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两项学术,就不该互相菲薄。)这两项偏心去了,自然有头绪寻出来。但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坏,依着他说坏,固然是错。就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为甚么缘故呢?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就有几分涉猎,都是皮毛,凭他说好说坏,都不能当做定论。现在的教育界第一种错渐渐打消几分,第二种错又是接踵而来。比如日本人说阳明学派是最高的学派,中国人听了也就去讲阳明学。且不论阳明是优是劣。但日本人于阳明学并没有甚么发明,不过偶然应用,立了几分功业,就说阳明学好。原来用学说去立功业,本来有应有不应,不是板定的。就像庄子说“能不龟手一也,或以侯,或不免于洴澼”,(不龟手,说手遇了冷不裂;洴澼,就是打绵。)本来只是凑机会儿。又应该把中国的历史翻一翻。明末东南的人,大半是讲阳明学派。如果阳明学一定可以立得功业,明朝就应该不亡!又看阳明未生以前,书生立功的也很不少。远的且不必说,像北朝种师道是横渠的弟子,用种师道计,北宋可以不亡。南宋赵蔡是晦庵的再传弟子,宋末保全淮蜀,都亏赵蔡的力。明朝刘基(就是人人称刘伯温)是参取永嘉金华学派的,明太祖用刘基的策,就打破陈友谅。难道看了横渠晦庵和永嘉金华学派的书,就可以立得功业么?原来运用之妙,存乎其人。庄子说得好,“豕零桔梗,是时为帝”。(豕零就是药品中的猪苓,意思说贱药也有大用)。如果着实说去,学说是学说,功业是功业。不能为立了功业,就说这种学说好。也不能为不能立功业,就说这种学说坏。学说和致用的方术不同。致用的方术,有效就是好,无效就是不好。学说则不然,理论和事实合才算好,理论和事实不合就不好,不必问他有用没用。现在看了日本人偶然的事,就说阳明学好,真是道听涂说了。又像一班人先听见宋儒谤佛,最后又听见基督教人也谤佛,就说佛学不好;近来听见日本人信佛,又听见欧洲人也颇有许多信佛,就说佛学好,也不论佛学是好是坏。但基督教人,本来有门户之见,并说不出自己学理论来。汉学人也并不看佛书,这种话本可以搁起一边。宋儒是看过佛书了,固然有许多人谤佛,也有许多人直用佛书的话,没有讳饰。本来宋儒的学说,是从禅宗脱化,几个直认不讳的,就是老实说直话。又有几个,里面用了佛说,外面排斥佛说,不过是装潢门面,难道有识的人就被他瞒过么?日本人的佛学,原是从中国传去,有几种书,中国已经没有了,日本倒还有原版,固是可宝。但日本人自己的佛学,并不能比中国人深。那种华严教,天台教的话,不过把中国人旧疏敷衍成篇。他所特倡的日莲宗,真宗,全是宗教的见解,并没有关系学说的话。尽他说的好,也不足贵。欧洲人研究梵文,考据佛传,固然是好,但所见的佛书,只是《小乘经论》,《大乘》并没有几种。有意讲佛学的人,照着他的法子,考求言语历史,原是不错(本来中国玄奘义净这班人,原是注意在此,但宋朝以后就绝了)。若说欧洲人是文明人,他既学佛,我也依他学佛,那就是下劣的见解了。胡乱跟人,非但无益,并且有害。这是什么缘故?意中先看他是个靶子,一定连他的坏处也取来了。日本出家人皆有妻,是明明不持戒律。既信日本,就与佛学的本旨相反。欧洲人多说《大乘经论》,不是释迦牟尼说的(印度本来有这句话。)在看不定的人,就说《小乘》好,《大乘》不好。那就弃菁华,就糟粕了!佛经本来和周公孔子的经典不同。周孔的经典是历史,不是谈理的,所以真经典就是,伪经典就不是。佛经是谈理的,不是历史,只要问理的高下,何必问经是谁人所说?佛经又和基督教的经典不同。基督教纯是宗教,理的是非,并不以自己思量为准,只以上帝耶稣所说的为准。佛经不过夹杂几分宗教,理的是非,要以自己思量为准,不必以释迦牟尼所说为准。以前的人学佛,原是心里悦服,并不为爱重印度国推爱到佛经。现在人如果要讲佛学,也只该凭自己的心学去,又何必借重日本欧洲呢?又像一班无聊新党,本来看自国的人,是野蛮人,看自国的学问,是野蛮的学问,近来听见德国人颇爱讲支那学,还说中国人民,最自由的人民,中国政事,最好的政事。