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弘法与写作的理念，
一向主张要有文学的外衣，哲学的内涵，
因为文学要美，哲学尤其要有理，
内外相应，无论是长文还是短文，
必然是好文章。
胡适之先生说，
《维摩诘经》是世界上最长的白话诗，
而《华严经》、《大宝积经》
都是长篇或短篇的小说，
而我觉得，佛学就是文学和哲学的总合。
佛教的哲学理论，
能用美丽的文学装饰，
才能成为有血有肉的读物。
我这一生，除了与佛教的关系特别的殊胜，其他的学术文化，就要算我与文学的因缘最为深厚。因为我一生没有进过学校，也没有受过老师特殊的训练，除了寺院的教育，让我获得佛学的一些知识以外，应该就是我个人喜爱阅读文学著作了。
之所以启蒙我喜欢文学，还是由于佛教的经书比较深奥，读起来不甚了解，而民间的文学小说不但看得懂，并且趣味横生，所以我就这样深深地爱上了文学。
说起我与小说的因缘，最初是大约在我十岁的时候，母亲常常在病床上“住夏”，我看她无所事事，心生不忍，就讲一些图画书给她听，好让她解解闷。我不会念字，常常念半个字，把“洛阳”读成“各阳”，纽约读成“丑约”，她就纠正我，告诉我那许多字应该怎么念法，实际上，她自己也不认识字。
后来，我也读一些家乡流行的俚语小书七字段，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陈世美休妻》、《秦香莲吊孝》、《王氏女对金刚》等。这些小书里有不少的七字段，母亲都会背诵，像“紫金如瑞把香焚，表起小生洛阳人。父亲有钱称员外，母亲刘氏老安人”，说起来，虽然是我念书给她听，却是她教会我认字，所以我常说，我是从不认识字的母亲那里学会不少字。
那个时候，母亲偶尔也送我到私塾念书，但是到私塾念书必须缴纳四个铜板，没有铜板就不能上学，老师也不会怪你。我经常看到母亲辛苦筹钱给我读书，实在舍不得花她的钱，也就不去了。就这样，我断断续续在私塾里认识了一些字，不过，也只是维持一段短暂的时间。
此外，就是童年的时候，随着外婆参加一些善门（善堂）的聚会，听他们念一些劝人向善的诗偈。这些善堂大多属于佛教的旁支，读的诗偈，听起来都感觉不难，好比“叫你修来你不修，死后被牛拉额头”；或者“前生穿你一双鞋，今生驮你十里来”；又如“善似青松恶似花，看看眼前不如他；有朝一日遭霜打，只见青松不见花”，等等，这些浅显易懂的字句，至今都深深地记在我的心里。
当时外婆经常带我到一些宫庙拜拜，印象最深的就是十殿阎罗殿，一殿一殿各有专职，讲述因果业报的故事。例如《十来偈》中：“端正者忍辱中来，贫穷者悭贪中来；高位者礼拜中来，下贱者骄慢中来……”我深受启发，感到地狱的可怕，觉得做人不能造恶业，应该要积德行善。这些，大概都为我埋下出家的因缘种子吧。
后来我出家了，记得师父志开上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江苏人。”师父说：“你把它写下来给我看。”我因为“苏”的笔画太多写不起来，只有告诉他：“我不会写。”师父一听还哈哈一笑说：“我帮你写。”很惭愧，其实那时候的我，连江都、江苏都分不清楚谁大谁小。
但是对十二岁的小孩来说，认字的能力还是很快速的。只要听到学长在哪里念书，我们就站在他的后面，他在念，我在看，很快就能知道他念的是什么字，自觉进步也很多。
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见到了《精忠岳传》这本书。过去，听过家乡父老经常讲说岳飞大元帅的故事，比方“岳云双锤大闹朱家镇”，岳飞的女婿张显，结拜的兄弟牛皋、汤怀、陆文龙等，都成了我耳熟能详的人物。特别是，看到书的封面，岳飞跪在地上，母亲在他的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字，我感动不已，当下自己也跟着发起誓愿：“吾当如是也。”
