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着北的师生关系
在中国谈师生关系，是一个糊涂的话题，不说还好，一说就乱，因为大家心目中的师生，大抵不是一回事。当年在乡下替人代课，有的农民会对你说，这孩子要调皮捣乱，你就往死里打，打不死就行。然后再对我的学生说，老师就是父母，不听话揍你没的说。显然，在这些农民心目中，还有过去天地君亲师的影子，有意无意，把师生看成五伦中的一伦了。
其实，在古代社会（明清为例），老师也分档次，有些档次的所谓老师，没有人真的把他们当伦理关系中的老师来看的，比如那些本身就没多少文化，只能教村里孩子识几个字的三家村学究，说起来也是老师，但大家都不会认真地把这种老师当回事，学生跟老师开个玩笑，搞点恶作剧，也没多大关系。但是那些能够给学生开讲，教学生开笔作文，而且讲得不错的，就不一样了，如果这些老师本身还有功名，是个举人或者秀才，那就更得学生高看一眼，日后学生发迹，这些人就是蒙师（启蒙老师）。更进一步，如果学生考上了秀才，继续求学，无论进书院还是自投名师，这段生涯里的老师，一般就具有相当固定的意义了，属于授业老师，严格地讲，韩愈《师说》里的“传道授业解惑之师”，就是这些人。当然，最具法定价值的老师，是科举途中，为你判卷而且最终录取你的那几位，无论房师还是座师，都是一个人生命真正具有伦理意义上的老师，一辈子都不能背弃，否则不仅会背上千古骂名，而且很可能被治罪，有的人，老师死了还要守制（辞官不做，结庐守墓）。在古代社会，所谓的师生，实际上是师弟（老师和徒弟），无论讲课，还是平时相处，大抵一对一。
现代化在中国的体现，最主要的就是兴学堂，所谓学堂，就是西式学校。西式学校的教育方式，是开教室上大课，师生之间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加上洋鬼子不懂什么叫五伦，老师自然也不把自己当五达尊（中国有学堂之初，无论教会学校还是官办学堂，都有很多来自东西洋的老师），因此，师弟开始变成师生。有刻薄者，如马一浮就说，西式学校，等于商号公司，计钟授课，铃响辄止，有若买卖，交易而退，各不相干。
其实，即便西式学校，个中的师生，面目也不尽相同，上完课各不相干者固然有之，但是师生关系密切，犹若师徒者也大有人在，吃在老师家，住在老师家者有之，拜师行跪拜大礼者，也有所闻。特别有福或者无奈的，老师看上了，就做主把女儿嫁给学生的事，也不少见。
1949年以后，师生关系又是一变。一方面，当老师的要思想改造，文化批判，老是搁在台上不是检讨就是挨批，师道之尊固然谈不上，欲求各不相干，也不可得。一方面，另一种国外的教育模式苏联模式的引进，教师作为某种理念的灌输者，具有更多的工具性，离传统“师”的身份，距离更远。
好在，这种日子终于结束了，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现代化的起点，只是，凡是在历史上走过的，都留下来自己的痕迹，有些人幻想着回到古代，重建师弟关系，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不多，可老师的架子不小，一摆就像皇帝或者老子。还有些人遵循西方式的不相干主义，上完课走人，学生是谁，想要什么，全然没有干系，即便是研究生和导师之间，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一次面。有个高校里的经典笑话，说是某导师在一次学术会上，认识一个学生，发现他头脑清楚，思维敏捷，还特别乖巧，于是建议说，你报考我的博士吧！不承想该学生回答，我就是您的博士生呀！其实，这不是笑话，而是实事。当然，如果师生关系特别商业化和功利化的，老师则对学生特别巴结，比如高校办的各种挣钱的班，比如高官来读博士等等。同时，苏联式的工具模式，也没有拍屁股走人，眼下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本科评估，无非是检查各个高校的教师，是否严格按照程序，把知识或者真理或者标准答案，合乎标准地灌输给学生。这样一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世界，方寸大乱，就跪而言，有学生跪老师的，也有老师跪学生的。
如果说上面有什么导向的话，那么一方面是工具主义，鼓励教师做工具，不仅中小学力行灌输，连大学本科，甚至研究生、博士阶段的教育，都中学化，或者叫灌输化，把导师的自主性降到最低。一方面则是老板主义，鼓励导师当老板，学生给导师打工，导师给学生发工资，不仅理工科如此，人文社科也如此，导师拿不到课题，给学生发不了工资，就别带学生。前一种模式，师生是灌输的漏斗和瓶子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是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真正能让学生尊敬的，教师的学问和责任心，在这两种关系里，基本上是没有的，好像也不需要。
大学教师的种类
