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出身和遗传同样会塑造人的个性和品质，《呼啸山庄》对此也十分关注，这再次证明了小说总是先于时代的理论，因为在艾米莉·勃朗特离世数十年后，人们才开始争论达尔文的《论物种起源》（1895）。小说《呼啸山庄》沿着三代人相传的轨迹，讲述了两个家族的感人故事，尤其对后一代——凯瑟琳、希斯克利夫和哈里顿，小说把他们的特征完全归因于他们的出身和上代的遗传。虽然希斯克利夫的出身是个谜，但艾米莉还是让读者内心深处感到他印刻着孤儿的某些特征。在英国文学中，孤儿的形象比比皆是，在维多利亚时期，更是俯拾即是，尤其在维多利亚小说后期，小说中的孤儿大都能改邪归正，历经盘根寻源，最终在家庭和财富方面也都得到了本应属于他们的一切。小说《简·爱》中的女主人公简遇到了从未见过面的表兄表姐，受到了海外叔父赠与的一笔可观的遗产；小说《奥立佛·特维斯特》中的男主人公奥立佛查明了自己的出身，继承了父亲的财产，最终被亡父的朋友老绅士布朗收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尽管希斯克利夫是文学作品中塑造出来的人物，但要刨根问底，在更早的文学作品中就有他的胚胎。无论是弥尔顿《失乐园》中的撒旦，还是拜伦《曼弗瑞德》及《异教徒》中常遭厄运的主人公们，他们都可以看做是希斯克利夫最早的原型，像他一样——恶魔般的傲慢不羁、孤独忧郁和反抗，他们都是吸引人的反面英雄，他们的可怕行为常常伴着超乎寻常的雄辩。******·司各特的小说对艾米莉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中《黑侏儒》（1816）中的人物Earnscliffe 和Elliesaw就可以看做是女作家艾米莉在希斯克利夫和恩肖身上的再现。同样艾米莉也热衷于德国哥特传奇，在女作家的小说中处处可以看见带有哥特色彩的教堂、墓地、神秘的房屋、吸血鬼、食尸鬼以及偶尔出没的鬼魂。从勃朗特家族中孩子们（安妮、艾米莉、夏洛蒂、勃兰威尔）早期的作品中为他们自己缔造的两个虚拟世界——安格里亚和贡达尔，我们不难发现哥特对这些少年习作的影响，“勃朗特姊妹的少年习作中的人物、事件和情感倾向是后来成熟作品的雏形”。当《呼啸山庄》发表时，艾米莉还在坚持写贡达尔的诗歌，在她的小说中贡达尔的元素可谓恒河沙数：美丽残忍的贡达尔女王奥古斯都·杰娜金·阿里密特就是凯瑟琳的最早雏形；在女王长年思念已故的丈夫身上，奥古斯都影射出了希斯克利夫对已故凯瑟琳的痛苦思念之景，“这种生前无法满足的爱情能够在冥冥中实现的思想，与《呼啸山庄》中人物的行动是相一致的”；黑皮肤、郁郁寡欢的小伙阿米多伊斯爱上了养妹，却遭到了女王的破坏，可以说他又是一个希斯克利夫的原型。正如有学者言：“艾米莉诗歌中的主题和形式控制在她的小说《呼啸山庄》中得到了承袭，那种主宰了贡达尔岛上急风暴雨居民的强烈爱憎也主宰了《呼啸山庄》中的人物。”
三
艾米莉不仅深谙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关于人物、性格、身份及心理活动的创作态度，她对外部因素影响人物塑造的倾向也了然于心。当时的人们对于宗教信仰和绅士淑女推崇备至，要让传统的人们去接受他们的理想模范，就得对小说人物进行必要的改头换面。因而，无论是凯瑟琳在林顿家的“洗礼”后摇身变为温文尔雅、通情达理的淑女，还是她背叛希斯克利夫获取了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还是连希斯克利夫也明白只有具备绅士风度才可令人顶礼膜拜，这些都充分证明女作家也在尽力塑造让当时读者可以接受的具有理想道德的人物形象。《呼啸山庄》比起现实主义小说那种注重对人物内心详细描写的特点，它更侧重用一种抽象的方式、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手法，对人物的综合素质进行全面展现。对小说中的人物姓名，女作家也在做着精心的安排，巧妙使用18世纪小说对人物姓名的处理——名如其人。小说中希斯克利夫、洛克伍德都具有明显的象征性，如同亨利·菲尔丁的作品《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的奥尔华绥（Allworthy）、斯外科姆（Thwackum）以及方正先生（Square）；凯瑟琳（Catherine）和哈里顿（Hareton）带有“心”（heart）和“地”（earth），这是18世纪明显的字谜游戏；母亲和女儿拥有唯一的名——凯瑟琳，而却伴有两个不同的姓——恩肖、林顿，随着二代凯瑟琳嫁给林顿·希斯克利夫，女儿也便有了原本属于母亲的第三种姓——希斯克利夫。尽管如此，但小说的人物性格始终未变，这显然与当时的现实主义小说，尤其是教育小说注重“在苦难中学到经验”相违背。在这部汹涌澎湃、能掀起万顷波澜的《呼啸山庄》里，艾米莉让主人公的内心保持心平如镜，对于他们内心的转换，女作家巧妙地运用了恰当的比喻：凯瑟琳把她对埃德加的爱比做“林中树叶，时间会改变它……就像冬天改变树木一样”（105）。而实际上她的性格更“像下面那恒久不变的岩石”（105）。
对于那些习惯于现实主义小说的读者，艾米莉为他们提供了多把理解小说人物的金钥匙——孩童经历、面部特征、出身遗传、潜在意识、环境影响等等，但她并不愿让她小说中人物像现实主义小说所提倡的那样——在成长中变化。在决定是颠覆自己早在贡达尔的诗歌中更直接、更个性的想象力，还是屈从于19世纪小说的传统——奋斗成功的情节模式和绅士淑女的人物模式，或是颠覆那些传统习俗而去服从于自己的想象力时，在《呼啸山庄》中女作家选择了宁可颠覆维多利亚时期人物创作的传统惯例，也不愿让自己的想象力屈尊迁就。当然，“创造性的想象力才是艾米莉·勃朗特作为小说家最突出的品质”，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她的千古绝唱——《呼啸山庄》。“《呼啸山庄》作为伟大的想象而活着。”
“窗”意象的文化解读
“窗”是《呼啸山庄》整体意象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承载了艾米莉的丰富情感及人物命运和小说思想主题等众多内容，昭示着心灵的向往与追求，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底蕴，给人以灵魂的净化和哲理的感悟。艾米莉通过这一意象，展现了19世纪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难以实现的理想与抱负。
