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湘手里拿着父亲的信件，心潮起伏。他很理解父亲的心意，也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况且大中中学为了躲避战乱，计划在新学年开始时，把学校搬迁到韶关去。书，是很难在广州读下去的了。但梁湘想的更多的是，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中国国土……眼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顺应老父的热望，马上出国去，子承父业，不仅可以逃避战乱的危险，而且还可以过着宽裕舒适的世外桃源生活；另一条是回应祖国的召唤，勇敢地投身到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去。梁湘舍弃了前者，选择了后者，十八岁那年便跟着王均予到延安去，走上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道路。同行的还有一位从朝鲜来到中国广州怡乐村中山大学读书的金大明。金大明到了延安后改姓陈，在延安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分配到华北党校任副校长，后来在太行山战役中牺牲了。
梁湘悄然离开广州北上延安时，没给家里写信。因为他明白，如果让家乡的祖母、母亲和身在异邦的父亲知道他要去延安，北上抗日，就必不能成行。他在广州向一位同村兄弟借了五十块大洋作盘缠，遥祝远方的亲人安康，就负疚地上路了。这笔路费，直到50年代梁湘才奉还给人家。
这一别就是十二个年头。母亲两鬓斑白，老祖母则遗下一个土坟。
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哀鸿遍野，满目疮痍。梁湘等三人从广州乘坐粤汉铁路的火车北上。
他们来到古都西安。在西安市八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梁湘三人有幸遇上了林伯渠。林伯渠对他们很热情，邀请他们搬到办事处来小住几天。后来又用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给梁湘等人开出介绍信，并派了一辆汽车，将梁湘等人送往延安。
经过千辛万苦，梁湘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热土——延安。
踏上延安的土地，梁湘深深地呼吸着延安格外清新的空气，心中洋溢着说不尽的喜悦。睡硬硬的土坑头，吃粗黑粗黑的窝窝头，他都习惯，反正一切他都可以习惯。有一回开饭，他把黄糊糊的小米饭看成是炒鸡蛋，高兴得叫了起来。天哪，哪儿有这样丰盛的晚餐。可他在延安住了八九年，哪吃过一次炒鸡蛋呢！新的革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到了延安，接受组织审查是每个投奔革命怀抱的青年的必经隘口。由于梁湘年纪轻轻，历史简单，组织关系也很清楚，他很快就获得了通过，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去学习。他被编在第十二班，这个班的同学大多是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而王均予为了上诉之事，在延安待了一段时间后，还是听从组织的派遣，回到广州去负责《解放日报》在南方的发行工作。
一年后，梁湘毕业了，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第二十二队，任中共党支部书记兼队长。第二十二队的党员都是归国华侨，梁湘本是华侨子弟，比较了解华侨的思想和生活习惯，故组织上让他做这个差事。陕北公学的学期为三个月，1938年的一天，同学们又兴高采烈地高唱毕业歌。这时陕北公学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扩大教学规模，要从延安搬到旬邑去。迁校前夕，梁湘又被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去工作。
当时中央组织部由陈云任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邓洁任秘书长，王德为地方科科长，王鹤寿为干部科科长。由于梁湘是广东人，说的普通话很“普通”，在中组部找干部谈话时，常常词不达意，说“劳保”，人家听成是“萝卜”。说“立场”，人家听成是“腊肠”，干部们风趣地反映，“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听广东人讲普通话”，加上当时是用人之际，干部很缺，于是1940年梁湘离开了中组部，转到中央党校去担任校党总支部书记，校长为中央委员邓发。中央党校总支委员会与陕北公学和自然科学院的党组织一样，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会管辖。
梁湘到延安后，结识了女子大学学员、人称“小广东”的邝辉军。邝辉军原籍也是广东开平县单水口镇人，与梁湘是同乡，长得娇小玲珑，短发齐耳，杏眼灵灵，说话直率，性格开朗。她原在广州知用中学读书，受思想进步的堂兄邝启常等人影响，参加爱国救亡的宣传活动，小小年纪就立志学花木兰，身穿戎装，报效祖国。“七·七”事变后，她回应邝启常的提议，约了八个同学，一起从广州背起行囊，辗转迂回，步行到延安来，要跟随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抵抗外侮，个中艰辛，无法用语言表达。途中有几位男同学熬不过来，悄悄地打了退堂鼓。
