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记者问过我，
为什么热爱文字编辑，终身不辍？
因为文字是生生不息的循环，
是弘法的资粮，
人不在，文字还在。
一个人因为一句话而受用，
这辈子，乃至下辈子，都会对佛教有好感。
透过文字媒介，
不只是这个时代，不只这个区域的人，
都可以接触到佛陀伟大的思想，
几千、几万年以后，
此星球、他星球的众生，
也可以从文字般若中体会实相般若的妙义。
我作为一个出家人，除了知道一些佛理以外，梵呗唱诵应该是不合格的，可是佛教里最需要的就是梵呗唱诵。一个出家人会得梵呗唱诵，到处都会受欢迎，有一句话说“会得香云盖，到处吃素菜”，就是这个意思。偏偏我五音不全，连“香云盖”都唱不下来。以这么样的条件，在佛教里，可以说应该是走不出去的。
好在我生性勤奋，欢喜舞文弄墨。在焦山念书的时候，我的作文甚至老师都还替我誊清，送到江苏省会镇江的报刊上发表。我原本也没有学过诗词歌赋，由于焦山位在长江中心，在那样的环境，偶尔晚餐后，在沙滩上散步，真有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感，每每引发我写一些小诗。寄到各报刊，篇篇发表，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可见得，人生的道路很多，此路不通还有彼路，不要墨守成规，也不必自以为愚痴不会，所谓“愚者也有一得”，所以我自己培养文学的兴趣，兴趣也成长了我。
我想，既然喜欢写东西，就应该进一步学习编辑。因此，每个月规定自己编一本专属自己的刊物，叫做《我的园地》。跟一般刊物一样，有发刊词，有社论，有讲座，有专论，有随笔，有新诗，还有编后记，甚至小说，每个月再怎么样功课忙碌，必定把《我的园地》书写完成，如期出刊。其实这本刊物的读者，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离开焦山以后，第一个获得的工作就是宜兴白塔国民小学校长，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同学智勇学长也长于文字，两个人志同道合，编发一份《怒涛》月刊，这份刊物取名叫“怒涛”，意思就是要用怒吼的波涛，冲毁腐旧的恶习，还给佛教一个清净的本来面目。
当时在那个乡村地方，也找不到印刷厂印刷，就由智勇书写钢版，我做发行。这一本油印的杂志，每次发行五百份。原来以为这份油印的杂志，应该不会引起人的注意，再者，里面的文章立论激烈，可能会引起佛教界的反感，结果，第一期出刊之后，就得到素有佛教杂志权威的《海潮音》替我们刊登一个义务广告说：“我们又多了一支生力军！”这个鼓励，给我们很大的力量。
原本以为家师志开上人也会怪我兴风作浪，没想到，他不但没有怪我，还寄了五百令的纸赞助我们，这又给我们无比的鼓励。
这份《怒涛》前后编了二十多期，后来因为白塔国小这个地区是国共交火的地方，实在生存困难，不得已我又回到了南京。
一九四七年冬，承蒙江苏徐州《徐报》的王老董，要我替他主编副刊，定名为《霞光》；可惜，我只编了一期，就爆发了“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当然，这个短命的副刊也就夭折了。
因为徐蚌会战震动了南京，当时局势风声鹤唳，我在前途茫茫之下，就随着“僧侣救护队”，在只想逃命，也不问前途的情况下，就这样到了台湾。
我到了台湾后，知道在台中的学长有一份《觉群》旬刊。这是一份抗战胜利后，由太虚大师创办，在上海发行的杂志。它的发行量很广，可以说，是一份走改革佛教的杂志，因为战争的缘故没有办法继续出刊，就由我在焦山读书时的学长、时任上海市佛教会秘书的大同法师负责，将这份杂志从上海带来台湾。