回头一想:文明人也看得起我们野蛮人,文明人也看得起我们野蛮学问,大概我们不是野蛮人,中国的学问不是野蛮学问了。在学校里边,恐怕该添课国学汉文?有这一种转念,原说他好,并不说他不好。但是受教的人,本来胸中象一块白绢,惟有听受施教的话。施教的人,却该自己有几分注意,不该听别人的话。何不想一想:本国的学问,本国人自然该学,就像自己家里的习惯,自己应该晓得,何必听他人的毁誉?别国有几个教士穴官,粗粗浅浅的人,到中国来,要知道这一点儿中国学问,向下不过去问几个学究,向上不过去问几个斗方名士。本来那边学问很浅,对外人说的又格外浅,外人看中国自然没有学问。古人说的:“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蠡本来应写蠃,俗写作螺,意思说用蠃壳去舀海水,不能晓得海的深浅。),一任他看成野蛮何妨?近来外人也渐渐明白了。德国人又专爱考究东方学问,也把经典史书略略翻去,但是翻书的人,能把训诂文义,真正明白么?那个口述的中国人,又能够把训诂文义真正明白么?你看日本人读中国书,约略已有一千多年,究竟训诂文义,不能明白!他们所称为大儒,这边看他的话,还是许多可笑!像山井鼎物观校勘经典,却也可取。因为只案字比校,并不多发议论,其余著作,不过看看当个玩具,并没有可采处。近来许多目录家,看得日本有几部旧书,就看重日本的汉学家,是大错了。皇侃《论语疏》,《玉烛宝典》,《群书治要》几部古书,不过借日本做个书簏子!这个也难怪他们。因为古书的训诂文义,从中唐到明代,一代糊糢一代,到近来才得真正明白。以前中国人尚不明白,怎么好责备他国人!后来日本人也看近代学者的书,但是成见深了,又是发音极不正当,不晓得中国声音,怎么晓得中国的训诂?既然不是从师讲授,仍旧不能冰释理解。所以日本人看段注《说文》,王氏《经传释词》,和《康熙字典》差不多。几个老博士,翻腾几句文章学说,不是支离,就是汗漫。日本人治中国学问这样长久,成效不过如此!何况欧洲人,只费短浅的光阴,怎么样能够了解?有说“日本人欢喜附会。德国人倒不然,总该比日本人精审一点”,这句话也有几分合理。日本人对着欧洲的学说,还不敢任意武断,对着中国的学说,只是乱说乱造,或者徐福东来,带了许多燕齐怪迂之士;这个遗传性,至今还在。欧洲人自然没有这种荒谬,到底时候太浅,又是没有师授,总是不解。既是不解,他就说中国学问比天还要高,中国人也不必引以为荣。古人说“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原是看品题人是什么?若是没有品题的资格,一个门外汉对着我极口称赞,又增甚么声价昵?听了门外汉的品题,当作自己的名誉,行到教育的一边,也有许多毛病。往往这边学究的陋话,斗方名士的谬语,传到那边,那边附会了几句,又传到这边,这边就看作无价至宝。也有这边高深的话传到那边,那边不能了解,任意胡猜,猜成了又传到这边,这边又看作无价至宝。就把向来精正确实的话,改做一种浅陋荒唐的话。这个结果,使学问一天堕落一天。几位朋友要问这种凭据,兄弟可以随意举几件来:(一)日本人读汉字,分为汉音,吴音,唐音各种,却是发音不准。并不是中国的汉音,唐音,吴音本来如此,不过日本人口舌崛强,学成这一种奇怪的音。现在日本人说他所读的,倒是中国古来的正音,中国人也颇信这句话。我就对那个人说:“中国的古音,也分二十几韵;那里像日本发音这样简单?古音或者没有凭据,日本人所说的古音,大概就是隋唐时候的音。你看《广韵》现在,从《广韵》追到唐朝的《唐韵》,隋朝的《切韵》并没有甚么变动。照《广韵》的音切切出音来,可像日本人读汉字的声音么?”那个人说:“怎么知道《广韵》的声音不和日本声音一样?”我说一项是声纽(就是通称字母的),两项是四声,从隋唐到现在,并没有甚么大改。日本可有四声么?可有四十类细目么?至于分韵,元明以来的声音,比《广韵》减少,却比日本还多。日本读汉字可能像《广韵》分二百六韵么?你看从江苏沿海到广东,小贩做工的人,都会胡乱说几句英语,从来声音没有读准。假如几百年后,英国人说我们英国的旧音失去了,倒是中国沿海的人,发得出英国旧音,你想这句话好笑不好笑!