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我受到一位师长的责罚，
师父知道我受了委屈，遣人叫我去问话。
一番开导之后，问起我的近况，
我坦然告诉他，衣单不全，纸笔不周。
他不但没有给我丝毫安慰，
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说道：
“你以为没有钱，我就会给你吗？
明白告诉你，我把喝茶的茶叶钱省下来给你，
你也用不完，但我就是不给你。
什么道理，我现在不说，
你将来自然会明白。”
当时，我听了师父的话，心里一直不以为然，
甚至想：“你不给我就算了，
何必讲这许多好听的话？”
直至几十年后，我终于明白师父的苦心。
出家，要亲近善知识，这是很重要的事，只是在我十二岁出家后，一直跟着年龄大我许多的学长们在栖霞律学院读书。在六年期中，我连走出山门的自由和胆量都没有，哪里能亲近什么善知识呢？不过还好的是，由于栖霞山位于“六朝圣地，千佛名蓝”的南京，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丛林道场，许多大德长者时常法驾光临，因此我也或久或暂，总算亲近过一些前辈老师。
融斋法师
在我出家后，除了家师志开上人以外，第一位亲近的师长应该就是融斋长老了。融斋法师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记得我刚剃度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面前，看着我，对我微笑，跟我说：“我替你起出家法名。”因为我的师承是临济宗的支派，他就依着“湛然法界，方广严宏，弥满本觉，了悟心宗”的法脉偈语，替我起名叫“今觉悟彻”，意思是：到今天觉悟了，而且要悟彻人间。
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一直用到即将离开大陆到台湾的时候。由于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要我们报名登记领发身份证，那时我并不懂时事，也不知道局势好坏，只是正好在学习查《王云五大辞典》，有一次查到“星云团”，意思是“宇宙未形成之前，无数云雾状的星体结合，又大、又古老、又无际”。那时非常欣赏这种宽广、浩大、无边的境界，觉得很有意义，就用“星云”二字报领了一张身份证。
我到台湾时，随身所有的东西都散失了，只剩下这一张身份证藏在裤袋里；因为这一张身份证上面写着“星云”的名字，所以后来在台湾报户口，也就以“星云”为名。
那时候虽然共产党解放了南京，但是还可以通信，原本想要写信报告师父，但是很惭愧，因为身份证上的名字换了，觉得对不起师父。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我写的《释迦牟尼佛传》出版，才把这一本“释星云”著作的《释迦牟尼佛传》寄给师父，告慰师父对我的希望，并祈能获得师父谅解我换名字的苦处。
信寄出后没多久，我就收到师父的回函，他在一张香烟盒的锡箔纸上写了几个字：“不必写信，好好弘法利生。”我获信，揣摩此中，师父必定有他许多困难之处。
多少年来，每回想到师父，就会忆起融斋长老，我想家师在我剃度的这一天请他光临，为我举行起名典礼，无非是要让我感受一位佛门长老的风范。
听说融斋长老是栖霞律学院的讲座老师，但是因为我当时太年幼，无法亲近，后来我十五岁进入戒坛受戒以后，就不知道这一位长老驻锡何方，也只有常常为他祝福了。
大本法师（月基法师）
融斋法师之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大本法师了。大本法师就是后来从香港到台湾的月基法师，他是江苏江都人，一九一四年出生，在东台庆隆庵出家。算起来他应该是我的同乡，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互相提起过我们是扬州人，可见我们对于家乡的观念是很淡泊的。
记得那时候他在栖霞山担任律学院院长，口才流利，行止庄严，尤其他在走路时，每逢转弯处，必定先咳嗽一声，很礼貌地召告大家，我要转弯了。
当时栖霞律学院的学生依照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班，我自忖自己的成绩，如果能进入乙班就已经算是不错了，但在最后放榜时，我竟然可以就读甲班。我想，这一定是院长大本法师为我做了功夫，或许他想到家师和他是同门法兄弟，而家师只有我这么一个徒弟在律学院读书，因此基于同门之谊，特别给我提携，加速我的成长，也算是他对家师一种友好的表现。
一九四一年春，栖霞山传戒，以我十五岁的年龄，并没有受戒的资格；但是在整个戒期中，只有我一个小孩，要放在哪里呢？家师就叫我去受沙弥戒。十五岁受沙弥戒，可以做驱乌沙弥，这是合法的。当时我也很欢喜，因为只要受过沙弥戒，可以提早出戒堂，免得受严厉的戒坛规矩限制。
