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文明”往往可以和“文化”混用，但是文化的适用范围更广，包括人类一切生活现象，从古人类出现开始就有文化，最初为旧石器时代文化，普遍使用磨制石器，农牧业和制陶业出现后过渡为新石器时代文化。而文明一词在西方如英语中的“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Civis”，意思是城市的居民，表明城市出现后的阶段。
三皇五帝之伏羲女娲
中国传说中的历史从三皇五帝开始，三皇五帝开始的时间虽早，但是出现记载的时间却比商周的帝王要晚，在商代甲骨文、西周的金文中都找不到三皇五帝的记载，三皇五帝的说法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周官》，但是作者没有指明他们是谁。而在三皇五帝中，排在后面的五帝来源说法的出现时间还早于前面的三皇，五帝最早是五位天神，早在周朝人们就以六辂祭祀昊天上帝和五方上帝。其中，昊天上帝为自然上帝，即苍天，也就是道教中的玉皇大帝；五方上帝则在东、南、西、北、中五方辅佐昊天上帝，又称五行帝，分别配五行五色，金木水火土、白青玄赤黄，白帝金德、青帝木德、玄帝水德、赤帝火德、黄帝土德，五帝下有五行神兽，分为东方木之青龙、西方金之白虎、南方火之朱雀、北方水之玄武、中央土之黄龙。后来司马迁著作《史记·五帝本纪》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列为人间五帝，成为现在五帝最常见的说法。
三皇最初版本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天皇、地皇、泰皇，其中以泰皇最贵”。后来泰皇多改称为人皇，三皇最初和五方上帝一样是三位天神，到后代三皇逐渐人化，成为五帝之前的帝王。
对于人间三皇是谁，最早见于西汉伏生《尚书大传》，其主张三皇应为燧人、伏羲、神农，是中国最早的帝王。其中三皇之首的燧人氏，是传说中钻木取火的发明者，在《韩非子·五蠹》中详细记载了他在发明巢居的有巢氏之后称王天下的事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燧人氏之后的伏羲又称庖羲氏，出生于甘肃天水成纪，相传“伏羲代燧人氏继天而王，作《易》八卦，因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等到“伏羲氏没，神农氏作”，因“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故谓之神农也”。
三皇说法到了东汉班固《白虎通义》变成“伏羲、祝融、神农”，燧人被祝融取代，祝融是传说中的火神，和水神共工对应，在宋代刘恕《通鉴外记》则将“伏羲、神农、共工”列为三皇。祝融与共工两人水火不容，据《史记·补三皇本记》：“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然后才有女娲补天的故事。
到了东汉末年应劭所作《风俗通义》则列举三皇为天皇伏羲、地皇女娲、人皇神农。在这个说法中伏羲和女娲为兄妹，他们的母亲华胥氏，踩雷神脚印有感而受孕，生下两个人首蛇身的孩子——伏羲和女娲，均为风姓，伏羲和女娲兄妹结婚建立了最早的婚姻制度，伏羲去世，女娲接替了伏羲的位置，成为三皇之一，女娲又被称为后土娘娘，她的名气可以说比伏羲大得多，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也普遍流行女娲崇拜。女娲的娲字从造字上看是煮饭用的“呙”字配上一个女字符号，正是厨房主妇的形象。
在汉朝时期，三皇说法一直不统一，东汉《潜夫论·五德志》道：“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为伏羲、神农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西晋的皇甫谧通过对黄帝以前帝王世系进行系统研究，著作《帝王世纪》将三皇定为：“伏羲、神农、黄帝。”最早为伏羲氏，代燧人氏继天而王，凡女娲氏、有巢氏等十五世，皆袭伏羲制度，故虽为皇而不自为一代，其后神农氏立传八世，再到黄帝。皇甫谧认为三皇顺序代表三皇时代，而不是三个皇帝的顺序，女娲氏属于伏羲氏时代，所以不能列为三皇。由于黄帝被列为三皇，所以《帝王世纪》排列的五帝世系也与《史记》有所不同，原本五帝之首的黄帝变成了黄帝的儿子少昊，五帝次序是：少昊帝青阳氏、颛顼帝高阳氏、喾帝高辛氏、尧帝陶唐氏、舜帝姚虞氏。
后来北周的孔颖达为《尚书》作序，认同《帝王世纪》的说法，写道：“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常言道也。”因为《尚书》为官学正统，《尚书序》的说法也被后世史籍所采用。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成为后世的正统说法，包括《三字经》也从此说：“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伏羲、神农、黄帝成为中国最古的三位帝王。三皇五帝顺序确认了，原本先天祭祀的五方上帝的人选也确定下来，三皇和五帝中的前两位成为五方上帝人选，即东方青帝伏羲、南方赤帝神农、西方白帝少昊、北方玄帝颛顼、中央黄帝轩辕，人们相信其死后为神，辅佐昊天上帝统治五方。
在各种三皇说法中，伏羲是必不可少的，在正统排名中伏羲为三皇和五方上帝之首，但是对伏羲的记载出现的时间却比黄帝、神农晚，战国中期的《庄子》是最早记载伏羲的著作，但是其有时又以神的身份出现。《庄子》以后，关于伏羲的记载越来越详细，并和其他祖先神合为一体，比如伏羲又称太昊（太皞），太昊是传说中东方的首领，主宰五行中的木，但太昊地处华东，伏羲出生地成纪却在西北甘肃天水，两地相差万里，在先秦的典籍中也没有太昊就是伏羲的记载。相比之下，太昊更多记载在《左传》等正史中，且地位更高，而伏羲更多出现在诸子百家之言，在古帝王序列中有时排在黄帝之前，有时又在禹、舜之后。西汉末年刘歆是最早提出伏羲就是太昊的学者，他的著作《世经》根据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理论“五行相生之序，首为木，帝王应从木德始，木属东方”，“东方，木也，其帝太昊”。太昊是东方之君，象征木德，所以是最早的上古帝王。而“炮牺（伏羲）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
刘歆从其五德终始理论出发，得出伏羲与太昊同是一人，为古代帝王世系之先，其后班固在《汉书》中便承袭其说，在《古今人表》中将上圣人从黄帝推至伏羲，后世史籍皆采此说，至此，伏羲开始登上官定正史，并终成三皇之首。
两河流域铜石文化
在中国传说中的三皇时期，两河流域开始进入铜石并用文化阶段，约公元前5000年，安纳托利亚的冶铜技术传入两河流域，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出现最早铜石并用的哈拉夫文化。哈拉夫文化因发现于哈拉夫遗址得名，在这里发现有两河流域最早的一批冶炼金属，包括铜针、铜凿和铅等。不过哈拉夫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不是铜器，而是彩陶，这一时期的彩陶通过高温烧制，更经久耐用，其表面还有近于瓷器的光泽，上用彩色线条描绘各种精美图案，代表同时期世界最高的工艺水平。哈拉夫文化彩陶替代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哈苏纳、萨迈拉陶器，成为该地区的主导文化。
伊拉克北部的阿尔帕契亚遗址是哈拉夫文化的典型代表。该遗址典型建筑是石基圆墙拱顶房，其墙厚达2.5米，由一长方形前室和一圆形内室构成，门前有石砌路面。在阿尔帕契亚遗址中心有一个长方形多房间的大型制陶作坊，周围有水井和陶窑，这说明手工业是此处的中心产业，这里发现大量精心制作的三彩陶器，代表了哈拉夫文化制陶技术的高峰，除彩陶外，还发现有大量石制品、雕塑、印章、珠宝等，展示了从以农业为主的村落到以手工业为主的村镇的转变。
约公元前4500年，美索不达米亚北方的冶铜技术传入南方，南方欧贝德文化进入三期铜石并用阶段。除了铜器外，还出现陶制的镰、斧做工具，陶镰、陶斧要比石镰、石斧更容易制作，并且可以批量生产，更适应农业发展对收割工具的大量需求。
