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上有的人看重朋友更甚于妻子儿女，
三国的刘备就曾说，
“朋友如手足，
妻子如衣服；
衣服破了可以补，
手足断不能合”。
可见朋友的重要性。
在佛教里，
也重视“友直、友谅、友多闻”，
尤其能交到一个诤友、畏友，
像菩萨们十方相互往来，
道情法爱，
共相学习，
这就是善知识了。
我常说，我从小没有读过书，没有见过学校，也没有进过学校。事实上，我十二岁出家后在寺院里生活，受了寺院的教育。书是读得不多，教育不是没有。
我就读栖霞律学院六年，在宗门的常州天宁寺参学一年，在焦山佛学院也近三年时间。之外，禅宗的金山江天寺、律宗的宝华山隆昌寺，我每年必定前往参学，赶上戒期或是禅堂起七。可以说，佛门的宗下、教下、律下我都参学过，就如海陆空各个军种，我都有过资历。甚至，为了了解经忏制度在中国的影响力，我也参加过短期的经忏佛事。
净土宗的灵岩山、各个道场里的念佛会，我参加过一七、二七，甚至七七也有过多次。我在焦山住的时候，每年冬天都要打七个七。在宜兰主持过的佛七，前后也有三四十年，从来没有缺席过。其他像在虎尾、龙岩、罗东、三重、台北，尤其在高雄佛教堂也参加过多次的佛七。
假如把我这一生主持过的佛七、参加过的佛七加总起来，也会有百次之多。一个佛七就是七天，如果是一百次佛七，那我的生命里，就有七百多个日子在念佛中过去了。
初在佛门里，我十年苦行参学，但自觉发心不够，我在读书参学中服务常住，做过六年行堂、两年司水、一年半的典座；可以说，我把我的人生岁月完全投注到佛法的生活里、修道中，工作的劳役里。这十年佛门的参学岁月中，有了一些道友、同学、同参，彼此互相学习提携。
说起同学道友，在南京和镇江，总该有一二百人，但是那时候大家各忙读书，甚至叫什么名字也没有去管他；有过往来的同参道友，由于各人云水行脚，也疏于联系了。出家人就好像独行侠，行走大江南北，又像孤鸟，飞到东飞到西，漫无目的，哪有什么知交朋友可谈呢？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可以回忆的有缘人，今略说如下：
弘度法师（智勇法师）
我的第一位称得上“畏友”的，恐怕就是弘度法师了，当年在大陆各个佛学院里都知道，我和弘度来往最密切。
弘度法师，江苏如皋人，比我长三四岁。十五岁的时候，给他的叔叔弥光法师从江苏如皋李堡的家乡带到栖霞山寺，礼二当家觉民法师为依止师父。
他长于梵呗，记忆力特强。人家说“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我看他是“下笔万言，倚马可待”。别人用作文簿写文章，他则是用笔记本写作。他离开栖霞山以后写信给我一些指示教导，也都是用笔记本写成的。往往寄一封信来，我都要几天才能读完。
弘度法师尤其善于行政，信手拈来，就能订定各种章程、办法，特别是写了一手好字，真、草、隶、篆样样写得来。不但如此，他富有正义，为人正派，而且身怀绝技，能够飞檐走壁，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也不为过。
他平常处事不苟言笑，同学们选他做班长，但他并不喜欢，只是喜爱读书。我们视他比老师还要伟大，简直把他当天人一样崇拜。那时候以我的成绩，还仰望不上他，因为我们到底还是幼稚。承蒙他也会对我们这许多幼小的同学给予点拨、指导，有时嫌我们问得太多了，也会一拳下来：“老是啰唆，问什么啊！”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以他为马首是瞻，敬重他的心仍然不改，并且把他当作正义的标杆、智慧的风范。一九四〇年初，上海举办了一场演讲比赛，有六百位青年比丘僧参加，他获得第一名，作文比赛他也荣获第一。他的信心坚定，教性刚烈，后来改名叫“智勇”，真是名副其实的“智勇双全”，可以说，这是一位佛教的奇才。