一九四九年初，大同法师因为“匪谍”嫌疑远走香港，遗留这份《觉群》还没有出刊，其他人也不知如何办理。因为我在大陆有编写的经验，他临走前交代他们，要我去负责主编。因为这是太虚大师要革新佛教的一份杂志，我当然很有兴趣为它服务，也愿意做出贡献；但是我只编了一集，出版后，就受到警察的调查。当然，我不能为了编辑杂志，就跟警察、安全人员挑战，同时也怕连累到中坜圆光寺居住的问题，我不敢再到台中。因此建议台中宝觉寺的住持林锦东法师（又叫宗心法师）另请高明。他就请到台中图书馆的总务主任朱斐前来主编，终于在夏秋之际，杂志复刊出版了。
没想到，在第一版上声明，今后《觉群》要更改为纪念印光大师，弘扬念佛法门，提倡净土学说。我在中坜圆光寺看到这样的启事，大为不满。我认为太虚大师、印光大师，都是大德，但是，这好比张家的祠堂，你不能随便把它改成李家的祠堂，我就写了一封信去质问他，你怎么把太虚大师创办的杂志，拿去纪念印光大师呢？这张冠李戴，怎么也说不过去。
原来，朱斐居士是跟随李炳南居士学佛，二人同是印光大师的弟子；他把我的原信刊出，并且说我不赞成净土法门。其实我一生，打的佛七约有百次以上，再加上早晚念佛、周六共修，那就更多了。我是倡导“禅净共修”的人，主张“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共修”。为了这一段文字编辑的因缘，招来我在佛教界一段很不好听的名声，说我反对念佛，增加了我在台湾弘法的困难。
后来，《觉群》改名叫《觉生》，发行了一年之后，再改名《菩提树》。这就是在台湾发行多年的《菩提树》杂志的来由。后来《菩提树》出刊，我经常投稿，我和朱斐居士也时相往来，成为很好的道友。
这个时候，因为我的文章不断在《觉群》、《觉生》、《菩提树》发表，居住在新北投的东初法师办了一份《人生》月刊，要我去为他主编。我原本就已经断不了的文字编辑因缘，又再继续下去了。
我断断续续编了六年的《人生》杂志，这六年中，我没有用过《人生》杂志的一张稿纸，也没有用过它一张邮票，也没有支过它一分钱的车马费，说起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为佛教的文化做义工了。
后来东初法师跟我讲，因为我的这一份杂志，让你们扬名立万了。又说，现在你也应该帮忙，我们把杂志从二十四页增加到二十八页，新增的四页，就由你出资好了。
我为了编辑的兴趣，很辛苦地筹募这四页增加的费用，甚至光在宜兰这一个地方，我就介绍了三百多个长期订户。这都是靠着信徒助印、捐献订阅支持才有的。
在编《人生》杂志期间，我学到很多，比方花莲大地震，东初法师要我去救灾，那是我第一次学习如何救灾。还有，他写的文章经常在发表后，引发外界的一些争论，他都说那些文章是我写的，我也必须学习代他抵挡这些议论。
《人生》杂志在当时的佛教界，算是一份很有权威的杂志，因为有东初法师好评论佛教，有南亭法师专写佛教长篇文章，煮云法师、心悟法师都加进了我写作的阵容，我真是废寝忘食地要把这份杂志编好。
每个月，我必须从宜兰到台北两次，一次是送稿给印刷厂排版校对，过几天后，再上来做最后校对印行。记得那时候也没有经费坐汽油车，都是坐普通的运煤车，必须经过二十三个山洞，每一次宜兰台北一趟下来，鼻孔都塞满了煤灰，期间的辛苦，现在的人已经难以想象了。
后来我不能为《人生》杂志继续编下去的最大原因，主要是《觉世》旬刊在一九五七年，由台北健康书局张少齐、张若虚父子出刊。因为他们想要办一份弘扬佛教的刊物，以报纸型发行，预计每十天一期，要我担任总编辑。
他们本来要叫做“旬报”，但我知道，依政府的规定，每周出刊的，可以叫“周报”，但十天一期的还是名为刊物，所以我就建议他们叫“旬刊”，《觉世》旬刊就这样定名下来，并且在同年的四月一日创刊。
《觉世》旬刊是一份四开的报纸型刊物，我虽然没有编过这样的期刊，但觉得很有挑战性，特别是我一向有“做中学”的性格，于是就边做边学。总听人说“皇天不负苦心人”，确实，我只编了二三期，得到好友李春阳的指导后，自己就能上路了。