而制陶技术最大的革命就是陶轮的出现。陶轮是迄今一切旋转切削机具的始祖，也是后来车轮的雏形，陶轮的出现大大提高了陶器生产的速度，也降低了陶器制作的难度，陶制品从奢侈品向常用品迈进。陶工们开始追求陶器的数量而不是质量，与北方哈拉夫文化手工制作的精美陶器相比，欧贝德文化陶轮制作的陶器是十分简陋的，而大量生产陶器也让陶工没时间去绘制花纹，陶器装饰普遍从复杂细描的直线图案发展为急速描绘稀疏的曲线图案，越来越倾向于快速、简单的制作。但是廉价的优势让南方欧贝德大量生产的廉价陶器逐渐取代了北方哈拉夫文化精美昂贵的陶器，到约公元前4300年，欧贝德文化陶器已经完全替代哈拉夫文化的陶器。
与陶轮同样重要的技术是帆船的出现。在欧贝德三期遗址中出现泥塑帆船模型，表明苏美尔人已懂得利用风能来加快船速，对比早期只能步行的陆运，水运无论载重还是速度都是最理想的交通方式。帆船增强了运输能力，陶轮加快了生产速度，这让欧贝德文化类型的陶器快速扩张，向西南延伸到沙特阿拉伯半岛东部海岸，向东到达伊朗高原，向北到达土耳其南部，欧贝德人用陶器换回阿富汗天青石，叙利亚和托罗斯山脉的银、铜、锡、红海珊瑚和贝壳等。
在手工业和贸易的刺激下，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出现了最早的城镇中心——埃利都。埃利都位于幼发拉底河进入波斯湾的入海口，是美索不达米亚各城邦中最南边的一座，大约始建于公元前5300年。根据苏美尔神话传说，埃利都是由水神恩奇（Enki）建立的世界上第一座城市，他们的创世神话说：“起初，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后来就有了第一个城市——埃利都。”《苏美尔王表》开头也写道：“王权从天而降，落在了埃利都，阿鲁利姆为埃利都国王。”
在埃利都遗址发现了南部美索不达米亚最早、最完整的神庙建筑，最初的神庙仅为一个简单祭室，面积不过4平方米，但是其规模、面积和内部构造始终都在发展。到约公元前4000年，神庙面积已扩张到276平方米，建在5米高的台基之上，神庙内不仅有祭祀的殿堂，还有供神职人员住宿的房间和使用的仓库，显示出清晰的神庙结构和设施。
埃利都神庙是聚落最中心、最重要的建筑，整个聚落就是围绕着神庙组建起来的，宏伟泥砖结构的神庙和周边贫民的芦苇小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意味着神庙是聚落活动的中心，也是最早的公共权力机构，在这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早的城邦组织雏形。埃利都神庙影响了两河流域的城镇规划格局，后来两河流域所有最初城邦都是以神庙机构为中心组建起来的，神庙不仅是受众人膜拜的圣地，而且也是城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中心神庙和专门的神职住房的出现意味着生产剩余增加并向少数人集中，一个新的阶级——祭司——形成了。祭司从原始社会巫师发展起来，他们的力量来源于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他们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巫师的巫术和见解十分荒谬，但是在对世界认识极度无知的古代，正是靠他们发现和传承人类最早的智慧。这些祭司成了人类社会最早脱离生产的专职人员，并成为世俗权力的掌握者，他们是当时最早的权贵，人类也由此进入阶级社会。
在阶级社会之前，人类和动物一样存在不平等现象，猴群中有猴王享受种种特权，原始人群中也有首领掌握领导权，但是阶级社会与原始社会、动物世界等级制度有两大区别：一是阶级出现和社会分工有关，统治阶级出现职业化，脱离生产劳动；而原始社会不同等级虽然有优先权的区别，但是首领还是依然需要参与劳动的。二是阶级社会存在首领世袭制，继承人无能或年幼也能继承首领位置，存在一定的稳定性；而原始社会首领不固定，弱者随时要被强者替代，好比狮群领袖在有生之年就会因单挑失败失去首领位置，根本轮不到安排其子继位。
最早的阶级社会被称为酋邦。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经历了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四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其中游群一般只有几十人，对应为食物奔波而采集和狩猎的旧石器时代；部落有几百人，对应新石器时代的氏族社会；而酋邦则有成千上万人，是国家之前阶级社会的阶段。
酋邦产生的动力主要有三个：一是需要将分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从事大规模的生产；二是经济上的集中和再分配，统治阶层通过生产资料和财富的交换来控制经济和劳力，将财富分配给那些不从事生产的人；三是由于酋长管辖地的人口更多，更容易造成内部冲突，所以需要赋予酋长使用武力的权力，并垄断重要的信息。不过酋邦没有武力压迫的政府机构和法律机制，缺乏由国家行使的那种与权力垄断相关的强制制裁能力。这种社会大部分是用宗教来实施管理，因此酋邦的结构普遍是神权型的，他们通过与神祇的特殊关系使民众臣服，让其统治成为自然规律的一部分。
埃利都遗址正是神权酋邦的典型，美索不达米亚南方泛滥的河水和干旱的气候必须依靠大规模灌溉防洪系统，但这绝非一家一户所能为，必须要有中心人物将分散的劳力组织起来从事建设。祭司通过宗教的方式掌握这项权力，并开始负责调解集团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管理的秩序，通过宗教仪式来接受贡品和行使权力，神庙成为最早的权力中心，祭司长成为最早的神王，埃利都也成为最早的酋邦。
位于两河流域上游叙利亚的布拉克遗址是北部欧贝德文化中心，在约公元前4200年，布拉克城市中心的面积达到40万平方米，人口达到5000人，郊区面积更大，达55万平方米，郊区外周围300万平方米的地方都显示有人居住的迹象，形成围绕布拉克的卫星村。
出现围绕中心聚落的层级聚落是酋邦在考古学上的重要特征，氏族村落只有一级决策机构，酋邦有二到三级决策机构，国家则至少拥有三级以上的决策机构。三个聚落等级好比现在行政区域一级（村）、二级（乡镇）、三级（县市）。围绕中心聚落布拉克的卫星村的出现，正是隶属于酋邦的村落在考古学上的体现。埃利都和布拉克这两河流域一南一北的两大遗址演变是从氏族到酋邦演变的最早例证。
苏美尔乌鲁克文化
在欧贝德文化之后，约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人成为两河流域的主人。目前还不能确定苏美尔人和欧贝德人的关系，一般认为他们属于外来者，他们讲的是和周边民族完全不同的语言，属于黏着语，和乌拉尔—阿尔泰语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区别也十分明显，是一种孤立语言。苏美尔人称自己为“黑头人”，不过今日两河流域的阿拉伯人也是黑头发，从雕像上看苏美尔人都是高鼻梁、深眼窝、大眼睛，和当地的阿拉伯人主要差异是较少留有茂密的胡须。
根据苏美尔神话，这个世界最初只存在混沌女神纳穆（Nammu），由她生出“原始之海”和“天地之山”，并孕育出“天地之神”安启（Anki）。安启是苏美尔的创世之神，他创造世界后自解全身，分离为“天空之神”安（An）和“大地女神”启（Ki）两位大神，整个世界也被分为天界、大地和深渊三大部分。而后安（An）和启（Ki）结为夫妻，生下“风与大地之神”恩利尔、“深渊之神”恩奇分管大地和深渊。安、恩利尔、恩奇合称苏美尔人的三大主神。恩利尔的长子月神伊南娜是仅次于苏美尔三大主神的天神，伊南娜意为“天主”，在苏美尔人的神话中，月亮的地位高于太阳，月神伊南娜正是“太阳神”乌图的父亲，同时他也是“大女神”伊南娜和“冥后”伊瑞绮嘉拉的父亲。
作为众神之父的安（An）是苏美尔人的最高主神，掌管神界，在苏美尔文字中是星星的符号，意为“光明神圣的上天”。苏美人的算术是六十进制法，安是最高的六十价值。安的神庙在乌鲁克，而乌鲁克也正是苏美尔文明的第一城。乌鲁克建于约公元前5000年，起初是个村庄，在约公元前4000年，乌鲁克发展成为城市，乌鲁克文化也开始逐渐替代欧贝德文化，这一般被视为苏美尔人到来的标志。
