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试是元明清三代在各省举行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科举是“分科举士”的意思。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从隋唐开始，历经一千三百余年，至清代臻于完备。清代科考分为秀才、举人、进士三个系列，举人系列的考试叫“乡试”。乡试逢子、午、卯、酉年举行，称为“正科”；临时增设的考试，称为“恩科”，每逢国有大庆，比如万寿、凯旋等等，即开恩科，是恩出格外的意思。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六旬高寿，为有清一代开恩科之始，此后逢皇太后整生日、皇帝五十之后整生日、改元三种情形，例开恩科。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旬万寿，又适逢平定西域，高宗以两种理由开恩科，是科状元本来定的是诗名与袁枚并驾齐驱的赵翼，乾隆帝特别以原置第三的陕西韩城王杰一卷，与之对调，为英主笼络天下的手段，示人以偃武修文之意。
“杰”的本意，是指才智超拔的人。
乡试于每年八月举行，称作“秋闱”，“闱”是考场的代称；秋闱得意的举子，第二年的春天进京会试，称作“春闱”，考中的叫进士。这就是官场上所谓的“两榜出身”，也叫“正途”。顺治以前，会试总在丑、辰、未、戌年的二月里举行，雍正五年和乾隆二年，因为有闰月，天气特别寒冷，会试时间临时改在了三月。这样，到了乾隆九年，高宗体恤天寒地冻，雨雪载途，各省士子到京，未免迟误，就下了这么一道上谕：“明年二月会试，天气尚未和暖，搜检时不无寒冷，著改期于三月举行。”“搜检”就是搜身，士子们入场之前，要集中起来搜检全身，以防“夹带”作弊。所以从乾隆十年起，会试的时间，无论是正科还是恩科，都是在三月里举行，恒为常例。
乡试的正副主考，每省各一人，由皇帝钦命简放，专为翰林进士出身的官员，这就是为什么有清一代，翰林的身份尤其贵重。其中顺天乡试用一、二品大员，其他各省用侍郎、内阁学士、翰林院、詹事府和都察院官员。考试分三场进行，以初九、十二、十五日为正场，考生于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历时九天七夜。为防士子夹带，规定入场时须穿拆缝的衣服，单层的鞋袜，皮衣不得有面，毡毯不得有里；禁止携带木柜木盒、双层板凳、装棉被褥；砚台不许过厚，笔管必须镂空，蜡台必须空心通底，连糕饼饽饽，都要一个一个剖开检查。考试的内容，顺治初年规定，第一场考《四书》、《五经》，用八股文，称为“制义”，亦称制艺、时艺或时文；第二场考论一篇，判五道，诏、诰、表任选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乾隆五十二年后，改第一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考经文五篇；第三场考策问五道，内容为经史、时务、政治。顺天乡试的《四书》题和贴试诗题，是要由皇帝“钦命”的，各省的考试内容，则由朝廷任命的主考官命题。
清朝末年，科场出题割裂的现象愈发严重，尤其是初场出经书题，往往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不当连处而连，不当断处而断，颇遭人讥评。俞平伯的曾祖，晚清著名的经学家俞樾，就曾因出题割裂而被革职，相传是从《论语》“邦君之妻章”中，割“君夫人”三字；从“阳货章”中，割“阳货欲”三字，出“君夫人阳货欲”为题，是以下章首句接上章末句。这已经不仅是不通，而是戏侮了，若是放在雍正年间，一定会兴起大狱。所以事情出来之后，俞樾自行检举，得了个“遣回原籍，永不叙用”的处分。
这是咸丰七年，俞樾三十七岁。