可是一晃眼，沙弥戒就完成了，但我并不能出戒堂。为什么？因为一个小孩子在十方丛林里，没有人带，能走到哪里去呢？所以师父就叫人送信，嘱咐我继续留在戒堂里。后来我也就随顺因缘，继续受比丘戒，甚至圆满了菩萨戒。
在受戒期中，家母从扬州来探视，由于我和母亲分别时日已久，当然很想念母亲，希望和母亲多聚一聚。于是当天晚上，我和母亲谈话到很晚还没有回到戒堂。戒堂里发现少了一名戒子，就派人到处寻找。
记得在不远处的大本法师，他并不知道我在哪里，但他知道我母亲住的地方，就大声地对找我的人说：“在我这里啦！我会送他回去！”我一听，顿时感到压在心上的那块天大石头消失了。因为在戒堂里私自出外，和母亲在一起，应该算违反戒规，是要受到处罚的，但是感谢不常相处的院长上人，他为我解除困难，所以这份恩情我一直谨记在心。
一九五四年，大本法师在香港写信给我，说他要来台湾。那时候从香港进入台湾非常困难，我自知无力完成这个使命，就请悟一法师帮忙。因为悟一法师在台北交游广阔，又是善导寺的监院，但是他回复我，说他不愿多管这件事。我想，悟一法师是大本法师的法子，应该比我更亲，为什么连助人一臂之力都要如此推诿呢？于是激起了我的豪情，我就为他奔波。没想到竟然天从人愿，不久后，他的准入证就签发下来了。
记得他是在一九五六年春天申请入台，一九五七年来到台湾，他告诉我在基隆港上岸的日期。到达以后，我跟他说，我在台湾有两个落脚处，一个是宜兰念佛会，地方很小；一个是高雄佛教堂，正在兴建中。由于他是“大本”法师，所以我都称他为“大法师”，我请他从两个地方选择其一，后来我带他到两处观察过后，他选择了高雄佛教堂。
大概是过了三年以后，佛教堂已经不像我当初在的时候那么融洽了，信徒慢慢分成很多派系，有台南派、高雄派、澎湖派。在这许多派系里，又再分为前金区派、盐埕区派、苓雅区派。我曾慨叹地说：“你们为什么要分派呢？你们硬要分派的话，那么释迦牟尼佛是印度人，你们就请他回去印度吧！”
这时候月基法师正好也有一些他自己的因缘，大概有一些信徒拥护他，要在高雄和凤山之间的五块厝，为他建一座栖霞精舍。照理那时候他应该跟我说，要把高雄佛教堂交还给我，但是他没说，只说他要走了，之后就不管佛教堂了。我想，你走了，也不说要还给我，那我也不要好了！因此就引起了后来佛教堂多年的纷争，这一段历史，也只有我们当事人知道了。
不过在一九六〇年代，我也有一些忠诚的信徒，他们一直要我到高雄来，如朱殿元、陈慈如等，他们在寿山公园旁边买了一块地建寿山寺，要交由我管理。从此我和高雄的缘分就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后来在大树创建佛光山，甚至数十年来，从寿山寺到普贤寺，再到今天的南屏别院，我和高雄的信徒，一直有着很深的法缘。
当时大本法师在栖霞精舍，我一直执弟子之礼在照顾他；承他之情，每次过年的贺年卡，以及对外的一些法会通知，上面都是写着他是住持，监院则写我“星云”的名字。
当然我并不计较称谓，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和谐，直到一九八七年大本法师圆寂以前，他曾多次住院，也都是我去照顾。我在佛光山开山时，每到农历年初一的早上，他都是我唯一搭衣持具前往拜年的长老，当时在高雄，我也只有这么一位师长了。
由于他在栖霞精舍，经常没有人替他煮饭，我甚至特地派了一个徒众叫心明，替他煮饭。这位徒弟很忠诚地奉献，为他煮了二十几年的饭菜，但是到了大本法师圆寂的时候，来接受他财产的人就很多了。所以后来栖霞精舍一直诉讼了一二十年，我也不清楚他们诉讼什么，也无暇过问，我只是忙着建设佛光山。直到今天，栖霞精舍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也不闻不知了，对于大本上人最后住世的这一个疏忽，我也只能徒叹奈何了。
觉民法师
我的师友当中，接下来要说到觉民法师。觉民法师生于一九一三年，闽南佛学院毕业，在栖霞律学院担任教务主任兼佛学老师。我承其教诲，受他的恩惠最大，因为我十五岁那年，在戒期中，燃烧戒疤过分，十二个戒疤烧成一团，导致头盖骨凹陷，记忆力也消失了。因为没有记忆力，不会背书，所以每次上课时，都会受到觉民老师的责打，或是罚跪。
有一次他在打我手心时，一面打，一面呵斥，他说：“你好笨喔！你要拜观世音菩萨才能开智慧啊！”每说一句就打一下。好奇怪，我当时一点都不觉得痛，本来我以为人生没有希望了，因为我很笨，念书念到下句就忘了上句，重读上一句又把下一句给忘记了，这样没有记忆力的人还有前途吗？但一听到觉民法师说拜观世音菩萨会有智慧，顿时感到人生出现了光明和希望。