按道理说，大学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官僚化的地方，一旦官僚化，后果将非常严重，其官僚气、衙门气、衙役气，甚至有可能超过真正的衙门。毕竟，现在中国的各级行政机关，无论政绩观是否正确，都要有政绩，而且这些政绩，固然有造假的成分，但多少要有点实在东西，怎么也要修几条路，盖几栋楼，引进一点资金，增加一点GDP。然而，大学不一样，首先不需要制造GDP，其次没有升学压力，最后连毕业生的就业也基本上不用操心。上级评估考核的玩意，无非是论文发表数量，课题数量这些可以通过卡学生的毕业证“土法炼钢”，以及让教师挣计件工分实现的。至于能拿到多少博士点，多少重点学科，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这些中国的外行不明白，外国的内行也不明白的标志大学档次的东西，关键看朝中是否有人以及运作的水平。因此，如果大学变成衙门，那就是一个没有政绩压力的衙门，这样的衙门，当政者除了摆官架子，玩虚招子，没有多少实在事可做，风气之恶，或者恶化速度之快，可想而知。
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衙门里，在大学里教书的人，大体上分成这样几种。一是大学脸上的脂粉。这属于极少数大牌教授，在这些教授之中，最受重视的，是具有全国性学术评审机构成员资格的人，只要进了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无论你是谁，立马身价百倍。其次是两院院士，当然，如果院士兼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则是当然的老大。排在最后的，是各个学科有点名气的学者，对于这些人，也是只看名头，不看实力。如果这样的人不懂事，跟领导闹别扭，那么很容易被打入冷宫。
第二种是学官。所有有头衔的教授，所谓的双肩挑干部，都是学官。学官有学衔，职称是教授、研究员，但屁股坐在官椅子上，主要的身份，其实是官。严格来讲，这些人是大学里最重要的人物，因为所谓的衙门，就是由各级复杂管事的官僚构成的，教授可有可无，包括前面撑门面的教授，即使真的走了，也不打紧，花工夫、出高价再找就是，但是没有了官，衙门可就玩不转了，衙门的架子搭起来，由于国有而且垄断的缘故，根本就不愁没有人来教书，没有人来上课。
第三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件工人。除上述两类教师之外，所有的教师均属之。虽然这些人里也分三六九等，但基本上都是计件工人，唯一的特权是学校方面不大好轻易解聘，但必须完成计件工作，从上课课时到科研任务，完不成，轻则扣工资，重则降级。别小看这计件工的活，所有的读书人都抢着干。因为在外人看来，这还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学校领导眼里，三条腿的难找，两条腿的教授有的是。
必须说明的是，大学里最大的官，校长、副校长之类的领导，无论自家有没有这个本事，都会带上若干学术的头衔，跻身第一类教授之列，如果拿不到院士和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也得挂上著名学者的桂冠，身兼若干学术评议组的组长副组长。大学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去处，领导是官老爷，但必须挂上学者乃至大学者的头衔，哪怕自家就是出身政工的政工干部，只要当上了书记副书记，也必定是教授。在做官之前原本就是院士教授的，自然学术地位陡升，轻松地化为学术泰斗，如果此前只是官僚，比如做了若干任司局长的，一旦摇身一变，成了校长，也马上会变成著名学者，同时还要兼著名教育家。官老爷是具有实在利益的官员，而大学者，则是校长们自我荣耀的光环，别的官老爷，则不那么容易得到这种闪着学术光芒的光环罩身。
有位著名的校长说过，要想办好大学，只有一句话，招徕最好的人才，让他们快乐（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这话放在我们的大学校长身上，就变了：招徕最好的奴才，让自己快乐。
没有文化的大学教授
外面来的政要到著名的大学做演讲，在现代社会，是普通的事情。中国的几所顶尖大学，也是总有这样的热闹，不惟学校的学子莫名兴奋，有的时候连社会上不相干的人，也一并跟着竖起耳朵，瞪大眼睛。一般来说，这种事情本是相互贴金、宾主同乐的好事，客人不至于上门说坏话，主人也断不会让客人下不了台，最后皆大欢喜，上演大结局。可是，前一段来自台湾的几位贵宾的造访，却惹出了一点不大不小的尴尬，面对台湾客人的礼物，我们的校长和教授，不大不小地出了一点纰漏，不是不认识字，就是说错了话。尽管事后有人拼命地弥缝，但在众目睽睽之下，面子其实是挽不回来了。北大的校长虽然没有出错，但在客人不带讲稿、妙语连珠的演讲比照下，好像也没占什么便宜。
