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六年春，洛阳的天气有些反常。
正月一直在闷燥的气氛中捱过，二月到来，好容易天气有些风，却仍旧干燥，没有一丝要下雨的意思。
刘协最近一直坐立不安，桓典和王允看到，都感到奇怪。主要是这个小不点孩子，一直表现的都是沉稳，而且是变态的沉稳，很难得一见他有什么焦虑的事情。
王允到了午后，终于忍不住问怎么回事。刘协叹道：“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何执政者无不是以君为重，以民为轻？秦政严苛，民怨深重，天下揭竿而起，从而二世而亡。今天下民怨日甚，我担心近日必有乱起。”
桓典顾左右道：“噤声！此言不该出童子口。”
王允道：“皇子为何突发奇想？”
刘协道：“昨日宫中直卫杨濮报称，宫中有人信奉太平教。两位先生可知这太平教是什么来历？”
桓典道：“不过民间一个普通教派而已，据说奉道派老聃为始祖，传言教派也信奉什么南华老仙等。庶民愚昧，传言不足信矣。”
王允也说：“我朝虽说独尊儒术，但是对教派并不禁绝。偶有信徒夸张传言，一笑即可，不必太过在意。”
刘协正色道：“我虽年幼，却也有爱国忠君之心。太平教以妖言惑众，所聚集的，都是灾难穷苦庶民，若是登高一呼，天下百姓必暴走，到时候，官衙首当其冲，多少人死于战乱？多少人被裹挟反乱？多少人被饿死？多少人死于流亡？就算平定，也要许久，豪强愈强，汉室愈弱，政令不出宫闱，朝廷危矣！我料今日所云，不日必有验证。到时便知君等虽学富五车，平日还是太过轻视于此。可惜，可惜。”
桓、王二人面面相觑。
待刘协甩袖离去，桓典才反应过来，看着远处刘协一副大人模样昂首走路的姿态，悻悻然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王允道：“这哪里是幼子？分明是一个垂垂老叟！不存一世见识，如何敢大言不惭？”
桓典道：“我等且找那宫中直卫来问，看宫中教众是什么情况。”
王允应道：“确实应该未雨绸缪，若皇子所言一半是真，就是大危险。”
两人急急找那杨濮问话，突见一行人奔跑着往尚书台来。
宫中一般很少见人跑步走的，所议很稀奇。许多值守侍卫、宫人都翘首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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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周这些天终于熬不过自己的恐惧，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地交代了自己的情况，并认真地揭发了张角等人谋反的细节。他在太平教时间不短，接触的更大多是高层机密，因此，他洋洋洒洒地几乎把太平教所有重要情况都记录了下来。
他怀里揣着这重要的书信，来到了南宫外，求见尚书令。
宫门外的直卫，听他说什么“事关社稷死生”，并不为意，通报后，宫内却很重视，赶紧带着他飞奔尚书台。
于是这场本该席卷天下，本可以掀翻大汉朝廷的谋反，提前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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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之后，洛阳几骑快马飞驰兖州。同时京师锁闭，城中大索。
宫中也突然加派了许多侍卫，卫尉和光禄勋亲都跑到宫里值守，开始严查信教人员。
皇帝也终于离开西苑，返回南宫办公，还破天荒的召见了尚书台一干人等，并和太尉杨赐谈论许久。
这个太尉杨赐，正是那个宫中直卫杨濮的同族长辈，这个老头子可不简单，做过光华殿侍讲，是当年皇帝的老师，以前做过少府、光禄勋、司徒、太常等等重要官职，曾经和蔡邕一起上奏得罪了宦官曹节等人，蔡邕被发配边郡，杨赐却因为帝师的缘故，毫发无伤，并在那年冬季，代刘郃为司徒，后改做太尉。官职变化虽然多，但是皇帝一直很信任他。
由于得了直卫杨濮的汇报，桓典和王允已经对此事也逐渐转变了看法，重视起来，通过宫中的严密排查，竟查出一大片太平教徒，惊惧之余，也总算觉得松了一口气。
桓典过去被人称为“骢马御史”，曾经在洛阳城中留下大名，为宦官们所深深畏惧，若是其他人，得罪了这些人物，早就心惊胆战，可桓典毫不在意。可是现如今，他侍讲南宫，他却觉得比面对宦官还要头疼。
原因无他，皇子刘协罢了。
刘协自从上次多说了几句之后，连着几天少言寡语。随着宫内被抓走的人越多，他越是沉默。
桓典现在再也不把他当作两三岁孩子看了。他不敢給天子报告这孩子的特异之处，担心天子真的以为他聪慧无比，拗起来立他为太子，会引起大乱。
但是也不能无视他，因为这孩子有些问题确实不好回答。
比如他问：“民间童谣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可见选吏制度已经败坏，可有什么制度取代推举选拔？”
桓典是太傅桓焉的孙子，当年也是举孝廉入仕，他对这制度，虽有诟病，却也并无太多改变措施。在他看来，大汉虽处处危机，只要天子修德，亲贤臣而远小人，则兴隆有期。很多时候，朝政不善，子民暴走，是天子德行的问题——这几乎是所有士人的观点。
桓典看得出，皇子协显然不是这样认为的。皇子协的思维模式很独立，完全不同于皇子辩，而且很少受到授课人的影响。他这么小，竟然有了自己强烈的个人意识，这对于他的学生身份来说，实在不是好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讲，桓典是极力赞成皇子辩做储君的，因为他简单，就像一张白纸，可以施展自己的影响力。可是，他心中分明又有另一种声音，皇子协，可能是上天赐給大汉的人，他的懂事、沉稳、善良、谨慎，一切品德操守，都能成为天下民众的福音。
刘协可没有桓典那样纠结的心思。他知道宫中排查是必须的，接下来，杀的人头滚滚，是少不了的情节。正因为如此，他很不喜欢。
在他的眼光看来，黄巾起义，是典型的官逼民反，只是披上了一层宗教的外衣，而被三国文人称为妖教。尽管黄巾之乱中，这些起义者出现了不少乱杀、乱烧、乱抢的情况，但这都是因为他们的缺乏教育造成的。起义者没有军事制度，没有政治纲领，只是认为杀掉贪官就是天下太平，自己就可以活下去了。事实上，这种简单思维具有非常短视的破坏性，并且一直蔓延了将近两千年。后世的黄巢、王小波李顺、李闯王、洪秀全等，都是在这样的简单思维中，开始爆发的。因为他们见识有限，所以结果注定悲剧。
最初的起义者，往往最后被另外一批官僚阶层取代，被有着严密政治纲领的人群夺取了政权，比如陈胜吴广和汉高祖；比如这张角和曹操。
所以，黄巾起义，说到底，还是老百姓过不下去的一种无奈反抗。是士绅阶层的贪婪腐化引发的，是大汉朝廷的政策未能及时调整造成的。这场起义，不仅动摇了大汉的国本，也为汉末军阀混战提供了土壤，为后来胡人入侵提供了机会。
他为这个时代的将要开始的大规模杀戮，而感到深深的悲哀；为自己无力改变朝局，而感到深深的无奈和伤痛。
魏晋之后很长时间，是文明几近灭绝，是无数胡人屠汉，是华夏几百年间大放悲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