可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地方拜佛，平日我们除了早晚课诵以外，是不能进入大雄宝殿的。所幸学院里面有一间小礼堂，后来我就在半夜三更，偷偷地从床上爬起来，在深山古寺里，正当大地寂静时，一个小沙弥，用纯真的心礼拜观世音，一边礼拜，嘴里还一边唱着：“悉发菩提心，莲花遍地生，弟子心朦胧，礼拜观世音，求聪明，拜智慧，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就这样持续每天礼拜，数月之后，我并没有见到观世音菩萨来为我摩顶，也没有得到观世音菩萨为我洒甘露；但是我忽然觉得心开意解，不但记忆力恢复，还比以前超越很多。所以在我往后的人生，不但感觉是观世音菩萨的加被，也是觉民法师这位恩师所赐。
圆湛法师
一九四四年，我转入焦山佛学院，那时候所亲近的老师当中，有芝峰法师；我曾经说过，几年当中我都听不懂他的话，我只听懂一句：“不要做焦芽败种！”除了芝峰法师以外，我能听得懂、对我的知识具有启发作用的，那就是圆湛法师了。
圆湛法师是一个真正有学问、真正会教书的老师，那时候他为我们上《庄子》与《俱舍》，这两部真是开智慧的书，当时我为他讲说的《庄子》、《俱舍》所迷，每逢上课，他讲得笑容满面，口沫横飞，我们在下面也听得津津有味。
圆湛法师是泰州人，一九一三年生，二〇〇三年于海南岛三亚南山寺圆寂，曾任焦山佛学院院长、定慧寺方丈，同时创办佛学月刊《中流》。记得他在为我们上课时，尽管有时候不修边幅，钮扣都扣错了，衣服长短不整地站在讲台上，我们也不以为怪。所以一般人讲恩师，我想这种善于教授的老师，大概都叫恩师吧！
后来和恩师一别，我就到了台湾，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台湾开放准许探亲，我除了设法派人多次探望慈母、亲戚以外，也邀请圆湛、雪烦、合成、介如、本昌等法师陆续访问香港。我到香港和他们会面，也特地在香港找房子让他们居住，以便我们在那里畅叙别后的生活情况。
他们都是经历过“文革”、饱尝过大时代苦难的人。谈话中，除了诉说他们多年的辛苦，以及“文革”期间的惨状，他们尤其关心当时栖霞山寺百废待兴，希望我出资为他们兴建十一间楼，甚至远从缅甸恭请玉佛一尊供在楼中，并重修月牙池。虽然那个时候正值佛光山开山困难之际，我也不遗余力，倾囊相助。
一九八九年，我率团从美国返回大陆探亲，先到北京，圆湛法师特地赶来北京接我。数日后，中国佛教协会要引导我们正团的七十二名团员，访问中国各名山古迹。圆湛法师要求同行，但不蒙批准，他就求助于我。我跟赵朴初会长表示，很希望圆湛法师能跟我们同行。后来我们师生在大陆名山大川同游一个月，相知更深；之后我请他到美国小住月余，我们的道情法爱又因此更加增进。
一九九五年，圆湛法师在海南岛三亚创建南山寺，这是解放以后大陆兴建规模最大的一座佛教寺庙。他就任南山寺方丈以后，曾多次来信要我前往，他不知道那时候我正因为“不被北京政府所了解”，因此不能成行。
多年期间，他不断来信催问，最后甚至跟我说：“我到海南岛来建设南山寺，就是为了你，你怎么可以一直不来呢？”这时我只好明白地跟他说：“你让政府给我一封信函，我就可以来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催促我前往海南岛了。
后来得知圆湛法师生病的消息，我曾派在香港弘法的弟子满莲多次前往探病。一直到他圆寂之后，二〇〇六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特地用专机从香港把我带到海南岛三亚。看到南山寺，风光明媚，景色宜人，但是圆湛法师已经不在了！物换星移，不胜唏嘘，万分慨叹之余，我只有在南山寺亲手植了一棵树，借以纪念恩师。
圣璞法师
在我的老师当中，有两位年轻的师长，他们的教学很令人感动，一位叫圣璞法师，一位叫合成法师。
当我在焦山佛学院就读时，圣璞法师刚以学长的身份出来教书，他为我们教授国文。有时候上作文课，他不出题目，任我们撰写，给我们自由发挥的空间。如此新潮的作风，在当时真让我们这群青年学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过去学生的作文，都像八股文章，一切都有既定的模式，但是他的教学方法新颖，思想开放，对我们有非常大的鼓励作用。
还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由于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翌年，家父在外出经商途中，与家人失去联系，后来一直音讯全无，想来应该是在南京大屠杀中牺牲了。写这篇作文时，正是不知道父亲死活存亡之际，为人子者，虽然出家为僧，也难免对父亲的思念，所以我就写了这篇作文，应该有五千余言。