乌鲁克城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叫库拉巴（Kullaba），另一部分叫埃安纳（Eanna）。这原本是邻近的两个城镇，各有独立的神庙，分别供奉着天神安和大女神伊南娜。根据史诗传说，埃安纳的国王麦斯江伽舍尔是太阳神乌图之子，有出山入海之能，他的儿子恩美卡在位时期合并了库拉巴和埃安纳两地，建立了乌鲁克，首称“乌鲁克王”，而库拉巴和埃安纳分别成了乌鲁克城的两个中心，分别对应考古发现乌鲁克城中西部的安神庙区和东部的伊南娜神庙区。虽然安在神话中的地位远高于伊南娜，但是在乌鲁克城发展中，伊南娜神庙的规模却超过了安神庙。
伊南娜代表着金星，经常以骑着狮子的少女形象出现，既监管战争又是性爱和丰收之神，被认为是性爱女神维纳斯的前身。作为性爱女神，伊南娜代表着性的吸引力，她性欲旺盛、行为放荡，每天都要找陌生男子交合，街头巷尾都有她的情人，被称为“娼妇”，是妓女的守护神。供奉她的女祭司以祭祀的名义将神庙当作妓院，与外来人发生性关系，把卖淫的钱献给庙宇。世界最早的妓女——圣女——开始出现。圣女，又称为庙妓、圣妓，是指在庙宇里生活，为朝拜者提供性服务的人。伊南娜神庙成为人类最古老的妓院，开遍两河流域的各地大街小巷，尤其是乌鲁克的伊南娜神庙更堪称古代文明最大的妓院，圣妓是这些神庙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且妓院不仅是合法的，更是神圣的。不只是祭司，两河流域所有即将成年的少女都必须到伊南娜神殿坐庙执行圣妓任务才能出嫁，坐庙的女子被视为神圣的替身，代表伊南娜女神在神殿内行淫，与来神庙的陌生游客交合。少女没有选择的权利，一定要和第一个投给她钱的男人交欢，不管给钱多少，都不能拒绝，和游客做爱完毕，她就可以回家，摆脱圣妓身份。相貌漂亮的女孩子很快就能完成任务，个别貌丑的妇女可能一辈子都要待在神庙内孤老终生。圣妓制度伴随整个古代两河文明的始终，直至罗马统治时期才被废除。圣妓制度对西方古代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西方维纳斯最早是妓女之神，后来演变成为爱与美的女神。
正是伊南娜给乌鲁克带来了文明。根据苏美尔神话，深渊之神恩奇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埃利都，并把他创造的具有重要价值的神圣与文明的要素储藏在那里，乌鲁克女神伊南娜想要得到这些文明要素，使她的乌鲁克城享有不朽的荣光。她通过酒色将恩奇灌醉，骗走了藏在埃利都的文明要素，包括神权、王位、文字、金属冶炼术等，酒醒后恩奇后悔莫及，派属下搜寻伊南娜的踪迹，不过一无所获。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埃利都（恩奇的城市）的没落以及乌鲁克（伊南娜的城市）的兴起，乌鲁克文化将要替代以埃利都为中心的欧贝德文化。
对性爱与战争女神伊南娜的崇拜是乌鲁克兴起的标志，乌鲁克伊南娜女神庙不断扩大，这和神庙妓院带来收入的不断增加相匹配。当时，伊南娜以四种角色接受崇拜，分别是伊南娜、夜之伊南娜、晨之伊南娜、阴间之伊南娜，分别对应伊南娜圣殿、夜之伊南娜圣殿、天堂神庙、天堂与阴间神庙，在乌鲁克伊南娜区出现富丽堂皇、相互毗连的神庙建筑群，包括红庙（亦称石灰石庙）、宫殿、墩柱大厅、大庭院、夯土大厦、大塔庙、马赛克神庙等，神庙内部用土坯建造，每隔一定高度就铺上一层芦苇席，以增加稳固性和弹性，外表用烧砖和沥青砌成。苏美尔人将神庙建在多层塔形的高台基上，用巨石垒砌成层层梯道，形成宏伟壮观的塔式建筑，这种类似金字塔的阶梯型神庙建筑被称为“吉库拉塔”。乌鲁克大塔庙是塔庙的典型代表，公元前3200年建造完成，大塔庙最下层有四层土台，分别涂上黑（代表阴间）、红（代表人间）、青（代表天堂）、白（代表太阳）四种颜色，每层都绘制奇花异草，最上层是神庙祭室，共有18层，每层有神龛等建筑，远望如山，极其壮观。经研究，修建这座神庙大概需要1500名工人每天工作10小时，连续工作5年才能完成。大塔庙周边的马赛克神庙用当地珍贵的石灰石建成，面积达2900平方米，厅柱廊宽30米，由两排直径达2.62米的柱子拱立，廊柱和双侧楼梯采用最早的马赛克镶嵌技术，以彩色的宝石、贝壳、铜片和陶器镶嵌成精美的马赛克图案，让建筑在阳光下更耀眼。在神庙内部有着世界最早的洗浴设备，神庙入口两侧镶铜的狮子和公牛塑像，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看门雕塑。神庙中的“猎狮碑”所用的石材是一块高达80厘米的玄武岩，产自乌鲁克以西约80公里之外的叙利亚露天采石场。如此大规模的建筑群是为了强化信仰，让当时的人造成这样的感觉，如此庞大的建筑物不是人类能建造的，肯定是神明建造的，在乌鲁克史诗中一直强调城中神庙是从天而降、神灵所建，从而巩固乌鲁克的神权统治。
比建筑物更为重要的是灌溉系统的完善，出现了大规模的蓄水池和水渠的灌溉网络。从村镇和城市遗址分布上看，这时期人们在水源上已经不再完全依赖自然支流，而开始依靠用水坝拦截的、直而长的人工水渠来保证用水。大型神庙和灌溉系统的建造和维护需要组织大量非农业劳力大军进行强制劳动，大批非农业劳力的存在只有在农业出现大量剩余产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只有政府管理部门才能组织征召劳工从事这样大规模的建设活动。
除城市和大型礼仪建筑外，在乌鲁克文化遗址还发现了人类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在约公元前3500年乌鲁克时期伊拉克基什城址附近的奥海米尔岗发现了一小块石板，上面刻有表示文字的图画符号，这种图画文字，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
在基什文字之后，乌鲁克伊南娜区发现了约公元前3400年的最早的泥版文书。这些泥版文书主要为货物清单、合同以及最早法院、监狱和政府的文字记录，还有各种词汇文献表。其中的“人表”和“官职表”是按“职业等级”排列的名单，城邦首领排在第一位，然后是议会长、财务长、农业主管、将军、大使之类的职务名称，按官职的大小排列。官员之后是各种职业，相关的职业被列在一起，其中重要者在先，次要者放后，文书上还有表示“女奴”和“男奴”的词汇，这些都说明当时已经存在相当发达的社会分层与劳动分工。从记录可知，乌鲁克城邦的居民大致可以划分为祭司和贵族、公社农民和城市普通公民、失去公民身份的依附民以及奴隶四个等级。乌鲁克的土地可分为神庙土地、公社土地和私人土地三类，其中神庙经济在城邦经济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祭司也是城邦中最重要的阶层。
社会管理体系中统治机构的出现，社会等级分化制度的确立，如此复杂的社会结构说明了乌鲁克已经形成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形式。相比酋邦，国家是按政治和领土组建起来的，而不是按照族群、部落和酋长管辖地的亲属关系建立的。从约公元前4000～前3200年的乌鲁克文化时期，可以看到两河流域从血缘酋邦社会转变为一个中心城市有专职的官僚机构、军队和社会等级的城邦国家。乌鲁克是两河地区城市化的主力，在乌鲁克文化的800年时间中，乌鲁克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约公元前3200年，乌鲁克人口达到3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其卫星村镇至少遍及周围10公里的范围，形成了中心城市、附属城镇、农村居民点三级层次的人口分布格局，这些卫星村镇为日渐增多的乌鲁克市区居民提供农业和日常生活用品。乌鲁克以宏伟的塔庙为中心，在神庙周围是官邸和贵族区域，外层是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区，最外层是农业居民，一个城邦由一个以神庙为中心的城市加周边的附属村镇构成。乌鲁克城内密布着成群的两层房屋、窄巷和庭院，两河流域运输贸易货物不断涌入乌鲁克城，城内先进的运河系统贯穿其中，被喻为“沙漠中的威尼斯”，如此繁荣的景象为乌鲁克文化赢得了“文明的曙光”的美誉。