(二)日本人常说:“日本读中国的古文就懂得,读中国的现行的文就不懂得,原来中国的文气变了。日本人作的汉文,倒还是中国的古文。”这句话也颇有人相信。我说日本的文章,用助词非常之多,因为他说话里头助词多,所以文章助词也多。中国文章最爱多用助词的,就是宋元明三朝,所以日本人拿去强拟,真正隋唐以前的文章,用助并不多,日本人可能懂得么?至于古人辞气,和近来不很相同。就中国人粗称能文的,还不能尽解,更何论日本人!自从王氏做《经传释词》,近来马建忠分为八品,做了一部《文通》,原是用文法比儗,却并没有牵强,大体虽不全备,中国的分起来,总有十几品,颇还与古人辞气相合。在中国文法书里边,也算铮铮佼佼了!可笑有个日本人儿岛献吉又做一部《汉文典》,援引古书也没有《文通》的完备,又拿日本诂诎聱牙的排列法,去硬派中国文法。倒有许多人说儿岛的书比马氏好得多。因为马氏不录宋文,儿岛兼录宋文,不晓中国的文法,在唐朝早已完备了。宋文本来没有特别的句调,录了有甚么用?宋文也还可读,照着儿岛的排列法,语势蹇涩,反而变成文理不通,比马氏的书,真是有霄壤之隔!近来中国反有人译他的书。唉!真是迷了!日本几个老汉学家做来的文字,总有几句不通,何况这位儿岛学士!现在不用拿两部书比较,只要请儿岛做一篇一千字长的文章,看他语气顺不顺,句调拗不拗?再请儿岛点一篇汉书,看他点得断点不断,就可以试验得出来了!(三)有一个英国人说:“中国的言语,有许多从外边来,就像西瓜,芦菔,安石榴,蒲桃(俗写作葡萄)是希腊语;师子是波斯语,从那边传入中国。”这句话近来信的虽不多,将来恐怕又要风行。要晓这种话也有几分近理。却是一是一非,要自己检点过。中国本来用单音语,鸟兽草木的名,却有许多是复音语。但凡有两字成一个名的,如果两字可以分解得开,各自有义,必不是从外国来。如果两字不能分解,或者是从外国来。蒲桃本不是中国土产,原是从西域取来,枝叶既不是蒲,果实也不像桃,唤做蒲桃,不合中国语的名义,自然是希腊语了。师子,安石榴也是一样。像西瓜就不然。瓜是蓏的通名,西瓜说是在西方的最好,两个都有义,或者由中国传到希腊去,必不由希腊传到中国来。芦菔也是中国土产,《说文》已经列在小篆。两个字虽然不能分解,鸟兽草木的名,本来复音语很多,也像从中国传入希腊,不像从希腊传入中国。至于彼此谈话,偶然一样。像父母的名,全地球没有大异。中国称兄做昆,转音为哥,鲜卑也称兄为阿干。中国人自称为我,拉丁人也自称为爱伽。中国吴语称我辈曰阿旁(《洛阳伽蓝记》自称阿侬,语则阿旁),梵语也称吾辈曰阿旁。中国称彼为他,梵语也称彼为多他。中国叹词有呜呼,梵语也是阿蒿。这种原是最简的话,随口而出,天籁相符。或者古来本是同种,后来分散,也未可知?必定说甲国的话,从乙国来;乙国的话,从甲国去,就是全无凭据的话了。(像日本许多名词,大半从中国去。蒙古黄台吉就是从中国的皇太子变来;满州的福晋,就是从中国的夫人变来,这种都可以决定。因为这几国都近中国,中国文化先开,那边没有名词,不得不用中国的话,所以可下断语。若两国隔绝得很远的,或者相去虽近,文字差不多同时开的,就不能下这种断语。)有人说:“中国象形文字,从埃及传来。”也有说:“中国的干支二十二字,就是希腊二十二个字母。”这种话全然不对。象形字就是画画,任凭怎么样草昧初开的人,两个人同对着一种物件,画出来总是一样。何必我传你,你传我。干支二十二字,甲,己,庚,癸是同纽;辛,戌是同纽;戌,卯,未古音也是同纽。譬如支干就是字母,应该各字各纽,现在既有许多同纽的音,怎么可以当得字母?这种话应该推开。(四)法国人有句话说:“中国人种,原是从巴比伦来。”又说:“中国地方,本来都是苗人,后来被汉人驱逐了。”以前我也颇信这句话。近来细细考证,晓得实在不然:封禅七十二君,或者不纯是中国地方的土著人,巴比伦人或者也有几个。因为《穆天子传》里面谈的,颇有几分相近,但说中国人个个是从巴比伦来,到底不然。只看神农,姜姓。姜就是羌,到周朝还有姜戎。晋朝青海有个酋长名叫姜聪,看来姜是羌人的姓,神农大概是青海人。黄帝或者稍远一点,所以《山海经》说在身毒(身毒就是印度),又往大夏去采竹。大夏就是唐代的睹货逻国,也在印度西北,或者黄帝即印度人。到底中国人种的来源,远不过印度新疆,近不过西藏青海,未必到巴比伦地方。