我本着公平原则，报道佛教各界的新闻、活动，我也秉持公正精神，撰写《云水楼拾语》，评论佛教的是非得失。当然，这份《觉世》蒙佛教各界的重视，发行得非常广泛。
编辑《觉世》旬刊的同时，听说《今日佛教》忽然宣布要停刊。我乍听之下，觉得非常可惜。实在说，《今日佛教》是一本很好看的美术画刊，由广慈、煮云等法师，以及李春阳发起。它的照片精彩，图文并茂，编辑得相当精彩，当然，画报画刊要比文字更容易得到读者的欢迎。尤其，它也刊登了大陆的锦绣河山、介绍大德高僧等内容，大家看得很欢喜。
经办不到一年，就宣布要停刊，必然是因为经济不够周转。这一停刊，就有人不甘愿，由台北善导寺住持演培，监院悟一、妙然等，组织了一个八人的社务委员会，由我担任执行编辑。于是我又披挂上阵，开始了文字的编写工作。
改编后的《今日佛教》，我就写了一篇《我们的宣言》，还获得李炳南居士来信给我赞美；接着我又写了《我们要有殉道的精神》，时值戒严时期，哪里能随意讲话，但是为了要弘扬佛法，我也就一不做二不休地豁出去了。
在我编辑《今日佛教》不到二年的时间，原发行人广慈法师又把它讨回去自己办，我就专心去办《觉世》旬刊了。
佛光山接手《觉世》旬刊之后，有朱桥（朱家骏）、陈剑慧、慈惠、慈怡、依晟等人都来帮忙编务，前后发行四十年，从来没有休刊过。尤其我创了一个纪录，旬刊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一、二十一日出刊，我必定在这之前，将旬刊送到读者家中，没有延误过一期。我自感安慰，这也显示了我准时的性格。
《觉世》旬刊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
一、帮忙智光商工创建筹款。假如今天大家翻阅一九六五年前后的《觉世》，就能注意到所刊登的功德芳名。
二、帮忙建设佛光山开山初期工程。
三、引发社会公论，维持正义。
例如，一九六四年，西班牙的斗牛要移到台北表演，表演最后要把牛杀死。我们觉得这太残忍了，基于慈悲的立场，提出反对斗牛的意见。那时候，“立法院”就凭着《觉世》的一篇评论，最后阻止了这一场血腥的表演。
又例如，政府曾反对台湾民间的信仰，要取缔五日一大拜、三日一小拜的情况。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问题，这是民间社会问题。因为人民一年的辛苦，他借由大拜拜可以宴请亲朋好友，这也是他们相互联谊、娱乐的生活之一。如果剥夺他们拜拜的权利，只准许高官厚禄的人天天吃大餐、跳舞享乐，这也太不公平了。
所以我喊出口号：不可以“取缔”拜拜，可以“改良”拜拜。所谓“改良”拜拜，就是用香花素果代替大鱼大肉，以素食的东西来祭拜，既不杀生又不造业，又能维护信仰。后来，这满天的风云，就因为这样的建议，社会就安定了。
这份助印的刊物，每期发行四十万份，遍及四十二个国家地区，扮演着海内外几百万佛教徒沟通的桥梁。直到二〇〇〇年，并入新创刊的《人间福报》，也就是现在《人间福报》的“副刊”与“觉世·宗教”了。
文字编辑工作是会让人上瘾的，而我更乐在其中。在宜兰弘法时，我除了帮忙当地的《国光》杂志、《宜兰青年》写稿之外，自己又编印了一份《莲友通讯》，每半个月一期。当时，委托一位家里开设中华印刷厂的青年吴天赐帮我印刷，后来因为这份通讯的关系，度了他跟随我出家，他就是后来佛光山的第二任住持心平和尚。
说来，我对带动台湾出版界的进步，应该有些许的贡献。例如，朱桥先生帮我编辑《觉世》和《今日佛教》的才华，为《幼狮》杂志所欣赏，就把他请去担任主编。当时我建议他标题做大一点，字不要排得密密麻麻，结果，一出版就引起震撼，当时很多杂志也随之跟着改头换面，为台湾杂志的编辑掀起大大的改革运动。