在日常生活中，“文明”往往可以和“文化”混用，但是文化的适用范围更广，包括人类一切生活现象，从古人类出现开始就有文化，最初为旧石器时代文化，普遍使用磨制石器，农牧业和制陶业出现后过渡为新石器时代文化。而文明一词在西方如英语中的“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Civis”，意思是城市的居民，表明城市出现后的阶段，与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的文化（culture）所代表的农耕村落的新石器时代对应，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上常用文明来指比新石器文化更高级的人类社会阶段。目前对进入文明社会没有统一标准，但一般常见的指标有文字、城市、大型礼仪建筑、国家等，乌鲁克文化是已知第一个具备以上所有标准的考古文化，因而也被称为“人类文明的摇篮”。
青铜和车轮
根据乌鲁克史诗《恩美尔卡与阿拉塔之王》记载，在乌鲁克东方相隔七座山脉的伊朗境内有一座富庶的城市叫阿拉塔，盛产乌鲁克缺少的金属和各种矿石。乌鲁克王恩美尔卡向乌鲁克女神伊南娜祈佑道：“让阿拉塔臣服乌鲁克，提供最贵重的宝石、金银，为女神修建大神殿。”他向阿拉塔派出信使，并声称乌鲁克对阿拉塔的统治是伊南娜女神的意愿。阿拉塔国王自称是伊南娜的门徒，准备听从女神的旨意，条件是恩美尔卡必须用大麦来交换。但是当恩美尔卡送来大麦后，阿拉塔国王却出尔反尔，不肯交出金银、宝石等资源。于是乌鲁克对阿拉塔发动远征，阿拉塔国王在乌鲁克兵威面前向恩美尔卡表示投降道：“从低地到高地，你是永远的统治者，我永远也无法与你相提并论。”阿拉塔人民把金银和天青石等送到了乌鲁克，在伊南娜神庙中堆积起来。后来当乌鲁克遭到其他族入侵，阿拉塔还伸出了援助之手，送来了一批宝石、黄金和工匠。
阿拉塔被认为是位于两河流域东部、伊朗西南部胡泽斯坦（来源于古波斯的埃兰名字）省埃兰地区的城邦，埃兰在苏美尔语中意为“高国”，埃兰人自称其国为“神之国”。发源于伊朗高原的卡鲁恩河与克尔凯河流入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东部波斯湾的咸水湖（现已干涸）形成“小两河流域”，冲积成伊朗最大的平原——埃兰的胡泽斯坦平原。胡泽斯坦平原从地理上看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一部分，又是伊朗高原的延续，因为紧靠伊朗高原扎格罗斯山地，有着丰富的森林、矿产和畜牧资源，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主要的资源供应地，而富饶的两河流域平原也是处于山地的埃兰所想要掠夺的对象。两河流域与东部埃兰的关系，好比埃及和南部努比亚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受苏美尔文明影响，埃兰出现了伊朗最早的文明。地处埃兰中心的苏萨（Susa）是当时埃兰文明的中心，苏萨早在欧贝德文化时期就出现搭建在高台上的寺庙，懂得用陶轮制作陶器。在乌鲁克文化时期苏萨城受两河文明影响，开始具备城市规模，苏萨城占地达25万平方米，人口多达8000人，被认为可能是传说中的阿拉塔。
虽然伊朗的社会发展总体上落后于两河流域，但是在冶金业上却发展得更早。伊朗高原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在约公元前5000年，伊朗铜器开始取代骨头和石器，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冶炼砷青铜。虽然早在约公元前4700年前在塞尔维亚布洛克尼克遗址就已经出现了锡青铜制作，但那是通过对天然共生矿资源冶炼而成的。真正掌握人工青铜冶炼配比技术是在砷青铜冶炼出现后，砷青铜是指砷与铜的合金。在埃兰以东伊朗高原中南部的雅亚遗址，出土的冶炼砷青铜，包括武器、工具、容器、首饰、别针、仪式用具等，时间约为公元前3700年。同时期伊朗北部欧亚交界的高加索山脉的迈科普文化出土了还要早一点儿的、约公元前3700年以前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剑和其他青铜物品，迈科普文化还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梯田，西亚砷青铜的技术正是经迈科普文化的高加索山脉传播到欧洲。伊朗高加索之后，两河流域上游叙利亚的布拉克、阿姆克夫也出土了砷青铜工具和饰物等，时间约为公元前3500年。在砷青铜冶炼出现后，约公元前3300年，在小亚细亚东南部和两河流域北部进一步发展出锡青铜冶炼技术，和砷青铜相比，锡的熔点比较低，这降低了青铜冶炼的难度，更重要的是砷青铜所用的砷为重金属毒物，长期接触会导致砷中毒，而锡是无毒的，这大大增加了青铜的使用价值。锡青铜的出现让青铜器迅速取代了石器，人类开始从铜石并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
青铜器原本是金色的，中国古代最早的“金”本指青铜，因在地下埋藏太久，外表氧化产生青绿色的铜锈，故称青铜器。青铜的硬度为纯铜的4.7倍，而且具有较高的铸造性能，解决了纯铜太软、石器太脆不能锻铸的缺点，尤其是和石器相比，青铜不容易在关键时刻损坏，这在战争上十分重要。武器的更新让战争的作用大为加强，导致军权领导产生，对武器的重视让铜从奢侈品变为必需品，出现了供养专门生产金属工具的工匠，形成新的阶级。同时军权领导要求人民将原材料和军工供应上来，政府成为新的原材料供应中心和吸收广大社会剩余的基地，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出现。
和青铜冶炼术同被誉为文明时代到来的两大革命技术的是车轮，一般认为最早的车轮是通过将陶轮放大制成的，这些早期轮子都是一个由3块厚木板拼成的实心圆盘，而不是像现在带有辐条的轮圈。在乌鲁克遗址出土了带有轮子的模型和货车的壁画，从这些壁画和模型来看，当时的车是四轮的。这种四轮车和现代的四轮车不同，没有转向部件，不能转弯，道路适应性差，而且很笨重，难以上坡道，只能慢速行驶，最初多用牛和驴拉，用作把贵族成员遗体送到陵墓的灵车。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四轮车，被称为太平车，同样也主要用于送葬，在一些地区和墓葬中也用作礼仪装饰用品，并非实用的交通工具。
最早的车子虽然原始，却由此引发了城市革命。在车子发明之前，陆地上的运输只能完全靠人力，不但运输量小，而且中途还要减去运输人自己所需粮食的消耗，超过一定距离，粮食还没运到需求点，就被运输人自己吃完了。矿石和木材这种非粮食资源运输的路程则更短，远处的物资运不过来，而本地的物产能满足的人口有限，这样就限制了城市的出现，可以说一个城市人口多少最关键就是看能运来多少粮食等物资。人类最早的文明多出现在两河流域除了因为具有农业优势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方便的水力运输，而轮子的出现，进一步解决了陆地运输的时间和成本，让脱离粮食生产的城市得以大规模出现，这也是两河流域最早出现人类城邦文明的重要原因。
除了两河流域外，欧洲被认为可能是车轮更早的发源地，在约公元前3650～前3400年，德国的夫林班克一座墓冢中发现有三道车轮的印辙。同时期匈牙利出土了两个四轮车形状的陶器，在斯洛文尼亚发现的卢布尔雅那沼泽轮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制车轮，在波兰则发现了一只陶制的把手和带车形图案的罐子。欧洲最早的车轮和两河流域一样都是四轮的，用两头牛拉车，车轮的使用让这个时期的欧洲像两河流域一样得以出现大规模的城镇。
约公元前4000年，乌克兰—罗马尼亚境内的爱莱斯德—库库泰尼—特里波利耶文化是这时期欧洲铜石并用文化的典型代表。该文化因乌克兰境内的特里波利耶遗址和罗马尼亚境内的特里波利耶遗址和库库泰尼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罗马尼亚东喀尔巴阡山至乌克兰第聂伯河中游一带，以铸造铜器和制造彩陶出名，其锻造红铜用具采用了焊接技术，并开始铸造斧、锥、凿、刀、剑等铜制品。爱莱斯德—库库泰尼—特里波利耶文化最出名的就是其大规模的城市遗址群，其城镇数量甚至超过了两河流域，该文化有90个超过10万平方米的居住点遗址，其中29个超过100万平方米，6个超过200万平方米。其典型遗址爱莱斯德、库库泰尼、特里波利耶等人口达1万～2万，其中最大的塔利安基（Talianki）城人口有2万～3万，面积更达到335万～450万平方米，超过了两河流域的乌鲁克城。各大城市外有壕沟土墙，内有街区和大型公共仪式建筑，城市居民普遍居住在2～3层楼房，遗址呈现出市中心、城镇、村落三个层次聚落等级。该文化还发现有西方最早的太极图案，这是当地流行的部落图腾，特里波利耶太极图曾在上海世博会乌克兰馆中展出，引起轰动。
