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了对山东、河北等地的统治，唐太宗开始认真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并将这些总结出来的经验用在治理国家上。唐太宗认为，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隋炀帝专断，偏听偏信，喜欢阿谀奉承。所以，唐太宗对用贤纳谏非常重视。他说：“我深深知道一个人的耳朵和眼睛所听到和看到的是有限的，一个人很难周全地处理政务，如果不集思广益，就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如果阻止臣下进谏，那简直是自取灭亡。”唐太宗容貌威严，上朝的时候非常严肃，所以，很多官员在上朝的时候都不敢说话或者不知道怎么说话。唐太宗知道了这件事后，感觉自己的态度影响百官进谏，就在上朝的时候，尽量表现得和颜悦色，希望得到官员的真心话。
为了防止自己听不到最真实的声音，唐太宗在制度上做了重大的改革。贞观元年，唐太宗召集了一位手艺高超的制作弓箭的工匠，让其鉴赏自己的十几张珍贵弓箭。这位工匠看了看太宗的弓箭后说：“陛下的这些弓箭强度很大，做工精良，但不是最好的材料。”太宗听后十分惊讶，就问原因，那个工匠说：“请陛下仔细看看，您的这些弓箭所用的木材心术不正，纹路都歪斜了，虽然有力，但是射出去的箭不能直线飞行，算不上好弓！”太宗拿弓一看，果然和这个工匠说的一致。太宗大发感慨，对身边的人说：“我从小就喜欢弓箭，自认为知道弓箭的所有奥妙，这大唐江山也是我握着这些弓箭得来的，但是我竟然不懂得识别这弓箭的优劣。现在管理这么大的国家，又怎么能知道政策的对错呢？如果众位爱卿不多多进言，当面说我的过失，我怎么能治理好国家？”于是就针对这一问题确定了轮流值宿的制度：太宗下诏规定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在中书省内轮流值宿，以随时体察民间疾苦和政令的得失。
轮流值宿的制度确立后，太宗又确立了“五花判事”制度。“五花判事”是指，凡是军国大事，需要起草文书的六位中书舍人陈述自己意见并在文书上签字，然后经过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到门下省由给事中、黄门侍郎查看，最后才通过。“五花判事”制度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臣的越权和君主的专制，为大臣的勇于进谏打下了基础。“五花判事”制度外，唐太宗最大限度地鼓励臣下对自己颁布的诏书提出质疑，向自己的权威发起挑战，这是历朝以来其他皇帝做不到的。
为了求谏，唐太宗不惜奖励谏诤，专设进谏的职事。他对大臣们反复强调：“如果你们敞开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一定虚心接受。”太宗一朝，左散骑常侍的官职，就是专门收集臣下对皇帝的意见；又设置谏议大夫四人，起居郎二人，还有补阙、拾遗等等谏官来掌管进谏之事，可见其心之诚。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贤明的君主总是想着自己的不足，然后想办法改正；愚蠢的君主往往把自己的缺点掩饰起来。”不仅自己虚心纳谏，唐太宗也要求自己的臣下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贞观五年，他又对房玄龄说：“从前的帝王都没有稳定的情绪，他们如果高兴，就大肆奖赏大臣，如果愤怒就随意杀害没有罪过的人，这是天下大乱的根本。朕常常把他们的事情作为教训引以为戒，常常想着让爱卿们尽心进谏。你们也要虚心接受别人的谏语，岂能因为别人说了你不喜欢听的话就不接受？如果你们不能接受别人的谏语，又怎么能向我进谏呢？”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御史大夫韦挺、秘书少监虞世南等人说：“朕常常看那些古代大臣对他们的君主尽忠的事迹，如果是遇见了明君，大臣们便尽最大努力进谏；但是遇到暴君，就是像关龙逄和比干那样的忠义之臣，也会被杀戮。做君王不容易，可是做大臣更难。你们如果担着冒犯朕的风险常常进谏，这是朕极大的福气，哪会怕丢掉江山？”
为了鼓励进谏，以防听不到群臣真正的谏言，唐太宗对所有的进谏者都非常宽容。他对身边的人说：“来向朕奏事的人，心里都有点恐惧，言语稍有混乱，那是正常的事情，更何况是冒着生命危险向我进谏的大臣呢？”所以，即使有的进谏者说得不对或者说了一些不当的话，唐太宗也不去怪罪他，深怕他们以后不敢再进谏。
正是在唐太宗反复鼓励进谏和虚心纳谏的态度之下，贞观时代，朝廷上下，勇于直谏蔚然成风。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大臣们都敢于直言，甚至连小小的地方官也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栎阳县丞刘仁轨是个小小的八品官，他反对唐太宗在秋收大忙季节出去打猎，要求改在冬闲的时候进行。唐太宗不但采纳了他的意见，还提升了他的官职，以示鼓励。正是这种全民直谏的良好风气，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大臣们在朝堂上能够畅所欲言，为国家社稷出谋划策，这也是贞观时代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