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我刚从车库搭电梯上至十层，那是奥斯陆新建的一幢高楼，靠近滨港。我还在想着吉姆。那个袋子。那件双排扣厚呢短夹克。那顶深色的羊毛帽。从前，他的衣着如此时髦，他是我们住的那片地区第一个留起长发的，第一个穿低腰喇叭裤、双排扣厚呢短夹克和戴领巾的。一位旱地上的长发水手。他的模样帅极了。
打电话来的是鲁默里克北部的治安警区。我说：
“你好，我是汤米。”
我有点喘不上气，我从来不跑步。我酒喝得太多，所以会那样。
“你能来一趟吗，接你的父亲？”
“我不知道我的父亲还活着。”我说。那位警察说：
“他目前精神不是那么矍铄，但我向你保证，他没死。”
“你肯定那是我的父亲吗，”我问，“你怎么确认的？”那位警察说：
“不是你的父亲会是谁？”
我曾如此确信他死了。我试图估算出他现在几岁。七十五，也许。或者更老。所以他还活着。这难以想象。
想当初，1966年，我们住在默克。我的父亲是一名垃圾工，在垃圾车上工作。他的岗位是站在踏板上，戴着手套，握住车后的钢杆，那儿有道闪亮、弧形的卷帘门，在垃圾车开走时，好似巨型写字台的盖板，砰地拉下，然后又吱一声打开，我的父亲在车尚未停稳时就从踏板上跳下来，他冲进垃圾棚，或跑过排列着大多数垃圾箱的路缘。他拉出百公升容量的方形金属垃圾箱，或拖着它们走过碎石子路，把它们举过肩头，将里面的东西倒入垃圾车后部，然后带着空垃圾箱跑回去，再搬新的。有时，他一次拉两个，一手一个，把它们平行举过肩头，朝垃圾车走去，猛地下腰，身子前倾，垃圾遂从他的脑袋两侧倾泻而出。我见过他这么做许多次。我觉得那是令人恶心的一幕。
我的父亲永远当不上司机，司机凌空高居于明净的驾驶舱内，当他在路上干苦力之际，不去费事地张望窗外，不看他炫耀地一次拉两个垃圾箱，不，他们不看，所以他没有观众，他一肩扛着一个垃圾箱，是本地最身强力壮的男人。不，即便那样，他们也懒得望向窗外，而是坐着，双手置于膝上，伏在方向盘上半打瞌睡，等我父亲把垃圾箱运回垃圾棚，重新跳上踏板，掌击那根发亮的金属杆，于是他们会再开五十、一百或两百米，到下一个垃圾箱集中点。我的父亲，他有驾驶执照，但他们不让他开车。他没机会凌驾得那么高。
他壮得不可思议。傍晚时分，一群男人醒目地站在草坪上举重，提举任何他们能弄到手的东西，举牛奶桶和车轮，一次举好几个，举石板和废金属，连续地一上一下，直至二头肌外面的皮肤近乎开裂，但没有人能击败他。所以当他打我们时，你以为他会用手臂或拳头。但不是，他用的是腿，当然他的腿，那两条腿，也很粗壮，只需稍想一下，这是必然的，他拖着垃圾箱在路上跑来跑去，他的腿自然也很粗壮。
他穿着长靴。他踢我们。他从后面踢我们的屁股，有时那痛得要命，对西丽和那对双胞胎来说苦不堪言。她们不像我，承受不了那种惩罚，屁股后面也没有肌肉，可以招架他的踢打。但他一视同仁，他对待男女没有区别。我们四个，他全踢。
晚上，等我的父亲开着电视入睡后，我们凑到一起，在二楼我们合住的房间里，脱下彼此的裤子，趴着躺在其中一人的床上，撅起屁股，互相展示青一块紫一块的瘀痕和皮肤裂开、还未完全愈合的硬痂，我们比较大小、颜色，看那天或某一天他心情不好时，谁挨的打最严重，他经常心情不好，我们受伤的程度都差不多，但通常我是挨打最多的那个，因为我最年长，又是男的。
看见我几个妹妹的情状教人伤心，我安抚她们，用最美的词夸赞她们的屁股，说那些瘀青没有她们可能以为的那么糟，她们的屁股很快会漂亮如初，倘若她们担心那会好不了的话。那的确是她们担心的。她们怕屁股的伤痊愈得不够快，每一次在学校上体育课，要侧身从淋浴间走过不是易事，她们不能转身，必须把背时刻贴着墙壁，如果有人问起那些伤痕是从哪里来的，她们不知该怎么说。至于我，我毫不在乎，如果有人问我，我会如实相告，但鲜少有人问我。他们不敢。大家都觉得我很吓人。
不过对我的妹妹们来说，事情没那么容易。