印欧人
爱莱斯德—库库泰尼—特里波利耶文化堪称当时世界上仅次于两河流域的铜石并用文化，已经处在文明的前夜，却最终没能发展出文明而走向灭亡，特里波利耶文化衰落的原因目前还未知，多认为和东部印欧人的入侵有关。
印欧人是今天大部分欧洲人和印度人的祖先，他们生活在特里波利耶文化以东乌克兰东部和俄罗斯南部的东欧大草原（又称南俄罗斯草原）上，主要以牧牛为生，并从事少量的耕作。东欧大草原气候适宜、水草丰富、地势平坦，是捕猎游牧的理想胜地。在这里发现的约公元前4500～前2200年的坟冢文化（又称“颜那亚文化”）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印欧人的考古文化，该文化得名于墓室用石头或木头筑成房屋状，然后再在墓顶上建造一个圆形的小坟丘，这种坟丘在俄语中意为“坟冢”。
因为印欧人主要靠畜牧为生，所以和蒙古人一样逐草而居，“坟冢文化”呈现随季节和水草迁移的特点，没有发现大规模的定居点。原始的游牧部落往往是半农半牧或半猎半牧的，畜牧往往依附在种植或狩猎的基础上，这是因为人类自身移动的距离有限，无法实现大规模的迁移放牧。在车轮这项交通革命发生之时，印欧人实现了另一项交通革命——马匹的驯化。当时的欧洲平原上活跃着奔跑迅速、性格温顺的欧洲野马，对世界上所有人工驯养马种的DNA检测结果表明：世界上所有的人工驯养马种都来源于中亚和东欧草原上的欧洲野马。而考古遗址上也证明了这一点，约公元前4200年，在乌克兰第聂伯河东岸最早驯化了马，在乌克兰德累夫卡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4000年马嚼子磨伤的马牙和鹿角做的马嚼子，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驯养马匹的证据，在以后印欧人遗址中又发现了最早的家马骨骼。
马的驯养解决了空旷原野的交通运输问题，在一些干旱不适合种植的地区，畜牧业开始完全脱离农业和狩猎快速发展起来，从中国东北到中欧的辽阔草原地区兴起了游牧文化。马可以说是古代最有影响力的牲畜，这不仅表现在运输作用，还有军事作用，古代游牧民族正是靠马匹征服人口超过自己千百倍的农耕民族。相比农业，完全靠游牧为主的生活需要有大面积的天然牧场，而且要随着水草迁移，所以游牧地区的人口密度非常低，每平方公里内往往只有1～5人，自古就以游牧业闻名的蒙古到现在依然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才1.91人（2014年）。如此低的人口密度和四处迁移的生活方式自然难以形成发达的文明，所以游牧民族的特点就是四处迁移，寻找新的牧地，由于游牧经济产品单一，所以他们经常靠着战马这项古代最重要的军事优势，侵略物产丰富的农耕民族，直到火器革命粉碎骑兵阶层之后才发生改变。
除了驯化马匹，印欧人还将笨重的四轮车改装成轻便的可以转向的两轮车，高大的马和轻便的两轮车组成的马拉战车，其威力远比其他地区的牛车和驴车更强悍和快速，也为他们日后的大迁徙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拥有了远超周边民族的军备力量。而由于印欧人所处的东欧大草原和欧洲最早的青铜文化发源地高加索山脉迈科普文化相连，所以印欧人也成为最早一批掌握青铜武器的欧洲人。印欧人手持青铜武器，驾驭马拉战车，开始了大规模的种族迁徙。
向东印欧人走出欧洲扩张到亚洲的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在里海东部形成以米奴辛斯克盆地为中心的阿凡纳谢沃文化（约公元前3500～前2500年），这是南西伯利亚最早的牧业文化和青铜文化。
向西印欧人开始对老欧洲进行军事入侵，从进入新石器时代起，欧洲实际上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一个是东部的原始印欧语文化区，另一个是由非印欧语居民占据的古欧洲区。东部印欧区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的生活，实行父系家长制统治，崇拜太阳神，尚武好战，生产力较为落后；而西部的非印欧语居民则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崇拜月神，爱好和平，生产力较为发达。东部较为落后却好战的印欧游牧战士，凭借着青铜武器和马拉战车的军事优势逐步征服了西部非印欧语居民，首先遭殃的就是和印欧人地理位置相连、同处乌克兰的特里波利耶文化。在印欧人残酷的入侵和统治下，欧洲的城镇遗址全部变回村落，一直到千年后的文明时代才出现人口与特里波利耶文化相当的城市，原本领先的东南欧洲巴尔干地区走向落后，而与此同时，位于尼罗河的埃及人却创造了伟大文化，并出现继两河文明之后世界第二古老的文明。
埃及前王朝
约公元前5000年以前，尼罗河流域的农业发展并不突出，这是因为同时期北非气候温和湿润、水草繁茂，狩猎畜牧带来的收获大于农业。约公元前5000年之后，非洲北部气候开始进入干燥阶段，气候逐渐变得越来越炎热干旱，湖泊、溪流相继干涸断流，撒哈拉河马和大西洋象从此绝迹，繁盛的草原变成戈壁沙漠，无尽的撒哈拉沙漠开始形成。原本从事游牧狩猎的人们开始逐渐迁移到尼罗河流域开始农业耕作，尼罗河得天独厚的农业优势得以显现，在河流两岸的农业村落迅猛增加。
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从地理上分为狭窄的上埃及河谷地区和地势较为开阔平坦的下埃及三角洲地区。上埃及的河谷地区属于热带干旱气候，几乎常年不雨，生产和生活用水全靠尼罗河供给；北部三角洲地区则属于地中海气候，受地中海季风影响会有降雨。在下埃及法尤姆地区出现埃及已发现最早的农业文化，法尤姆作为埃及最古老的定居点延续至今。到约公元前4500年，上埃及开始出现最早农业社会塔萨文化（Tasian culture），以生产涂釉的黑顶红陶器出名。紧连塔萨文化的是约公元前4400年的拜达里文化（Badarian culture），它完全沿袭了塔萨文化的面貌，主要区别是拜达里文化已经进入铜石并用阶段，在拜达里遗址中发现有铜质锥、针、斧以及铜珠等装饰品，并出现了黄金制品。从拜达里文化起，南方上埃及河谷开始赶上北方下埃及三角洲地区，上下埃及发展各具特色，上埃及生产的涂釉陶器更加精美，还发现了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梳子——骨制的篦梳，下埃及的石器制作技术则略胜一筹。这时期埃及定居聚落大多只有几十人，发展程度远不如两河流域和东南欧巴尔干半岛。
在约公元前4000～前3100年，埃及进入前王朝时期，前王朝时期又叫作涅伽达文化时期，涅伽达文化因埃及南部的涅伽达遗址而得名，涅伽达文化一期又称阿姆拉文化，时间约为公元前4000～前3500年。这一阶段埃及石器和陶器制作日益精美，铜器逐步增多，驴已被驯化当作运力，这对人类早期贸易活动非常重要，驴商队的出现大大加强了人类陆路的长途贸易能力，让资源有限、地理相对隔绝的埃及得以快速发展，在涅伽达完成从村落到埃及最早城镇的转化。上埃及的涅迦达是埃及前王朝早期中心，城外有砖砌的城墙，城内有贵族墓地、陶器刻画符号、代表阶级关系的图案绘画（如王权标志的红冠形象），同时还发现了象牙雕刻的人物、动物偶像及祭祀用品的浮雕，雕刻着许多动物图腾的石板，这都表明，宗教信仰已有了发展。埃及前王朝时代又被称为古埃及第一神朝，这时期埃及神话开始形成。
在埃及创世神话中，世界起初一片混沌，只存在太阳神拉·亚图姆，从拉·亚图姆的嘴里吐出儿子——大气之神舒（Shu）和女儿——雨水之神、生育之神泰芙努特（Tefnut）。大气之神舒将混沌世界一分为二，上为天，下为地。然后舒和泰芙努特兄妹结婚生下了儿子——主管大地之神盖伯（Geb）和女儿——主管天空之神努特（Nut）。盖伯和努特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兄妹结合生下了另四位重要的神祇：丰饶和农业之神奥西里斯、生命与健康女神伊西斯、风暴与沙漠之神塞特、死者守护神奈芙提斯，至此古埃及第一神朝中的九柱神全部诞生。
丰饶和农业之神奥西里斯和自己二妹伊西斯结婚，并成为埃及的第一任国王，他教会埃及人耕作，主管富裕的尼罗河地区；他的弟弟塞特则和最小的妹妹奈芙提斯结婚，分管尼罗河以外的荒漠地区。小妹奈芙提斯虽然和塞特结婚，但是她的内心深处爱的却是自己的大哥奥西里斯，终于有一日，奈芙提斯把奥西里斯灌醉后和他发生性关系，生下了长着一颗胡狼脑袋的儿子阿努比斯（又被称为胡狼神或豺头神）。
