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性教育亟须进行
真正的性教育应该是与性有关的知识、道德和文化教育。我们现在不仅仅缺乏最低层次上的性教育内容，更缺乏性知识、性道德与性文化的教育。
笔者在《兰州晨报》上看到一篇题为《老师强奸漂亮女学生手段卑鄙细心大夫发现隐情》的新闻报道，大为震惊。古浪县第三中学的数学老师倪龙寿竟然利用学生的无知与爱戴诱奸了17岁的女学生李某。师道尊严何在？为人之良心何在？然愤怒之余，扶案静思，我觉得不仅仅是社会道德的问题，实则是教育出了大漏洞。
近年来，媒体常常爆出老师强奸未成年女学生的新闻，和中小学生因性行为，性道德而走上绝路的事件。人们往往会痛斥身为师长的老师竟有如此禽兽行为，皆感叹道德败坏，却没有去深思背后的原因。
首先，一个身为17岁的少女居然在老师的种种诱骗之下上钩，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她是真的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还是“心有所动”。要知道，17岁的少女基本上已经发育成熟，正是危险的年龄。如果诚如报道中所言，她是被诱骗的，那么说明她的性知识和性道德基本上是欠缺的。如果她当时也是“心有所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只能说明她的性道德足混乱的。再从周围人们的行为和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来看，整个社会对青少年的性教育也是无视的，基本上还停留在很传统的观念中。
20世纪是人类重新认识自我的世纪，其中对性的研究与认识已经成为显学。中国在五四时期也有一批仁人志士投身于此。改革开放以来，又有一些学者和社会人士投身于此，但它仍然为学界漠视。在这种淡漠的意识支配下，我国的性教育始终没有落实到位。最近几年，部分地区的中小学开始有了性教育课，但社会的阻力仍然不小。家长也不认同它。问题是，在近20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人的生活态度与行为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青少年口离婚率高、大学生同居现象、同性恋等等已经成为现在青年人很时髦的话题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我们缺乏的恰恰是调整和抑制这股浪潮的性教育。这就出现了一个真空状态。一方面，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开放；另一方面，人们的意识又停留在传统层面上。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认识和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于是，灾难就面临了。
很多人认为，性教育仅仅是一些预防性行为后果的知识而已。笔者认为，有关介绍性行为的一些科普知识，只是最低层次上的性教育内容。真正的性教育应该是与性有关的知识、道德和文化教育。我们现在不仅仅缺乏最低层次上的性教育内容，更缺乏性知识、性道德与性文化的教育。
还有一个误区是，人们认为性教育只是学校的事，与社会无关。恰恰相反，性教育是全社会的事，家庭、学校、社会缺一不可。笔者认为，现在不仅仅是青少年需要性教育，成年人也应该接受一些性道德性文化的教育。这一点，从这件事发生以后周围人们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很显然，倪龙寿缺乏最起码的性道德，女学生李某不仅仅缺乏性知识教育，更缺乏性道德教育。
2.我与性的难说史
一位叫“卫子”的博友给我留下如下博语：
“超女一样的作家，走这条道路或许更为省心，省力，有好多粉丝来捧场。我是卫子，看了你的博客感觉有点悲哀，是大悲，为一个能写出大海浪花的诗人走上靠性包装满足另一种需求，感到悲哀。”
不知道这是第多少个批评我的博友了。自从《非常日记》以来，许多人都批评过我，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从来没看我的书就自以为是地批评的，到后来我在大学里开设性文化课后，这种批评更为猛烈了，尤其是我身边的文人墨客们，他们的批评可以说甚为辛辣、刻薄，都有点恶毒了。他们以为我在课堂上教学生性技巧呢。
很久，真的是有些久了，我都“无视”这些批评。“无视”是因为这些都是无知者的滥言，“无视”是因为我无从解释，但批评者中我的很多朋友也参与时，这种愤懑便使我非常之不快了。感谢博客，有一个可以自我圆场的天地。
我为什么要写性
贾平凹在1992年前后出版的《废都》，是中国文学界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件大事。1994年，在我尚未看完这部长篇时，我就以粗劣的语言批评他作品中的性描写，倒不是因为写性，而是我认为他笔下的性没有任何价值。性在贾氏那里成了一种广告，成为他摹仿《金瓶梅》，超越《红楼梦》的一个借口。贾氏笔下的性缺乏基本的精神判断，可以说是一种死亡之性。我们很难从那种性的描写中看出入的道德冲突和精神倾向。在我看来，是一种失败。
时隔多年，在人们都想当然地批评我时，突然体会到贾平凹之不幸。性是什么？性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存在？性的真正身份我们又知道多少呢？现在我可以妄言，大概那时候中国的所有批评者跟我…样，对性基本上一知半解，那么，那时候的批评是什么批评呢？谁来给贾平凹验明正身，或“平反昭雪”呢？