圣璞法师批阅后，在我的作文簿上写着：“铁石心肠，读之也要落泪。”隔天，他在课堂上花了整整两个小时，读给全体同学听。他拿我的作文作为教学，这也罢了，数日后，我在《新江苏报》上，忽然看到副刊里有我这篇文章。我讶异于报纸的新闻记者，怎么会把我的作文刊登在报纸上呢？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圣璞法师把它抄写下来，寄给报纸发表的。之所以不事先告诉我，是怕万一报纸不愿刊登，会让我失望，他想等到报纸刊出来以后才告诉我，这应该就是我和报纸副刊最初的结缘了。
因为圣璞法师的慈悲，让我受到极大的鼓励，后来我对写作产生很大的兴趣，就不断地在镇江的数家报纸上作文发表，如《平等下的牺牲者》、《钞票的话》等，另外也写了数十篇新诗。
其实那时候我对旧诗，如唐诗、千家诗倒读过一些，对新诗的押韵、作法则完全不懂。但因为焦山位居扬子江的中心，常常在吃过晚饭后，和同学数人在沙滩上散步，这时长江正值退潮时刻，江水一退，整片沙滩忽然绵延数里之长。
我们走在夕阳西下的沙滩上，看着潮汐涨落，这些大自然的美景，不自觉地引动我，心湖里忽然涌现许多新诗的句子，正如潮水一样地在心中汹涌澎湃，这时我就赶快用笔写下来，回学院后再作整理。
尤其，栖霞山有一个华严阁，当我们从《古文观止》里读到王勃《滕王阁序》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字句时，那种如诗如画的境界，也挑动了我们的心弦，所以也不知道通与不通，就常常信口吟弄，好像每天都有泉涌般的文思，因此就时常可以从许多报纸上，看到我的小诗发表，至于内容写些什么，今天都不复记忆了。
我对写作产生兴趣，完全应该感谢圣璞法师的鼓励，真是恩情难报。在此之前，我也有一个好的国文老师，叫海珊法师，他的文学素养非常高。记得是我十五岁那年，他在课堂上出了一道作文题目，叫“以菩提无法直显般若论”。
当时我实在不懂什么是“菩提”，自然也就无法直显“般若”了，但是老师交代，我又不能不交卷，只有东抄西拼，勉强凑了一篇。他看过以后批示说：“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最初我还很欢喜，觉得老师替我批了诗句，这么美丽；后来同学告诉我，说：两只黄鹂在柳树上鸣叫，你知道它们在叫什么吗？一行白鹭从空中飞过，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后来他们就直说：“老师这两句话，是批评你的文章不知所云！”我这才知道惭愧。其实也不必老师批评，我自己就已经知道了。
后来海珊法师又出了一道作文题目，叫做“我的故乡”。这种题目就显得非常简单了，我再怎么没有学问，总知道我的故乡有弯弯的流水，有青青的翠柳，有小桥，有晚霞，有村庄，有炊烟，那应该就是我美丽的扬州故居了。
但是老师阅后，他不相信那篇文章是我写的，认为我是抄袭的，就在我的文末批示：“如人数他宝，自无半毫分。”我想，像这样的老师，学问虽好，但给学生如此打击，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好在我的个性不轻易受外界影响，不过圣璞法师后来的鼓励，对我在文学方面及写作上的喜爱，都有莫大的帮助，至今想来，对圣璞法师依然无限感念。
在一九八九年两岸开放探亲时，我特地专程寻访圣璞法师，但是那时候的人都很冷漠，不愿意跟我多言，也不愿意告诉我圣璞法师在哪里。后来几年，经过多次的查访，才知道圣璞法师在一九九〇年代就已经往生了。据闻他晚年得了疯癫病，被送进疯人院，生活无法自理，就被人用麻袋套起来，每天大小便溺都混在一起，那样子的遭遇，令人闻之，心里万分不舍。想到天下有很多不幸的人士，真是深深为他们悼念。
行文至此，也为圣璞老师寄予最大的祝福，愿他离开五浊恶世，早生净土，也是幸事。
合成法师（合尘法师）
影响我文学的是圣璞法师，影响我正义感的，就是合成法师了。
合成法师出生的年月，我虽然不很确切知道，但应该不会比我年长超过十岁。在我青少年时期，觉得这一位老师很年轻，长得英姿焕发，豪气干云，总是非常地羡慕。
记得我十五岁在栖霞山受戒以后，进入律学院读书，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正班生，还是旁听生，但我知道，我的纠察老师就是合成法师。由于他在我们上殿或到斋堂时，偶尔会走到我的身旁来，作出一些表示关怀、友善的动作，所以我对他也一直感到很亲切。
合成法师虽然没有很高深的学问，但是对学生关怀、鼓励、慷慨，因此大家都拥护他。本来纠察这个工作，应该是惹人讨厌的，因为纠察就是要管理人，大家自然会反抗。不过合成法师的管理方法不是限制，不是要求，他总是尽可能地顺着人意，所以大家也不会故意跟他唱反调，总是欢喜配合。
他让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我求受三坛大戒时，头上刚烧过戒疤，常住依照往例，都会用香菇煮面给大家吃，好让刚烧好的戒疤能像发糕一样，发大一点，比较像个出家人。