面对配偶的背叛，奥西里斯的妻子伊西斯选择了宽容，她收养了被抛弃的阿努比斯；而奈芙提斯的丈夫塞特却选择了报复，他一直嫉妒奥西里斯的权力。为夺取他的王位，他预谋多年，将奥西里斯骗进一个黄金的棺材，再用沸腾的铅水将其浇洗杀死，将尸体分为为14块，抛撒在埃及各地。奥西里斯的妻子伊西斯费尽周折寻找丈夫的残骸，她滴入尼罗河中的伤心泪水造成了尼罗河水定期的泛滥。最终伊西斯只找回了丈夫的13块残骸，奥西里斯的第14块躯干——阴茎——已被鱼吃掉了。为了防止尸体腐烂，奥西里斯的私生子阿努比斯帮助伊西斯女神将碎肉混在一起用裹尸布制作了第一个木乃伊，阿努比斯因此成为木乃伊之神。在古埃及木乃伊棺椁上的亡灵书中一定会有阿努比斯的名字，阿努比斯雕像多伴随在亡者的木乃伊身旁或是坐在坟墓的顶端保护坟墓，埃及祭司在制作木乃伊时都会戴上阿努比斯面具，象征阿努比斯附体。
由于奥西里斯尸体少了一块阴茎，所以伊西斯用木头雕刻了一个假的阴茎替代，她施法让丈夫复活，奥西里斯复活后，立刻用这根假阴茎和伊西斯交配，两人激情一夜后，伊西斯便有了身孕，而奥西里斯却再次死亡。死后的奥西里斯成为地界的冥王，把他制成木乃伊的阿努比斯则成为亡灵的引导者和守护者，他引导死者的灵魂到审判的地方，同时负责监督“审判之秤”的称量工作：在秤的一边放置正义与秩序女神玛特的羽毛，另一边放置死者的心脏，如果心脏与羽毛重量相当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到达奥西里斯的冥府，得到永生；如果心脏比羽毛重的话，这个人将会被等待在天秤旁的魔兽吃掉。这份神圣的工作在古希腊神话中则演变为蒙眼的法律与正义女神忒弥斯所肩负。
怀孕后的伊西斯生下了一个长着鹰头的儿子荷鲁斯，他的双眼分别代表太阳和月亮。他出生的目的就是为父报仇，由于不忍看到自己的弟弟和儿子争斗，伊西斯试图阻拦他，荷鲁斯不由分说就砍下了母亲的脑袋。幸好作为生命女神的伊西斯后来又重新长出了脑袋。
荷鲁斯与叔叔塞特进行了一场长达80年的王权争夺战，塞特被荷鲁斯扯掉了睾丸和一条腿，荷鲁斯也被塞特挖掉了代表月亮的左眼（从此荷鲁斯只剩下代表太阳的右眼，被称为“独眼神”，荷鲁斯之眼成为古埃及著名的图腾）。两人的战争惊动了众神，大地之神盖伯，也就是塞特的父亲、荷鲁斯的爷爷，出面调停，组织众神审判。在审判中，塞特矢口否认曾杀害过奥西里斯，并诬陷荷鲁斯是私生子，是伊西斯在外的野种，在奥西里斯去世后才出生，不是埃及王权的继承者，伊西斯则出庭表明自己的贞节。最后的审判结果是荷鲁斯与塞特分别为上下埃及之王，两人的战争并没有因为审判而停止，荷鲁斯和塞特分管的上下埃及从此纷争不断。
神话故事在考古中得到一定的反映，埃及已知最早的城镇涅伽达就是塞特神之城，古称为努布特，涅伽达城出土了埃及最早的王冠和王衔，是已知埃及最早王权统治城邦国家。在约公元前3500～前3100年，埃及进入了涅伽达文化二期，又称格尔塞时期，这时期埃及的塞特神的圣城涅伽达开始衰落，在涅伽达南部兴起的耶拉孔波利斯成为埃及最大的城市，耶拉孔波利斯又称鹰城，就是塞特的死对头——鹰头神荷鲁斯的圣城。在这里发现了城墙、城门、街道和土坯房屋等遗迹，在耶拉孔波利斯发现了最早可确认的王室墓地和神庙窖藏的文物，被称为耶拉孔波利斯的宝藏，包括王墓中的壁画、随葬品，神庙窖藏中绘有图案的象牙板、国王祭祀时用来调磨颜料化妆的调色板，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最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和反映王权活动的文物。在王权的文物中刻有已知最早的三位国王的名字：何王（Iry-Hor）、卡王（Ka）和蝎子王（King Scorpion），他们约生活在公元前3250～前3100年。考古学有时将这段时期划分为涅伽达文化三期，或埃及第零王朝，在这时期王墓中发现一件用象牙制作的“蝎子王权标头”，是埃及发现的最早的权标头，权标头是法老权杖的顶端，最初是古埃及人曾经使用过的一种武器，后来被作为国王权力的象征退出战场。蝎子王权标头上中央有一个头戴王冠的国王，腰系象征王权的牛尾，正以盟主的身份召集盟邦、组织民众开凿河渠和征讨敌国，在他的右上方有一蝎子和玫瑰花组成的图案，玫瑰花结代表王衔，蝎子则是国王名字的象形文字符号，所以他被称为蝎子王。在下埃及三角洲开罗附近也发现了有他名字的文物，说明蝎子王的势力已向北到达该地区。文字、城市、王权、阶级墓葬和神庙的出现表明在公元前3250年上埃及已进入文明阶段。
中国和世界主要遗址文物
一、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
约公元前5000年渭河流域老官台文化和华北平原裴李岗文化融合发展形成仰韶文化。仰韶文化以陕西、河南西部为中心，其主要特点是粟作农业、彩陶工艺和半地穴式建筑，平坦广阔的华北平原让仰韶文化迅速扩张到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国这时期面积最大的新石器文化类型，以制作精美的彩陶著称。早期仰韶文化典型遗址为陕西境内的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
西安市的半坡聚落是这时期北方规模最大的新石器聚落，开始时间约为公元前4700年，整个遗址布局以一座160平方米、供氏族成员聚会的大型半地穴房屋为中心，周边共有46座中小型住宅，其外围有壕沟环绕，壕沟北边是墓地，东边是陶窑。半坡人大部分居住在半地穴式建筑中，到晚期出现木骨泥墙地面建筑房屋，房屋完全靠12根木棍做骨架，用藤条缠结，在木骨外涂抹草泥，由于支撑屋顶的是木棍，从而实现“墙倒屋不塌”的功能，这种木骨泥墙样式后来成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雏形。
在姜寨遗址则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铜制品，年代为公元前4600～前4400年，为一件黄铜片和一个由黄铜片卷成的管状物，这同样也是中国最早的冶铜制品和世界最早的黄铜（铜锌合金），和东南欧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布洛克尼克遗址的青铜同为世界最早的冶炼合金。和布洛克尼克遗址的青铜一样，“姜寨黄铜”是通过固体还原工艺从天然的黄铜矿（铜锌矿石）直接冶炼而成，而并非掌握人工配比铜锌合金的技术，所以这种黄铜工艺没能进一步发展和流传开来，中国后来一直到南北朝时期才开始冶炼黄铜。同样姜寨冶炼黄铜也没能发展出冶炼提取红铜的技术，所以仰韶文化依然多被定为新石器文化。
公元前4000年以后，仰韶文化中心开始从关中向东迁移到中原，约公元前3700年河南省陕县的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带有玫瑰花图腾的黑陶，被认为和古中华部落有关（在古代，“华”的意思就是花）。庙底沟遗址居民父系单倍群O3是今日汉族标志单倍群类型，可以说庙底沟遗址主体民族是古代华夏族的重要源头。同时期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有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丝绸织物，年代约为公元前3600～前3000年，证明中国是丝绸的起源地，从此丝绸成为中国古代最出名的纺织产品，古代希腊和罗马人称中国为“丝国”，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出口丝绸最多的国家。
二、长江中游汤家岗—大溪文化
相比华北平原的完整平坦、一马平川，长江中下游平原则被地理分割成几个地区，从而形成不同的新石器文化，按地理位置主要分为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两大区域。长江中游地区出现早期“环壕土围”的代表八十垱遗址之后再没有见到类似土围设施，在约公元前5000年，湖南汤家岗遗址重现了与公元前6500年前彭头山八十垱遗址相同的“环壕土围”建筑，被称为汤家岗文化。汤家岗文化后期“环壕土围”进一步加大，典型代表为约公元前4500年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城头山遗址，在城头山遗址中发现了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水稻田和古稻田的灌溉设施，约公元前4000年城头山遗址进入大溪文化阶段，其土墙规模进一步加大，城内面积扩张到5万平方米，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古城。