至于现在的苗人,并不是古来的三苗,现在的黎人,并不是古来的黎。三苗九黎,也不是一类的。三苗在南,所以说左洞庭,右彭蠡。九黎在北,所以《尚书》《诗经》都还说有个黎侯,黎侯就在山西。蚩尤是九黎的君(汉朝马融说的)。所以黄帝从西边来,蚩尤从东边走,赶到涿鹿,就是现在直隶宣化府地界,才决一大战。如果九黎三苗就是现在的黎人苗人,应该在南方决战,为甚么到北方极边去?难道苗子与鞑子杂处?三苗是缙云氏的子孙(汉朝郑康成说的)也与苗子全不相干,近来的苗人黎人汉朝称为西南夷。苗字本来写髣字,黎字本来写俚字,所以从汉朝到唐初,只有髣俚的名,从无苗黎的名。后来人强去附会《尚书》就成苗黎。别国人本来不晓得中国的历史。听中国人随便讲讲,就当认真。中国人自己讲错了,由别国去一翻,倒反信为确据。你说不要笑死了么!(五)法国又有个人说:“《易经》的卦名,就是字书,每爻所说的话,看都是由卦名的字,分出多少字来。”这句话颇像一百年前焦循所讲的话。有几个朋友也信他。我说他举出来的字,许多小篆里头没有,岂可说文王作《周易》的时候,已经有这几个字?况且所举的字音,也并不甚合。在别国想到这条路上,也算巧思。但是在中国人只好把这种话做个谈柄,岂可当他实在?如果说他说的巧合,所以可信。我说明朝人也有一句话,比法国人更巧。他说:“《四书》本来是一部书。《论语》后边说‘不知命’,接下《中庸》开口就说‘天命之谓性’。《中庸》后边说‘予怀明德’,接下《大学》开口就说‘在明明德’。《大学》后边说‘不以利为义,以义为利也’,接下《孟子》开口就说‘王何必曰利,亦曰仁义而已矣’。”这到是天然凑合,一点没有牵强。但是信得这句话么?明末人说了,就说他好笑,法国人说了,就说他有理,不是自相矛盾的么?上面所举,不过几项,其余也举不尽,可见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就使是中国人不大深知中国的事,拿别国的事迹来比附,创一种新奇的说,也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并且捏造事迹,(捏造事迹,中国向来没有的,因为历史昌明,不容他随意乱说,只有日本人最爱变乱历史,并且拿小说的假话当做实事。比如日本小说里头说源义经到蒙古去,近来人竟说源义经化做成吉思汗,公然形之笔墨了。中国下等人相信《三国志演义》里头许多怪怪奇奇的事,当做真正实在,略读书的人不过付之一笑。日本竟把小说的鬼话,踵事增华,当做真正事实,好笑极了。因为日本史学本来不昌,就是他国正史,也大半从小说传闻的话翻来,所以前人假造一种小说,后来人竟当做真历史,这种笑柄,千万不要风行到中国才好。)舞弄条例,都可以随意行去,用这个做学说,自己变成一种庸妄子!用这个施教育,使后生个个变成庸妄子!就使没有这种弊端,听外国人说一句支那学好,施教育的跟着他的话施,受教育的跟着他的话受,也是不该!上边已经说了,门外汉极力赞扬,并没有增什么声价!况且别国有这种风尚的时候,说支那学好,风尚退了,也可以说支那学不好,难道中国的教育家,也跟着他旅进旅退么?现在北京开《经科》大学,许欧洲人来游学,使中国的学说,外国也知道一点儿,固然是好。但因此就觉得增许多声价,却是错了见解了。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像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就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后来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多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弃己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家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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