，后者则铁定是吃民脂民膏的既得利益阶层。
这学子多半属于前者，因而他嘲讽道：“再提高三饷征收额度？那会逼死更多平民百姓的，有不想死的还会加入流寇大军，使反贼势力更为壮大。你不懂，天子，也做不得快意事。”
至于对方后面说什么富商与毁家纾难之类的话，姜洛对此则一点辩解的兴趣都提不起来。
倒不是他觉得这国家不值得救，虽然他确实看不上这朝堂的大多数人。
而是根本没有可操作性。
从太祖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打击贪官与富户开始，本朝的税法到如今都是在要求富人来承担国家运行所需的物资，但到这些负担却总会转嫁到最穷的贫农身上。
这其中的原因虽说很复杂，但表象却显而易见。
表象就是我们官绅一体，官商勾结。
换句话说，在官本位时代，没有官绅贵族的支持，商人根本成不了富商。
本朝依靠地方文官乡绅建立的统治阶层，是无法打击供给自己财富的经济基础的。
如果朝堂敢于向富商要钱，但就等于是向官绅贵族要钱，那就会招来他们的坚决反对，从而使大明这间破屋子坍塌的更快。
“自以为聪明，还固执已见。可袁崇焕、孙元化、孙承宗、曹文诏、满桂、卢象升、赵率教……这些例子够多了吧？他们不是将军就是总兵乃至于总理几边几省的督师！哪一个不比你强？你那点小心思若让这些久征沙场的人听到，恐怕会笑掉大牙。他们至死都没做成的事，在你都一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看来居然是那么轻而易举。呵，连战场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还想走以武救国的路线，简直是痴人说梦！”
姜洛越说声调越高，口气也越来越严厉，到最后，已经几近于羞辱。
精壮学子被说的面红耳赤，他对于姜洛对他本身的训斥绝不能接受，年轻人，一向就心比天高。
虽然姜洛前面说的他不是理解的很明白，更弄不懂其中夹杂的那些听都没听过的新鲜词汇。
但对方还说出了那么多人的名字。
他有投军的念头，对那些大员宿将的事迹自然也是了解过的，每一个都可说是悲剧。
再给他十倍的信心，他不敢大言不惭的说自己确实比那些人要厉害，这就让他难以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上进行反驳，顿时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丧失了原本高昂的斗志。
可最后的自尊还是强撑他咬着牙进行了一次反驳，只是口气不再像之前那么傲慢。
“戚继光将军呢？他的戚家军怎么说？他就是武将，可不照样重整军备，解决了之前谁都解决不了的倭患问题吗？我不敢说自己比那些将军强，更不敢比肩戚继光将军。可我认为，只要再出现一位像他那样的武将，再打造出一支战无不胜的戚家军，那就能解决女真和流寇。”
听他再次说到了戚继光，姜洛一时也是无限感慨，“戚继光能有所作为，因为那时有张居正啊。不然的话，哪怕他身为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若其志向不受到谭纶、文渊阁以及张居正的热烈赞赏和积极支持，也是无法付诸于现实行动的。”
追忆历史，隆庆天子驾崩，万历皇帝即位时年仅十岁，身为托孤大臣的张居正凭借着年幼皇帝及皇太后的高度信任到达了权力顶峰，并依靠这可称为僭越的权势开始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改革工程。
而戚继光在长期的抗倭战争中，也向世人展现了他改造作战方式的惊人创造力，并打造出了一支中国历史上真正可称为百战百胜的全新军事力量。
张居正在入阁之初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
在南方横扫一切敌手的戚继光，自然而然的就会被他视作也可以在北方抵御北蛮内犯的坚实壁垒，于是在戚继光成为蓟镇总兵官后，他大力支持对方进行更大规模的军备改造计划。
虽然，戚继光希望从北方各镇抽调出十万名士兵交给他训练三年的建议在政治上不允许实现。
谭纶拟议蓟镇的文官及监察官不得干预戚继光的军事训练，以便让其在防区内展布统筹全局能力的提案也屡被驳回。
但张居正实施了另一种策略，即把蓟镇辖区内的其他将领调往别镇，让戚继光一支独大以免遇事掣肘。
而又将凡是故意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不动声色的陆续迁调，使他只需要专心于军备而不必参与复杂的政治斗争……