当然，我们可以辩解说，我们的几位校长教授，没有一个是人文学科出身的，出点纰漏很正常。可是，来访的几位客人也没有学人文出身的，为什么人家就不出错呢？其实，用不着掖着藏着，我们的大学教授只有专业素养，缺乏文化素养，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自然科学的教授不必说了，除了少数人之外，能把中国话写通了已经很不错了。很多教授家里，除了点专业杂志之外，基本见不到“闲书”，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文化的概念，似乎只有小学、中学学的那点残留的知识。至于外国文化嘛，也许好一点，但估计也就是出国听到和看到的那点东西。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情况似乎更糟，如果说，自然科学的教授像匠人的话，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就像是手艺不太精或者没有什么手艺的匠人。也就是说，在专业素养远远赶不上自然科学学者的同时，文化素养也不见得好。我们的社会科学译著普遍的生硬，翻译质量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这一代学这个东西的学人（主要是教授们）文字功底太薄所致，西学不能亨，中学又不通，只好生搬硬造，强人就我，甚至把原来很生动流畅的文章也译得磕磕绊绊，令人读了难受而后已。至于在研究中用各种玄妙的术语把文章弄得深不可测，用意固然是想借此吓唬编辑和读者，但另一方面不过是掩饰自己文字无能的招数。文史哲的教授，按道理应该有文化素质，可是，他们的情况也不怎么样，学历史的，治宋史的不知道唐史，学清史的不了解明史，不光不了解，有时候连上段下段历史的ABC都不甚了了。专业尚且如此，如果让他们弄弄文，则更谈不上，不仅谈不上，如果有圈内的人写点随笔散文，大家还会嘲笑他不务正业。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学作品只好让文学家包办，结果办得无论什么东西都像戏说。我们弄文学的教授，多数既不会作诗（律诗），也不会填词，甚至连日本和韩国的同行都不如，更不用说跟台湾的同行比了。难怪台湾学者这样嘲笑我们的学者，说我们去中国化比陈水扁还要厉害。
当然，这种状况并不赖我们，我们这一代学人，无论大小，其实只受过两种教育，一是专业，二是政治。李森科[7]的幽灵依然在控制着我们：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质，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将他们培养成工程师、医生、拖拉机手……从本科读到博士研究生，我们只在一小块土地上挖土，对于哪怕周边的土地，我们连看一眼都觉得是罪过。我们不知道，其实一些基本的中外经典，是无论哪个专业都需要读的。严格说来，人家没有，我们自己也没有把自己当作人来培养，自觉和不自觉地当自己是颗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
不过，我们又必须为这种状况负责。现在学界的中坚，基本上已经四五十岁，通才教育，也已经嚷了二十年。据说林肯说过，人过四十就应该对自己的相貌负责。如果此话当真，我们至少应该为自己的学识负责。为什么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文化素养依然阙如？为什么一到跟外面的学者交际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往往谈吐粗俗，语言干瘪，唯一的擅长是讲黄段子，连比较精彩的黄段子也不是教授们制造的！
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高等教育，曾经培养出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尽管大多开花结果在异域他乡），而今天的高等教育，条件不知道比当年好了多少倍，却连个大师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当今作为学术中坚的一代人，应该反省了。
记得晚明的张岱讲过一个士子由于没有学问，在夜航船上被和尚看不起的故事——由于士子没学问，满嘴胡说，和尚要伸伸脚，放肆一点躺着。所以，张岱告诫学人，千万不要让和尚随便伸脚。今天，即使是为了不让台湾的政客看不起，我们也应该给自己补补课——勿令政客伸脚！拜托！
班主任和辅导员的故事
一个人一辈子上学，时时处处都会碰上班主任。小学和中学，班主任无论负责还是不负责任，人品学问好还是坏，跟你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因为中小学就是靠班主任来管理的。严格说来，班主任必须时刻盯住学生，才算尽职。大学里也有班主任，不仅本专科有，研究生也有，一直到了博士阶段，都配有班主任。但大学里的班主任，跟中小学不大一样，有的负责，管事多；有的，除了开学来见一面，平时连影儿都没有。真正管事的，是辅导员。当然，到了研究生阶段，辅导员基本就不见了，当然班主任也不大管事，学院或者系里有事，一般会通过导师找学生。
不管事的班主任和辅导员，跟学生关系不大，所以没有必要提。值得提的是负责任管事的，这里面分两类，一类是好的，帮学生忙的。特别是新生阶段，有个负责任的班主任和辅导员，作用非凡，对于学生消除陌生感，度过困难的过渡时期，益处多多。学生碰上这样的班主任，造化匪浅，属于有福之辈。但另一类则属于不怎么好的。那些成心作恶，利用职权为自己牟利的，就不说了。其中有些人，自己倒未必存心作恶，但积习所在，不知不觉也就帮了学生的倒忙。