之后，我渐渐能够读一点白话经典，比方黄智海写的《阿弥陀经白话解》、《慈航法师演讲集》，我如获至宝，因为看得懂而欢喜不已。尤其，南京栖霞乡村师范学院撤退到重庆后，图书馆散失的书籍，满街满地到处都是，我们经常捡一些回来，竟也能成立一个小小的图书室。这些书刊当中，特别是“活页文选”里有许多很美的文章，如：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陈衡哲女士的《小雨点》等。我读到这些文章，简直视如天书，觉得美妙无比。就这样，天天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往那个小图书室跑，看那些优秀的学长选了什么书、借了什么书，等他们归还后，我就借来阅读，借此因缘，增加了自己的知识，感觉进步不少。
中国民间的小说，我从早期的《七侠五义》、《封神榜》、《隋唐演义》、《薛丁山征西》、《薛仁贵征东》等看起，到十四五岁之后，我就能看《水浒传》、《三国演义》了。我曾经因为看《水浒传》，对梁山一百零八将的名字、绰号，甚至拿什么武器、穿的什么服装，我都能背诵如流。尤其，对《三国演义》里的“三十六计”，像瞒天过海、草船借箭、调虎离山、欲擒故纵、声东击西、金蝉脱壳，乃至空城计、美人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等，我也如数家珍。我想，假如要我叙述一段，应该可以说得煞有介事了。
其实，那时候佛教里的老师们都不准我们看小说，说什么“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因为，少年人看了《水浒》会好打好斗，老年人看《三国》会增加种种的计谋，其实想到自己这一生，我不好打斗，也不好什么计谋，佛门有谓“直心是道场”，这大概是我出家的性格吧。佛法说“一心开二门”，要走恶路、走善路，都看个人天性各有志愿，书不会全部影响我们，一切总由自己甘愿。
在这些中国民间的小说中，我几乎不看《西游记》，因为那时候的心里觉得，佛教不可以和这些神怪在一起，对于“唐玄奘”不很佩服他，总认为他不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与真实不符，所以也就看不下去了。另外，对于《红楼梦》也无法阅读，虽然知道它名列四大古典小说之一，必定有其文学的价值，但我对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那种哥哥、姐姐、妹妹鸳鸯蝴蝶派的味道实在不喜欢，不是因为文字看不懂，而是内容不相应罢了。
而影响我最深的，除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外，就要算《精忠岳传》和《七侠五义》。可以说，在佛门里，“慈悲”影响了我一生；在社会上，“忠义”成了我做人处世的根本。
看过《水浒传》之后，我再看《荡寇志》。因为这一本反《水浒传》的书，我觉得看一看双方的意见，了解究竟梁山好汉是如何兵败如山倒，也是值得一读。至于《世说新语》、《古文观止》等，那就更不在话下了，至今我都能信手拈来背它一段。
到了台湾之后，在《中央日报》上读到武侠小说《玉钗盟》，曾经一度让我相当入迷，因此，像诸葛青云、东方玉、卧龙生、梁羽生等人写的武侠小说，我也看了不少。可是，对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我就很少读了。为什么？或许他书里的哲学意味很深，总觉得与世间真实不是很合情合理，因为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雕，就像我不相信《西游记》里有孙悟空、猪八戒一样。
尽管如此，我对于倪匡的科幻小说相当肯定，几乎他的每一本小说，我都看了二三遍。因为我从他的书里，知道了科幻世界，感觉到只要合情合理，虽是想象，也非常精彩，可以让人接受。
我从民间小说看到历史小说，我读了《战国策》、《史记》，甚至《二十四史》等。在这些史籍当中，我最不满意的，就是蔡东藩先生编辑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这套书应该有千万言，新五号的字体印刷，厚厚的四十巨册，我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把它读完。
