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求谏、纳谏之外，唐太宗非常重视立法。他自继位开始就对唐高祖李渊时期的《武德律》进行修订和完善。从贞观元年开始，礼部尚书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在唐太宗旨意下主持完成了对《武德律》的修订和完善，形成了《贞观律》，也就是《唐律》。
唐太宗在吸取隋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时，分析出隋亡的另一个原因是严刑峻法，所以唐太宗特别注意整顿和加强法律的建设，唐朝皇帝李渊摈弃了“严刑治国”的观点，实行“宽刑简法”，以安定社会秩序，比如刚开始修订《武德律》的时候，有官员建议《武德律》中要处绞刑的五十条死罪减轻为“断右趾”，尽管这样，唐太宗在审批时仍然觉得过于残酷，就说：“肉刑废除很久了，一定要想办法取代。”有一位司法官员建议将这“断右趾”改为“加役流”，将罪犯流放三千里，在流放地点服三年苦役，比一般的流刑罪犯加重两年苦役，这个建议得到唐太宗批准，并将其加入了新律《贞观律》中。贞观六年（632）年底，唐太宗亲自提审在押罪犯，把将近三百名死囚罪犯释放回家，约定第二年秋天到京城集合来执行死刑。据说第二年秋天，这些囚犯全部准时报到，于是唐太宗下令免除他们的死刑，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贞观四年十一月，太宗下诏：“罪人不得鞭背”，以免造成死亡。审讯时“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如果法官违法进行“拷讯”，处以“杖六十”的刑事处分。
除了宽大的法律政策，唐太宗对待死刑也表现出了非常慎重的态度。唐太宗有次非常生气，下令要将一个大臣斩首示众。但过了两天，唐太宗自己知道错了，就下诏说：“今后有死罪案件上报的，即使是朕下令立即执行死刑的，也要重复报告三次，三次都批准处死的，才可以执行。”这样就促进了《贞观律》中死刑复议制度的确立。
过了几年，唐太宗又觉得死刑制度仍然不严密，就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我认为人命至重，所以下令执行死刑要再三复奏，原来的意思就是要对案件深思熟虑后才最终决定。可是现在有关部门经常一天当中连续来报告三次，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是不行的。”于是，他指示有关部门慎重立法。最后制定制度：凡是执行死刑，京师地区的案件，应该在两天内分别向皇帝重复奏报五次；地方上报的案件，应该向皇帝重复奏报三次。执行死刑的当天，宫廷内不得进酒肉，各机关不奏乐，由门下省派出专人巡视。上报的死罪案件，虽然按律当斩，但是有值得怜悯的地方，能够宽大处理的，就可以提出意见，附载于卷宗一起上报。正是因为有了这项死刑复议制度，很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
除此之外，唐太宗还继承总结并发展了自汉朝以来的“录囚”制度，即皇帝和各级司法、监察机关对囚犯的情况进行审录，以防冤狱。总之，太宗“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贞观年间刑罚比前代大大减轻了。唐太宗一朝修订的《唐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简化易明，有利施行。比如贞观时期制定的《唐律》以死刑条目为例，“比古死刑，殆减其半”；可以说，贞观时期所立的法律是当时最简约的条文，非常有利于健全司法。在太宗法治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唐律》，集汉、魏以来法律之大成，基本上是依据隋律制定的，但比隋律有所进步，刑罚有所减轻，内容比较完整，条目比较简要，体式比较严整，司法机关职权范围比较清楚，办案人员的职责也比较明确。
在修订法律之外，唐太宗以身作则，遵法守法，严格执法。贞观四年，太宗发现自己所颁诏敕与律令相违时，指示臣下对此类诏敕不得顺旨施行，必须上奏，另作定夺。太宗不仅守法，同时要求各级官吏守道履正，为公奉法。并采取措施，监察官吏，根据情况进行赏罚：凡断狱公正的官员予以奖励，而违法的要受到处分。
唐太宗一方面强调法律的统治作用，积极修法、立法，另一方面又强调突出德礼。德行和法律同重，与现在的依法治国、以德服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使得唐朝的法律在修订中最终把法和德礼有效结合起来，形成了先进的律法制度。在唐太宗提倡的礼与法结合的思想指导下，唐初形成了“宽平”、“简约”、“恤刑慎杀”、“礼本刑辅，明刑助礼，礼法合一，依礼制法”等等法律思想体系，促进了这个时期社会律法方面的显著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年间一系列法律制度和指导思想的确立，为整个唐朝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不但创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而且在唐朝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实施。他间接主持制定的《贞观律》，明确了赏罚制度，在此基础上经过长孙无忌等大臣的完善形成了《唐律疏议》，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唐律，后来经不断修订、完善，在整个唐朝都得以实施。从一定意义上讲，唐律是封建时期最伟大的律法，它是和罗马法、拿破仑《民法典》并驾齐驱的，这三部法典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法典。唐律的产生标志着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华法制文明走向了成熟，也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