当天，我因为烧戒疤时，老师在燃烧的香珠上用力一吹，致使十二个戒疤烧成一个，把整个头盖骨都给烧得凹陷下去，以致头感到非常晕眩。晚餐吃香菇面的时候，我只勉强吃了两碗就放下了碗筷；换作是平时，至少可以吃个五六碗，不过那天实在吃不下去了。
合成法师知道我的食量，他看我吃了两碗就没有再添，大概是想，怎么忽然只吃两碗？就走到我的后面，说：“再吃一碗。”因为平时他跟我很亲切，我就回过头，轻松地向他示意说：“我饱了。”
不料，他立刻打了我一个耳光，说：“再添一碗。”这一个耳光，打得我眼泪直流。但是为了感念他对我的好意，我真的又再吃了一碗。后来回想，当时大众正在晚餐，他为了让我多吃一碗面，竟然给我一个耳光，实在是感谢他对我的慈爱。不过这种情况，如果是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就不会这样想了。
后来，合成法师和我的关系，可以说“亦师亦友”，尤其他和家师私交甚笃，所以在我临到台湾前，家师上人请我吃晚饭，约他奉陪。我已记不清那时候他的职务是什么了，但在饭席间，他当着我的面，对我的师父说：“他此去台湾，路途遥远，你给他一点黄金嘛！”
家师大概没有黄金，就拿了二十块袁大头给我。那时候袁大头应该和美金等值，两个袁大头可以买一担米，二十个袁大头等同于二十块美金，那可是不得了的天文数字啊！
后来两岸开放互通之后，我邀约过去的师长、同学到香港会晤；我还把合成法师请到美国洛杉矶一游，那时我五十多岁，他应该六十多岁。六十多岁的合成法师，一别近四十年了，尤其他经过了“文革”。他告诉我当时那种饥饿的情况，听了令人心酸。
之后他常住在上海龙华寺，虽是在那里挂单，但由于他也是幼年出家，已为常住服务、奉献多年，所以并不要他做事，等于是在养老。后来我派遣弟子慈惠法师、萧碧霞等人，多次前去探望。有一次他亲口告诉我，说：“我现在所以能不死，就是靠着你叫人送给我长白山的人参啊！”
其实那些参都是别人送我的，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有这样的价值。不过一九八九年我回大陆探亲，在栖霞山时，就是雪烦法师与合成法师扶着我上台登宝座的。
当我坐到上面之后，看到雪烦、合成法师都站在我的下面，不免感慨万千，想到当初这一栋房子，我连门口都不能到，四十年后，这许多老师竟然扶着我登上座，他们却站在下面。不禁想起战国时期的苏秦，功名未成时，家人都不屑理睬。后来他官封六国相印，当他快到乡里时，万人空巷迎接，尤其他的嫂嫂蛇行匍匐在地。苏秦问：“过去你对我那么傲慢，看不起我，今天为何如此谦卑呢？”嫂嫂说：“因为你现在尊而多金。”苏秦不禁慨叹地说：“人生没有办法的时候，父母不以我为子，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有了荣华富贵以后，亲戚畏惧！可见世间上，富贵名位怎么能说不重要呢？”
一九九二年佛光山与大陆合办“中国敦煌古代科学技术特展”。有一天，一位参与筹备工作的小姐忽然对我说：“大师！您是因为慈悲才到红尘里来的！”这句话虽然是她过誉，我愧不敢当。不过倒引发了我的思绪，使我想起七十多年前，我刚出家不久，合成法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宁可什么都没有，但是不能没有慈悲！”我觉得慈悲是做人本来应该具备的条件，所以老师的这句话，自觉深得吾心。
志开上人
说过了多位师长之后，最不能忘记的当然就是我的剃度恩师志开上人了。
志开上人，法名又叫“智开”，江苏海安县人。据大本法师告诉我，他“与民国同生，与药师佛同寿”，也就是出生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不过，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了解，他怎么会从海安到宜兴的大觉寺去出家的？在那个时候，不说生长地和出家地没有地缘关系，尤其大觉寺虽然建于宋朝年间，是有历史的古寺，却是个简陋、贫穷的寺庙，何况在那个荒凉的白塔山下，前不着村，后不巴户，据说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打家劫舍。
在我师祖辈的时代，应该是在一九三一年左右，为了保卫寺院，防范土匪侵犯，曾经请有工人数十名，并拥有土枪十几支。现在我想查我师祖的资料，但因为师父早逝，所有有关人等也都不在了，所以也无从了解了。
我所知道的是，一九三七年，家师因为在栖霞山救济难民有功，后来常住为他授记，请他担任监院。一九三九年我随他出家时，他告诉我：“栖霞山是一个十方丛林，不可以说在栖霞山出家！”意思是说，栖霞山是十方共有的道场，就像现在的县政府、市政府，是公共场所，不是个人私有的。接着他说：“我们的祖庭，我们师承的寺院，是在宜兴白塔山大觉寺。”当时我就记住了这句话。
