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咱们就要说下温州的环境了，温州自古就是个较为封闭的地方，就单说它的语言，根本没几个外乡人能听懂。听懂的估计也是温州的姑娘外嫁了，说白了这语言已经单独成为一种语言了。
这是在唐宋事情，中原的人因战乱到了这里生根发芽，这里山川险峻，道路不通，造成了温州的语言与国家主环境脱节。他们的温州话才是比较接近古代中原的语言。
当然，这其中还包括江南的客家人和岭南的语言，他们经过了千年的自我发展，虽然有些还是能听懂的，但大部分还是有了区别。
也是由于多山，造成了人多地少，所以温州那一直是贫瘠的代名词。
沪海原来有句俗语“金太仓，银嘉定，铜常熟，铁板吴江，叫花昆山。”。这只是一些戏言，别当真，这只是说昆山对比其他那四个城市经济落后。
这得跟谁比，如果跟温州相比较，温州就是靠后的地方。
一般穷的地方的人都能吃苦，自古最好的兵员一个是山东兵，就像在当时国家的各军种山东兵的比重都非常大。
一个就是温州兵，温州兵比较出名的就是明朝抗倭的戚家军，主要来自温州的义乌。凶猛、善战，在作战中所向披靡，在对倭作战和对蒙作战几无败绩。
其实，由于山太多，人也太多，在北方那就是闯关东、走西口。这样使得人向偏远地区流动，缓解人口的压力。
南方地区解决人口压力的方法基本上有三种。
第一种，那就是械斗。这在南方宗族观念很重的地区，较为普遍尤其是以清朝时期为最，这个范围就比较广了，其中以江西、两广、台湾、福建等地最为严重。
晚清的文人申翰周写诗有云“两姓相争严伍阵，拼将人命作收场。”，展现了福建竹村两个家族械斗的场景。
咸丰年间，官员张集馨觐见咸丰时，就汇报了惠安的械斗情形，那是武器精良、枪炮齐全，进退有度，阵容庞大。
晚清学者陈徽言也描述过广东潮州民间的械斗，兵器每家每户都有，一人招呼，大家跟从，列兵家祠，男女皆至。两阵相对，矢石具下。
更有甚者，为防止人数不足，出钱雇人相斗，叫做“鸟”，据记录，“鸟粮每只三百文，如鸟不归，恤费一百千文，听天无悔。”。光绪年间，福建晋江塔头村刘姓建祠堂，因房基地过高，引起蔡姓不满，引发了二百多个村庄的大规模械斗，男丁凡是16岁以上的全参与了，最终史称“刘蔡冤”。
其实，最惨烈的是广东土人和客家人，在清朝咸丰时期发生的土族和客家人的大规模的械斗，两家本为中原迁居于此，融洽了几百年。但因为咸丰时期的农民起义，反抗清政府的过程中产生嫌隙，造成了两个族群延续十几年，根据县志的记载土客械斗相互残杀致死者达两万三千余人，还有两万人在离乱中染上瘟疫致死。
后来双方议和才止住了杀掠。
这些械斗主要是清政府对地方的统治基本上已经瓦解，才让这些以宗族为纽带的械斗频频发生。在见过后，这些械斗基本上被根除了，虽然偶尔也会因争水争地产生矛盾，但都能化解。
其实，这都是由于人口的增长，尤其是明朝以后玉米和红薯的引进，带来了粮食的稳步增长，使得人口急速的膨胀，从明朝时期的八千多万人口，到了乾隆末年的四个亿的人口。
带来就是土地和人口的矛盾，在清朝这个闭关锁国的国度，这基本上就是不可调和的。
第二种，那就是人口外流。
南部地区的人口外流，主要是在两广地区、福建。外流方向主要是东南亚。
因为地邻的关系，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就成了外流之地。
一开始还是小规模的，渐进式的人口流动。在外国列强用巨炮轰开了国家的大门后，尤其是广东和福建到东南亚定居的人最多，这连个省份后来也被称为侨乡。
辛亥革命及之后的抗日战争，这些已定居东南亚或者美国的爱国华侨都是捐款捐物，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当然，这些事尽量不能说，因为现在还是严查外国关系的时候。
最后一种，就是经商。首先，赣商、浙商、粤商、闽商在清末都是极为出名的，在晋商没落之后，这几个省的商人就成了国家商人的大成者。
赣商的文房四宝、浙商的金融实业、粤商的贸易、闽商的印刷等等都是享誉世界的。
其实，这就是因为穷则思变，唯有资源的流动才能产生利润，才能养活更多的人。