三、长江下游浙江的河姆渡文化
约公元前5000年，长江下游的杭州萧山跨湖桥文化被南方宁波余姚河姆渡文化替代，河姆渡文化居民Y染色体DNA是O1，和台湾高山族等南岛语系民族相同，被认为是百越民族的前身。在河姆渡之前的长江流域稻作农业遗址中未发现任何农具，缺乏在水稻种植中使用工具的证据，当时的农业生产方式可能属生荒火耕类型。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农具——耒耜，耒耜形如木叉，上有曲柄，下面是犁头，也是古代传说中最先出现的农具，《礼·含文嘉》说，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
纺织业方面，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陶纺轮、石纺轮、管状骨针、打纬木刀和骨刀、绕线棒等纺织工具，被认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原始织布机组件。河姆渡主要的纺织作物是野生葛编织的葛布，葛布质地细薄清凉，古代多用作夏衣。
干栏式建筑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建筑形式，所谓干栏式建筑是指将屋舍建在高出地面、以木或竹支撑的柱架之上，主要目的是为了躲避地上虫兽的侵害和地底的潮湿，如中国西南地区苗族、壮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民居住宅就属于半干栏式建筑，俗称吊脚楼。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干栏式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这是中国最早的榫卯结构，奠定了我国以后木建构建筑的基本形式，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和家具及其他木制器械的主要结构方式，直到近代才被更廉价方便的钉子结构取代。除此之外，在约公元前3600年河姆渡的二期遗址还发现了我国已知年代最早的木构水井，结束了只能逐水而居的时代。
四、长江下游巢湖流域的凌家滩文化
约公元前3600～前3350年，在河姆渡文化之后长江下游巢湖流域兴起了安徽含山凌家滩聚落。凌家滩文化以精美玉器闻名，在这里出土发掘精美玉器与其他珍贵文物1500余件，包括精美的玉人、玉龟、玉鹰、玉斧等，遗址共分祭祀区、墓葬区、居民区、贵族中心区和三处巨石阵遗迹，在中心区域发现有面积近3000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遗迹，被认为可能是神庙建筑。祭祀区的大型祭坛遗址是我国目前已知的同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处祭坛遗址，位于凌家滩遗址的最高处，面积约1200平方米，是距河姆渡之后长江下游最繁荣的遗址。
五、东北辽河红山文化
凌家滩文化是中国南方玉器文化的典型代表，而约公元前4000～前3000年东北辽河的红山文化则代表同时期北方玉器文化的最高水准。红山文化是由中国最早的“玉文化”兴隆洼文化发展而来的，其出土玉器中包括目前已知的最早出现的玉龙、玉猪龙、玉鹰等和各种玉礼器。
除了卓越的玉雕技术，红山文化还以宏大的积石祭坛、中国最早的神庙遗迹而闻名。红山文化流行女神崇拜，在积石祭坛遗址出土了很多陶塑裸女。号称中国最早的神庙的牛河梁女神庙是一个半地穴式的建筑，神庙总长18米，宽2～9米，内供奉有陶塑女神雕像，神像面部涂有红彩，眼珠镶嵌有青色圆玉片，是中国最早的女神像。
六、两河流域
这时期两河流域雕像艺术也达到很高水准，出现了如伊南娜女神像、猎狮碑、浮雕祭器、乌鲁克石膏瓶等大型雕刻艺术品。其中的乌鲁克女神像用大理石制成，头像的眼珠和眉毛在过去分别用宝石和黄金镶嵌，现在已被挖走，只剩下两个大洞和一道深槽。“祈祷人像”是这时期最常见的人像雕塑，这种石制或陶制的人像双手合一，捧于胸前，睁大的双眼流露出对众神虔诚的祈祷。
两河流域苏美尔地区无疑是当时世界上城市化最发达的地区，乌鲁克掀起苏美尔最早的城市化浪潮，到约公元前3300年，乌鲁克人口达到3万人，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两河其他城邦埃利都、拉尔萨、布拉克人口大约有1万，这些城邦也都以宏伟的神庙建筑出名，如南部埃利都的铜陶圆锥镶嵌墙壁的高大庙宇，北部布拉克用铜板和黄金装饰的眼睛神庙，该神庙因数千个用小块石头刻成的有2～6个大眼睛的眼睛神像而得名。这时期神庙已经使用砖窑里烧制出来的砖建筑，比早期直接晒干的砖更坚固耐水。苏美尔人使用沥青、纤维、沙子等制成胶泥做砖层之间的黏接物，并使用沥青做房屋建筑、下水道和排水沟的防水涂料，解决了建筑渗水的问题。
在农业上两河流域出现最早耕地用的犁和轭，并开始使用驴和牛作为畜力运输和耕地，手工业上轮制陶器大量生产，出现供孩童玩耍的陶制玩具。金属冶炼加工技术领先于世界，矛头、枪尖等铜制武器大量出现，黄金制品也日益增多，除金子外，现今发现最早的银器也是在两河流域地区的一座墓中出土的一组凹形银制器皿。人类对白银的利用要比黄金晚得多，地球上存在自然银，但一般很难被人发现。古人大量使用的银，通常都是通过使用吹灰法在炼铅过程中获得的副产品，银和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它们都是从方铅矿中获得。两河流域北部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山区富含银矿，这里一般认为是银子的起源地，苏美尔人通过贸易获得银矿，并掌握银器冶炼技术，还出现金银和铜银的合金，在早期因为冶炼难度的问题，银子的价格要比金子高得多。
乌鲁克文化最重要的工艺品是圆柱形滚印，普通的圆柱形印章是用泥土烧制而成的，形状犹如圆筒，顶部刻有钻孔，用于穿线绳携带，印章的图案不是刻在圆柱的底面，而是刻在圆柱四壁，通过在泥版上翻滚，就可以印出连续不断的图案。在文字发明后，印章主人的姓氏、身份、徽记、头衔等也都被刻在滚筒印上，这种可以产生连续不断的大幅印纹的滚印代替了之前的直戳印。除了实用价值外，印章还是一种精美的装饰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上等人用的印章，材质采用阿富汗天青石等多种宝石，其造型丰富，其上装饰有精美图案，常见有神怪、史诗、斗兽、打猎、宴乐以及音乐演奏等多种情景场面。
七、埃兰
这时期伊朗埃兰苏萨人口大约有8000人。埃兰文化和苏美尔大体相同，以金字塔神庙、圆柱印章为主要特征。由于埃兰盛产宝石，所以珠宝制造也比两河流域发达，出土了大量的珠子项链，原材料包括宝石、骨骼、彩釉黏土以及精巧彩陶等。埃兰金银工艺同样发达，裂瓣纹金银器是古代埃兰文化的代表，出土了一系列精美银器，其制作的银上镶金的山羊塑像和牛塑像，在各大博物馆中多有收藏。
八、埃及
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相比，早期尼罗河流域的居民大多聚居在农村。埃及的政治及科技的发展程度和城市化水平都远不如两河流域，冶铜工业也远远落后，但是黄金工艺上却处于全面领先地位。埃及南部努比亚就有超过100多个金矿遗址，努比亚在埃及语中就是金土地，埃及前王朝的早期中心涅迦达在古代被称作“黄金之城”，是当时的黄金生产中心，此地古墓里发现镶有金柄的石刀和金项链，代表这时期最高的制作水平。约公元前3400年，涅伽达衰落后，位于上埃及的耶拉孔波利斯城成为埃及最大的城市，人口达到5000～10000，大体和埃兰苏萨人口相当，但远不如苏美尔的乌鲁克城。埃及城市中的神庙远比两河流域简陋，一般是以泥糊芦苇为墙、以木为顶的简单建筑。由于尼罗河流域缺少木材，所以埃及用河边生长的一种莎草绑扎成小捆制作成莎草船，除了用于制船，埃及还用莎草编造凳子、架子、桌子、箱子等轻家具，为了节省木材他们还把锯好的木板交叉粘在一起从而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胶合板。