没有多久，他就从栖霞山律学院升学到焦山佛学院读书，成绩一样名列前茅，受到师生们的特别爱护。当时的焦山佛学院在佛教界可谓独占鳌头，就如同现在的北京大学、台湾大学一般，凡是一流的人才，才能进去就读。这里的师资有：北京大学薛剑园教授国文，南京“中央大学”虞愚教授“名理新探”，佛学权威芝峰法师、圆湛法师等，都是一时之选。
看到这么一位优秀的学长，我心里也很着急，盼望着自己成绩赶快进步，好能考上焦山，与那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共读共学。一九四五年的三四月，我参加特别考试，例外被录取，我终于可以在下学期进入焦山佛学院了。
意外的是，智勇法师却在一九四五年的春天遭到开除。什么原因呢？原来是焦山佛学院副院长东初法师奇特的性格所引起。
东初法师不是一位很随顺因缘的人，他并不太与人为善，也不会从善如流，所以正义勇敢的智勇学长对他就有所批评。智勇在每天的日记里，都是记录东初法师这里言论不对，那里行为不当，并且起名为“东初日记”。这从学生的角度来说，确实违背了师生的伦理；但智勇学长有他见义勇为的性格，用权势地位是降伏不了他的。
那一天，东初法师巡视佛学院，刚好就坐在智勇学长的座位上。他顺手打开抽屉，一看“东初日记”，便好奇地翻看了几页。这一看，脸色大变，气呼呼地把日记本带走，即刻交给院长雪烦和尚，说：“这是你的学生写的！”讲完之后，头也不回就离开焦山了。
雪烦和尚想，这下子怎么能得罪副院长呢？学生的言论无理，势必要开除。他即刻召集会议，决定要开除智勇法师。想不到，竟然引起全体学生闹风潮，表示要一起离开焦山佛学院。其实，这在智勇法师的学习生涯中，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开除了。
后来，经由老师们出来调解说：现在要向东初法师说明、忏悔，但都找不到，院长也很为难。为了共同维护常住，不能制造隔阂矛盾，只有让弘度先接受开除，让他离开学院。
弘度离开了以后，我就不想再进焦山读书了。因为我已经对焦山产生不好的印象，觉得这是一个黑暗封闭、无情无理的地方。但是别的室友们都跟我讲，能进入焦山不容易，你应该先进去看看，了解再说。因此，在一九四五年的五月，我还是进了焦山读书。
焦山佛学院果真不同凡响，八十多位二三十岁的青年僧伽齐聚在此，都是从各个大学毕业，或是来自各个优秀佛学院的高才生。例如：介如法师、普莲法师、慎如法师、大同法师、圣璞法师等。
但是我感到很惭愧，智勇离开焦山时，有十多位他的“粉丝”（fans）同学跟着他一起走。他走了，我却反而进去，在义气上，总觉得有一点说不过去。后来智勇写信给我，要我“依法不依人”，继续在焦山念书。得到他的来信，我才安心下来。
焦山佛学院风波以后，我因为智勇学长的关系，对东初法师有了一些成见。虽然他也有为佛教的心，可是他的方法实在不对。例如：他将原本太虚大师定下来半小时的早课程序，恢复为一个半小时，东初法师的复古运动，让我深不以为然。后来他做院长，我就想要离开了。我向他请假，师父也同意，并且说要带我回去宜兴大觉寺礼拜祖庭。
这个时候即将过年了，有一位姓任的教育局长，听说在栖霞山担任住持的志开法师回来了，特地前来拜访。他来一见到我，也忘了以师父为主，对我产生了兴趣，问我说：“你从哪里来？”
我回答：“从南京来。”
他一听我说从南京回来，大概觉得我有些文化程度，就说：“我们这里有一所学校，正缺少一位校长，你来担任好吗？”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也不好问，一旁的师父说：“你讲的话很好啊！”
没有反对的意思，于是我就接受派任，忙着办起学校来了。
白塔国小共有两百多个学生，只有两位老师，因为贫穷，没有人要来这个乡下地方。我想到智勇，马上写信给他。他一听说我要找他做老师，即刻就来了。