我感觉到历史是不公平的，因为这套史书里好像对佛教有成见，只要写到佛教，都是坏事，没有好事。就如史学家汤用彤先生，基本上他是同情佛教的人，但是他所写的佛教史，也都是叙述佛教不好的事情，好事都没有。真如人家所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不过，这也难怪，因为这许多写书的人，他们所选取的材料都是采用政府里的公文书，而公文书的记载，必定都是因为佛教里有所争端、事故，平常佛教做的诸多善行、好人好事，不会在公门里留有记录的。因此，对于佛教史的记载有欠公允，我深不以为然。不如文学作品，虽然大多写境、写情，但都要合情合理，必须感动人心，才算是上好的文学。
我从中国的小说，再看到西洋的小说，像《格林童话集》、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法国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小仲马的《茶花女》，俄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甚至英国莎士比亚的许多剧作等，我都非常喜爱。
当我读了许多小说之后，不但喜欢上文学，而且喜爱书写文章。在焦山读书时，就喜欢作文，凡是一到作文课，同学们都愁眉苦脸，我却乐在其中。大约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有一次，国文老师圣璞法师在一个星期六的作文时间，出了一道题目：《胜利声中佛教徒应如何自觉？》。我觉得，不一定在胜利声中才要自觉，在失败的时候，也要有自觉。甚至人生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自觉，自觉才能进步，自觉才有希望。
我虽出身贫穷，但我不断自觉，力争上游。我不强求，只要有上进的机会，我决不放弃。所以这个时候，镇江一下子出现很多的报纸，社会上一片欣欣向荣，我只是一个学生，尤其是个出家人，对社会能做出什么贡献呢？写文章！
记得我在镇江的报纸上，发表过的文章有：《一封无法投递的书信》，表达一个子女怀念父亲的心情；一篇《平等下的牺牲者》，写的是大家倡导平等，但是这个世界能平等吗？这世间富人欺负穷人、权势者欺负弱者、大国欺负小国，就等于一只猫子捕到一只老鼠，老鼠说：“太不公平了，大家同是生命，你怎么可以吃我呢？”猫子一听：“咦？老鼠倒也懂得平等，很好，那现在我给你吃好了。”老鼠又说：“我这么小，怎么能吃你呢？”猫子就说：“你不能吃我，那只有我吃你，这总算公平了吧。”我认为这就是平等下的牺牲者。
我也写过一篇《钞票旅行记》，我虽然没有用过金钱，可是我想象钞票在富人那里，在穷人手里，在各色人等的掌握中，钞票看到各色人等的面目嘴脸，体会各种心情，自觉自己也写得惟妙惟肖，当时还获得了老师的肯定、同学的称赞，对我的文学写作有很大的鼓励。
焦山，是一座位在长江中心的小岛。到了傍晚的时候，江水退潮，在沙滩上一走，就是几里路。我想置身在那种情况下，没有灵感的，也都会有灵感了。我就凭着这样的灵感，写了一些小说、新诗，几乎每天都在报纸上刊出。一时之间，觉得自己也能文能诗了。
到了台湾之后，经过了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佛学院），我自告奋勇教授同学们国文。那时候，台湾正好出版《古今文选》，每一篇文章，都是我必读的重要资料。可以说，这些小说、活页文选、报纸、副刊、《古今文选》等，都成为我文学的老师。
我离开了“台湾佛教讲习会”以后，在一九五三年到了宜兰，就创办了文艺班，传授青年学生文艺；同时，我也成立“文理补习班”，为青年们补习国文。因为那时台湾刚光复不久，国文程度还待提升，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在这段期间，我阅读胡适之先生的《胡适文存》，其中，他对文学的“八不主张”，如：不言之无物、不做无病呻吟、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不重对偶、不摹仿古人等等，这些我全都能接受。
尤其，我受胡适之先生最大的启发，就是他说的：“写文章就是表情达意，表情表得好，达意达得好，就是好文章；写文章如说话，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我读到此，几乎豁然大悟。从此觉得写文章如说话，不要雕琢、不用过度描写，我把《作文描写辞典》束之高阁，凭着自己的说话，表情达意，就是我写文章的文学辞典了。
