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混在写字楼里的人，别人不把自己当白领，自己都要把自己当作是白领。但现在不是你说是白领就是白领了，根据社科院公布的白领工资标准，很多白领如果还叫白领的话，也只能叫伪白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老祖宗这句告诫，被当下白领误读，以致住着花园房，欠着大笔债，拿出大把卡，卡里却没钱。拿着白领的工资，过着蓝领的生活，这是当前普遍存在的现实。白领的真实生活，用我隔壁大叔的话说，一群伪白领干得比驴都累，吃得比猪都差，起得比鸡都早，下班比小姐都晚，装得比孙子都好，挣得比民工都少，看着比谁都好，其实勉强解决温饱。他们不过是一群听起来很爽，看起来很美，却干着辛苦活儿，拿着血汗钱，受着脸面与金钱双重熬煎的穷人。
是什么改变了曾经风光无限的白领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状态？原因其实不需要追究。在当前宏大的社会背景下，物价飞涨，工资不见涨，白领的生活质量并不见得就比蓝领高，有时面临的社会压力要比蓝领大得多。根据现实的物价指数，我们其实不做白领好多年。只是我们都不愿意撕破披在身上的那件“皇帝的新装”。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应该感谢中国社科院，它至少让白领们不得不清醒地直面现实残酷的问题。
其实，现实生活中，是不是白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该以怎样的生活心态。人生苦短，有远大志向的，你就尽管去努力奋斗，奋斗之后实在达不到心的期望高度，不妨换种方式生活。没远大理想的，不能兼济天下，就独善其身，心安理得的过着小日子。我是这样安慰拿着4500元工资却苦着脸的哥们的：西藏白领的最低门槛是900元，你要是跟他们比起来，你小子算是金领了。阿Q都说了，“老子曾经也富过啊！”如果心态还摆不平，就学学阿Q吧，老子曾经也是白领啊！
2007年11月4日夜屈默于广州
最后一头猪在东莞将怎样被消灭？
最近有一则非常有趣的新闻，东莞政府下达“禁猪令”，理由是“东莞环境容量日趋窘迫，不堪承受养猪业的污染之重”。东莞市政府提供的资料表明，一头猪排放的污染负荷相当于7个至10个人排放的污染负荷。东莞现有75万头生猪，要新建一座日处理132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才能有效净化处理。按照现在每吨0.8元的污水处理费计算，一年需要4亿多元污水处理费。第一次看到广州各大报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东莞市政府力排众议，决意要彻底“革猪命”的时候，我就想笑，这确实是一则值得开怀大笑的新闻。我们姑且不论日益开放的东莞，为何容不下一头猪，单就“禁猪令”的理由，就让人想起小学时读《狼和小羊》的寓言故事。寓言故事中的狼说，小羊骂了它，小羊说没有，狼说，你即使没骂，你爸爸也骂了我的，所以我得吃了你。东莞政府的“禁猪令”，以养猪污染环境的理由，对于不会申辩的猪来说，与寓言中的那头小羊一样，除了认命，是没有资格抗争的。
当今年猪肉猛涨，百姓喊吃不起的时候，我还替猪长了一会志气。毕竟今年是猪年，好不容易熬到本命年，抬高一点身价以壮猪威，也算是猪之常情。从今年大家积极造人的主动性来看，猪年造出一个“猪宝宝”，是很多新婚夫妇的最高目标。所以一进入2007年，不少人对猪就寄予了厚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猪在今年的本命年是备受抬举的，不但身价像一些突然走红的明星一样，行情不断看涨，而且自上而下，各级政府都在为猪价问题积极出谋划策。可能是乐极生悲吧，不但连猪们没想到，就连很多人也没想到，东莞政府的一道“禁猪令”，终结了猪们2007年在东莞的幸福生活，而且还可能被诛灭九族，赶尽杀绝。
我得承认，我不是素食主义者，猪肉带给咱的口福，让我不得不对猪的命运和前途，开始在东莞的“禁猪令”下担忧起来。东莞政府的“禁猪令”是否损害了养猪户的利益，咱没法做出判断，但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直观的结论，那就是“禁猪令”侮辱了猪。把城市环境污染归罪到猪身上，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缺乏说服力的。中国古语讲，士可杀不可辱。同样，猪可杀不可辱，人之过错，何必加害与猪身上？我替咱们这些高级肉食动物对猪讲句公道话，一是感谢猪给咱们提供的餐桌美味，二则是对“东莞猪”的一点声援。本来，城市环境日益恶劣，每个人都有切肤的感受，究竟是猪污染了环境还是人污染了环境，其实是无需争辩的。按照东莞政府“禁猪令”的理由推论，那些重污染的化工厂、砖窑厂早就该关门了，至少也得赶出东莞的地盘。对我们这些没有环保常识的门外汉，打死我们也不会相信70多万头猪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会超过那些污染企业对环境的破坏。即便是养猪污染了城市环境，与工业污染相比，也还不至于因噎废食，对猪下此禁令吧？