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坐在房里，我正准备轻拍她们，抚摩她们的屁股，像往常一样，安慰她们，说她们的屁股无论看起来怎样都很漂亮，这时，我感到一股骤然升起的冲动，想用那种方式安慰她们，抚摩她们最痛的地方，那份感觉来得突然汹涌，让我手足无措。我轻拍了她们一下，又抚摩她们，我一个接一个地抚摩她们仨，然后我转身望着窗外，我的喉咙发紧，外面，复活节的雪自然积得很高，在门旁室外照明灯的光线下闪现幽幽的黄色，此外，到处一片漆黑。那景色如此美丽，这是实话，我一直很喜欢那种样子的雪，温暖晕黄，犹如在电影里，点着各种灯火，还有雪，一部我们大家喜欢一起看的圣诞电影，在每年的圣诞节放映。然而此刻房间里亮着灯，我再度抚摸我的三个妹妹，无论她们的屁股看起来怎样，她们都如此可爱，我多么渴望用这种方式安慰她们，这种渴望比以往更加强烈，我看见自己坐在床沿，用手上下抚摩她们，就在这时，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我讲出自己的想法，我说，我不能再像这样，用这种方式安慰你们，双胞胎姐妹不懂为什么，顿时大哭起来。她们需要那份安慰，她们说，你必须做你一向做的，她们说，否则我们只会更难受，我当然看得出她们需要安慰，可现在已过了时候。过了时候的原因是，我内心突然感到，我多么想抚摩她们的屁股，我有发热的感觉，那晚，我已经抚摩了她们太多次。我的手掌告诉我，我多喜欢这么做。如此一来，一切变了味，事情不可能再和以前一样。只有西丽转过身，看着我，我知道她明白我所明白的事。明白她不能再抚摩我的屁股，我也不能抚摩她的。
那一刻，我尤其痛恨我的父亲，是他把我和女孩子踢进一个房间，那个既实际存在又不存在的秘密房间，如今我必须不情愿地搬出来，因为过了时候，因为我看见镜子里的我，看见我晒黑的手放在女孩白皙的肌肤上，那上面有我父亲靴子踢出的青一块紫一块的瘀伤，就这样，他再度把我踢了出去。那给人的感觉即是如此，我亦因此而恨他。
我恨我的父亲。大家都知道我恨我的父亲。邻里间唯一和我做朋友的成年人约恩森知道这回事。整条马路，没有一户人家不知道，人人皆知我恨我的父亲，他们警惕地审视我，傍晚时分从家里走出来，有些人与我父亲一起，在草坪上进行提举废金属的幼稚比赛，这群愚蠢的懦夫，然后他们回家去，看电视，早晨去上班，回来，时刻等待着他们明知要来临的事。我仅有的几个朋友，坐校车去上学，我也一样，他们回家，做作业，看七点半瑞典电视频道放的《高查帕拉尔牧场》[1]，我也看，要是我的父亲不反对，他们都在等着注定要发生的事。但我没准备好。
我夜不成寐，思考杀他的方法，我怀着这些计策，一个不少，沉入梦乡，在梦里，一切扭曲变形成最坏的可能。那反而更好，我想。反而更好。我依然怕他，但恐惧很快会过去。十二个月，或也许只要六个月。所以我也一样，我在等待。那个日子会像一道炫目的闪电，从天而降。强大的手撕开云层，那个日子终于到了，简直突如其来，显现在众人面前。一切变得明朗。太阳从泛白的天空里压下来，照在马路两侧的窗户上，形成的反光在我走下台阶时令我目眩。那是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二。我乘车去上学，心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在出门前就心神不宁，当时我的父亲还没去上班。他那天开工晚，仍睡在床上，我坐在教室里，度日如年。当我终于在我们家的信箱旁下了校车后，我已迫不及待、蠢蠢欲动。
在同一站下车的有另外两人。我们用成年人的方式，共同举起右手，互道“再见”，他们各自朝他们住的小房子走去，一个在路的北面，一个在南面，他们俩都不怕我。威利不怕，他心思简单。吉姆也不怕。不，吉姆不同，他对我了如指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倒退了几米，用别样的眼光看我。自从我走进操场，心知那天会有事发生后，他就一直观察我，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
“你有什么打算告诉我的话？”他说。
“没有。”我说，换个角度想，也许我本该给他一丝暗示，一丝非常细小的暗示，让他可以似破未破，怀着这个暗示，一路走，一路琢磨，好像脑袋里有只小蚂蚁似的，毕竟，这是吉姆，但我什么也没向他透露。
“好吧。”他说，脸上有些许失望。他转过身，书包提在手里，那时我们已不用双肩书包，万一被人看见背着那种书包，会教人难为情，他朝他和他母亲住的房子走去。她是学校的老师，教挪威语和基督教，她从西海岸搬来这儿，她发的“r”与我们不一样，她怎么也改不掉那个口音。至于他的父亲，我从未见过。
