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自己为自己找一个机会。
可是网络这个大门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毕竟你在网上骗人一次，那么全世界的人就不会再相信你。毕竟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大家你看不到我，我找不到你。连名字都是假的。所以骗人一次，若是再想在人际中树立点语言上的真实性则是难上加难。而且没等你说完话，早已经有一帮人在后面等着你。我们就在那想，用什么办法才能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又不至于被人骂到不能还嘴的地步？如果是电台的话，不光是听众人数太少了，而且也很难引起轰动，而报纸呢？几乎任何一家报纸都不会给一个已经是众矢之的的人提供什么反驳的机会，更何况这个人已经没有任何新闻的利用价值。于是我想到了电视台。也只有电视台，才能给我个机会把网络上的冤孽一下子都还清。与其在网上进行你一句我一句的解释和漫骂，倒不如一次性的把要说的话说完。
正好在这个时候辽宁电视台有一个节目通过网络了解了这件事，想以这件事为话题做一期谈话节目，老毒物也在中间调和，想帮我做一期节目。朱赫来说我兄弟有挺多委屈，也是想通过这个节目能表达一下。于是大家一拍即合。那个女导演刚刚从大学毕业，所以和她谈话比较容易沟通。对于一些搞电视又自称是搞艺术的人，我一向是不敢苟同的。我上文就已经说过一个要拍中国电视剧版的《卡萨布兰卡》－－《奉天谍影》的导演自称是个艺术家。而这个女导演则很精干，也很随和。这种平实又具有勇气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尤其是这个节目有很多矛盾的点，导演说了一堆学术语言。她告诉我们说，这件事她以前听都没有听过，太具有代表性了。再有就是这件事突出了媒体对于新闻和舆论导向的性质不明确，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唯金是瞻。还有就是对于大学生生存问题的一次探讨。导演说了半天，最后还是告诉我和朱赫来：“这样的节目好几年都遇不到一个，这个节目一定要好好准备。可是唯一要担心的就是策划能不能在总监那通过，要是能通过的话，在社会上一定能引起轰动。”
我听完这话告诉导演：“姐姐，现在我不想再轰动什么了。我就想把轰动给平息下去。我现在不担心什么名誉，就是觉得现在压力太大了而已。现在我朋友有钱上学了，我的书还他妈能意外出版了，我还要求什么？平静点过日子就行了。我也不指望写书吃饭吃一辈子，能有人认可我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哥们什么都不追求了。”
朱赫来点了点头。
导演把这个节目的设想交给了节目总监，总监用几分钟的时间就下决心拍这期节目。老毒物正在给这个节目做助手，所以很多细节问题都十分顺利地搞定了。总监认为这件事会在社会上反响强烈，但是他最后还是告诉我说：“小伙子，在电视上要注意电视语言，不能想什么说什么，尽量回避大方向，找小问题。你是搞写作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听懂了他的话，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多愤青的想法，我就想把我眼前的冤屈给解决了。我也犯不着给自己找那么多麻烦。而愤青的最大限度无非就是对不合理的现实社会表达一下愤慨而已。而这些愤慨绝对是沿着宪法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愤青们真正反对的，往往就是我说过的拜金主义和官僚主义同时横行的世界。当然，我还没到愤青的程度。愤青有的时候很不理智。说起话办起事好象三五天内就要改变世界一样。现实需要我们好好思考眼前的生活，思考过后还要积极地去面对。我们把理想放到最乐观的位置上，再把自己放到最悲观的位置上，才不会凭空感觉出那么多失落感。我说过，愤青只是一个年龄段特有的追求平等的激情，等到冷静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更注重实效而不是口号去达成人生的理想。
导演叫王瑶，在一起相处了几天，我们也都觉得她是个好人。至少她没有用下巴对着我的脸，这就是很不容易的。她说要用一个星期时间把节目的一切细节做好，而我和朱赫来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要说的话准备好。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在电视镜头前说一堆废话，最后让剪辑的师傅为难到底是全剪了还是全不剪。录制时间和实际播出时间是不一样的，总不能什么废话或是谁上厕所的镜头都表现出来。当然，这些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总之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我们所有要说的话用尽量委婉，让在座所有人能有信心听下去，同时也不能让一部分人愤而上台给我们两个一人一巴掌。