我出家的时候，他在律学院兼任训导主任，后来升任为教务主任，再后来做院长，再做栖霞山的住持，但是那时我已经离开栖霞山了。记得有一次寒冬的早晨，天色未明，朦胧的，我叫大家从栖霞山的月牙池到明镜湖跑步，我就像教官一样尾随在后，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人戴着帽子，我很不喜欢人戴帽子，就大喊一声：“拖拉鬼，戴什么帽子！”后来，他把帽子拿下来，我定睛一看，不得了，竟然是师父，心想不妙，这一下可麻烦了。最后跑到学院，院长（志开上人时任院长）集合，他就讲了：“今觉，我倒不因为他是我的徒弟就觉得可以怎么样，我觉得他好，公平正直。”训完话后，师父还给了我五块钱，他认为我很公平正义。在栖霞山的六七年中，基本上，虽然他是我的师父，但在丛林里没有师徒的关系，所以不可以叫他师父，我也跟别人一样，叫他“当家师”；他也不常叫我，免得别人说十方丛林里面还有师徒关系。
为了避嫌，故而在那六七年当中，我获得他给我的开示，现在回忆起来，顶多只有一两次而已。不过，虽然很少和师父见面，不常获得他的开示，但是心灵上还是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和慈爱。
后来我离开栖霞山，先到常州天宁寺，当时我没有要求进佛学院，因为没有赶得上他们的考期；我也没有要求进禅堂，因为觉得不能天天在那里晃来晃去，于是就讨了一个行单，在常州天宁寺做了一个短期的行堂，三餐为人添饭添菜。
后来，接到我报考的焦山佛学院录取通知，我才兴高采烈地向天宁寺告假。天宁寺的职事们都非常意外，想要留我，并允诺给我很多优待的条件，我当然没有被他们说动，所以就这样进入了焦山佛学院。
在焦山佛学院读了将近三年，本来可以顺利毕业，但为了院长东初法师，我提早离开了学院。虽然我没有毕业，不过却亲近到不少名师，如北京大学的薛剑园教授，他是国文老师；佛学权威芝峰法师，他是我们的佛学导师。其他如圆湛法师、圣璞法师、介如法师、普莲法师等，都是一时之选的好老师。可以说，在这两三年之中，我才真正在学业上打下了一点基础。我自问自己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只欢喜发心作务，不认为读书有前途，觉得只要热爱佛教、为教奉献就好了。
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期间，记得是二十岁的那一年，忽然染了一场业障病，全身长满脓疴疮，一粒一粒如十元硬币般大的脓包相连着。当时也没有衣服可以每天换，都是穿了好多天才换洗一次；每次脱下衣服，身上都是红色的肉，皮都连同衣服一起剥下来了。
当时听说有不少人得了这种病，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说，因为南京大屠杀，河流里到处漂流着死尸，我们喝了那样的水，身体感染了尸毒，所以发而为脓疮。
记得就在那年的七月二十二日，我在学院里，午餐时间大家都去过堂了，我不能搭袈裟随众过堂，就坐在丹墀上看门。这时有两个游客，看起来像是才刚结婚的小夫妻，无意中看到我，因为我脸上并没有长脓疮，他们看我长得还蛮清秀的，就问我：“你今年几岁了？”
我一听，忽然想到今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就说：“我今天二十岁。”当然，他们不会知道，一定以为我说的是“今年二十岁”。就因为这件事的触发，让我有所感慨，想到自己二十岁，都没有人问，也没有饭吃，身上的病也不能好，所以写了一封信给师父，信的内容已经记不得了，不过师父回我一封信，他说：“你那装腔乞怜的信，我已收到。”
师父这句话对我侮辱很大，我觉得很受伤害。我想，您打我、骂我，我都不计较，但这句话伤害了我的尊严。
不过这时候有人告诉我，有一种药片叫“消治龙”，专门治疗我这种脓疴疮，不会很贵，一包大概就是现在的十几、二十块钱。这样的价钱我还买得起，于是赶快买了来，结果今天一吃，明天就好了，第二天身上的脓疮都消退、结痂了，真像灵丹一样，自然感到无比欢喜。
可是问题又来了，虽然身上的皮肤好了，不过衣服没有肥皂可洗，只用水洗一下就再穿起来，于是又再复发。不过没有关系，我已经有药，就再吃两颗，又好了。于是我就写信给师父，记得我在信上有这么两句，我说：“请您了解，这不是一封装腔乞怜的信，也不是一封‘哀的美敦书’……”“哀的美敦书”是当时很新的一个名词，就是英语ultimatum，下“最后通牒”的意思。
师父一看，很生气，他认为我信中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成功了，可以不要师父了，我们可以脱离师徒关系了。师徒之间一下子陷入僵局，后来还是我师父的好朋友出面，替我说项。其实我也无心违背师父，所以事情很快就过去了。
不过，那时因为东初法师做我们的院长，我在焦山已经住不下去了。师父就问我做何打算？我当时也没有地方去，不过忽然想起大觉寺，就说，我要回到祖庭礼祖。