所以，这几个地区就有了相对较为强烈的经商意识，就是国营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现在，这几个省的私人经济还仍然存在。尤其是，这环境相对较好之后，这几个省的人就悄悄的挖出院子里藏在罐里的银元、纸币，已经有人做起了买卖。
脑袋灵活的人，也开始做起了小生意。但这些都是小打小闹，主要是大环境还是不允许。
温州也不例外，“鸡毛换糖”这是他们的传统模式，传承了百年。
鸡毛换糖最著名的应该是ZJ省温州义乌，义乌最初的鸡毛换糖是从廿三里镇开始的。
糖担外出鸡毛换糖依然盛兴，那时廿三里镇外出鸡毛换糖的人员多达五千余人，经营范围不仅涉及到浙江周边的江西、福建等省，而且扩展到全国各地。
鸡毛换糖的人又被称为敲糖帮。敲糖帮按生意的活动方式，进行了严密的分工，具体分为“坐坊”和“担头”两类。
“坐坊”，其组织有“糖坊”、“站头”、“行家”、“老土地”四种。
“糖坊”的任务是把煎好的糖粒、糖饼、生姜糖用现金或货物贷给敲糖人，同时还收购代销敲糖人收来的货物；
“站头”就是敲糖帮居住的小客栈，并经营糖担托运业务；
“行家”专事采购各类小百货以供敲糖帮经营；
“老土地”专收敲糖帮换回的货物。
而“担头”，则是挑糖担赶生意者，“担头”里有几个领导人物，称为“老路头”，这类人由精于敲糖业务的人担当，且是从敲糖帮中公议推举的，其任务是由其独当一面，统帅一路糖担；
“老路头”下又有“拢担”，是各村糖担的首领，由村推举并负责带领本村糖担，其能力略逊于“老路头”；
“拢担”下又有“年伯”，“年伯”的职位是由“拢担”任命，其任务是协助“拢担”的工作，同时，“年伯”要照管五至七副的“担头”；
最后是糖担，又称“担头”。这些“担头”，就是“新手”，即初次出门的敲糖人，如同工匠所收的学徒，属“年伯”带领指导。
另外，在吸收新糖担上，也要行拜年伯的手续。
所以陈江海就是那个探路的，就是个“担头”，给大家探路的。
陈江海说的这些鸡毛换糖的组织性，让徐可清也是非常的震惊，就一个简简单单的跑生意就有如此多的门道，以徐可清的经验和经历来说，这又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
当然陈江海也讲了许多的故事，让徐可清也受益匪浅。
“鸡毛最贱，可是它养活了我们祖祖辈辈。鸡毛虽轻，可有点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
义乌一直是浙江中部一个贫困的农业小县，人多地少，资源贫乏。
但义乌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习惯。农闲时，义乌货郎们便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走南闯北、走街串巷，以糖、草纸等低廉物品，换取居民家中的鸡毛等废品以获取微利。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故事。
第一个就是“满冻疮，苦不堪言。”
陈江海说，“你知道以前的拨浪鼓的木杆为什么有一尺长吗?因为要用来赶野狗，偶尔爬山涉水，还会遇到野猪。木棍长了，可以用来驱赶。”
“鸡毛换糖也有高兴的时候，就是能换到‘三把毛’。”
陈江海说的“三八毛”指的是鸡尾巴上的一把毛，翅膀上的一把毛，脖子上的一把毛，这三个部位的鸡毛又长又密，是做鸡毛掸子的好料子，能卖个好价钱。
这里面就有个他长辈骆师傅的故事。
1965年，16岁的骆师傅初入社会，因为家里困难，想着出门赚点钱。
此时，身边已有人开始做生意。这种生意就是“鸡毛换糖”，用义乌当地的红糖煎熬成生姜糖饼，再配点小百货，用箩筐一挑，到外地去换鸡毛、碎布等物，当然，也换钱。
“家里劳动力不多，我不去，家里经济来源就有限。”能换钱，对骆师傅来说是最实际的事了，准备好出行装备，伴着拨浪鼓的节奏，骆师傅随着老乡们的大部队出发了。
但在当时，“鸡毛换糖”是一件上不了台面的事，用当时的官方话说，就是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脚，走资本主义道路。随便哪一条，轻则没收货物，重则罚款拘留，或者送回原籍上学习班。
“当时出去只有大队里开的证明材料，但是外地是不承认的。”陈江海对徐可清他们说，有一次被江西民兵抓住，对方就说，“如果大队证明可以出省，那公社证明不是可以出国了?”