中小学的班主任，每每有在班级布置眼线（积极分子），随时汇报同学动向的做法。这些人，是专业打小报告的。除此而外，同学中互相告发，也受老师的鼓励。所以，凡是热衷此事的班主任掌管的班级，小报告成风，同学们业余生活最热闹的一项，就是互相揭发，互相告状。本人小时候也躬逢其盛，同学间一有矛盾，就有人扬言要把某天你说的什么去告诉老师。其实，我说过什么，我自己都忘了。我不喜欢告别人，却每每成为别人告发的对象，所以，老师一直对我印象都不大好。
这一套，到了大学，依旧有效。很多院系负责学生工作的领导，会告诉做班主任和辅导员的教师，要在班级发展积极分子，及时掌握学生动向。只消这样的好事一出来，学生中围绕班主任或者辅导员，就会分成两派或者更多的派别。争个没完没了，也打个没完没了。现在学生工作，利益不小。什么交流生、保研之类的好处，每每握在班主任或者辅导员手里，给谁不给谁，也就是一句话的事。现在的学生，很多人从中小学阶段就学会了送礼、溜须拍马的事，做起来相当自然。就这样，原本控制学生思想的管理方式，就很轻松地转化为拍拍打打的官场恶习。到了这个地步，成心作恶和思想控制，就没有多少分别了。学生围绕班主任或者辅导员，形成了等级和权力台阶。当然，也有比较牛的学生和家长，直接绕开班主任，搞定学院甚至学校的领导，成为有后台的人。也有这样的例外，经常能听到学生和老师说，某某学生老爸是某某市长书记，某某学生其叔叔是某部的参谋长，等等。凡是这样有来头的公子和大小姐，一般学生和老师也会另眼相看，班里的好事，大多能轮到他们。
也就是说，跟社会一样，我们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进入的不是一个象牙塔，而是一个相当污浊的环境。如果我们不幸碰到一个存心不良或者打算思想控制的班主任或者辅导员，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我们可以选择随波逐流。人家怎么办，我们也怎么办，人家送礼我们送，人家拍马我们也拍。如果你生性受不了这个，那么，你也可以选择抗拒，如果班主任做得过分，你甚至可以选择举报或者揭发。如果走程序举报不成，现在有网络，有微博，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把事情捅出去。如果你不打算这样激烈，也可以选择避开，不掺和这些事。不抗争，也不迎合。显然，后两种选择，意味着班里的好处，你可能就没份了。大学就是这样，有所求，就所有惧，一旦没有了所求，其实班主任也好，领导也好，就不用怕他们了。从大学阶段就学会捍卫自己的权利，是一件好事。
其实，班里的那点好处，本身的价值也不大。无非就是出国交流几个月，你如果有出息，可以自己申出去。无非就是保研，如果有出国读书的志向，这点事也就无所谓了。就算保不了研，你一样可以考。
在面临这个难局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个问题，我们上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不就是为了学点东西吗？人都不能免俗，很难克服自己的弱点，一旦被卷进班级里的权力斗争，小小年纪，难免坏了心性。很多人，就是因为班主任不良，班里斗得不可开交，同学之间，结的仇，多少年都化不开。有的同学告诉我，他在上本科的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找机会揍他们班主任一顿。临毕业时，好容易找到了机会，却因为一点小事，让班主任逃脱了。满怀这样的仇怨，难免影响学习的心情。大学期间，毕竟是学本事的时候，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即使学习的机会还有，但青春已逝，找不回来了。
检讨文化下的大学生忏悔录
这年头，看书的人在减少，而出书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多，而且花样翻新。出书的主力，是大学教师，不仅教授们用课题费大出特出，眼下，连大学辅导员，也开始出书了，据报道，某市一所大学的某些教师和辅导员，联手出了一本关于当代大学生忏悔录的书，是用大学生犯错误所做的检讨修饰改编成的，当事人都改用了化名。据说，这本书对当代大学生有警示作用云云。
有点年纪的人都知道，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检讨时代，也有相应的检讨文化，检讨是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批判相对应的，有运动，有揭发批判，就有检讨。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有谁没做过检讨呢？越是有名的人士，检讨就越多，这本书编者的前辈教授们，个个都是检讨大王。检讨是批判的工具，是一种当众的羞辱，因为多数检讨，都得在大会小会上由本人宣读，伴随以别人对他的声讨。每个检讨，都要深挖根源，痛骂自己，甚至辱及自己的祖宗三代，直到把自己说成十恶不赦，跟蒋介石、美帝国主义一样坏，比人渣还不耻，才能过关。从形式上，检讨看似忏悔，但其实是一种伪忏悔，不过是一种自我羞辱，说不好听的话，是让一个人变得没脸没皮，没有羞耻感的过程，因为这种所谓的忏悔，很少有发自内心的，多半是被迫的，而且不得不承认下自己根本不相信的罪名。