师父听到我要回祖庭，很高兴，就说：“你到栖霞山来，我带你回去。”师父说这话时是七月二十二日，一直到他带我回去，已经是十一月了，因为当时一封信来往，都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就在师父带我回到宜兴大觉寺后，有一天，宜兴的教育局任局长来看师父。他一看到我，知道我是从南京回来的，就说：“这里有一个国民小学，你来做校长。”我一听，觉得人生好像从此就将起飞一样，心里无比欢喜。但其实我一点经验都没有，不过没有关系，那时胆子也大，心想应该没什么了不起，我想自己应该可以胜任，就赶快写信请在南京的同学，帮我买了一些教科书来参考。
不过随着学校开课后，苦难还是纷至沓来，因为左近的学校经常举办国语、说话、作文、美术等各种比赛，经常来函要我们派人前去参加。我自己都还在学习中，哪里懂得那么多的比赛？这还不打紧，这时国共内战爆发，白天国民党的军队武装整齐，前来要我帮忙“剿共”；夜晚共产党的游击队来了，要我提供国民党驻扎的情报。可怜的我，初来乍到，对于偏僻乡村的道路都还没搞清楚，也还不认识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过我心里很明白，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一个不小心，就会送了小命。
虽然我自己意识到事态严重，知道要谨慎应付，但周遭还是不时传来有人被暗杀身亡的消息，甚至在各地的同学、朋友，如松风、松泉在上海被逮捕，实权也在青浦被抓，罪名都是利用贴壁报、写标语弘扬佛法。至于逮捕他们的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也都搞不清楚。
这时候智勇法师仗义前来学校，给我打气，并且帮助我编《怒涛》月刊，因为我们感于佛教太守旧，一些佛教人士思想顽固、执着、乡愿，我们希望通过办杂志，借助文字的力量来改革佛教，为新佛教的理想大发狮子吼。因此当《怒涛》一出刊之后，就如“洪水猛兽”一般，大大地震惊了佛教界。
好在那时我们是在宜兴偏远地区，不致招来佛教人士的攻击，但是战争带给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苦难，却是不断汹涌而来。我的许多同学在各地被捕、被打、被刑罚，但是我知道，我们彼此是谁也救不了谁。甚至有一天，半夜之中有几十个大男人，拿着长枪短刀对着我，我也被捕了。至于是什么人抓我的，不敢询问，也不能有什么动作，只是眼看着一起被捕的同伴当中，今天被带出去枪毙两个，明天又有三个被砍头。好在我有一个可爱的师兄，他花钱买通狱方人士救了我，才能免于一死。但这时我做了一年多的小学校长，眼看着实在做不下去了，只好跟智勇法师商量，一起回到南京。
于是囊空如洗的我们，只能带着几本才发行十几期的《怒涛》月刊，踏上了往南京的道路。所幸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位南京华藏寺的退居荫云和尚，由于他的继任者生活不知检点，把一个曾经拥有学校、书店、水厂的大规模寺庙，挥霍殆尽，土地变卖到所剩无几。荫云和尚于是找我们去负责，我们也正走投无路，便欣然前往。
我与智勇法师商量，谁做住持，谁任监院？智勇法师说我身材比他高大，比较像住持；我说您的学历、能力超过我许多，您才像个住持。最后约定名分不计，两人共治华藏寺，把这里当做推动新佛教的基地，一时能培、惟春、净山都从各地前来，实权也从普陀山赶来聚会。
但是，大家聚集以后，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华藏寺已住有二十几位住众，他们以经忏为业。尽管我们言明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但这群僧众除了念经拜忏以外，经常不做早晚课，有的连佛殿在哪里都不知道。有时候甚至夜不回寺，平时在房间里更是喧哗唱歌，并且带回一些军人、警察等，男男女女来往不断，进出复杂，整个寺院简直像是个大杂院。
我们一群热血僧青年，当然看不惯这种生活，迫不及待地要为寺院树立新风气，于是订定僧伽规约。现在想来，这不就像我受戒时的教授阿阇黎仁山法师“大闹金山寺”的再版吗？例如我们规定：
第一，所有住寺的人必须做早晚课；第二，社会、寺庙有别，非僧众不可安单寺院；第三，三餐不准自制饮食，不准从外面购买食物回寺，一切由常住供应；第四，进出山门必须经过请假；第五，每个月的单银、□钱，只给一半，另一半由常住代为储存，将来离寺时再发还带走等等。
新生活规约发布以后，起初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抗议，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一群有着新佛教思想的人。但时日一久，抗争的行为还是难免。于是我们就以寺中经济困难为由，每天只吃稀饭，希望让他们吃不习惯而自动离开。
