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上一张床
老太太是由护士长搀扶着进来的，这样的情形委实罕见。一个女的跟在后面，年纪和护士长相仿，披着烫染成栗色的卷发，肩上背个精致的挎包，高跟鞋敲击着地面，“橐、橐、橐”地响。那后跟尖而细长，穿在脚上，居然还能走路，这简直是奇迹。如果遇上坏人，那鞋握在手上，完全是可以在情急中作为匕首一样自卫的武器。那女的放下口袋，牵了被子审视，送到鼻前，作深呼吸状。护士长连忙说，干净的。我马上叫她们重换新的。
病房的病人和陪护本来在小声说着话的，也都噤了声。
安顿好后，护士长向高跟女子介绍着将要进行的一系列检查。老太太一听，心疼地说，检查那么多干什么，我上次不是检查过吗？回回来都要检查，药没吃到一颗，钱就去了一大截！护士长给老太太考了血压，说，孃孃的气色不好，血压也偏低，最好输点血。老太太听说输血要千多块钱，又开始抱怨了：输血干什么？我是心里不舒服，一身脚耙手软，痛。说完，又“哎呦哎呦”地叫唤。那女子不耐烦，农村不是有医保吗？输，给她输！又不要你掏包包，我们晓得出！
显然，这是对母女。女儿是强势的，说话的语气决断而权威，没有商量的余地，而老太太倒像是个小孩，知道拗不过，叹声气，躺在床上，闭着眼，不说话了。
晚上，来了一屋子人。从谈话中很快就判别了出来，来的是老人的三个女和女婿，还有两个小外孙。
白天送老人来的高跟女是大女。这几姊妹似乎一年四季也难得一聚，见没什么大碍，便放了心。现在聚齐，病房就更热闹了，二姐说大姐的包漂亮，幺妹说二姐染的发好看，叽叽喳喳的像麻雀子的声音不间断，两个小外孙好动，一会儿在老太太膝前叫着外婆外婆，一会儿又在人堆里钻来钻去。老太太的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沉醉般地听着她们说东道西。显然，她很享受这样的闹杂。
早上，幺女给她送来早点。一碗稀饭，两个包子，一个鸡蛋。她把老太太扶起来，小口小口地喂。吃了几口，老太太嫌麻烦，自己端着吃。吃了几口，她干脆捧着喝，喝得风生水起，吃完还有点意犹未尽，然后，靠着床，让她的女给她擦脸、擦嘴。
大女来了，护士长“书记”长“书记”短地跟在身后。大女看了检查单子，又问了情况，有些生气：妈，你看你，又没什么大病，动不动就闹着要住院，这都第三次了！我们忙，要上班，天天一大堆的事要做，哪有时间天天到医院来陪你？
老太太的眼圈一下就红了，满是无辜与委屈，把头一扭，回道，你忙你忙，你走，你不要来！说着，泪流了出来。幺女要给她擦，她用手一抹，赌气地缩在了床上，尽力压住疼痛似的，低低地“哎呦哎呦”地叫着。你看你看，说得重一点你就气了！大女不再说了，叮嘱幺妹几句，匆匆而去。
以后，除了吃饭时间，白天，基本上没人来陪护。但老太太与病人和陪护是见面熟，她总能找到聊的话题，她关心女陪护的腿，还给她介绍些小偏方，向我们感叹现在的娃娃些不好教，老师辛苦，夸二床的女对老人好，孝顺……
护士长也看出了我们对老太太有些敷衍，有天，乘她睡着了，护士长告诉我们：老太太脾气怪，儿女们接她去住，但总是和她们合不来，只好回乡下。真是越老越小，一有点小病小痛就闹着要住院，弄得儿女们都烦……
但我知道：老太太恋上的，不只是一张病床。
当我们谈论死亡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打破了医院的沉寂。从窗外望下去，临时的停车位摆满了各色的车子，一个用白布单包裹着的人被抬上一辆面包车，后面跟着几个哭哭啼啼的女人；一个老人，从救护车里抬出来，匆匆送进医院；绿化带里，开着一大朵一大朵的月季花，血色的三角梅从花坛里垂掉下来，成了一条条明艳艳的花瀑。医院就是这么个地方：每天，都有那么一些人进来，又有那么一些人出去。有的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也有的躺着进来，站着出去。
陪护者们的头从窗口缩了回来，神色就有些黯然。二床的患者是位老人，说是老人，年纪也就六十多点，圆脸，呈酱红色，两颊泛着红晕，胖胖的，头发稀疏、花白。来陪护他的是他的女儿和老伴。老伴胖胖的，头上也有了白发，慈眉善目，说话轻言细语。两人很有夫妻相。他们上午来输液，下午乘车回去，不过夜。他比我们早住院几天。
老人躺在床上，输着液，眼睛半闭不闭，似睡非睡。短暂的沉默后，话题就转到生老病死。
这些年，我的好几个亲朋好友就是在绝症中死去的。我亲见他们在最后的时光里，终日躺在病床上，周身插着各种冷冰冰的管子，手背上布满密密的针眼，甚至浑身恶臭，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料，虽生犹死。其实，亲人都知道：即使做了手术，做了化疗，作了一切无望的努力，最多也只是让那个生命得到些许的延续，丝毫也不能改变预知的结果。这样的挽救，终是徒劳，只会让要走的那个人多挨一刀，多受几天病痛的折磨。一年半载下来，受折磨和煎熬的不光是病人，往往家人也负债累累，身心俱疲，心力交瘁。在生命终止的那一刻，或许，对大家都是一种解脱。我也想象过：假如有一天我得了绝症，知道活不了几天，干脆就拿着要治疗的钱周游世界去了，这样也值；或者，来个安乐死，免得拖累后人。反正都是个死，多活几个月少活几个月有什么两样？
我表达了我的看法。几个陪护都没做声。病房里像断电般，突然死寂。
二床女陪护的嘴艰难地蠕动了两下，弱弱地说，可，可是，哪个人忍得下心，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呢？好死不如赖活，好歹是个人，是条命呐！她没看我，而是望着躺在病床上的老伴，眼睛里充满怜爱和不舍。
我手里，拿着那本《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文中的男女主人公，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在一场狂欢后的车祸中幸福地死去。我还想继续表达，但她们的神情分明地告诉我：她们不想再听我的高论了。
有腿病的女人轻叹一声，死还不容易？活着才难！然后问二床得的什么病。二床女陪护依然望着病床，说：淋巴癌。晚期。
我愣住了，似乎从云端一下子跌落到地面。正絮絮地抱怨着自己老不死，活着是拖累，养儿盘女没意思，早死少受罪，早死早超生的老太太，张着空洞而干瘪的嘴，脸上罩了层灰色，欲言又止。
我对死的美好构想，像一个炫目的泡泡，一瞬间破裂。刚才的那番慷慨陈词，突然变得那般之轻和虚弱，而且分明是一枚枚梅花针，专往别人的痛处里扎和刺。真的轮到我的那一天，我还能这样想吗？我真的现在就参透生死了吗？
难怪，每次都是母女俩来陪护。我才恍然：他的胖，其实是虚胖、浮肿，他脸上的红晕，其实是一种病态的回光返照。但病床上输液的那个人和他的陪护者，依然在作最大的努力：手术。定期化疗。药物维持。依然和我们说说笑笑。这之前，我一点也没察觉出他是个身患绝症之人。
再看他，依然似睡非睡，鬓发如霜，神情安详。我们刚才的议论，不知他听见没有。
第二天，二床就出了院。我再也没看到过他。
直到现在，我还在为说过的那些话后悔，心怀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