正如T.S.艾略特所说的那样，要为思想寻找“客观对应物”，在小说《呼啸山庄》中，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就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前者静谧温馨，但缺乏生气，让人感到有一种压抑的气息，后者荒凉阴沉，但却充满生机，让人感到似有一种力量要冲破层层的阻力即将爆发出来。在这两个对立的世界里，“自然和自然内外的现象一直地在‘呼啸’着，人的内心也一直骚动不安”。当生活在这两个不同世界里的人们相遇时，他们将必然发生激烈的碰撞和冲突。艾米莉巧妙地运用了“窗”作为喻体，通过“窗”这一意象在小说中的反复出现，将这两个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人们生活状态大相径庭的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两个世界里，窗内和窗外的情景不断地在转化，引领着这里的人们不断地交汇和融合，最后双方不断地向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最终实现了自然的呼啸山庄和文明的画眉田庄的和谐统一。因为小说中的“窗”蕴载了女作家的丰富情感及人物命运和小说思想主题等众多内容，从而具有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并成为《呼啸山庄》整体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意象是一种‘人心营构之象’，已不是生活本身的形态。”窗常常给我们一种禁锢、局限的感觉，它围堵了我们的视野，被看做文明对心灵的有形桎梏。它是位于旁观者和被观视者中间的障碍，严禁了两者之间的接触，但也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安全地隔绝了可能来自外界或内部诸多因素的干扰，从而观视行为的准确性和分析外在或内在的客观性得以肯定。窗的这一文化意蕴在小说《呼啸山庄》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童年的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是光明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在粗犷、蛮荒的呼啸山庄里，他们从小热爱自然，酷爱自由，共同的天性使得他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两个来自呼啸山庄的“风暴之子”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一次误入画眉田庄，透过田庄的窗户向内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崭新的文明世界，彻底改变了他们日后的人生观——“一个辉煌的地方，铺着猩红色的地毯，椅子和桌子也有猩红色的套子，镶着金边的纯白天花板……要是我们，该认为自己是在天堂了！”（57）这里窗内的景致着实给人带来了审美的愉悦，但窗是关着的，窗内的景色是静止的，风景元素是孤立的，生活在这种风景中的人们很难和自然进行交流，窗内和窗外无法形成有机的生命联系。所以当看到在这个文明世界里的小孩过着一种无聊枯燥的生活时，希斯克利夫嗤笑窗内林顿家这两个娇惯了的宝贝。看到他们不能自由外出，一扇窗户使得他们和大自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希斯克利夫感觉到了这里的人们受到文明羁绊的威胁。不错，是“文明的社会破坏了人的自然本性，自然人是幸福的，而文明人则是不幸的”。然而，凯瑟琳却对窗内的景致表现出了艳羡，被窗内的舒适生活所迷惑，窗内的一切强烈地吸引着凯瑟琳，扰乱了她的心，动摇了她的本性。随后，她被请进了窗内，而希斯克利夫被拒于窗外。由窗外被邀窗内，林顿家的仆人替凯瑟琳洗脚、梳发，并为她端来饼干和糖果享用，由此她也为自己日后的生活埋下了祸患的种子。五周的田庄文明生活使她意识到了自己和希斯克利夫悬殊的社会地位，但凯瑟琳却又幻想着借林顿家的富有来帮助希斯克利夫高升，使她哥哥无权过问。这当然是不现实的，要知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因此，在窗外和窗内之间、希斯克利夫和埃德加之间，凯瑟琳毅然选择了后者，选择了束缚自己自由的窗内生活。后来在离开山庄前，她对管家丁耐莉不耐烦地喊道：“关上窗，我快要冻死了！”（111）这里，关窗体现了凯瑟琳一种向内的自省。这种自省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将心灵之窗关上，与纷繁复杂的窗外世界——呼啸山庄，保持疏离。从此以后，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分道扬镳，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原本在荒原上无拘无束地生活着，与大自然的粗野、狂暴的本性相和谐，他们拥有自然情感，但凯瑟琳做出了违背本性的抉择，背负着沉重的矛盾心理投身画眉田庄。代表着两个世界之间障碍的一扇窗户，最终分割开了两位亲密的恋人，造成了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情感的破裂与泯灭，也最终造成了希斯克利夫的性格扭曲。在这里，女作家借窗这一意象，揭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虚伪及其对人的腐蚀作用，金钱、门第对爱情、婚姻的禁锢”。
二
窗的意象不仅可以代表肉体的框限、现实的残酷，同时也能体现精神上的无限性，是一种心灵意识存在的印证。每个人内心都渴望着有这么一扇窗——成为心灵渴望自由的出口，能超脱所有束缚与羁绊，获得绝对自由。女作家艾米莉把窗的这一文化内涵很好地渗透到了她的作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