做到这些是很难的。因为王瑶说要把我们学校的领导还有院里的领导，包括一些八零后的写手，甚至还有一些文坛的大人物找来。我说话最多也就是认错，可是朱赫来这张嘴是没把门的。
我私下里告诉朱赫来说：“哥们，知道咱们这次做节目来做什么吗？”
朱赫来说：“当我白痴啊。”
我说：“咱们现在就是一只要被宰了的黄牛，唯一生存下去的希望就是像牛一样跪下来然后多流几滴眼泪博取大家的同情。所以你千万别和那帮老头废话，要不然我们可就身败名裂了。懂吗？”
朱赫来又点了点头。
当然，电视节目的制作还有很多复杂的程序。首先就是先要经过总监对节目导向的审查。再者，就是节目在录制结束之后，还要送交广电总局导演版的全部内容，得到审批之后才能获准以送交内容为素材进行剪切。就是说，即使朱赫来一时冲动在电视上说出什么不该说的废话，导演姐姐也会给他删去的。
这一点让我们大家都放心了。
网络上很多人看到没有我本人站出来反驳他们的议论，慢慢地也对讨论这件事失去了兴趣。而更多的，则是看完我的书之后那么崇拜我写作风格的人对我的赞扬和理解。他们说现在不是一个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据说有一个大学生为了出书都可以在大街上裸奔，哥们我最多也就装死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还有人说：“朝酒晚舞这次是在整个网络上精神裸奔了那么一次。”甚至也有那么几个什么心理学专家，在网上公开讨论起我的心理问题了。
王瑶看到了网上的讨论，打电话过来笑着问我：“弟弟，用不用我给你也找一个心理医生当嘉宾？”
我说：“不用了，我怕到最后我把他逼住院。”
我问朱赫来打算怎么说，朱赫来说：“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总之遇到老头子们质问，咱们就低头认罪就可以了。不，我低头认罪，你就说你可怜我就行。反正现在哥们你的才华让全中国的人都认识了，我也能上学把这大学给念完了，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现在李小曼也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什么对我都无所谓了。”
我说：“你错了，你知道李小曼是个什么样的人吗，李小曼为了你勾引小胖然后冒险勒索来的钱替你交的五千块钱的学费你知道吗？李小曼心里有谁我比你清楚！”
朱赫来听完我的话愣那了。
我说：“知道错了吧，该怎么办知道了吗？”
朱赫来马上过来问我说：“那李小曼怎么没跟我说？”
“你以为天底下的人都跟你似的办什么事不经过脑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说这朝酒晚舞的事，你连商量都不跟我商量，我把你当兄弟，没话说。真的！可是你总得和我说句话，咱们不是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现在事情已然到了这一步了，什么废话我说出来也没用，有什么事咱们哥们一起顶着。咱就当把无赖了，要钱没有，要命不给。好好的把学上着，把书卖着，图个自己开心，就心满意足了。现在李小曼为了你可是什么都舍得了，告诉你，不许辜负人家，懂吗？”
朱赫来沉下脸来半天都没和我说一句话，也许他到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李小曼那么关心他。李小曼也是不知不觉地喜欢上朱赫来的。爱情这个东西谁都说不好什么时候开始或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总有一些人的反映要比其他人迟钝一些。
转眼间，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导演给我打电话，说马上就要录像了，一定要准备充足一些。为了使节目能更加出彩，王瑶还找了两个网络新闻评论员，据说都是在国内大型网站当主笔的。一下子嘉宾阵容就强大到了老中青少四代人。这有里外都装老好人的学校的老师，也有好像和我们不共戴天的一个老作家，还有几个不是很熟悉的少年写手，再加上我们俩。
录像的当天，我和朱赫来早早地就来到电视台的办公大楼。在化妆间里我们就合计，今天来的可都是一帮吃肉不吐骨头的主。朱赫来告诉我：
“玩真的了。”
很快，各位嘉宾和观众就都已经到位了。在强光照射下，朱赫来显然是太热了。这位哥直截把外套脱了就剩下一件小背心坐在嘉宾席上。由于为了使脸色在光线照射下显得好看些，我们脸上都是一层厚厚的粉底。由于热再出汗，脸上就像是在和水泥。
台下还有几个少年作家曾经既以生前好友的身份写文章悼念我的“去世”，又以道德家的风格写文章抨击我的虚伪。还有几个学校的领导曾经面对学生时横眉冷对，而现在也变的和蔼可亲。这种时候，你总能想到老电影里的小鬼子拿着那么一两块糖送给一个小孩吃。这个孩子的命运一般都不会好到哪去。