我初到台湾来的时候，有一份《今日青年》杂志，是仿当时《今日美国》杂志而创办的。当时，中兴大学教授秦江潮先生（后来担任台北市政府人事室的主任），因为我经常投稿，特地到中坜来看我，要我去做该杂志的编辑。
我跟他说：“我要做和尚。”他就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到了这个时候，和尚也要爱国。”我回答他：“我连和尚都做不好了，其他的事还能做得好吗？”我仍然坚持做一个和尚。就好比古德有一首偈云：“昨日相约今日期，临行再三又思维。为僧只宜山中坐，国事宴中不相宜。”虽然拒绝了他，但我后来还是经常帮他撰文写稿。
那时候为什么那样喜欢写文章、欢喜编辑呢？又没有稿费可以拿。我完全是基于护教。例如：名伶顾正秋在永乐大戏院演京剧，内容有对佛教不利的地方，我就写了一封《致顾正秋小姐的公开信》，跟她抗议，也不管她的背景是任显群还是蒋经国。
曾有记者问过我，为什么热爱文字编辑，终身不辍？因为文字是生生不息的循环，是弘法的资粮，人不在，文字还在。一个人因为一句话而受用，这辈子，乃至下辈子，都会对佛教有好感。透过文字媒介，不只是这个时代，不只这个区域的人，都可以接触到佛陀伟大的思想，几千、几万年以后，此星球、他星球的众生，都可以从文字般若中体会实相般若的妙义。
好比，我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提倡“每月印经”，将艰涩难懂的经文，采新式标点符号，加以分行分段编辑，如普通小说体裁一般，使得佛法能普遍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后来，我继续创办《普门》杂志，以普遍化、生活化、艺文化、趣味化为宗旨，在发行二十余年后，二〇〇〇年时，就转型到马来西亚发行了。
曾经获得“优良图书金鼎奖”的《佛光大辞典》，于一九七八年起开始编撰，耗费了十年的时间才终于问世。在此之前，一九七七年我发起成立“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以编撰现代佛教圣典为目标。春去秋来，佛光山编藏的工作已接近四十年，总共完成了《阿含藏》、《禅藏》、《般若藏》、《净土藏》、《法华藏》等，共一百九十八册。我想，等到十六部藏全部完成时，应该也有千册左右了。
如今，随着科技进步，《佛光大辞典》及《佛光大藏经》也都发展出电子版，以方便携带保存，并且易于查询检索、比对。
二〇〇〇年，佛光山启动了《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的编务工作，历时十余年，终于在二〇一三年出版。当年，我叫如常法师编辑这部图典时，问她需要多少钱，她说大概需要一千万。我就将《浩瀚星云》这本书所得的版税一千万元，悉数给她作为编务行政费用。可见我们并不是光口头叫人家做，自己也要先有所行动才行。
这一部二十巨册的美术图典出刊后，对建筑界、艺术界、教育界、工艺界，应该都会有相当的贡献；尤其在佛教的历史上，透过这许多艺术的呈现，让世人知道，佛教对全世界文化的影响，是抹煞不了的。
《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华文版出刊后，英文版也正在努力编写中，预计二〇一四年问世。感谢来自世界各地许多友人如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冰岛、丹麦等，尤其中国大陆给予我们的支持最多，都先在此说声谢谢了。
除了上述大部头书籍的编纂工作，为了鼓励佛学研究，早在一九七六年，我就创办了《佛光学报》，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创会之后，每年也出版一本论文集。接着自二〇〇一年起，由满果法师主编《普门学报》，每两个月一期，整整编了六年，每期我也参与其中，贡献自己一篇文章。