当时，他已经在南京普德佛学院教书，本来他的程度就很好，又有授课经验，我说：“校长你来做。”
但他不肯，坚持说：“如果你要我做校长，我就走。”
于是我只有走马上任，做起校长，让他做老师了。
智勇的能力比我强，不论贴标语、策划等什么行政事务，他都会，加上我们做事的动作迅速，很快地，就觉得这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提议办《怒涛》月刊，他说他写钢板，我负责发行。他写的钢板字跟印刷一模一样，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他执笔，偶尔我只是写一篇文章凑凑热闹。可以说，这本杂志几乎由他一个人包办。
我们之所以名为“怒涛”，是因为感于佛教太守旧，希望透过汹涌的波涛来冲毁佛教的恶习，为新佛教的理想大发狮子吼。一出刊，确实如洪水猛兽般大大地震惊了佛教界。当时佛教杂志的权威《海潮音》，用了一个方块刊登广告：“我们又多了一支佛教的生力军。”
家师志开上人还捐了五百令的纸来赞助我们。
但是战争的无情，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苦难。有一天半夜，我莫名地被逮捕了，几经周折，才让师兄解救出来。眼看学校实在做不下去，便和智勇商量，一起回到南京。
很好的因缘，我们巧遇了南京华藏寺住持荫云和尚。他为人正派，但已退居，华藏寺推出一位新任住持，可惜不务正业，什么坏事都做，还卖了好几条街的寺产。荫云和尚出面阻止，把它通通收回来，希望交给我们接任。
华藏寺位于南京市中心，走路不多远，就到南京市最热闹的新街口，可以说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寺里有一所学校、一间工厂、一家文具店、一座茶炉，还有几十个出家人做佛事维持经济。
我跟智勇因为荫云和尚到了华藏寺，但智勇不愿意做住持，要我来担任，我们共同管理。这时候，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间寺院简直像个大杂院，各式人等进出复杂，加上原本住在里面的几十位住众以经忏为事业，五堂功课相当不正常。
我们为了改变种种陋习，便订定一些新规约，冀望带来一些新气象。可惜积弊已深，旧僧势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瓦解，加上时局愈来愈紧张，只有宣告失败。
战云密布，死伤严重，智勇看了不忍，发起组织“僧侣救护队”，希望为国家做一点事。正想付诸行动时，临时变局，只好由我带领来到台湾，最后也和他断了音讯。
一直到四十年后两岸开放，我听说智勇在河南一所大学教书，辗转联系上，并且相约在香港见面。这一别后又是十余年，二〇〇八年，我赴河南郑州出席中原天瑞大佛开光典礼，再度和他见面。阔别数十年，飞鸿踏雪，对于许多往事他已不复记忆。
感叹之余，有一件倒是很感谢他的事。据我母亲说，大约在一九五〇年代抗美援朝的时候，大陆谣传我在新加坡替国民党做事，已经升任司长。智勇不知道从哪里写了一封信给我的母亲，信上写着：母亲大人，下面叙述了一些大陆的情况，最后署名“儿 李群”。
由于智勇和我们曾经论兄道弟，他跟着我称母亲大人，同时我也姓李，这封信证明母亲的儿子不在新加坡，没有参军，没有为国民党做事。这么一来，对我的家庭帮助很大，误打误撞，让我们一家人因此都存活了下来。说起来，实在要感谢这样一个美丽的误会了。
悟因法师（大同法师）
悟因法师和我，并不是在佛学院期间有所来往而建立感情的，我们只是同学，后来他提早离开学院，参加太虚大师举办的“中国佛教会务人员训练班”，就被派到上海佛教会服务。
后来，我在南京华藏寺的时候，他已经先我到了台湾，接受台中宝觉寺住持林锦东的邀请担任监院。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说预备办一个三千人的台湾佛学院，要我多邀约几位同学前去支助。
