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一场大的动荡不安，总会引发一场大的残酷杀戮，造成生灵涂炭、血流遍野、沉冤难雪、万民喑哑的局面，紧接着必是一场暴虐统治。在整个社会的大倒退中，恶行对于进步的摧折，丑陋对于公正的嘲弄，乖戾对于文明的肆虐，黑暗对于正义的亵渎，成了普遍和公开而且不以为耻的现象。
当整个社会只有一种威慑的声音时，那社会便不能称做健全的社会。而统治者靠刺刀、监狱与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保卫才能生存，这种统治也不能称做正常的统治。在马鞭和铁蹄下人性被抑制的社会里，失去最起码的安全感的人也不可能像人一样生活。
这样，人类的恶本质像癌细胞一样迅速蔓延扩展，浸润腐蚀整个器官。人与人之间的告密、出卖、谗害、构陷，置对方于死地的卑鄙行为，立刻如瘟疫似地传染开来，而且愈演愈烈。生活在恐怖统治中，惟有从恶去使别人恐怖，自己方能免于恐怖。所以鹰犬走狗、爪牙打手、细作线人、密探暗谍这类职业，便异常地兴旺并猛烈地发达起来。于是，以恶近恶，恶性膨胀，用人惟恶，恶性循环。由于汰优存劣、远善近恶、刈良遗莠、憎洁喜污的单向选择，个别人的恶自然要发展为集团性的恶。所以，穷凶极恶的董卓以后，出现李傕、郭汜这样无恶不作的人物，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恶与恶也是物以类聚的。所以去掉一个董卓，出来两个董卓，就是恶的泛滥之果。社会如人，潜藏着这种病态的恶，一旦如癌扩散，有时近似物体的加速度运动原理，愈演愈烈，无法控制，最终，必然酿成一场不可收拾的悲剧，遭殃的当然是老百姓，以致多少年休养生息，也恢复不过来。一国之都、蔚然王气的洛阳，只残留数百户人家，岂不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