这是足以让各朝各代的武将都羡慕，乃至于嫉妒的支持。
一心改弦更张的首辅与一位做事效率极高的将领为本朝所带来的益处不可谓不明显，不然又何以称之为万历中兴？
十年时间，张居正整理全国赋税的政策已取得显著成效，而戚继光也初步实现了在落后的军户卫所体制之外再造本朝军事力量的宏图。
那可真是风云际会。
可谁能想到是，像张居正那样精力旺盛的大政治家竟在五十七岁时溘然长逝，抱恨终天。
没有了张居正在政治上的庇护，戚继光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因而受到报复打压，最终在贫寒病痛中陨落。
而他们一生的事业，也就随着张居正的逝世，尽数付之东流。
“没有文官张居正的支持，武将戚继光绝无可能取得那样惊人的成就。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与本朝的政治制度相违背的。虽然前者的十年新政目地在于富国强兵，其重点却是要先改变文官集体的办事作风。在当时的文官集体看来，他的施政方针无异于是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儒家伟大的指导精神……”
说到这里，姜洛笑了笑，抬起手似是要用肢体语言不屑的在虚空中点一点，以嘲笑那些官员和文人，可他最终还是停下了动作，并继续说道：
“他未做而要做的事，必然是要对整个文官集体进行改制重组，这可以说是在颠倒乾坤。既然他敢于撼动文官乃至于全天下读书人的生存根基，那他就必然要付出代价。”
“而后者的戚家军就只是戚家军，不是大明原有的军户卫所，它游离于本朝军事力量之外，已经干扰到了文官施政所追求的平衡，成了本朝体制的威胁，所以也必须要加以打压。”
当时文官集体的反攻倒算，使张居正十年新政与戚继光改造军备所带来的各种成绩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损害，并最终都成为昙花一现的泡影，让并未真正实现的中兴事业嘎然而止。
而本朝军队也由于缺乏了戚继光苦心孤诣所强调的战术与组织纪律，在与如今的生死大敌，当初却尚属蕞尔小邦的建州女真萨尔浒一战中，以近十一万人打六万人，结果却是众不敌寡，大败亏输。
那场战争由于是本朝在辽东战场由进攻转为防御、由主动转为被动的关键一战，所以时至今日依旧会被不少官员和文人拿出来推演分析，因此姜洛断断续续听到过一些人的说法。
但那些说法在姜洛看来却也是没认识到根本。
因为他们依旧将战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兵部右侍郎杨镐的策略有误，什么打仗要一个拳头打过去，不能一根手指一根手指的伸过去，那样容易让敌人全给掰折了。
什么就该一力降十会，要以多欺少，把十一万大军合在一起去跟努尔哈赤的六万人死拼，几乎两个人打一个人，哪还有不赢的。
这些说法，都是纸上谈兵。
而且也基本没谈到军队本身的能力不行，以及为什么不行的问题。
对本朝大多数文人及官员是个什么样子，姜洛虽接触的不多，但也心里有数，所以对他们说法中的这一遗漏也能理解。
因为在他们眼中，兵将们不读书不识字，就像捕猎的鹰隼与猎狗一样，谓之国家鹰犬。
而打胜仗，全是依赖文官们计出如神，兵将们只要听从文官们指挥就行了，他们的最大功劳也只是凭借一腔血勇悍不畏死罢了。
所以战争打败后，杨镐被弹劾下狱，而改革军事的问题却无人提及。
其实他了解过战争打响之前双方的态势以后，对杨镐的策略反倒觉得十分稳妥。
杨镐用兵，不但小心谨慎而且另有深意，他的四路进军实际上是两路。
其中两路在努尔哈赤大军所在的二道关会和，剩下两路则直接向敌人当时的老巢赫图阿拉开进，如果四路军队都能在三月二日同时到达指定地点。
那努尔哈赤以六万人面对二道关的五万明军，并不能一下子吃掉。
而赫图阿拉当时也基本是一个没有多少防御力的空城，另两路大军五万人扑过去必然会一战而下。
若杨镐的布局真能收到预期效果，那努尔哈赤是跟面前的明军交战还是返回救援大本营？
他返回，已经到达二道关的明军能不尾随追杀？
不返回，任由明军攻下赫图阿拉将所有人的亲属都瓮里捉鳖一网打尽，那他自己的军心岂能不动摇？
明军作为远征的一方，只要准时到达二道关与赫图阿拉，没打之前就能先让在本场作战的女真人陷入被动，这策略怎么会不稳妥。
可惜的是，在深谋远虑的策略之外，军队自身的能力才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
因为关于战争，再好的战略规划也需要军队本身的能力作为执行基础，这能力除了战斗本领过硬，还包括互相协调一致的组织性与纪律性。
