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学派要旨，可分为三：a，正名主义——孔子的正名说，很为简单，到荀子兼取墨家之说，论列较为明备。他见当时有惑于用名以乱实的，所以他阐明所谓有名的缘故。说：“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异同。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见有惑于用实以乱名的，所以他发明何缘而有异同。说：“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热滑铍轻重以体形异。……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谓之不知。”这是推论论理的异同，与心理生理的关系了。见有惑于用名以乱实的，所以他发明制名的概要。他说：“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同实同名，异实异名，这本是名学中的要义。惜乎荀子未尝说出如何同则同之？异则异之？所以终不能在实际上去应用！他还知名学上所谓“名词”“命题”“推论”的分别。他说：“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名，就是名词，所以代表事物的。辞，是命题，所以集合名词以发表意思的。辨，是推论，所以合多数命题以推出事理的。所用名词，应名实相符，才易得真相。不然，就多陷于西洋逻辑所谓不尽物的谬误了！b，格物主义——孔子系《易》曾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种用观察以类万物之情的方法是中国最古的格物方法，古人为学次第见于《大学》的莫要于格物。《大学》上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接着又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从此可见“格物”对于正心，诚意，致知的重要了。可惜关于致知，格物的解说，独阙而不知其要！他书也未见详论在实际上应如何致知？如何格物？所以虽有格物之说，而不能发生物的学问——指西洋自然科学。到朱子注释略为完备，却也未明言致知格物的具体方法，足以产生物的学问。朱子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解致知有综合法的意思，格物有分析法的意思。至如何综合？如何分析？则未明言。所以虽有抽象的理论，不能生实际的影响。他接着又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所谓“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和“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笼统说来，本与西洋归纳法的原理相契合。然如何即物穷理？又如何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却未曾明示我们，如西洋论理学的观察法，试验法以便应用，所以竟成空话而已！或者朱子不过要补缀传文，而有此想象罢了！在他自己也未能时常真正即物穷理，何况后人呢！c，求诚的方法——子思发明求诚的方法约有五种，如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说明我们思想的步骤应始于博学，终于笃行，与Dewey分思想进行的次第为疑难，观察，假设，演绎，证实五段有点相像的。不过子思重在修德，Dewey重在论理而已。所以子思接着又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参天地之化育。”这个学派，虽有上说三种主义。然名学上最重要的格物主义，在孔子自身未尝实际应用。而求诚的方法，又多偏修德一方面，无大影响于论理。其最有影响于思想与事实的，只有正名主义，所以把正名主义，代表这个学派。正名主义，应用于伦理，就成了“名教主义”。《春秋》就是孔子名教的经典。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庄子》说：“《春秋》以道名分。”就可见名教经典的内容和势力了。这种名教主义的理想，就在使伦理与政治合一，而以名分为其中心。所以孔子说：“为政以德。”“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法家应用正名主义于法律，就成了“刑名主义”。尹子说：“名实判为两，合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这可见法家的彩色与孔子相同了。
C，实用学派——墨子是实用学派的鼻祖。他的主义，对于孔子的正名主义是个反动。《墨子·耕柱篇》有一段说：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
墨子又说：
“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
这主张近于西洋现代实验主义Pragmatism。以实际的功用定事物的价值，与儒家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学说完全不同。
墨家实用主义要旨，可分二项：a，三表——三表是墨子立言的方法，所以又叫“三法”。墨子说：“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言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目名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政刑，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种考察事实的利害，以定立言行事的标准，是墨子的根本观念，与孔子藉正名以定分的方法，相去不知多远了！b，辩经——《经说》上，下等六篇，向叫做《墨辩》，或《墨经》，我以为不如叫做《辩经》，直捷了当。因为《墨经》，是墨家所用为辩论的经典，犹之Aristotle的连珠律令——即三段论法的规则，为讲形式论理学的不可不遵守。《辩经》就是墨家的一种“辩学”而已。辩经的根本原理，只在一个“类”字。根本的方法，只在“以类取，以类予”。什么叫做“类”？《经上》说：“重体合，类。……二体不合，不类。”这是说两个事件有相同的，就是类。不然，就不类了。《经说上》解说：“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不合也，不有同，不类也。”由这看来，所谓类与不类，就是异同的问题了。相同，就是“类”，不相同，就是“不类”。《经下》说：“止类以行，说在同。”更可证明。然则又怎样知道什么是同？怎样是异呢？《经上》说：“同异，而俱于之一也，异同交得知有无。”这是说我们辩异同，而论点要同一，才知类与不类。同类与异类都知道了，方可断定那有那无的是非。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点读“同异，而俱于之一也”，为“同，异而俱于之一也”。而又自加“异”的界说不但截断前半句与后半句的关系，也未免太牵强了。《大取篇》又发明类与辞的关系，说：“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其类，则必困矣！”
墨家立辞明类的方法有二：a，以类取的方法——这是说我们要推论一个道理，所取的事实，必出于同类。比如说：“凡人有必死；泰山上有森林。”后者非从前者取出，相与同类，所以不能下什么断定，那就“困”了。如接说：“孔子是个人。”孔子是从人类取出来的，所以可将一个“孔子必死”的结论。怎样以类取呢？《小取篇》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什么叫做“以名举实”？《经说》上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解“名”为表词Predicate，“实”为主词Subject，完全错了！所谓以名举实，就是用名词代表事实。名为名词，所以代表事实的，故说“所以谓”。实是事实，即是所辩别的，故说：“所谓”。《经说》上说：“名实耦，合也。”就是说名词与事实相配，那就对了。也就是荀子要闻名而实喻的意思。《经说上》又说：“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藏，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这是说类名，兼指一类之实，私名，则只指某事某物某人之实。果如胡适所说，将无以解此了。Arirtotle的形式论理学，首辨名词的涵义，与墨家名足以举实，及名实合为一有点相同。所以演绎法的次第，不可不以此为先务。什么叫做“以辞抒意”？辞是命题。有了举实的名，然后可合名成辞以抒意，即离合名词以成一意。什么叫做“以说出故”呢？《经上》说：“说，所以明也。”有了抒意的辞，自不得不有一种说明的理由。所以说“以说出故”。“说”与印度名学的“因”，及西洋名学的大前提，是同一的作用。说所出的“故”，就是因，是通例。在演绎推理没有通例，就不能成立。故《经上》说：“故所得而后成也。”故有二种：《经说上》说：“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无不然。”（原文只一然字，按文意疑一不字故补）这是说因有主助，例有大小，推论最可靠的理由，自是主因与大例了。这种以类取的方法，很近于西洋的演绎法；不过不拘于三段的形式而已。b，以类予的方法——《小取篇》说：“援也者，子然我奚独不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援”，就是类推。援例相推，以彼论此，本是常法。然其结论只是或然，不是必然，所以《小取篇》接着又说：“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也不必同。”所谓所以然也不必同，就是果同，因不必同。反过来说，即是因异，果不必异。这是因果律中所宜知的，不然就易陷于谬误了。“推”就是真正的归纳推理。“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的意思，就是以少数的事理归到同类的多数事实。不过观察事实的方面不同，其结论也不易正确。所以《小取篇》又接着说：“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也不必同……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因物多方，殊类，异故，不但要观察，还要观察的范围不可过狭，几与西洋归纳之首重观察相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