我的法名本来是师父替我题取，名今觉，号悟彻，由于我离开大陆到台湾的时候，必须新领一个身份证，我就登记一个名字“星云”，指的是宇宙的“星云团”浩瀚无边，正如佛教的空无世界。我非常欣羡这样的境界，因此就以“星云”为名了。
我也叫过“摩迦”，因为佛陀的大弟子摩诃迦叶，是苦行头陀的行者，我自许像他一样，继续苦行的传承。另外，我在不同的时期，因为写不同题材的文章也取过不少的笔名，例如“云水楼主”、“脚夫”等。
一九五二年，我以“星云”为题写了一首新诗，至今收藏在佛光山宗史馆中。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夜晚，我爱天空点点明星；
白天，我爱天空飘飘白云。
无论什么夜晚，天空总会出现了星星；
无论什么白天，天空总会飘浮着白云。
星不怕黑暗，云不怕天阴。
点点的星，能扩大了人生；
片片的云，能象征着自由。
花儿虽好，但不能常开，
月儿虽美，但不能常圆；
唯有星呀！则娇姿常艳，万古长新。
蓝天虽青，但不能长现，
太阳虽暖，但不能自由。
唯有云呀！则万山不能阻隔，任意飘游。
夜晚，有美丽的星星；
白天，有飘动的白云。
但是，写诗毕竟没有写文章那么直截了当，诗必须讲究含蓄，讲究意境，讲究美感，我想想，我的性格还是与诗不合，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弃诗写文。尽管我在《无声息的歌唱》中，写有一篇诗序，在《释迦牟尼佛传》中写过礼赞佛陀的新诗，后来还是慢慢地与诗作渐行渐远了。
不过，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学生们读报纸给我听，念了余光中先生写的一首《行路难》，我一时雅兴，便写下几句与他相和应。
今日江东
未曾改变大汉雄风
大汉名声如雷贯耳
茱萸宝莲遥遥相望
汉唐子嗣 今朝可望
楚汉子弟 引首顾盼
望早归乡
江南紫金山 孙中山先生声望仍隆
两岸人民 寄予尊重
春有牛首 秋有栖霞
雨花红叶 回首难忘
欲去江西 一花五叶
禅门五宗文化
至今人人向往
江西得道的马祖（马祖道一禅师）
洞庭见性的石头（石头希迁禅师）
多少人在“江湖”来往
江湖一词
生活的榜样
临济儿孙满天下
庐山的景光迷蒙
何愁江西无望
汉朝淮阴侯 现代周恩来
人文荟萃的地方
江北盐城是丹顶鹤的故乡
扬州仙女庙 鉴真图书馆
与镇江金焦二山隔江相望
扬子江风光依旧
扬子江的母亲
思念云水天下的游子
回乡探望
回想那个时候，宜兰高中杨勇溥老师应我的邀请，非常热心地教我们歌咏队的年轻人唱歌，可是佛教的歌词实在太少，不得已，我被迫为大家填写歌词。比较有心得的歌词如：《佛化婚礼祝歌》、《快皈投佛陀座下》、《菩提树》、《弘法者之歌》、《伟大的佛陀》、《佛教青年的歌声》、《甘露歌》、《西方》等等。
记得我第一首写的歌词就是《西方》：
苦海中一片茫茫，
人生像一叶小舟，漂泊在海中央。
聪明的人儿，想一想，
我们的目标在何方？
一刻不能犹豫，一刻不能停留，
赶快持好佛法的罗盘，
摇向那解脱安稳的西方。
娑婆界黑暗无光，
人生像一个盲者，徘徊在歧途上。
聪明的人儿，想一想，
我们的归宿在何方？
一刻不能彷徨，一刻不能妄想，
赶快点亮心灵的灯光，
走向那清静快乐的西方。
当时在宜兰念佛会共修时，我就以唱这首《西方》代替《回向偈》，有人批评我不当，但是念佛会的信徒、会员们都欢喜唱《西方》，他们说这比念《回向偈》还容易让人了解往生西方的意义，因此就特别喜爱唱这首歌了。
之后，陆续有些寺院常常打佛七，需要张贴标语，建寺庙也需要寺联。那时候都没有办法求助于人，我自己也就不揣鄙陋，为念佛会写了标语。好比：
口中吃得清和味，心里常思佛土居。
一寸光阴一寸金，劝君念佛早回心。
见佛自在生欢喜，发心回向入菩提。
有时要见十方佛，无事闲观一片心。
建设佛光山以后，我总不好意思天天求人家替我作对联，虽然承蒙“三湘才子”张剑芬先生写了一些对联给我，但总感觉到不够使用，于是我也直下承担写了一些联语。
例如：本山不二门的：
门称不二，二不二俱是自家真面目；
山为灵山，山非山无非我人清净身。
灵山胜境的：
佛度众生，万类有情成正觉；
光周法界，一超直入见如来。
后来到美洲弘法，我也为洛杉矶西来寺山门写下：