这时正逢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国民党失利，南京战局不稳，过去暂住寺院的军人眷属纷纷撤离，前往四川、广州、台湾等地。但是他们临走之前又把房间廉价卖给后来者，我们一群革新派的人正愁房间不够用，就阻止他们不当的行为。但寺里数十名经忏派的一致站在他们这一边，替他们搬家、通风报信，寺中就分成了新僧与旧僧两派。一所寺庙已不像个寺庙，每天警察、宪兵川流不息，黑白两道在里面公然活动，我们所依赖的政府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来保护我们呢？所以注定我们的新佛教运动，必然要遭到失败的命运。
后来国共协商，傅作义在北京主持和谈会议，我们以为有了一线希望。但是和谈破裂，这时智勇法师花了几个月召集的“僧侣救护队”正想付诸行动，谁知他忽然打退堂鼓。我只有毅然出面，接下任务，但也不知道如何善后，就求救于师父志开上人。师父说：“你们要救护伤亡，必须经过军队训练。”于是便委托宗仰中学董事孙立人将军帮助我们，我们因而得以顺利成行到台湾。
那时候我们人虽不多，但也有一些人才，总之，船到桥头自然直，路是人走出来的，什么事情到了台湾再说，就跟师父告辞。临行，师父请我吃饭，并给了我二十块袁大头。
后来我在台湾，如前所说，因为报户口、领身份证时用了“星云”这个名字，觉得改了名字对不起师父，一直没有联络。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写了一封信，连同我的著作《释迦牟尼佛传》寄给他。不久收到他的回信，说：“佛传收到，不必写信，好好弘法利生。”
后来他在“文革”中被清算斗争，游街示众，画地为牢，想必是经过了一番很大的折磨，而不幸在一九八七年左右逝世。等我一九八九年返乡探亲的时候，他已经往生两年多了。
想到当年是师父把我付诸十方，让我得以在教下、律下、宗下等各大丛林道场参学，亲近诸方大德长老，并且走上弘扬人间佛教之路，不禁感慨万千。
在亲近的许多师长中，记得有一位老师曾有意推荐我进国立教育学院读书。我兴高采烈地向师父禀告，却遭来一顿责骂：“混蛋，佛教教育都没有读好，还要到外面去受什么社会教育。”我当时没有反驳师父，甚至一点不平之感也没有，当下只是随着师父的话：“哦，混蛋！”就摸摸鼻子离开了。
后来师父送了师弟今慈去念书，我心里也觉得这是当然的。但过了几年以后，师弟离开了佛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师父严厉地骂我，是故意用一种激烈的方式，让我安住在佛道上，这才深深地体会到师父的殷切期望。
还有一回，我受到一位师长的责罚，师父知道我受了委屈，遣人叫我去问话。一番开导之后，问起我的近况，我坦然告诉他，衣单不全，纸笔不周。他不但没有给我丝毫安慰，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说道：“你以为没有钱，我就会给你吗？明白告诉你，我把喝茶的茶叶钱省下来给你，你也用不完，但我就是不给你。什么道理，我现在不说，你将来自然会明白。”
当时，我听了师父的话，心里一直不以为然，甚至想：“你不给我就算了，何必讲这许多好听的话？”直至几十年后，我终于明白师父的苦心：那是他爱护我，希望养成我在物质上以无为有、不贪的性格。
尤其最让我感念的，是在我十七岁时，曾有一次罹患疟疾，每日寒热交迫，痛苦万分，如此折腾了半个多月，已是奄奄一息的时候，师父特地派人送给我“半碗咸菜”。
半碗咸菜现在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物资缺乏的时代，真是弥足珍贵！何况这当中还有师父对我无声的关怀与期许，因此当时我是含着热泪，将这半碗咸菜吃下去，并且在心中暗暗发愿：未来，我一定会做好一个出家人，我会把身心奉献给佛教，以此报答师恩。
上：作为临济宗第四十八代传人，一九八五年传法予第四十九代心平和尚
正法眼藏法卷
佛教里所谓“传法”，有“续佛慧命”的意义。一九八五年，我自佛光山住持退位，传法给心平和尚，成为临济宗第四十九代传人，也继任佛光山第四任住持；一九九四年，心定和尚继心平和尚之后接任第五、第六任住持；二〇〇五年，心培和尚为第七、第八任住持；二〇一三年，心保和尚升座，成为佛光山第九任住持。
数十年来，想到师父上人，我除了努力弘法利生以外，也只有对他的家人多所赞助，以报其恩于万一。
说起我的老师，当然还有很多，中国有“一字师”、有心仪的老师，在我也有很多怀念的师长，如楞镜法师、大实法师、介如法师、普莲法师、惠庄法师、尘空法师、茗山法师、雨昙法师等，都是师恩浩荡，此处就不一一叙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