猪肉系百姓生活必需品。如果全国各地的城市积极效仿东莞，掀起对猪的“革命运动”，谁敢保证明年甚至以后的猪价会贵过人的身价？而且，深层次的问题是，“禁猪令”是在解决民生问题还是在解决个人政绩问题，确实值得考虑。《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写得明明白白：“各城市要在郊区县建立大型生猪养殖场，保持必要的养猪规模和猪肉自给率。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生猪饲养。”显然，东莞“禁猪令”与中央政策、规定是相违背的。
其实，对东莞政府“禁猪令”的真实意图，用东莞市市长的话说：“从生产发展来看，养猪并不划算。”这是实话，一语道破天机。但养猪事关民生问题，东莞政府一纸禁令，居然打的是“GDP小算盘”，这多少折射出政府政令的浮躁和对民生问题的寡淡。尽管东莞市副市长梁国英不断解释说，“禁猪令”是东莞市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暂时不会做出改变，但依然无法消解老百姓心中的疑团，偌大一个东莞城市，居然容不下一头猪？这是不是拍脑袋的决策，让人心中充满疑虑。
更大的疑虑是，“东莞猪”命运已经是无可逆转，不管是否是拍脑袋的决策，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都无法改变东莞最后一头猪的命运。所以我只能指着猪年最后的尾巴，骂一句：你以为你是一头猪，就可以纵横城市间，恣意破坏我们伟大的环保事业？
你真是一头猪啊！
2007年12月9日夜屈默于广州
“三成人买得起房”是个伪命题
20年前，我国只有不超过3‰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10年前，大概有3％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现在，全国大概有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大多数，但是中国城镇居民买得起房的人所占比重在20年里增长了100倍，而且这个比重还在不断提高，这是我们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信心所在。”这是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前段时间在福州的一次房地产高峰论坛上的一番“高论”。
我之所以认为是高论，一则是这位陈主任位居高位，在建设部任职，二则是这位陈主任既然在建设部搞政策研究，那至少应该是房地产研究专家。由此我们可以毫无理由的相信，陈主任的这番“高论”，应该不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说而已。问题的关键是，陈主任“三成人买得起房”的定论，恰恰说明有70％的城镇居民买不起房！既然绝大多数都买起房，建设部官员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又从而来？如果不能给出让人信服的真凭实据，我们虽不能当陈主任的“高论”是睁起眼睛说瞎话，不太拿咱老百姓当回事，但至少陈主任回避了目前七成老百姓买不起房的现实问题，陷入为人人喊打的房地产市场歌功颂德的嫌疑。即便是陈主任列举的20年前和10年前买得起房的理论数据，对于没改革之前的3‰这样一个数字，也是没有任何参照意义的。
从另一个层面讲，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老百姓还没有多少人会为住房发愁，即使是住房条件差点，但至少不会为住房问题忧心忡忡，甚至倾其一生所有，为房所困。当下最现实的问题，房价虚高，已经远远超出老百姓的正常承受力，这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基本事实。去年两会期间，房价过高成为代表们集体讨论的焦点。这至少表达了一种现实百姓的真实民意诉求。居者有其屋，一直是老百姓心目中的乌托邦和美好愿望。但“房奴”的大量涌现，把这一美好理想击得支离破碎。被称为新“土地革命”的房地产业，为推动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革命”之后，却是房价的节节飙升。房奴是褒义还是贬抑，房奴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房奴的出现，折射出了房价无休止的上涨给城镇居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不少专家尖锐的指出，房地产是一个怪胎，是没有按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的一个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