“吉姆。”我说。他停下，转过身，我微笑着说：“不会有事的。放心。”
他看着我。他用手背轻抚脸颊。那看上去有点奇怪。仿佛他的手掌擦伤了。
“行。”他说。
我又笑了笑。“一切都会好的。”我说。
“行。”他微微点了点头，转过身，把书包一甩，搭在肩上，朝马路北面他的家走去。
我走过石板路，来到家门口，门虚掩着，我进了走廊，把书包扔在地上，看见帽架下，他上班的衣服原封不动地挂在钩子上，跟我早晨出门时一样。那套衣服已经穿旧，虽然刚洗过，但仍有垃圾的味道。他永远也去不掉那股味道，我们谁都没有办法，那味道玷污了我们拥有的一切物品，邻居在我们背后议论纷纷，那味道永久地留在我们家里。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看得出，那件工作服，那件夹克，它们挂在那儿的样子与我出门前一样，原封未动过。我真是个十足的巫师。
双胞胎姐妹安静地坐在二楼的楼梯上，两手夹在膝盖间等待。也许在我离家上学期间，出了什么事，吓到了她们。希望没有。但或许她们也知道将有事发生。
我对她们说：
“去对面利恩家，敲敲门。”她们立即照做了。
我走过一楼，穿过走廊和客厅，门敞开着，通往屋后的一小块草地。他坐在一张破旧的椅子上，背对着门，手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无力地垂向底下的石砖。他嘴里叼着一根用泰德曼红袋混合烟草卷的烟，那根烟有点弯，尾部像喇叭似的张开，想必卷的时候他心不在焉，但他没在抽。那根烟只是叼在那儿而已。
他听见我来了，但没有转身，他必定听见我来了。我在他身后停住，说：
“搞什么鬼。你被解雇啦。”
我不该那么讲的，铁锤敲打螺栓，螺栓轧住，进退不得，事情没了回头路。他慢慢起身。我屹立不动。我用嘴巴呼吸，快速地吸入呼出，我感到气喘，自从我的母亲不见以后，我一直奔跑了两年。我站在那儿。他转过来，一种意外的茫然表情从他苍白的脸上掠过，若是在别的情形下，换一张脸，那会打动我。确实如此，那表情里有种困惑，是我以前从未在我父亲身上见过的。
他近乎悠缓地伸出手臂，把我领进客厅。接着他仔细关上我们身后的门，转身，猛然开始满房间、在我们仅有的一点家具中间用力推我，每次我一被推飞，他就追上来，用拳头狠揍我的肩膀和咽喉，并把我朝墙上掷去，我的头撞到护墙板，令人诧异的是，他没用靴子。我缺乏准备，我决定，思考、思考、思考，而后我心生一念，倘若我假装这一切没有痛楚，假装落在我身上的毒打是落在别人身上，那么我就可以挺过去。我曾听说这个办法有效，可他冲我吼道：
“我会让你闭上你该死的嘴巴。”他朝我大发雷霆，那怒火是我以前不曾目睹过的。没有东西可以阻止他，他再度把我往墙壁上扔去，我体内最深处的空气，受到挤压，哼哧一声，从我口中喷出去，但我不想有任何感觉，我不想听见任何声音，我满脑子想的是一个我父亲看不见的梦，那起了作用，那真起了作用。我一头扎进梦里，他以为我们身处同一个房间、同一间屋内，可其实我压根儿在别处，我假装我的脸、我的手臂和胸口毫无痛感，我飘走，幻想自己不在现场，梦里，一阵风穿过房间，吹过原野，吹过森林，那声响之大，使你什么也听不见，只听见风，吉姆乘风而来。他在风中对我歌唱，风和歌是一回事，我没有开玩笑，他唱道：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卧
在青草地上。[2]
还有别的他母亲教他的歌，有关天使歌咏的基督教圣歌，风吹得我的皮肤既麻木又温热，如你所料，不冷不烫，我分不出冷和烫的区别。他，每次惩罚我们时总用靴子的他，此刻拿拳头揍我，可我沉醉在不可思议的忘我中，不再惧怕他。这是值得庆祝的时刻。他可以接二连三地打我，但我所害怕的很快会过去，之后他将无计可施，除非把我杀了。