佛教东传，佛光普照三千界；
大法西来，法水长流五大洲。
甚至也为护法韦驮、伽蓝分别写了：
将军三洲施感应，
宝杵六道降魔军。
以及：
东西伽蓝同时护，
古今威德到处灵。
此外，为了勉励本山男众弟子们，我在佛光山男众学部的中央上人纪念堂，题写：
是真血性男子，乃实践佛陀救世誓愿；
企我青年志士，共效法上人爱国精神。
而最让信徒、大众念念不忘的就属头山门的：
问一声汝今哪里去？
望三思何日君再来？
横批是“回头是岸”。许多人告诉我，这副对联，经常让他们回味再三，吟咏不已。
这几年，我因为写一笔字，也做了一些句子，自觉还相当契合佛法。好比：
四大皆空示现有，五蕴和合亦非真。
生忍法忍无生忍，口慈心慈全部慈。
见佛自在生欢喜，发心回向入菩提。
继佛陀纪念馆开光落成后，接着连接佛光山的“佛光大道”也在二〇一三年完成。记得巡视工程时，弟子慧知忽然问我，这道连接两地的山门，上面的对联写什么好呢？一时之间，我也还没想到这个问题。
不过，车行还没有走完这条四百五十米大道，心里涌现一些字句，我赶忙叫人记下来。
佛陀纪念馆往佛光山方向：
一山七众开净土，
四圣八塔礼如来。
佛光山往佛陀纪念馆方向：
前方佛馆有舍利，
心中世界无尘埃。
看弟子们抚掌称好，自己也颇感欢喜了。
我年轻的时候，写了诗、写了文章，忽然动了念头想为佛教写一篇小说，这是因为主编《人生》杂志时，感于大部分都是刊登一些传统守旧的文章，没有人要看。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读佛教的杂志，除了写文章外，我就开始写起小说《玉琳国师》了。
这本书的起因，是我曾经投宿在一个村庄，夜晚，尿桶的臭味，实在熏得我睡不着觉。一直以来，我很欢喜听煮云法师讲故事，我就起床要求他：“煮兄，讲一段故事给我听吧！”
他一听也没有推辞，就讲了一段“千金小姐与万金和尚”的故事。我觉得很有趣，同时，这则故事也发生在江苏宜兴磬山崇恩寺，是距离我出家的祖庭大觉寺不远的寺庙。我就跟煮云法师说：“感念你，为了不辜负你的辛苦，我会整理起来，把它写成一篇小说。”后来就有这本《玉琳国师》问世，甚至还曾被改编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歌仔戏、空中电台广播小说。
除了写诗词以外，我还编过舞台剧。第一次编的舞台剧叫做《莲花女的觉悟》，第二出是《佛化家庭》，都在宜兰演出，轰动一时，引起热烈的回响。可惜，后来台湾的舞台剧已经给电影、电视剧取代而渐渐没落，我的兴趣也就没有表现的地方了。
而语言的学习，也丰富了文学的因缘。我曾经有三次学习英文，四次学日文的机会，但由于自己没有恒心、畏惧发音不标准，最终都功败垂成，倘若我能持之以恒地学习，我想我的用途可能会更广、更大。
我的第一位英文老师是一个出家人，法名叫惠庄法师；第二位是台湾的信徒林慧容小姐。惠庄法师太呆板，慧容小姐又太严厉，一点荒腔走调，就非得逼我要发音准确不可，这让我感到学习英文是一件很辛苦困难的事。第三位老师是美国信徒林秀珠女士六岁的小女儿，她的英文字正腔圆，让我从生活中跟她对话，很快就可以运用得上。只可惜她不能常常到寺院来，我的英文学习生涯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这也启发我，学习语言，要用生活式的教学才能真正学好，后来我陆续创办均头国中小、均一国中小，还特别嘱咐校长，聘请的语言老师要和同学们住在一起，让他们在生活中自然学习对话。
再说说学习日语的经验，我的第一位日文老师叫诚慧法师，但他的教学法我已不复记忆；第二位是关凯图教授，当时他在新竹青草湖的“台湾佛教讲习会”教课，课余时间，发心教我和演培法师学了六个月的日文。但是演培法师觉得他自己是“正荐当斋”（主角），关老师的教学应该以他为主，我自觉应该知趣一些，慢慢地就没有再参加了。后来，我凭着这六个月的基础，另外自行发奋学习，还翻译了日本森下大圆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本书，作为学习日文的纪念。
第三位是宜兰念佛会的林松年居士，但他也没有恒心教我，一两个月才遇到一次，一次见面只讲几句日文，这怎么能学得会呢？