我心里想，这个大同法师也太过夸大了，今天的佛教，哪里那么容易办个三千人的佛学院呢？我这个人很务实，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没有把它当做一回事。这就等于慈航法师当时在他编的《人间佛教》杂志上，发表改革佛教，下了命令：镇江金山寺改成织布工厂，常州天宁寺要办师范学院……这里做什么，那里做什么。我一看，慈航法师真是太天真烂漫了，革命不是这么说就能做到的，这太不务实了。
想不到，后来我自己也跑到台湾来，已时隔一年多了。在台湾，才觉得我人地生疏，想起有一个学长大同法师在台中宝觉寺，就去找他吧。
当时也没有电话，联系不容易，一去那里才知道，刚于几天前，大同法师已离开宝觉寺到香港了。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误解他是“匪谍”，他怕被逮捕，就先赴港去了。不过，悟因的妹妹也是一个出家人，长得庄严秀丽，听到我们来，知道我们跟她哥哥的关系，还送了一块布给我们。
大同法师去了香港以后，留下了太虚大师创办的《觉群》月刊没有人编辑。那时候我已经在中坜圆光寺落脚，大家说我有编辑的经验，希望我去主编，我便从中坜到台中编辑《觉群》。
后来，因为警察怀疑大陆派了五百位出家人到台湾从事间谍工作，到处风声鹤唳，我也不敢经常外出。为了谨慎起见，只有辞谢这份工作，建议林锦东改请台中市立图书馆总务主任朱斐接任。
朱斐居士接编之后，就把《觉群》改为纪念印光法师净土思想的杂志。我写信反对，却引起不少的误会，认为我反对净土。大同法师知道后，还来信给我鼓励，赞同我的意思。
没过多久，大同法师还俗经商，改名许大同，在香港、加拿大两地做起建筑的生意来，听说赚了不少钱。我开创佛光山的时候，承蒙他还前来看过我。由于大家生活不同，偶尔有一封书信报平安外，逐渐就没有来往了。
煮云法师
煮云法师，一九一九年出生，江苏如皋人，比我大八岁，应该算是我的老大哥。但是他很依赖我，什么事情都要我和他一起参加。尤其我的东西也是他的东西，我这个人怎么用，也都是听他们怎么说、怎么做。看起来他们对我很好，实际上，我是听他们吩咐。他在一九八六年过世时，我正在美国西来寺闭关，无法返台，只有写了一副挽联遥寄追思：
你我同戒同参同学同事同弘佛法，人称同兄弟；
相互忍苦忍贫忍谤忍难忍气吞声，谁知忍别离。
我和他在栖霞律学院同学六年，在焦山佛学院同学一年，之后他就离开，前往上海圆明讲堂亲近圆瑛法师，在思想上，我们也就分道扬镳了。后来听说他又到了普陀山，在那里的沙弥学园教授一些沙弥。我和智勇等人在南京华藏寺发起新佛教运动，他写信来表示愿意归队，我们也欢迎他参加。
我们在华藏寺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有数十位的经忏人士不守规矩，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后来不知道是谁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以寺里的经济困难为由，每天吃稀饭，他们吃不惯，就自然解散。
但我们吃了半个月的稀饭后，那许多经忏的法师倒没有什么异动，可是我们的煮云法师已经吃不惯了，就说：“我不能天天跟你们在这里喝稀饭啊！”
于是，他又回到普陀山去。这大约是一九四八年的秋冬。
到了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我就到台湾了。一九五〇年“一江山岛会战”，大陈岛的居民跟随军队退到了台湾，在普陀山居住的煮云法师也跟着他们到了台湾。
