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汉服也可以看作愤青反国际化的一种文化复辟，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的焦虑心理。全球化相应地需一些世界标准，必然会在政治、经济、宗教、观念、文化等各个层面对各个文化群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可能摧毁民族文化的特异性。因此，我们所说的复兴传统文化，既是对日益被世界同化的文化现状的不满，也是追求和保护民族文化特异性的精神需求，并时时表现出焦虑心理。汉服被一些人视为蕴涵着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也就具有了显示和保存民族文化特异性的功能，故而被力挺而出。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文化的演进绝不只是对立与隔绝，比如佛教传入中国，曾引发过残杀与血腥，但佛教与儒、道教也有交流与融汇，催生出新的文化。用历史的眼光看文化，用开放的心态对待独特性，用和平的方式接纳别人，这是全球化下对传统文化应有的态度。汉服的复兴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容不得别人评说，一评说就恼羞成怒，实际上就从文化焦虑走上了文化暴力。
消费主义时代的“复兴汉服”
如果说去年或更早一些时候，复兴汉服只是一些怀着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愤青对传统文化的狂热行为、追寻行为，并不曾引起舆论关注的话，那么现在，精明的商人已经认识到了这里面蕴藏的巨大的情绪商机了。据2007年3月24日《北京晨报》载，北京首家以汉文化为主题的餐厅开业，客人需要身穿汉服就餐并可欣赏到汉服展示、传统文化礼仪表演。
不能不佩服商人的精明，他们及时捕捉到了市场信息，准确发现了时下“复兴汉服”这一主流话语，并巧妙地为这一话语提供“说话”的机会和场合，借“机”生财。
不过，就像西方传统文化，譬如圣诞节，到了中国被商业改装一番，变成“购物节”一样，类似汉文化主题餐厅，同样是用商业的手段将中国传统文化包装成文化消费品。在商业作用下，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汉服狂热者自以为在尊古、崇古、复古、兴古，事实上却被消费主义所操纵，他们在汉文化主题餐厅里消费的主要对象不再是传统的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文化符号，而这种文化符号恰恰是别人为他们所预设的。
在这里，大汉民族主义或传统鼓吹者、追随者，或许并不了解什么是汉服，或许根本就不想知道什么是传统，也不知道哪些传统该复兴，哪些该扔进垃圾桶。但是他们被复兴“自己的”传统这一宏大话语所鼓舞所兴奋，被主流、被潮流所挟裹，也随声呐喊着高歌前进。他们大约只知道大家都如此，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也要如此，只是在“发扬光大”的响亮口号下从众的一员，一不小心被引到了商业和消费主义的河床里。
传统是一种资源，它并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它流淌在我们身上，也埋藏在典籍里。那些嘴里说着传统式微、传统消亡，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力挽狂澜、拯救传统的英雄的人，就像一个掘宝者，挑出传统里那些对自己最有利的东西，打着“民族文化”的旗号进行推销。因此，研究孔孟的要鼓吹传统，举办私塾的要吆喝传统，就连路边卖碗汤的妇女也要吹嘘“祖传配方”，而况宣扬国学、经典、服饰、建筑、民间文化……乎！很多时候是某些人在借用“从前”的号召力做自己的生意罢了。
传统的复兴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有两个推波助澜的力量。一是国力逐渐增强，国人如暴发户一般的民族自信心急剧膨胀，民族主义以重振传统文化的方式抬头，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方有人讲我们现在要摒弃弱国心态，比方有人讲我们要做负责任的国家，比方有人讲我们是大国崛起，比方有人讲增强国家软实力，比方有人讲重新设计国家形象，比方有人讲建议将人民币改称为华元，等等。二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的焦虑心理，正如前面我讲到，全球化相应地需要一些世界标准，必然会对各个层面、各个文化群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可能摧毁民族文化的特异性。因此，复兴传统文化，既是对日益被世界同化的文化现状的不满，也是追求和保护民族文化特异性的精神需求，并时时表现出焦虑心理。
但是很显然，并不是穿几套汉服，说几句之乎者也，看几场皮影戏，传统就回来了，传统就复兴了。时光总在流逝，生活总在变化，传统奔流而下是一个去芜存菁的过程，残渣存下，传统中那些好的元素与时俱进，融入到现代文化之中，譬如尊老爱幼，并没有淡出我们的文化。现在，复兴的传统已非本义上的传统，本已被淘汰的东西强拉硬套在自己身上，搞不好就不伦不类，“半截泥鳅半截黄鳝”。
如果把复兴汉服放在消费主义的流行话语里，而不是放在“复兴传统”、“大汉民族主义”的宏大话语，我们可能会得出另一种解读。流行永远求新求变，复兴汉服这样的文化复古未尝不会变成一种像流行服装、手机款式、休闲方式一样的“时尚”。当它不断被追捧和重复使用的时候，它就是在不断消耗其熵变的潜力；当它穷尽了人们的新鲜感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会把它弃之如草芥。如此，出发点庄严神圣，到结束时无厘搞笑，事情的急转变化往往让人意想不到和啼笑皆非。当有网友看到汉文化为主题的餐厅开业的报道说无聊之极，甚至说想吐时，我似乎感到复兴汉服的结局也不过如此尔尔。
青年在开放自由中走向历史前台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1900年，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梁启超这篇脍炙人口的文字耳熟能详者多矣，其中的道理现在看来并不新鲜，但是在一百多年前，这样的声音可谓振聋发聩，标示着一个青年时代的到来。
在中国的专制皇权社会里，少年，确切地说就是青年吧，并不是一个得志的群体，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压迫下，在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规限下，不仅妇女过得低三下四，委曲求全，青年人也大抵如此。“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他们很难自己为自己作主，没有婚姻权，没有经济权，甚至连离家的自由都没有——“父母在不远游”，要冲破礼教和家庭的牢笼绝非容易。即便像《红楼梦》里的纨绔子弟贾宝玉者，也不敢反抗父母家庭之命，要你跟薛宝钗结婚，就不能跟林黛玉进洞房。
在家庭生活中如此，在政治、社会生活中亦如此。等级森严如此，按资如此排辈，见到谁都是大人，自己总是“小的”，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几无他们的一席之地，能考上科举者，凤毛麟角，能出风头者，寥寥无几。青年人“非讴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及至得一官、进一职时，已非意气风发之青年了。
那是青年被压制的时代。这样的青年如何谈得上智强、独立、进步，更多的是封建礼教的附属物。人之不智强，国何智强，人之不独立，国家何独立，人之不进步，国家何进步？所以，梁启超写出《少年中国说》，确实是石破天惊，春风化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正是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遇到前所未有的外族入侵，中国人面对着截然不同的西方文明，是千年未有的难题。要救民族于危亡，靠老朽的文明、老朽的人都不行了，必须要依赖青年人去扮演拯救的角色。“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棰鞭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在国家民族存亡之秋，青年摇身一变，担当大任，成为中国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