不错，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那个时代的一些做法，却留了下来，对于学生的管理，有两个旧东西，直到现在依然在起作用，一是鼓励学生打小报告，二是检讨。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老师，特别是管学生的老师，特别喜欢让犯了错误的学生写检讨，有时，本来没错，但老师认为你错了，也得写，前不久我们学校一群有点年纪的博士生联名跟学校提了点要求，也被勒令做检讨。不写，弄不好处分就会升级。一般来说，检讨要当着老师的面写，写完了还要学生在会上念自己的检讨，即所谓做大会检查。看着学生写检讨、念检讨的窘态，似乎有着莫名的快感，显然，他们是在欣赏这个过程。
人不可能不犯错，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更是如此，犯了错，触犯了什么规定，甚至违反法律，该罚就罚，该关监狱就关监狱，如果学校认为有必要关怀一下，给点心理辅导、道德劝慰，当然也是好事，但凭什么非要让人检讨？即便犯了死罪，也有拒绝羞辱的权利，更何况被人强迫自我羞辱。一句话，犯错的人，也有人格。
检讨文化的核心，就是羞辱和被羞辱，就像乾隆时处理钱名世，让他自己把自己痛骂个够之后，还非弄个“名教罪人”的匾给他挂在家里，天天羞辱他。没错，这种羞辱，的确可以杀鸡给猴看，吓唬一下别的人，但这种“警示”或者说“教育”方式，本质上却是无视人的基本权利的野蛮手段，在这种手段的大棒之下，被折辱，被践踏的，是人的尊严和人格。大学是培养青年的地方，大学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还要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而检讨文化，恰恰跟我们的教育目标背道而驰。
这本所谓的写当代大学生忏悔的书里面收录的，无非是些大学生被迫自我羞辱的记录，无论写检讨的时候真心还是假意，都是他们人生灰色的一页。他们中间，除非自虐狂，或者毫无羞耻感，我敢担保，没有人会乐意公布这些东西。保存这些灰色记录的老师，不仅当初逼人写检讨自我羞辱，现在又为了赚稿费将这些货色公布于众，不谈版权问题，不谈公布的法律许可，扪心自问，于心何忍！退一万步说，就算当年逼人写检讨合理合法，这些检讨如果被保存的话，也应该属于个人的档案，保存者有什么权力随意将之公布呢？
我们这些做大学教师的人，做事之前，应该看看日历，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无视人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大学，我们负责管理学生的机构和老师们，死守着过去时代的方式，不但不知悔悟，而且堂而皇之地将自己干的这点恶心事，编成书出版，等于把自己的丑陋当成美丽公开展示，我不知道，世界上别的国家的教师和学生知道了，会做何想。
学官的教授头衔
现在的大学像衙门，衙门里自然盛产学官。学官有两种，一种是学而优则仕，先做教授后做领导（当然也有不少学并不优，被上级看上了，也就“仕”了），领导与教授双肩挑；还有一种是仕而优则学，做领导做到妙处，学衔自然会送上来，先做领导后做教授，同样是领导与教授双肩挑（注意：“双肩挑”已经是大学里的一个专有名词，在此特地借来一用）。不仅学校的院系负责人如此，连学校的党政官员也如此。
建国以来，虽然屡次反官僚主义，但中国的行政体系依然是世界上官僚气和文牍化最严重的制度。无论什么样的精英，只要进入其中，大多被文山会海淹没。怎么可以想象，有人一边担任着各种名目的“长”，开着没完没了的会，提交着源源不断的报告，同时却可以在某个甚至某几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深入耕耘，做出着卓越的成就？
可事实是，凡是学官，学问就做得好，官越大，学问就越是做得好。这绝不是讽刺，不信的话，可以到教育部的相关网站上去查，看看各个学校的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有几个没有官衔的。北京某些高校带有处长衔的教授，据说已经做到了大师的级别。事实上，这些学官们近些年来，著作是越来越多，因为他们课题多，经费多，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多，抛头露面的时候更多。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已经垄断了高校学术资源的绝大部分，掌握了最大的学术发言权。对他们，想说不好都难。
这就是教授们想要带“长”的原因，因为即使是一个副处长，其争取资源的能力也会因此而提高若干倍。尽管带上“长”之后，资源有了，时间却没了，看书的心情都不见了，可是学术地位却会见风看涨，各种学术头衔都会纷纷落到你的头上。自然而然地，连你自己也觉得自己像个大师了。某海归回国后，担任某高校副校长，研究时间锐减，但学术地位却陡升，高到甚至连他自己都吃惊的地步。