除了《普门学报》，我还邀约两岸的佛教学者共同将经律论中重要的著作，做系统的整理，翻译成白话文，在一九九七年出版了一百三十二册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精选白话版》。
这是因为在长久的弘法过程中，经常有人告诉我，他没有学佛的原因，是因为他看不懂佛经，假如有一本白话文的经典，那他学佛就不难了。为此，我就一直有心想要替佛教编辑一部白话经典。
可是，佛学的翻译是非常困难的，无论翻译成英文，或是翻译成日文、韩文、西文、法文、德文等，不管翻译哪一国文字，都相当不容易，甚至连文言文的佛经要翻成白话文，也是一样不简单。
例如，每一部佛经的开头都有一句“如是我闻”，光是这一句话，要把它译成白话文，就让我煞费周章，思考怎么样把它说得让人懂而又不失原意。后来我发觉到，只有译成“《金刚经》是我阿难听佛这样说的”，或者是“《法华经》是我阿难亲自听佛这样说的”，才比较符合原来的意思，这确实是花了我许多的时间思索，才敢这么断然决定。
因为要让人懂得经典的内容，只有像鸠摩罗什大师那样的意译，才比较容易让人明白。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师中，尤其以玄奘大师和鸠摩罗什大师最为特出。他们一位是直译，一位是意译。罗什大师的意译经典，如《阿弥陀经》、《法华经》、《金刚经》、《维摩诘经》等，因为文字畅通，读诵容易，普遍较为大众所接受，流传也比较广泛。而玄奘大师虽然也翻译过《金刚经》等，但都不流传了，为什么？意思虽然到口，但诵读起来困难，也就少为大家所熟知了。
因此，我曾经请依空法师、吉广舆夫妇把我的意思带到大陆去，邀请学界帮忙翻译佛经；我也请慈惠法师到北京和许多学界人士多次沟通，而有现在我们看到由海峡两岸一百二十位作者所翻译的《白话经典宝藏》。
以白话文来阐述经典，是一个尝试性的突破，可是这个工作由于人才的不足，成果并未能尽如人意。尽管如此，当初能有这样白话版本的发行，确实相当困难，也可以说为佛典的翻译史写下新页了。
《白话经典宝藏》编辑之后，我知道大陆许多的硕、博士生都以佛学作为他们的研究方向。我从中选录了四百多篇的论文，集成《法藏文库·中国佛教学术论典》，全套十辑，精装一百二十册，分为思想史、历史、制度、语言、文学、考古、建筑、艺术等六大类，总共加起来也有数千万言。
感谢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程恭让教授的协助，永明、永进、满耕等法师的参与，可以说花了很多的力气才得以编辑完成，印刷出版。
当然有的文章难尽人意，有的文义也不容易明白，甚至我也知道，这些硕、博士论文里，有的人不一定从信仰入门，甚至有些从批评的角度撰写，曲解佛教的也有，但我都将他们的原文搜罗出版，为什么？因为我要让后代的人知道，这个时代的文化产物就是如此，我们必须把它留给后人去研究，不能让这个时代的历史就这样消失。这就是我编辑《法藏文库》出版的缘由了。
由于我自己没有读过多少书，受过多少教育，也没有受过什么文化的训练，但是我对佛教的教育、文化，可以说如痴如醉。例如，当初创办《人间福报》的时候，多少人劝我，现在平面媒体走下坡了，不要办了。以前我们因为贫穷，没有办法自己办报，只有在各报买版面，由我们编辑内容提供给他们印行。现在我们有力量了，我们必须为佛教发声，为佛教留下一个历史。就这样，我亲自带着几个徒弟，从策划、邀稿到版样设计，全心全力投入。《人间福报》终于在二〇〇〇年四月一日创刊，由依空、心定法师先后担任发行人。
有人问我，为什么选在愚人节这一天创办这份报纸？我想，因为我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人间福报》首任社长是依空法师，记得我还跟她说，我筹了一亿元给你办报，你能办到三年，倒闭了我也不怪你。