接着，和一头扎进梦里一样，我倏地从梦中醒来，感觉他的拳头击中我的眼睛，发出骇人的声响，那只眼睛合上，凭借另一只眼睛，我看见西丽从走廊进入客厅。她站在门口盯着我们，她的嘴张开，我用左臂遮着我的脸，伸出右手指指楼梯，他一记重拳打在我的胸口，我整个人飞过立在那儿的椅子，手肘撞到茶几的边缘，茶几翻倒，椅子也翻倒，西丽跑上楼。我在地上快速打了个滚，以防靴子再落下来，可结果他扶起椅子，坐下，粗重地喘气，手肘搭在膝盖上。他直愣愣地盯着墙壁。我慢慢起身，跪在地上。他继续盯着墙壁，我的胁部感到剧痛无比，痛到空气无法直达我的肺，所以可能断了一条肋骨。我成了独眼少年，难以分清方向，热乎乎的血从我现已完全闭拢的那只眼睛上方的眉毛里流出来，淌过我的脸颊。从另一只眼睛里滴下某种带有咸味、莹莹的液体，我可以用舌头尝出是我在哭。
我摸爬着，找到通往楼梯的路，然后上楼，一阶一阶，我敢肯定，眼前的楼梯阶数比以往多。
西丽站在我们房间的门口。她说：
“汤米，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答不上来，我站直身体，我的脖子痛，还有喉咙，他打我、把我按在墙上时用手指掐着的地方。
“去我的床底下。”我说。
她走进房间，到最里面，跪下，往我的床底下瞧去。那儿只有一样东西。她撅着屁股倒爬出来，起身，手里握着球棒。我曾是学校跑柱式棒球打得最好的，我击球最狠，每次在球下落时打个正着，球飞出学校操场，落至谁也找不到的无穷远处。
“这么做合适吗，汤米？”西丽问。她十二岁，我十三岁半，很快将十四岁。我们比实际年龄更老成。
“我不知道。”我说。
我朝门走去，她又问：
“我能不能待在这儿，不过去？”
“你就待在这儿吧。”我说。
他仍坐在椅子上。我确信他知道我来了，但他一动不动，我走到他身后，把球棒刚举过肩，让指关节触碰到耳朵，然后我使出我剩下的全部力气，拼命挥出一击，打中他的腿，那条踢人的腿，它断裂的声响，至今我仍记得。尽管他整个人靠坐在椅子上，但他向前扑倒，膝盖一弯，跪在地上，他打了个滚，直挺挺地仰面躺着。他没有伸手去摸他的腿，虽然那条腿的脚踝弯折成前所未闻的角度，一个看不见的角度，他一声不吭，没有叹息，没有呻吟，我跪倒在地，摁住他的头说：
“痛吗，爸爸？”我接着说，“爸爸，爸爸，很痛吧。”我说，我甚至不知道那天他为何在家，他本该去上班的。说不定他是被解雇了，我怎么知道，为了某些完全错不在他的事，或许他终于把一位司机从驾驶座踢了下去，活该如此的一位。一位向来瞧不起他的司机，因为他无法升任到开车的位置，加入司机行列，驾驭锃亮的垃圾车，而只能卖苦力，在路上一肩扛着一个垃圾箱，成为当地的头号壮汉。他独力抚养了我们近两年，当时我们正一如既往地在庆祝圣灵降临节，虽然没有太多可炫耀的，但丁香花依旧绽放，花香飘过家家户户，也许他向我们隐瞒了那天在我们上学期间真正发生的事，或前一天发生的。可能是许多事。我不知道，我也没有问。
我坐在他起伏的胸上，两腿夹着他宽阔的肩膀，用我麻木、红肿、擦伤的手贴住他四方脑袋两侧的耳朵。他躺着不动，躺在那儿的他，显得很小、很矮，比我还矮，我以前没注意到过，他的眼睛紧闭着，我用球棒打折了他的脚踝，他的身上有股淡淡的垃圾味，我想，这是份正当的工作，必须有人去做，否则垃圾会堆积成山，因天热而发臭，可我再也受不了那股味道。那令我感到恶心和困惑，如同肮脏的绷带，一层又一层，把他从头到脚，还有他的靴子团团裹住，包得像个木乃伊，永世不变。
我站起，把球棒放在地上，放在他被打断的那条腿旁给大家看。接着我喊西丽。
她走下楼梯。从我的一只眼睛望出去，她连哭带笑，情状与我一样。她伸出手臂，从我的背后勾住我的，在她试图这样扶着我时，对于她手臂造成的痛，我一声未吭，这是我们以前在电影里见过的，他们这样帮助受伤的士兵走出战壕，赢了战争，却输了战役，当然，她分量太轻，我太重，但我们还是以那种姿势穿过走廊，穿过门，来到阳光下，太阳温柔地打在我脸上，和早晨一样，仍旧从同样炫目、白晃晃的天空里照射下来，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当众人一直期待的事将要发生时，停止了运行，现在它果真停止了。
就这样，西丽和我朝吉姆与他母亲所住的房子走去，在路的更北面，没有别处可去，几户邻居出来，站在门阶上，看我们一瘸一拐地走过，但没有人下来出手相助，如果有，我会一把推开那只手。毫不犹豫。
注释
[1]七十年代的一部美国西部题材的电视剧。
[2]这段话出自《圣经·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