教授带上“长”会有如许大的好处，那么说明“长”的威力和价值要远远高于教授，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中。开放之初，我们听说是助教类同于科长，讲师类同于处长，副教授类同于副局，到后来，助教排不上了，讲师类同科长，副教授类同副处，教授类同处长。同时期，虽然职称“毛”了很多，但官阶滥得更厉害，相比之下，还是教师贬值的更多些。过去有一则民间传说，说是唐朝的卢杞，曾遇仙人，仙人给他两个选择，一是上天做神仙，一是做人间富贵宰相。他开始说选择做神仙，等到仙人将要离开时，他又忙不迭地改口：人间宰相，人间宰相！我们的教授们，虽然在开始的时候选择了学术，但骨子里跟传说中的卢大人没什么两样。
可是话又说回来，既然教授都要巴结着带个“长”，那么已经是“长”的人，如果反过来要做教授，岂不是更容易？事实也是如此。无论这个“长”是多么的不学有术，无论这个“长”上不上课，或者能不能上课，只要他带“长”，而且还握有一定的实权，那么，各个院系还真就得买账，评职称的时候还就不敢不给人家评，不仅要评，而且还要给一级教授，因为一来人家的名额往往是从上面戴帽下来的，二来人家手中有权，教授们还指望着人家从指头缝里给自己漏点好处下来。三来嘛，今日之教授，见到领导，无论如何，膝盖总是有点直不起来。
请国家领导人到高校做院长的事情，近来少了，但部长、市长、书记做兼职教授，甚至带博士生的事情，正方兴未艾。学校眼里看到的，恰是官员手中权力所能给学校带来的好处，而教授们乐于捧场，也正是期待着人家指头缝里漏下的余沥。
反过来，掌握着实权的官员喜欢戴一顶教授的帽子，关键是看上了这顶帽子在社会上还有的一些光环。这种光环是在老百姓眼里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保留了一些对知识的尊重，老百姓总是善良地相信教授这种职业还是知识的象征，就像古代相信举人、进士是知识的象征一样。如果这种信任也丢了，那么大家还能信什么呢？社会的基本价值估计也就剩不下多少了。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轻易地向政界和商界开放学衔的，除非个中人自己放弃原来的政商地位，进入学界。如果有大学随便把教授的头衔送人，那么它一定是野鸡大学，而野鸡大学的教授，事实上没有人会要的。中国历代统治者尽管可以买官鬻爵，开捐班，但却从来不卖进士捐举人。因为他们知道，学衔是国家的名器，名器不能滥。一旦连进士举人都可以拿钱买，甚至凭借权力获得，那么整个社会离崩盘就不远了。
如何分辨老师的优劣
在大学行政化，竞相玩数字、上指标的今天，好老师是越来越少了。认真做学问的老师，基本上都被边缘化，越是认真，边缘化的程度越甚，除非你很早就成名立万，是某个行业的权威，才可能成为漏网之鱼。一般说来，一所大学里的老师，孰优孰劣，学生是清楚的。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说过，想知道大学里哪个老师好，问十个老生，答案就出来了。这样的说法，搁在大学扩张前也许有效，但是现在可就难说了。别光说演艺明星会炒作，大学也学会了这一套，他们的炒作，也包括他们的明星教授。各种包装，各种光环，新生入校，迎头相遇的，就是这些耀眼的明星。以至于很多学生，被耀花了眼，直到毕业还相信自己学校明星教授的牛，全然不能料想，这些明星教授，也许有可能是个草包，甚至骗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经常嘲笑日本，说他们的产品包装过分，送你一个包装华丽的礼物，打开一层包装，还有一层，剥到最后才发现，其实只是一支圆珠笔，一小包紫菜。现在，我们中国也进入了过度包装时代，但包装的往往不是产品，而是人。大学这样的风气比市场过分一千倍，看一个明星教授，得先剥开一层层的包装：第一层是官衔，校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等，第二层是国务院特殊津贴，第三层是各种学会的理事会长，第四层是各种社会兼职，第五层是各种项目的承担者。最后看他们的成果，除了课题之外，好像就没什么了。跟日本人的礼物一样，包装再好，都得丢垃圾堆，剥掉包装，最后的内核，也许就是一支圆珠笔。如果是从事高精尖的专业研究，成果不为人所知也就罢了，好些文史哲的明星教授，成果居然也默默无闻，好生奇怪。
所以，看教授，不能看包装，得看内核。进了大学，不像在外面，总有机会，能一窥明星教授的庐山真面目。教育部规定，无论什么教授，都得给本科生开课。即使有些教授自命大牌，始终不给本科开课，但研究生的课他们总得上。大牌装得再像，上课了，就会露馅。
看一个老师是优还是劣，首先要判断，他的课有没有内容，一次两次课发挥不好，情有可原，一门课讲下来，还是没有什么东西，多半是肚里空空的样子货。当然，能做出这样的判断，首先自己要先看点书。你肚子里先有了几本书，就大体上可以判断讲课老师的水平了。我读研的时候，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事，一个归国的年轻教授，名头很响，我们慕名前往，第一天下来，没什么内容，再等一天，还是没有，直到有一天，发现他讲的跟我看的根本对不上，课下去问，明星教授先是拿腔作调，继而支支吾吾。我恍然大悟，连我看过的书他都没看，就在这儿蒙人呢。