欣慰的是，《人间福报》至今已经十三年了。可以说，种种苦难、挫折都有，但我不计较，因为这些苦难、挫折滋养了我们的慧命。如今回想起来，我要谢谢那些当年好意相劝的人，他们给了我危机意识，也给了我永不退缩的坚持。
历任的社长从依空之后，陆续有永芸、柴松林教授、妙开等人担当起社务工作，现在则由符芝瑛小姐担任社长。
符芝瑛小姐是政治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曾在《联合报》做过记者，在天下远见文化公司担任编辑时，替我写过传记《传灯》，还登上年度的排行榜，之后又陆续写了《薪火》、《云水日月》等。二〇一〇年底，她从上海回到台北，推动《人间福报》各项编务，充实版面内容。尤其，她广邀学者、专家为“百年笔阵”专栏撰文，替福报增色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陆续有全球各地的华报，如：新西兰、新加坡、菲律宾，以及芝加哥、纽约、圣路易和澳门等，都表示福报的内容充实、清新，是一份很好的华文教材，希望我们能提供内容给他们的报纸刊登。这确实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了。
除了《人间福报》，前后我又创办了佛光出版社、佛光文化、香海文化公司、人间通讯社以及上海大觉文化公司等，陆续有永均、蔡孟桦、妙蕴、妙开、满观、妙有、妙普、黄美华等人负责执行编务、发行等工作。其中，蔡孟桦对我的书籍出版用力甚多，像《迷悟之间》、《人间万事》、《星云法语》、《人间佛教丛书》等，还曾经获得印刷界的“金印奖”。而这几年，上海大觉文化公司在大陆为我出版简体字版相关书籍，承蒙大陆读者的厚爱，竟然也让我挤进所谓的“版税富豪排行榜”了。
因为出版与编辑，我也替佛门培养了许多人才。例如六十年前，慈庄、慈惠等人就是喜欢写文章，欢喜我替他们改文章而进入佛门，后来又在台北三重文化服务处工作，我们写下了许多佛教文化的辉煌纪录。例如印行的《中英对照佛学丛书》之《经典之部》、《教理之部》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出版品。尤其，慈庄法师负责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对早期佛教文物、出版的流通推广，贡献很大。
而佛光山派下第一代弟子，像慈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心定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著作出版。之后，在报纸、杂志、出版以及编藏等方面，像依空、依晟、永明、永进、永本、永芸、永庄、满义、满果、满光、满济、满纪，以及《人间福报》的妙熙、觉涵等所有的出家弟子等，都有一些杰出的表现。
现在，佛光山年轻一代的弟子，不仅能写，还能画、能摄影、能使用电脑编辑。为了鼓励他们编写，我无论工作多忙，都会替弟子的书写序，甚至在书名、标题、编辑等方面提供建议。
由于担任杂志编辑又喜欢写作，我也结交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例如：柏杨、刘枋、司马中原、高阳等，和武侠小说作家卧龙生、梁羽生，文坛夫妻档何凡、林海音也曾多有往来。
我从一个二十岁不到、为佛教改革与前途振臂疾呼的僧青年，到台湾驻锡弘讲、建寺安僧，靠着一枝秃笔生存立足，乃至后来创办佛教的文教事业，将佛陀教法透过文字与出版品流传到世界各个角落。我这一生也由于文字编辑的因缘，扩大了视野，广交文化界能人异士，可谓无限欢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