他一到台湾，听说我在中坜圆光寺，就跑来找我，还带了一封尘空法师的信给我。尘空法师和我的老师芝峰法师是同辈，我在焦山时见过他，承蒙他不弃，从普陀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对我一生很受用。其中他说到，我们现代的青年，要有佛教靠我的决心，不要想我去靠佛教。在我初到台湾，四顾茫然，无依无靠，走投无路的时候，煮云法师带来尘空法师的这两句话，就像一盏明灯，给我很大的鼓励。
我在圆光寺看到煮云一副落魄的样子，就问：“你的衣单都带来了吗？”
他说：“没有。”
这句话可能是误会，他也许是说衣单没有带到中坜，我却以为他没有带来台湾，即刻，就把我刚做好的一套全新的长衫、褂裤送给他，横竖我们一样高，我能穿的，他也能穿。我们一向不分彼此，贫穷都是一样，只是生活习惯、思想上有所不同，他以贫穷为苦，我以贫穷为乐。
因为煮云法师一出生就穷，出家的寺庙也穷，剃度以后，没有人接济过他。我当时年纪小，大概长得还可爱，常常会有人给我一张纸、一支笔，即便一件坏的衣服，我也很欢喜。尤其那许多老和尚往生了，衣服没人要，我也都把它们接收下来，基本上，我没有穿过新衣服，穿的都是死人的衣服，但是煮云法师连死人的衣服都穿不到。他曾经为了能有一件褂裤，利用暑假七月举办盂兰盆法会的期间，出去替人家念经，赚一点供养，才买到一条裤子。
煮云法师因为一无所有，所以难得有什么东西，他都会很介意。记得有一次，家师送我一个热水瓶，在当时来说，算是一个珍贵的奢侈品了。煮云法师见了羡慕不已，那时我已经有一个漱口钢杯可以喝水，看他这么喜欢，就把热水瓶送给他。煮云欢喜不已，每天带着热水瓶在人前走来走去，借机炫耀。
有一天，热水瓶的水银炸破了，他一看，脸色大变，这下还得了，赔不起啊！大家生活都这么困难，怎么办呢？我看出他惊慌失措、面如死灰的样子，就说：“坏了就算了，不要就好。”这一句话，让他如逢大赦，解决了他的窘态。
到了台湾之后，为了求生存，我叫他要为佛教奋斗，可以写文章。煮云法师算是一个奇才，他看过的小说、四字段、七字段，像“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等等，他都会背，同学们也欢喜找他说故事。当时，我替东初法师编辑《人生》杂志，煮云法师的第一篇文章，就把布教的点滴故事，写成一篇《叫花子传圣旨》给我刊登。这篇文章幽默风趣，妙意横生，我觉得他有写作的天才，于是鼓励他继续写作，后来他写了《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等好几本书，我还为他写序。在台湾虽不算是洛阳纸贵，至少也是风行一时了。
一九五三年，煮云法师创建凤山佛教莲社，我在宜兰弘法，但他经常要我到高雄讲经、成立青年会、协助他的法务等，我都照做。那时候的凤山莲社只有一个床位，为了我去讲经，煮云法师买了一张藤椅，就这样，我在这把藤椅上睡了一个多月，一直到把《金刚经》讲完。
他也参加过我的大藏经环岛弘法宣传团，尤其我组织弘法队，他也组织弘法团；我成立歌咏队，他也成立歌咏队。甚至在台湾南部，他下乡弘法、到监狱布教、各处讲演，说起来，他比我更随和、更热心。
我的这一位老友对我很好，完全没有嫉妒心。记得有一次，我在丛林学院的怀恩堂教室为信徒开示，他在后面听了之后就跟慈惠法师说：“你们的师父啊，讲话听起来都没有引经据典，可是呢，你仔细听，里面都是佛法。”
也记得有一位同道，多次在背后说我坏话，从中挑拨我们之间的友谊。煮云法师不是哈哈一笑，就是为我说好话。甚至有一些外省人对我有所批评，他也跑去跟他们说：“星云你们是打倒不了的，他是磐石！磐石！百摇不动的啊！”他对我的评价就是这样子。
煮云法师慈悲和蔼，从来不发脾气，我对他种种的要求、任性，都承蒙他对我多所谅解，我们相知相惜，现在想起来，真是愧对老友，这也算是一段奇缘吧！
现华法师
说起现华法师，也是江苏如皋人，他和悟因是同班同学，算是我的学长，也是我的“粉丝”。论学校的伦理，现华是监学，已经是训育处的训育员了，而我只是一个学生，承蒙他的欣赏和我论交，他是这么一位高大雄伟、仪表轩昂的执事，听命我这一个还没有成熟的学生，自己也感到不累。不过，人的缘分很难说，他觉得听我的话对他有益。