所以，老师如何，内容为王，老师优劣，首先看老师肚子里有没有货。有的老师课讲得不错，生动幽默，但内容却差，图个开心解闷，倒也是可以，但不要在他的课上浪费太多的时间。有的老师，肚里有货，但口才太差，让人没法听，但其实可以忍，课下多问问，尽量给他掏出来，也帮助他建立自信，改善讲授状况。最忌讳的是一干肚里空空，却拉大旗做虎皮，装腔作势之辈，这样的教授，无论他们身上有多少光环，多少层的包装，都应该弃之不顾。如果他们上课点名，你就带本书去，他讲他的，你看你的。
对老师，不要计较态度。有的老师待人随和，与人为善，比较容易让人亲近，有的老师态度生硬，言语傲慢，令人讨厌。但我们求学，要的是学问。大学毕竟不是服务业，老师态度不好，不要成为我们求学的障碍。只要他肚里有货，我们就可以接受。态度好水平高固然是好事，态度不好，水平高，也未尝不可。态度好，肚里空空的老师，其实只是我们求学过程中的白象，没有任何用处。
同样，对老师，也不要在乎他们的立场。看了一些书，听过一些名人讲座的学生，往往会有立场。听课过程中，发现老师的立场跟自己相左，就心情不畅，甚至立生反感，不乐听下去了。其实，只要这个老师讲的有内容，即使立场不一，课还是要听的。只要不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立场不一，其实不要紧。听一点跟自己立场不一样的道理，没有坏处。一个人求学，不是为了证实自己的立场正确，而是来求学问的。在多数情况下，学问跟立场无关。
责任心从大学老师养成
眼下，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毕业即失业。反过来，其实用人单位，也找不到合适的大学生，挑十个人，往往一个满意的都没有，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用起来，也不顺手。用人单位对现在大学生最不满意的地方，是责任心差，油瓶倒了，绝对不扶一下，一项任务交下去，几天没动静，跟没事一样，一点都不急。其次，是动手能力弱，稍微复杂一点的事就不会干了，动不动就说，我没学过，不会。
动手能力弱，是个大学教育的老问题，牵扯到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体制，我将另文说起，这里先谈责任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个老问题，学生还没上大学，不好的基础就已经打下了。我们的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显然没有把责任心的培养提上日程，我们的家长，似乎只求孩子学习成绩上去了就行，其他的，一概不管，甚至孩子操心一点班级的事，帮助一下同学，有的家长还有点不高兴。不过，毕竟大学四年（读研者更长）是学生一生离开家长、独立生活的转折，所以大学教育，对培养其责任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现在的大学教育，看起来虽然复杂，但实质上就是两个字：一个管字，一个灌字（现在的本科评估，说是检查本科教育，实际上也不过是在这两个字上做文章）。管就是看管，把学生从思想到身体都管起来。在思想上，除了既定和给定的真理之外，别的只能作为参考，只许按照一种模式去思考，不能胡思乱想，尤其是不能对老师教的正确思想有所怀疑。行为上，则走路、吃饭、上课、睡觉都有人管，或者说归人管，吃饭听大师傅的，睡觉听楼长的，不管食堂的伙食多差，自己不吃可以，但大家一起不吃，就是犯上作乱。团委、学生会、各个院系领导，辅导员、班主任，再加后勤保卫部门，多管齐下，怎一个“管”字了得！就是不让学生学会自己管理自己。
除了管，还有一个灌，大学的教学，就是灌。老师上课念讲义，学生记笔记，考试学生背笔记，逃课的学生，只要考前借来别人的笔记背一下，就能过关，所以，考试前夕，最为忙碌的地方是复印店，那里昼夜兼程地在复印各种各样的听课笔记。从前人文社科的课程在灌，现在据说理工科也在开始推行灌溉作业，试验和实习的内容不是压缩了，就是变形，总之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学兽医的，据说解剖课，开始是解剖牛马，然后变成了猪羊，最后一律小白鼠，还得好几个人分一个。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不让学生学会自己思考，自己动手。
当然，这样的管与灌，肯定是管也管不好，灌也灌不进去。越管，乱子越多；越灌，学生忘得越快。最后只能是得过且过，只要学生不出事，也别跳楼，少惹麻烦，学校管了，灌了，也就完了。
这样的教育，别的不知道，至少责任心是不会有了，最好的学生也不过是看起来乖而已，而且很可能只是当着老师的面才乖。多年的集体主义教育，既教成了集体行动主义，也教成了集体依赖主义，有群威群胆，却没有个人行动的勇气，有集体的依赖，却没有集体的公心，有集体的面子，却没有集体的事业，互相包庇做坏事易，互相帮助做好事难。最讲集体主义的国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往往最缺乏集体意识，最喜欢做的事，往往是尔虞我诈，互相拆台。