小邝很活跃，宛如一只小白免，晚会、劳动、植树、讲演活动中都能看到她娇健的身影。延安冬天来得早，快要下雪了，她仍打赤脚，或是穿一对木屐，走起路来“得得”作响，像个野姑娘，给大伙的印象挺深刻。而梁湘身材魁梧，喜欢打球，排球、篮球、乒乓球都是好手。他担任篮球队队长兼前锋，那一手跳起投篮、翻身上篮，称得上绝招。也许跑得太猛了，有一回布鞋也给踩破了。翌日，一双簇新的布鞋放在他的床上。他猜得出是邝辉军给他纳的，无口线眼，平平整整。顿时，他感到心头一阵温馨。他俩穿过静静的枣园，漫步在延河岸上。梁湘跟她志趣相投，情融意合。1938年冬天，他们结为终身伴侣。他们在党校饭堂举行仪式简单的婚礼，邓发校长也出席祝贺。婚后，两口子就住在宝塔山桥儿沟的一个小窑洞里，隔邻就是天主教堂，开始了新的生活。
四十九年后的1987年的夏天，梁湘和邝辉军曾回延安重游旧地，他俩不禁感慨万千。当年他俩居住的小窑洞依然存在，荡荡黄土，触发起伉俪对当年生活的追忆：“那时生活很艰苦，衣服破了补，补了破，实在无法再穿在身上，就把它撕成布条用。”邝辉军激动地说，“1941年我的大儿子出生了，组织上送给我九个鸡蛋来补养身体，我眼看着老梁工作很忙，营养不足，脸色青白，就将鸡蛋分了六个给老梁，但老梁不管我怎么劝说也不肯吃，彼此推来推去，推了好几天，最后还是逼着我将鸡蛋全吃下。孩子刚满月，我长了奶疮，没有母乳给婴儿吃，只得给他喂红豆汤。孩子一日比一日消瘦，眼看活不下去了，为了给儿子找条生路，我横下心来偷偷把孩子抱到邻村的一家老百姓家里。我忍心放下孩子，就噙着眼泪跑回家里，过了几天，老梁回家得悉我把孩子送了人家，他连声反对：‘是生是死，也要骨肉在一起！’此事给邓发知道了，他作为中央委员，每天有两瓶牛奶供应，就每天主动送一瓶牛奶给我的婴儿吃。”
邝辉军接着说：“警卫员对邓发的做法有意见，整天嘀嘀咕咕：‘首长，这会影响您的身体健康的！’邓发听了往往是一笑，说：‘没什么，在革命大家庭里要同舟共济啊！’我跟老梁既感谢邓发校长的关照，但又过意不去，邓发肩上的担子很重啊！我们想了许多办法买了一头母羊，把它拴在窑洞门外饲养，每天挤点羊奶来喂婴儿，终于把孩子养得又黑又结实，人们都喜欢抱抱他，并爱称他为‘小印度’。”
邝辉军还想起许多有趣的事。她第一次做妈妈，不会照料婴儿，儿子老是哭哭啼啼。她抱着婴儿去请教邓发校长的夫人陈慧清：“陈大姐，为什么我的儿子整天哭呢？他是否在生病呀？”陈蕙清掀开孩于的衣服一看，就哈哈笑起来，说：“唉呀！小广东，你看看吧，是孩子拉了屎，泡着屁股不好受，必须及时替他洗干净呀！”
梁湘回忆这段历史时也说：“延安这段日子，我比较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广泛地接触到各级领导干部。他们的斗争经验很丰富，我从中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对于我日后学习马列主义，发扬艰苦奋斗、民主作风、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等优良作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延安，是一座大熔炉；延安，是一所大学校！延安生活在我的人生旅途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梁湘在党校一干就是四五年。这期间，党校训练了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这期间，梁湘还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
在整风中，曾发生了“抢救运动”的插曲。所谓“抢救运动”，实是康生一手炮制、形“左”实“右”的危言耸听的“整人运动”。几个干部在一起“打打牙祭”，吃顿饺子、红烧肉，就成了“特务集团”。“抢救运动”使陕北公学、自然科学院和妇女干部大学的学员中百分之八九十被打成“反革命”、“国民党徒”。霎时间，杯弓蛇影，互相猜疑，人人自危，革命队伍的阵脚大乱。
“抢救运动”也波及中央党校。当时的“红旗党”一案，是因河南省委书记被审查时遭到康生一伙人的车轮战围攻，疲劳轰炸，几日几夜不让睡觉，硬生生给逼供出来的。后来越搞越大，殃及许多原籍河南的干部。党校整风班有位主任，要将河南省籍供给科长李海涛、校务科长苏汉华等一批骨干也打成“红旗党徒”。梁湘不同意这样做，他做事向来稳健，平心静气。他找干部谈话，深入调查了实际情况，严格把握好党的政策。梁湘据理力争，不同意这种仅因是河南人就将同志推向敌人营垒的错误做法。由于梁湘年纪很轻，历史和社会关系可算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没什么辫子可以给人抓，加上他配合邓发校长工作得很好，彼此尊重，关系融洽，故没有被整到头上来，从而保护了一批革命干部。后来，从外面寄来证明材料，证明这位今天说这个干部历史很复杂、明天说那个干部政治有问题的班主任，原来是个曾经在国民党监狱里写过悔过书的变节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汉华在中共广东省委任副秘书长，李海涛则长期在韶关市任市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