当初，我因不满院长东初法师的管理方法，决定离开焦山，另谋发展，就跑去跟院长请假。但东初法师不准，他说：“就是你师父来，也不可以，我这里是旅馆吗？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东初法师把监学老师现华找来，说：“把他看起来，不准让他走！”现华一听，“喔”了一声，就跟我走回寮了。
一路上我们沉默不语，彼此各怀鬼胎，想着下一步怎么做。其实我很单纯，我想我要走了，现华你也不敢不让我走，依你跟我的交情，我事先已经跟你商量过，你能变卦吗？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还是不开口，等着他表态。慢慢走回他的监学寮，他仍然没有讲话。我淡淡地说：“我明天还是要走。”他马上双手一摆：“哪里能？你没有听到院长讲的话吗？他叫我看好你。”
我一听，一头无名火升起，作势拳头一举：“这是你讲的话吗？”
他连忙说：“好啦，好啦！我明天送你。”我就回去准备了。
说来我能离开焦山，还是要感谢现华的解围。他没有依照院长的指示，反而在第二天四五点天未亮就送我渡江赶路，并且在镇江“一枝春”面店请我吃了一碗面，真是齿颊留香。至今都还怀念那一碗色香俱佳的面，不晓得怎么做成的。
此外，最让我铭记在心的，就是我即将参与“僧侣救护队”到台湾时，华藏寺住持由谁来做呢？这需要一个人来接任。我正苦于不知将住持之责交给谁，商之于现华，他慨然应允。
实际上，那时候南京的局面，大势已去，实在难以回天，而他肯承担，就如诸葛孔明一样，接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对他，我实在是感激无已。如果不是他仗义担当，我这一个烂摊子，还不知怎么样才能交出去。所以我后来到了台湾，每每想到他在大陆接任南京华藏寺住持的情况，就一直忧心挂念，不知该如何回报于他。
一九八九年我返乡探亲，想尽办法邀约过去所有的师友三十余人在南京聚会。我送给每一个人一支手表、一个金戒指、一个红包，感谢他们过去对我的照顾指导。记得那一天聚会，我特别地开心，一别四十年，当初大家还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小伙子，如今都已是六十岁以上的迟暮老人了。
道不尽的欢喜，说不尽的道情法爱。但是我在旅途匆匆中，相聚也只是几十分钟的事情，最后也只有依依惜别。最严重的问题是，我苦苦寻觅的现华法师没有出场，我请问大家现华法师在哪里？大家也不知道，于是我又带着遗憾回到台湾。
在一九八九年以后，两岸探亲非常热络，我特地在香港买了一栋房子，因为每次去香港见亲友，住旅馆太昂贵，并且也希望能有一个空间谈话，有了那栋房子，就能与客人促膝长谈。同时，别人也可以跟我商借，记得朱斐居士等人都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期。
我没有放弃，继续访查现华法师的下落。风雨中离散的故人，要想再有见面的机会，真是困难。皇天不负苦心人，后来终于有一个人告诉我现华在哪里，我特地在一九九一年约他到香港会见。
这一见，人都已老，许多往事不复记忆。我比他年幼，往事历历在目，言谈之中，帮助他找回过往的记忆，他才慢慢地点头回答我：“是啊！是啊！”我也怪他，我到南京的时候怎么找不到你？他回答说，得到讯息时，我已经离开大陆了。
在香港的小聚，总不能长久，只有帮助他购买一些衣物日用品，罄其所有，供养他一些经费，聊表寸心，如此而已。
出尘法师（浪平法师）
在栖霞山的几位当家师父都有徒弟，如宗道、宗德是大当家大本法师的弟子，还度、弘度是二当家觉民法师的徒弟，三当家志开法师的弟子是今慈和今观，广慈、出尘是四当家弥光法师的弟子。这四位当家、八个徒弟，可以说都不是在栖霞山出家的，都从他们各自的出家寺庙带过来。我的师兄也是在别处出家，再来认家师为师，所以算是半个徒弟，在此出家的只有我一个人。