这种教育，也许最大的问题在于教别人的人，自己就没有责任心。学校的老师和管理人员，故步自封者有之，玩世不恭者有之，就是罕见为学生负责的。上课糊弄的，越来越多，有的老师，甚至一学期下来，几乎全是请人代课，本人什么样，学生都不知道。越是名牌大学，越是热门专业，老师就越是能糊弄，有点本事的都在外面兼职、走穴，剩下坚持上课的，往往是些中年女教师，很多热门专业的学生抱怨，四年书读下来，连一个男老师都没有见过。本科生最倒霉，因为见不到大牌教授，研究生也好不哪里去，因为大牌教授都在忙着做大课题，那里有名有利。课题也罕有认真做的，大教授申请下来课题之后，多半成了学生和青年教师的事，大头的课题费自己拿，变成了教授家家常日用的开支，剩下点零头给学生，一块钱当十块钱用。负责一点的还胡乱指导一下，不负责的连指导都懒得做，弄成什么算什么，反正最后都能结项。老师糊弄，当然学生也糊弄，现在被揭出来层出不穷的名教授抄袭案，很多其实是学生抄的，他们把老师委托给他们的课题，再次委托给电脑和网络了。
大学教育是培养学生独立人格的过程，是激发学生潜能的过程，一句话，是培养人的过程。要想实现这个过程，我们做教师的，首先自己要像个人，不只是领导的奴才，做一点真正的学术研究，说一点真正负责任的话，做一点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学生的事。古人云，身教重于言教，实在是太对了。
学生告老师事件的升级
最近，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老师有点烦，他被他的学生告到公安局，说他是“反革命”，而公安局已经立案。[8]这样严重的罪名，严重的事态，无非是他在讲课的时候，批评了中国文化，而且语涉政府。
这年头，学生告老师，从来不是个新鲜事，老师上课稍有不慎，被哪个非常具有正义感的学生看不顺眼了，一个小报告打上去，过两天，学校就要找你谈话了。但直接将老师告到局子里，而且居然能让公安局立案侦办，好像还很少听说。
学生能不能告老师？当然可以。现在的老师，早就没了师道尊严，如果老师触犯了法律，做了类似收受贿赂，占女学生便宜的事，学生当然可以告，而且应该告。可惜，纵观海内，学生告老师，还真的就不是这些事，我所在的人民大学一位著名的金融学教授，涉嫌股市内幕交易，还是外面的股民嚷出来的，学生，即便炒股的学生也一声不响。看来，我们的学生，对于教授们真刀实枪的不法之举，都有较强的免疫能力，见怪不怪，就是喜欢让怪自己去败，打死也不说。同样，对于那些内容陈旧，言语乏味，听了不惟没有任何收获，纯属浪费时间的老师，这些学生也相当有忍耐力，从来不想想这些老师才真的侵害了他们的权益，既浪费他们的时间，也浪费他们的金钱（学费）。反过来，一些学生的政治觉悟倒真是高，对老师的言论，严格把关，告了又告，这不，学生告老师的一幕，眼看就升级了。
大概这些学生和立案的有关部门，忘记了华东政法大学是一所大学，被人告发的老师，是在课堂上讲课，大学本应有学术自由这回事的，即便有些人心里对学术自由不以为然，但面上总得讲究一下。学生认为老师课上讲得不对，当然可以讨论，也应该鼓励学生讨论，甚至当场批评老师的观点，都无不可。比如，老师批评政府，批评中国文化，你可以捍卫政府，捍卫文化，怎样捍卫都没问题，但因观点的不同，把老师告到公安局，道理何在？而公安局竟然为此立案，难道从此以后，大学的学术观点问题，要由警察来断吗？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全民互告的时代，儿子告老子，妻子告丈夫，有密告，有明告，或者有批判大会上当众揭发的。据说，这是对“反革命分子”最有威慑力的震撼，只要被批判者在家里甚至夫妻间床上讲的那点事被揭发出来，人的防线就一下子崩溃了。当然，也有很多人尚未变成“反革命”，经过觉悟特高的同事、同学、邻居，也包括学生和家人的告发，最终变成“反革命”的。这样的全民互告，并没有因为革命的结束而告终，我刚到人民大学，担任一个本科班的班主任的时候，领导告诉我，一定要在班里培养一些积极分子，让他们随时把班里同学的情况定期向你汇报，学生积极分子能汇报什么呢？无非是谁讲了什么话。据说，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学生管理方式。我想，大概就是这种管理方式，最终引导我们的学生把老师告到了局子里。
我本来以为，“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人因言而获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要不公然煽动推翻政府，学术上有些不同意见，不会再惹上官司。现在，我发现我实在太乐观了，完全低估了传统管理模式对学生和老师的影响力，即使在讲究和谐的今天，在一个人们已经习惯了互相敌视、互相告发的文化环境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俗语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引申出来，就是说一个人懵里懵懂，进入不了状态。其实，多数学生进大学，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果我们的学生，能及早变得明白些，别那么着急放羊，或者另外戴上夹板继续考试，我们还有可能找回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