第四位日文老师就是李新桃、谢慈范二位小姐了。特别是李新桃（即后来的慈庄法师）的帮助，可以说，我后来能够看懂日文书，能写《释迦牟尼佛传》，能参考日本的相关资料，应该都是慈庄法师的功劳了。
一直以来，我觉得对社会应该要有一点意见贡献，经常写一些杂文随笔，也因此累积了一些数量，像早期的《觉世论丛》等。后来，我在《人间福报》上发表的《迷悟之间》、《人间万事》等，可以说从创报十多年来，从未缺席过一天，目前已陆续印行出版成套书。但由于现在读书的人少，我也只有慨叹自己的文字生不逢时了。虽然如此，弟子告诉我这许多文章，曾在美国、加拿大的大学中被引为授课教材，乃至在台湾也偶尔被选录到教科书中，但对这许多回响，我因为弘法忙碌，也鲜少去闻问了。
再者，在我马不停蹄的弘法行程中，经常被要求即席讲一段话，在极短的时间内，必须想出一些内容。久而久之，这也激发了我的另一个潜能。像佛光山庆祝三十周年时，当天好几个活动同时举行，我又要招呼信徒，又要接待贵宾，直到下午举行封山典礼时，我坐在不二门前的法座上，才发觉自己脑中一片空白。幸好，当时担任省长的宋楚瑜先生搭着直升机还在天空中盘旋，准备在普门中学操场降落，我就利用这么一点时间，想出了《封山法语》：
封山，封山，常住责任一肩担；
封山，封山，慈心悲愿永不关；
封山，封山，菩提道果处处栽；
封山，封山，弘法利生希望大家一起来。
在我文字的生涯当中，我的书信文字，由于时日长久，写下来的篇幅也应算稍有可观。例如，每年过年一封文告式的告白，可以说，从佛光山开山时日起，近五十年来从未缺过一篇。因为这是信件，不是论文，只能报告重点，不能写得太长，但我每年都因为事多，文字必须一再挤缩减少而感到苦恼为难，有时甚至减得都词不达意了。
此外，我开办“传灯学院”，用书信的方式，等于函授学校一样，让海内外的徒众有一个进修的机会，我也写了不少信，鼓励大家如何研究佛法。
这一篇一篇的文章，都是出自我的手笔，只有少部分几篇人家邀约我写的序，因为我不知道对方的原意是什么，要我写什么，我就告诉对方说：“你先写来，让我琢磨、琢磨，当为你提供一些贡献。”
我这许多文稿，都没有说是在哪一个宁静的地方、安静的时间，或特定什么地点写作的，从早期我曾匍匐在地上就写起文章来，之后在裁缝机上、拼凑的长条凳上、饭桌上，到后来，有时就在汽车内、火车里、飞机上，随意就着一张桌垫、一个椅子的手把就写起来了，甚至在人来客往当中点滴完成，客人来了，我和他们讲话，客人走了，就再写几句。
算一算，我写过的类别有小说、传记、短评、论议、诗歌、联语、散文、祈愿文、教科书、经题等。当中，长篇大论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也不能不写一些对学术有贡献的意见，所以后来我也陆续完成四册的《讲演集》、《人间佛教论文集》、《当代人心思潮》，以及《佛教对社会问题探讨座谈纪实》等等。
此外，我不但写，应邀讲演的机会更多。承蒙台北工专的教授李武忠先生研究我的讲话方式、文章体例，说我用的都是“四分法”，而自成一种特殊的文体。我才慢慢懂得，原来我还有这样的能量。
近几年，为了鼓励文学、鼓励更多人写作，过去是在《觉世》旬刊、《普门》杂志、《人间福报》举办征文；二〇〇七年，马来西亚东禅寺、《普门》杂志与当地的《星洲日报》合办“星云文学奖”；接着，徒众为我成立的公益信托教育基金，从二〇一一年开始，举办“世界华文文学奖”，邀请台湾文学馆的馆长李瑞腾教授为我作审核的召集人。今年已是第二届，除了颁赠荣誉奖项给对文学有卓越贡献的文人先进，当中并录取历史小说、报道文学以及人间佛教散文的得奖者。但是现在能在文学中用功耕耘的人，实在不容易见到，文人慢慢也成为凤毛麟角。
历史上的文学家当中，我最佩服的是司马迁和苏东坡，其他如：王维、白居易、李清照、李后主、施耐庵、罗贯中，到近代的泰戈尔、胡适之等人，无论是短篇的珠玑小文，还是长篇巨著，或是四大才子书等，都让我欣赏不已。
我对于弘法与写作的理念，一向主张要有文学的外衣、哲学的内涵，因为文学要美，哲学尤其要有理，内外相应，无论是长文还是短文，必然是好文章。胡适之先生说，《维摩诘经》是世界上最长的白话诗，而《华严经》、《大宝积经》，都是长篇或短篇的小说，而我觉得，佛学就是文学和哲学的总合。希望今后佛教的哲学理论，能用美丽的文学给它装饰，才能成为有血有肉的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