实际上，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性始终是文学所要表达的一种重要的主题。我们中国人把爱情与性往往分开来看。在西北民大作报告时，一个男大学生愤愤然地给我写了张纸条：徐先生，你怎么能把性与爱情混为一谈呢？我当时愕然，转而大笑。这并非什么滥言。这种观点也并非只来自于这个学生。在西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中国自然是儒家文化（独尊儒术后的儒家）。中国人有这种观念很久了，以至于我们的青春前期对性持一种对抗的状态。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不受中国传统道德对我们的束缚，在青春期我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后来，我相信，把性与爱分离，是传统的中国人青春期必然要走过的道路，然后才走向性。但恰恰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人对性就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了。一方面，想得到性，另一方面，拒绝性。它使我们的人格分裂，心理失衡。
在我当教师的那几年，我身边有好几个研究心理学的研究生朋友。一到夜晚，我们都无事可做，他们便给我讲他们正在研究的一系列性心理变态者的行为，使我大为惊讶。不过，那时候我们都把它们当成笑话。
人类对性的恐怖造成了人类的性变态，而这些性变态又遭成了多少悲剧。想起《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有《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正在流行的《挪威的森林》。
那时已是2001年底，我已有了一个女儿。也是我拒绝文学四年之后。那是春天，妻女都去了凉州，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无事可做，突然想写点什么。在一种冲动中，便写了《非常日记》，意在记录我所经历的那个青春的年代。
写完后给一个学生看，谁知他们都认为好，说可以畅销。那时候的我已对文学无所求，哪敢有其他的奢望。便又给其他学生看，希望他们给我提点意见。大概真的是写了一些没人敢写的东西吧，很多学生都要看，便流传开了。当然，实际上也没有一些媒体所写那样“疯狂”。这时候就想，有…家出版社能够给我出就行了，就给了敦煌文艺社。
后来的情形便有些可疑了。那时还不懂炒作，都是新闻媒体来找我采访，也不会找话题。后来粗粗地统计了一下，那年大概有200多家媒体（包括80家电视台和一些门户网站以及一些流行杂志）报道了此事。中国新闻社题为“性心理变态问题成为兰州大学校园里面的热门话题”成了当时政府注意的焦点问题，兰州大学也成为“被告”和“批评对象”，省里几个领导对此事非常关注。批评和检查开始了。这给我的单位西北师大带来了麻烦。现在想起来，我要感谢西北师大当时在任的几位领导，是他们对我的小说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认为这是艺术，就应该以艺术规律来处理。他们的意见使我脱离了逆境，小说也在修改之后得以出版。虽然当时有很多政府领导在四处批评我，被我牵扯进去的兰大也对我“恨之入骨”，但只要能出版，我已心满意足。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还要感谢他们的宣传。
一本书就这样被一个新闻无意中炒起来了。
我的小说中的性描写
搜狐邀我做客时，编辑彭颖问我，你的作品里总是有一些性描写，你认为你的性描写与别人的有什么不同？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这也恰恰是我写这些东西时所考虑的。在我看来，不同的人在性面前定然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对性的态度都是不同的，而这恰恰可能是性真正需要去发现和解读的。凡是看过色情电影或成人录相的人都会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刚开始还觉得好奇，可后来便于篇一律了，不过就是那么几个动作而已。所以，单纯地强调性行为、方式甚至技巧，都是没有出路的。那么，作家如何来面对性呢？是虚假地去“创造”，还是应该真正地进入人物的内心，真实地袒露他们在性面前的尴尬、无助、放荡、保守、自卑、自信等？
也许弗洛伊德早已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他认为，人的心理上的种种不适都与性有关。这种泛性化的理论显然是有问题的，但它可以反过来说，性可以导致人的种种心理问题。如童年性别教育的不当可以导致同性恋，少年时家庭混乱的性道德将导致一个人一生的性混乱，甚至会产生家庭暴力，青年时灵与肉的痛苦会导致一个人性心理产生畸形，等等。性是关乎一个人终极的问题。从一个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的是男是女的自然性别问题到社会男女心理的塑造，从社会性心理的生成到青年时对两性问题的认识，从对爱情的认识到婚姻和家庭，从夫妻间的两性认识再到社会普遍的性问题的认识，直到晚年时性能力丧失后性心理的延续，性始终是一个随时随地提醒我们的钟表。我们的孤独，痛苦，欢乐、爱都与性有关。道德更是如此。有很多人说，性与道德无关，此观点真是大谬。我本来对性的研究也只是浅尝辄止，但看到此说渐成真理，便想应该有一个较为准确和系统的解释，所以我认为自己应该做做这方面的工作。也许我此后的工作便是要向人们论述性与道德的关系，不知能否胜任。