然则像俞曲园这样的学问大家，怎么就会命出这样不通的题目来呢？人们颇感困惑。后来就传出一种说法，说是河南学政衙门里，一向有狐仙作祟，学政到任之后，必得先祭拜它老人家，方能平安无事。可是俞樾不信啊，不加理睬；出题时就有些神思恍惚，闹出这么个大乱子。也有的说不是乡试，而是院试，各省学政在三年任期内，不是要两次巡回各县，主持生员的岁考和科考吗？这称为院试。有一回，两县同日考试，俞樾给一个县出题《狱蹄鸟迹之道》，另一个县出题《鸡鸣狗吠相闻》，有御史就以“字不成字，文不成文”弹劾他，不知哪一种说法可信。清代闱中，有很多讲究，还有一个讲究，是不宜从《大学》里出题，如果出了，闱中必有火灾。这在康熙一朝，在浙江乡试，是屡屡得到应验的。康熙癸卯年首题“生财有大道”句，壬子年首题“如切如磋”句，庚午年首题“无所不用其极”句，都出自《大学》，结果都引起了大火，从此以后，浙江秋闱不再出《大学》题，沿以为例。但问题又来了，不出《大学》，又不合出题的规矩。定例：乡试题目首题为《论语》，则次题为《中庸》；首题为《大学》，则次题为《论语》。道光庚子科，山西首题“德润身，心广体胖”，次题“体群臣也，子庶民也”，就都因没有《论语》题，主考官受到处分。
乡试的中额，也就是录取的人数，各省不同，依文风高下、人口多少、丁赋轻重而定。像人文郁盛的江南一带，名额就多一些。乡试正榜取中的，称作“举人”，第一名称解元，而顺天乡试的解元，照例为直隶人。直属京师的地区为直隶省，直隶总督为疆臣领袖。此外，每五名正榜，取一名副榜，称作“副贡”。放榜的日子在九月，因时值秋季，桂花盛开，也称桂花榜；多选在寅、辰日进行，以辰属龙，寅属虎，取龙虎榜之意。放榜那天，正副主考、监临、房官、提调、监试等一干闱中官员书吏，齐聚公堂，拆卷弥封，核实姓名、籍贯，然后交书吏唱名，唱过之后，填写正榜。榜由第六名写起，最后一名唱完后，再回到前五名，由第五名唱起，唱到第一名。此时已是深夜，公堂上下红烛高照，声震夜空，名为“闹五魁”。五魁填完后，开始填写副榜，全榜填写完毕，加盖顺天府尹或本省督抚“关防”，在鼓乐仪仗的护卫下，送至顺天府尹署或各省布政使司署、巡抚署门前张挂，称为“发榜”。发榜第二天，各省巡抚衙门要举行“鹿鸣宴”，由主考、监临、学政内外帘官和新科举人参加，作魁星舞，演奏《诗经》中的《鹿鸣》，《鹿鸣》是古人在宴会上所奏的乐章。新科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四、五名称经魁，第六名称亚魁，其余的统称文魁，由国家颁给匾额和二十两牌坊银，匾额悬于宅门之上，坟前可竖旗杆，族中可立牌坊。这在封建时代，是不得了的事情。据丰子恺《中举人》一文回忆，他的祖母为人强亮，为了逼儿子中举，多次声言：坟头上不立旗杆，我是不会去的！所以顺德老秀才黄章，应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顺天府试时，已年满百岁，仍由广东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入京应北闱试。入场那天，特书“百岁观场”四个大字于灯笼之上，让他的孙子打着，在前头开道，一时九城轰动，观者如云。
徐珂《清稗类钞》：
道、咸前，大小科场搜检至严，有至解衣脱履者。同治以后，禁网渐宽，搜检者不甚深究，于是诈伪百出。入场者，辄以石印小本书济之，或写蝇头书，私藏于果饼及衣带中，并以所携考篮酒鳌与研之属，皆为夹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顶两层鞾底双屉者。更或贿嘱皂隶，冀免搜检。至光绪壬午科，应京兆者至万六千人，士子咸熙攘而来，但闻番役高唱搜过而已。及壬辰会试后，搜检之例虽未废，乃并此声而无之矣。
徐彬彬《凌霄汉阁笔记》：
咸丰初，俞樾为河南学政，自负南国人文，鄙夷一切，有两县同日复试，一县题《狱蹄鸟迹之道》，另一县题《鸡鸣狗吠相闻》，谓字不成字，文不成文也，以大宗师菲薄生童，后以不职为御史劾罢。
陆以湉《冷庐杂识》：
乡、会试题，首题《论语》，则次题为《中庸》，首题《大学》，则次题为《论语》，三题《孟子》，此定例也。道光庚子科，山西首题“德润身，心广体胖”，次题“体群臣也，子庶民也”，以无《论语》题，主试皆获谴。吾浙乡试出《大学》题，闱中必有火灾，故老相传康熙初三次皆然（康熙癸卯首题“生财有大道”一节，壬子首题“如切如磋”六句，庚午首题“无所不用其极”）。自是以后，浙闱不复出《大学》题，盖沿以为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