就因为没有，所以四路大军有的先到有的后到，本身战斗本领又不行，才让努尔哈赤以‘凭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种即冒险，又类似于一个人面对多人群殴，他只抓住一个狠打的笨办法取得了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一时间想了这么多，使得姜洛自己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复，可说是思绪万千。
“至于使戚南塘将军再遇张江陵首辅的事迹，在本朝则永远不会发生了。”
姜洛这时对那两位大人物特别用了他们的字号来称呼，在心中对他们表示尊敬。
“因为我们的体制是，在一场战争中，虽然是武将在前线指挥战斗，而出谋划策制定战略方针的却是后方的文官，这种体制并不允许武将依据自己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及时进行适当的调整。
军队不知道文官拿出的计划会让他们取得胜利还是失败，文官也不知道他计划中的军队战力是高是低，纪律是否严明，意志是否坚定，兵员是否充足，器械是否精良。
因此常会因不知兵而做出料敌从严料己从宽的误判，从而导致战争的失败。
戚继光的成功在于谭纶和张居正的放权，他们允许并支持在第一线的将领去做决定。
但现在，军将本就自重，以有晚唐藩镇之势，朝廷以不大能调遣的动。
有时朝廷供应军队的钱粮不足，他们就敢自己放兵去劫掠百姓，甚至跟敌人做走私生意，若再大胆放权，那谁敢保证他们的枪头是指向女真，还是反贼，还是自己人？
而且，要改革军事，张居正与戚继光的方法也并不合理有效，否则也不会有人亡政息的结局。
至于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又该怎么实施？则就不是武将要做和能做的事了，所以我才说要报效国家，弃文从武这一路线并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合适的。
还是那句话，外部的事，要从内部解决。而下层的事，要从上层解决。”
姜洛双目依旧看着那精壮学子，脸上却没了任何表情。
言尽于此。
若对方还想不明白，非要去做战阵中的枉死鬼，他也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他不怀疑对方报国的决心，只是觉得既然自己遇到了要救国的人，那总该劝劝对方选一条对的路线去走。
或许他的话过于刻薄，但他已没有了之前那种要展露个人才识，从而获得回报的想法，如今完全是出于好心而已。
他已从那些反抗清廷暴政，所发生反清复明可歌可泣的战斗中了解到，以武救国这条路救不了这病入膏肓的大明皇朝。
但是，救国事业，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略家，堂堂之阵勇冠绝伦的军事家，也需要这样只有一腔热血的少年郎。
到底是人各有命，天下大势的走向也很难因人而定，但死在杀敌报国的路上，总比当叛徒当奴才要好。
所以他不想再对这学子说什么了。
这时，窗外有人慢条斯理的发言问道：“照你这么说，本朝军事力量不堪，其原因是以文制武所导致的？”
姜洛扭头从窗口向外看去，见发问的那人是一面白无须的中年男子，此时见自己望来，便有礼貌的拱了拱手。
姜洛也微笑了一下，点头回礼，然后才摇头答道：“不是，以文制武，并没有错。”
此时他的受众以主要是课堂外那些成年人和那三个老叟了，因为这些内容已不是屋内这些少年们所能短时间理解的。
其实能不能理解还要两说，连跟上他的思路对很这些少年来讲都或许已经很难了。
因为他看到课堂后排坐着的张端望向他的目光都迷茫了，也不知在想些什么，那可是这些学生里面年龄比较大的。
而那精壮学子也是眉头紧蹙，一副苦苦思索的样子。
至于自己娇憨的三弟姜谭儿……不提也罢。
姜洛对那男子之所以这么确定的回答，则是因为他知道后世的大国强国，不论意识形态如何，却都是实施以文制武的制度。
只不过后世军人的地位和待遇都很优渥，这才会为军队不断的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而其内部又严格执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所以也不会腐化僵化丧失军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