但在我的体验中，性与道德是有关系的，且这种认识常常与人们的童年和少年经验以及世界观有很大的联系。性虽然不是信仰本身，但它是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一半的生活。古人白天去狩猎，夜里从事性活动，而且狩猎的部分目的也与性有关。性几乎占了古人生活的一半内容。文明人如何呢？文明人的生活虽然不能用多少量来衡量，但情爱生活几乎都与性有关。罗马帝国的皇帝大都是性心理变态者，他们在童年与少年时便在性道德上失贞，他们此后的梦想与事业便始终都与这种失贞的性心理相关。他们的残暴与好斗、好色与变态以及同性恋倾向都是最好的证明。
弗洛伊德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即他的力比多一学说。他认为，一个人的“力比多”即性力的多少，构成了他生命力的旺盛与衰微。这种唯物质基础的性观念对于我们认识自身是很有帮助的。这种学说与我们的中医上的一些观念是相同的。中医认为，肾是人的命脉所在，肾水的固与竭决定了人生命的旺盛与衰亡。但这种学说都忽视了人的心理。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丧失性能力的情况下，性心理仍然非常旺盛。
所以，在我看来，性有时并非仅指生理上的，还有心理上的。这种观点也许不能证得很多人的认同，尤其是性学家，但确是事实。
也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古代的作家所要描写的是行为上的性，而现代作家便应该发现那些心理上的性。这是古代与现代的不同。
《金瓶梅》主要描写行为上的性，那样惟妙惟肖，楚楚动人，有很多人认为那是肮脏的。是什么肮脏呢？是道德。那么，性怎么能与道德无关呢？但也有认为那不肮脏，为什么呢？同样是道德。认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不肮脏的人在道德上肯定是与常人不同的，要么是能理性地认识的入，要么就是道德上混乱的人。所谓理性认识，是对性的历史、性的文明、性的道德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并非简单地否定和肯定。
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里的性是唯物主义的，它的成功在于将弗洛伊德的部分观点艺术化了，真实化了。它没有任何摹仿。它是张贤亮真实的体验。它是一种心理，而不是行为。
卫慧小说中的性其实远没有那些正人君子讲的那么可怕，但也没有那些捍卫者说的那样“崇高”和有理。她的引人注目在于一个女人对性的大胆叙述。这在一个长期以男人为中心的文化环境中是异数。这也是她的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其实我们应该高兴，对性的认识不仅仅是我们男人的事，也是女人的事，女人终于也可以表达性了。我们知道，夫妻性生活若是长期只有男人快乐，而没有女人的主动参与，这种性实际上类似于一种买卖关系，是一种发泄，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性的目的。作为性的真正的目的，一种人的崇高的目的，应该是双方都感到快乐的、和谐的、统一的。它不仅仅是生育的目的，还有健康和快乐的目的。这种健康也不仅仅指身体本身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卫慧是女权主义兴起的标志，不管她本人是不是女权主义者。
到了木子美和竹影青瞳时，便成了悲剧。悲剧是因为她们走得过头了，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的坚持。
我的小说《非常日记》是在木子美和竹影青瞳之前写的，性行为的描写非常之少。正如唐欣所说的，应该更彻底地一些，连血带骨一些，可我没能做到，也不愿做到。不愿是因为我不想重复前人。
这就是我的小说中的性描写。
《非常日记》写的是一种变态的性心理，自然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这是意料中的事。但描写性本身不是目的，我要告诉人们的是，我们这几代人将要面临真正的比性变态还要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信仰的丧失。它是我们真正的灾难。它也与性有关。
在《非常情爱》出版后，很多人都在批评我，因为前十页几乎都与性描写有关，但明眼的读者一眼就会看出我在描写一种道德冲突，在描写人们的性心理时，对性行动本身却很少去渲染。这并非是我想要为自己开脱。我只是想说，我的性描写与前人的不同。
3.性学者都是性开放者吗
人们会这样认为，一定会。且有证据。
华生在众人反对的情况下，与助手在办公室里进行性交实验，写作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后被他的妻子发现，这些有重要价值的论文不但被付之一炬，而且还被法庭判以“坏行为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