古埃及拥有世界上最早的美容业，埃及人无论贵族和平民都美容成风，他们不但染发，还给自己的皮肤涂上各种颜色，如女人们在乳房上涂金色，给乳头描上蓝色。他们通过在调色板研磨绿松石、红赭石、孔雀石、天青石等天然矿石提取不同颜色，如用孔雀石将下眼袋涂绿，用红赭石将嘴唇涂红，然后用油脂、树脂、麻油调和，既美化人，又能防蚊虫。
埃及染色技术相当发达，埃及人掌握了从植物中提取茜红、菘蓝、蓝靛等颜色，用于染布和给壁画上色，这些上色壁画保存至今。这时期的埃及主要艺术形式是坟墓里有关这时期战争的壁画和墙雕，在墓中还发现了两座约公元前3700～前3200年用金纸包裹的木制雕像，雕像外形是两个裸体男人，他们的眼睛由名贵的宝石制成，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男人木雕。
九、保加利亚
在过去考古学家一直以为埃及是世界上最早的黄金生产中心，但是在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出土的黄金制品否定了这一点。约公元前4700～前4200保加利亚普罗瓦迪亚附近的墓葬出土的3000件同时期的黄金饰品，是已发现世界上最早的黄金制品。普罗瓦迪亚为当时黄金加工和制盐贸易中心，遗址有两层楼房构成的居民点，外有巨石构建的城墙堡垒，被誉为保加利亚最古老的城镇。
十、印度河流域
约公元前4800年，印度河流域梅尔枷赫进入三期（前4800～前3500年）铜石并用时代，发现有熔炼坩埚、刀、斧、钻、镜、凿、锤、匕首、镯、环、别针、铜条等红铜器物，黄金也开始被使用，还有上釉彩陶和精美的人俑，女性俑均饰以油漆并配有不同的发型和饰品，这是南亚最早发现的陶瓷雕像。
十一、欧洲巨石阵
约公元前5000～前2000年，欧洲西部出现了大范围巨石建筑，被称为巨石文化，最早出现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后来遍及整个欧洲西部地区。巨石建筑可分为石墓、独石、列石、石圈、石座、石台、石庙和金字塔形建筑等，所用石头规模巨大，后世多传说为巨人所建。位于法国的卡纳克石阵建造年代起于约公元前4300年，石阵以11排向东延伸，共1099块石头，排成长1000米、宽100米的矩形，石块中最大的重约350吨，高达20米，是早期巨石阵的典型代表。
中国与世界主要文化发展
一、黄河流域
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书写系统符号是仰韶文化陕西半坡遗址中发现的陶符，共有20多个符号。由于出土符号数量太少，又大多都是零散出现的，没有成段、成句，对这些符号含义各有说法，无法统一，故难以破译。同在陕西地区的姜寨遗址出土的陶符与半坡遗址大多相同，说明这些符号已经在多个仰韶文化聚落通用。
除了仰韶文化陶符外，在南方凌家滩出土的含山玉版上刻有原始八卦图，含山玉版和玉龟同时出土，玉版夹放在玉龟的龟甲里面。这正好和《太平寰宇记》中“伏羲于蔡水得龟，因画八卦之坛”的记载相对应。伏羲画“八卦”为中国传说中最早的符号创造行为，八卦以横线的方式，用“—”代表阳，用“——”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不同形式，分别代表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等八种自然元素，象征世界的变化与循环，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图腾。
二、苏美尔
苏美尔的文字起源于贸易，由于两河流域南部的资源十分匮乏，没有建筑用的石头和木料，也没有冶炼工具的金属，所以对外贸易在该地区经济生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贸易就要记账，两河流域最早用于记录的工具是陶筹和印章，当地缺乏木材和石料，但有取之不尽的来自两河冲积平原上的黏性泥土，于是人们用黏土做成的各种形状简单的记号来计数，不同形状的陶筹用来代表对应事物进行数量计算，印章用来表明所有权和特定的物品，发挥着后来文字传递和储存信息的作用。到约公元前4000年，印章制作越来越精美，开始出现将实景图象高度抽象化以及纯几何图形的印章；陶筹制作则越来越复杂，出现有打洞刻道的陶筹，人们把陶筹串联起来放在空心泥球里保存，并在印封之前分别拿陶筹在泥球上压印一次，然后再用印章封印。这样，从泥球上的印迹就可以知道里面陶筹所代表的物品数量。后来人们干脆不制作陶筹放进空心泥球里，而是直接用陶筹在平面的泥版上留下对应数量的陶筹印迹，代表物品和数量，然后用火烧干或利用太阳晒干。因为用陶筹压出的形状不十分清晰，又占面积，就改为用芦苇笔把陶筹画在泥版上，这些图形最初随人们想象力自由发挥，后来出现专门学习和进行文字工作的书吏，将这些图形符号统一固定下来，最早的图形文字就此诞生。
因为陶筹主要用于经济计算，所以最早产生的文字资料大多都是计算经济的账本，这其中还包括人类最早的土地分配和买卖文献。乌鲁克祭司负责接收贡品、管理神庙财产，为了记录经济，他们发明了最早的文字，在乌鲁克出土的文字泥版上大约90%都是神职人员记下的收据、交易数量和财产数量。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泥版是记载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名的文献，被称为“辞书文表”。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一共归纳出15个表，即“人表”“官职表”“牛表”“鱼表”“飞禽表”“猪表”“树木表”“贡物表”“植物表”“容器表”“金属表”“食物表”“城市表”“地域表”和“借词表”等，说明两河文字已经发展出较多的词汇量。在书写格式上苏美尔人和现代通用文字一样都是横排，由上而下、从左到右阅读的，和古代中国人写作是竖排、从右到左阅读大不相同，由于泥版很重，所以在苏美尔读书写作不仅需要智力，还是一件体力活儿。
三、古埃及
在埃及前王朝时期的墓葬陶器上发现有刻画或者用水墨写的符号，多由1～4个符号组成，各个墓中都有自己的统一符号，这大概是私有权的标记，涅迦达是迄今为止发现陶器刻画符号最多的遗址。对于这些符号，有些学者认为是后来埃及文字的雏形，但是更多学者认为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不是象形文字的前身，它们是作为文字的附属与图画艺术一起发展起来的另一种系统，符号用于表达某些关于器皿内的东西的产地和质地之类的信息。
埃及在公元前3200年也出现了和苏美尔相似的象形文字。从发展上看，埃及前王朝的陶文和后来的象形文字缺乏联系，埃及文字一开始就以较为成熟的形式出现，并不像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一样有从原始符号逐步发展起来的丰富证据。从目前资料表明，埃及文字体系很大程度是受苏美尔影响发展起来的，埃及文字体系对苏美尔体系有极强的依赖性，早期埃及文字和苏美尔出土的基什文字泥版上几个图形符号惊人的相似，埃及文字符号、音节符号和限定词体系的运用和苏美尔文字是相同的。从地理上看，埃及在两河流域西面仅1300公里左右，也就相当于上海到北京的距离，埃及和苏美尔也一直有贸易往来，驴商队和车轮的出现让两地长途贸易成为可能，地处两地之间黎凡特的黎巴嫩是埃及和苏美尔文明交流贸易中心，在埃及的涅伽达等城市都发现了大量来自苏美尔的圆柱印章等商品。苏美尔人的文字最早用于经济贸易，正是通过贸易交流，让埃及人学习到苏美尔人的文字系统。和苏美尔人不同的是，苏美尔最早的文字主要用于经济管理和临时记录，而埃及人更多将文字用于永久纪念意义，如王名和头衔，象征给予其神圣的力量，表明雕像上人物的身份，这使得埃及虽然出现文字比苏美尔晚，但是国王事迹上却有着比苏美尔人更早的记载。
四、东南欧
温查文化时期出现的陶文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张到包括希腊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因为印欧人入侵造成的文化灭绝，导致大部分古欧洲陶文符号在历史上消失了，只有少数流传下来，在后来欧洲出现的最早文字线性文字中还能发现这些陶文符号的痕迹。
众神之父，恩利尔，普天之下的主宰，从日出至日没之山，
大地中再无另主，你是唯一之王。
——《苏美尔诸神赞美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