栖霞山四当家弥光法师有一个徒弟叫出尘，比我小一岁，跟我同在栖霞律学院读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也成为崇拜我的人。我也不晓得我有什么好给人崇拜？那时候我在学院里，不会背书，成绩也不好，经常被打、被骂，后来虽然有所改善，但也没有开悟、没有成道，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作品。
不过，那时候同学们已选我做自治会的会长，我想，大概由于我急公好义的精神吧！另外，我也被选为体育的小老师，体育老师不在，就要我这个学生自治会的会长来兼代，训练大家运动。
当时，我们是六个人住在一间房间里，空间不大，每次我起床，上完厕所回来，被单就让人给折好了。我知道是出尘折的，很生气，一把把被子从床上打到地上：“哪一个人折了我的被子，我是残废吗？我自己不能折吗？”
出尘不敢开口。
再者，每次洗过澡后，我把衣服泡在盥洗室，想等有时间再洗一洗晾起来。可是出尘都先我一步，帮我把衣服洗好挂起来晒干。我当然又是大骂一顿，把衣服丢到地上拖一拖，再拿去重洗。奇怪的缘分，他就是甘愿为我做这些事情。
后来我升学到焦山，他还留在栖霞。就这样，一别四五十年。一直到前几年，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我是出尘，现在叫浪平，在天长护国寺……”
老同学能够联络上，我也很高兴，二〇〇七年时，我邀约他到扬州鉴真图书馆会面，他带着他的徒弟同来，我还供养他两万块人民币。二〇〇九年，我帮他办手续，邀他到台湾一游，受到佛光山徒众、信众的热烈欢迎，他很开心。平常都给人欺负的浪平，这时候终于扬眉吐气了。他说，我的同学是星云大师啊！
世间上有的人看重朋友更甚于妻子儿女，三国的刘备就曾说，“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了可以补，手足断了不能合”。可见朋友的重要性。在佛教里，也重视“友直、友谅、友多闻”，尤其能交到一个诤友、畏友，像菩萨们十方相互往来，道情法爱，共相学习，这就是善知识了。
《孛经》说朋友有四种：有友如华，有友如秤，有友如地，有友如山。如山、如地的朋友，可以共患难、同生死，甚至比骨肉兄弟还要亲。特别是同学朋友，所谓青梅竹马，从小认交，彼此吵吵闹闹，怎么不好都是同学。但是二十岁以后，就不容易有莫逆之交，因为二十岁后，见识日广，有了猜忌、利害冲突，就难以结交同甘共苦、生死不易的朋友了。
我从小出家，历经栖霞、焦山、天宁诸寺，同学、同届、同参的道友固然很多，但真正相知、相交、志同道合的毕竟为数有限。除了上述这些年轻时候的朋友之外，已经去世的上海佛教会秘书长王永平居士、上海龙华寺真禅法师，曾一度都是相知的同学。现在的常州天宁寺松纯长老、无锡祥符寺住持无相长老、苏州寒山寺的性空法师，也都曾是很好的同参。
记得才华超众的仁培法师、从小被喻为“小诸葛”的道达法师，他们都是我在焦山很好的同学。此外，在牛首山居住的荣通；在“文革”期中守住栖霞山，后来还俗的孟义群；以及月辉和在军中服务的敬三，都曾是我的道友。
少年时，曾经读《战国策·唐雎说信陵君》，文中有云：“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几十年来，这段话一直让我念念于心，感到朋友相交当如是也。
回首前尘，当初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学子，而今都已垂垂老矣。但是，在我的《百年佛缘》里，他们对我来说，也算占有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