不过，相当一些人同情他们甚至佩服他们，不仅给予帮助，还想方设法给他们更多的商机。
这对骆师傅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同时也验证了他内心的信条，自己在赚钱的同时，也给别人带来好处。
“挣100元的时候，要想着把60元给别人，给朋友、给帮助我们的人，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元。”当时敲糖帮“进四出六”、义利并举的道德准则。
“进四出六”这个词流行于义乌土话，叫做“出六居四”，说传统点就是：你赚了100元钱，自留40元，其余60元拿出来让利于合作伙伴或者其他有过帮助的人，懂得让利于他人，以后的生意上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和你一起公事，让利多了，合作的也就多了，印证了那个道理：一分钱可以撑死人，一毛钱可以饿死人，利润也就是如此产生的。
这就是那一辈敲糖帮人所处的经商环境，也是骆光仕20多年挑担生涯的缩影。从16岁的毛头小子到30多岁的经验老到的换糖人，他挑着货郎担走过的20多年里夹杂着各种酸、甜、苦、辣的成长故事。
在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他每次回家都能带回几十到上百元的收入时，那种自豪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廿三里街道廿三里村的陈师傅也曾跟着哥哥去江西鸡毛换糖，从农历11月出门到次年正月，每年都要在外鸡毛换糖，因为这段时间是农闲季节，每家每户都要杀鸡过年，鸡毛也很多，一年收鸡毛挣钱的机会也就这几天最好。
他从廿三里备足了有机玻璃纽扣、针头线脑、发夹、气球和棒棒糖等，“针线、气球都是一毛一个，棒棒糖是两分钱，有机玻璃纽扣是在中山装上用的，进价6角钱，可以卖到5块钱。”陈江海讲起了陈师傅当年的经营之道，于细微处展现着义乌人的生意头脑。
“在江西，他们都是住在当地的农户家的，早上吃了饭出门，走到晚上才回来，中午那顿基本上不吃，实在饿了就在小店买点吃的。”陈师傅曾回忆，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过年的时候卖气球，一天能卖几百个，虽然嘴巴吹气球都吹肿了，但是口袋里塞着满满的一袋一角钱。
第一次鸡毛换糖，陈师傅就带回来100元钱。
“已经相当不简单了，米只要一角六分一斤，猪肉五角五分一斤，鸡蛋五分一个。这一百元可以让一家人半年都温饱无忧了，想想都让人高兴”
乡间小路崎岖坎坷，但陈师傅走得特别快，他两手扶着扁担稳住重心，差不多以小跑的速度前行。
这一走，就走了整整6年，走遍了江西抚州、南昌、井冈山等地。
“每天都要走五六十里路，有时候甚至要走一百多里路。”陈江海说，鸡毛换糖的日子真的很苦，最怕的就是下雪天，路上湿滑，走在泥巴地里一不小心摔倒，箩筐里的纽扣散落一地，从泥巴里把纽扣一颗一颗挑拣出来，带回家还要收拾到半夜。
“那些年，每到冬天，他的耳朵和手就长满冻疮，苦不堪言。
其实，现在政府对这块管的还是非常的严，以陈江海的认知，只要能放开了，温州的那些人肯定能一飞冲天，这全天下都是生意。
时间过得飞快，几人的讨论也进行了很长的时间，乘务员不得不过来提醒徐可清，陈江海该下车了，这都已经过了四五个站了，真要是被人发现了，她也会受到牵累。
这时候，只能跟陈江海说再见，徐可清给他留了地址，期望还能再见面，如果他有空的时候可以给徐可清回个信，实践和理论有个结合这样对大家都有裨益。
对于市场经济，杜建平还是存在异议的，这也可以理解，军队的东西都是分配的，对于市场的作用理解的还不深。
所以也就不再谈论这些这些了，开始谈论江西的瓷器，对于土生土长的江西人对瓷器了解的好真不少。
起码，比徐可清和萧英了解的要多得多，而且他的爷爷还就是一名瓷器烧造的工匠，所以就绘声绘色的向我们介绍烧造的过程。
这对于徐可清他们两个真是新鲜的事物，所以听的特别认真，也收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