见识完了这些人，主持人发话了：“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生长》栏目。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前一段时间在互联网上带来很大争论的少年作家－－朝酒晚舞同学，和他的好朋友朱赫来。大家欢迎。”
本来我和朱赫来是不打算接受什么掌声的，但是台下的确有那么几个人鼓掌了。
接下来，终于进入正题了。主持人说：“那么请各位嘉宾谈谈对这件事中两个大学生的做法有什么看法。”
先说话的是那几个少年写手。一个哥们站起来说：“在我们写作圈子里，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一个人一旦失去了信用，那么他的发展也就失去了活力。我个人对朝酒晚舞这件事还是挺惋惜的。毕竟，我们以前还是有些交往的。我在我的新书《遗忘不等于全部》里谈到过这个问题。有机会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的作品里反映出来的做人的品德要求，可能比在这谈论朝酒晚舞的事情更直观一些。谢谢大家。＂他他妈的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忘了给自己的新书做广告。老子这是第一次见到你，以前最多在QQ上说那么几句话。你当初给我写悼文的时候怎么说的。李小曼说的对，平时说事说的最欢的，就是我们这些文人，遇到点事，跑的最快，脱身最干净的，还是我们这些文人。八零后的人别的没学会，老庄厚黑倒是学完了就能用上。这哥们当初写文章＂怀念”我的时候，曾经说自己在案头奋笔疾书几个大字－－才俊夭亡。今天他就像是个已经参透红尘的老和尚，感觉把我放到手掌上随时可以捏死我似的。
接下来，那个老作家开始说话了。这个老作家一直是我极为尊重的人。他在文革的时候因为不附庸权贵而被流放。可是他今天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刚才这个同学说的话我比较赞同。为文先要学会为人。为人要正直，才能体会到文字的真谛。古语里有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连自己都没能做到起码的诚实，怎么去教育别人或是感悟人生？我一直觉得当下的年轻人浮躁，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当然，我们也要在一定程度上谴责一下媒体，正是这些媒体推波助澜，才使这个本应该只是个恶作剧的小插曲，变成了一个大笑话。但是客观上说，朝酒晚舞，是叫朝酒晚舞吧（他向旁边的人询问了一下），这个名字起的，呵呵，他写东西还是有点味道的。但是就是一个浮躁，影响了他的发挥。如果他能放弃这种浮躁的写作，大有可为也是有可能的。人老了废话就多，我说了这么多。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说教，我说了你要是认为对就听，不对就当废话吧。”我当时只能点都然后说是。这一点上，我是没有任何反驳的理由的。
下一个出场的，是一个搞教育心理学的老头。于是他就在心理学上对年轻人的浮躁和世界观的不健康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当然，他也像是已经被压制了很多年，今天终于有个能说话的机会了，所以格外珍惜。久久不愿将手里的麦克交给主持人。一个人在那说着。说到观众们都试图无数次用掌声打断他的时候，他还是无趣地说着。到最后被主持人抢下话来，然后悄悄地拿走麦克，才让他闭嘴。
最后一次出场的，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他上来就说这件事上到校长，下到系主任都很重视。他们为本校能出这种事感到惭愧。毕竟一个文学界最大的笑话出在这而不是文学史上最大的学者，谁的脸上都不好过。说完这些，他还用看似和蔼的目光瞪了我一眼。
主持人在中间进行了几个段落的观众互动。甚至有几个观众已经在向台下的几个嘉宾索要签名。在他们看来，今天这个节目已经被定性为一次批斗大会，台上的主角若是还敢叫嚣的话，那才是真的开罪众生了。上到学者，下到同僚。远到异地，近到上司。那可是一点余地都不能给自己留。可是话说到这的时候，我已经十分气愤了，这些伪道学家们天天都在做的什么，又说的什么？
当主持人把话筒递到朱赫来手里的时候，朱赫来说：“我没什么好说的。都是我的错，其实是我想让朝酒晚舞出名，然后搞个恶作剧的。朝酒晚舞根本都不知情。”
我伸手要拿朱赫来的话筒，朱赫来看了看我，手上暗自加了力道。他知道我又要办傻事了。他好像在说：“哥们，咱们忍这一次，什么都别解释了，什么事都是我替你扛，也该我扛。”
这时候主持人又知趣地递给我一只话筒。朱赫来这下没话说了，只能等待着结局。
我想了想，这些话要是说出去可就不是一般定性了。说吧，反正要说的今天也都要说完。我其实心里一点儿委屈都没有。我无非就想让我妈以后少骂我几句。反正该做的我都做了，怕什么。就像袁世凯皇帝做了一百天他也是做了，什么瘾他也算过着了，三妻四妾的也都册封什么姘妃了。哥们也没什么可顾及的了。至少现在李小曼不会蔑视我了，朱赫来现在比他妈谁心里都有底了。办完这事我要好好吃朱赫来一段时间。等他有了工作，老子带上儿子媳妇住他们家半年他也说不出我什么来了。说吧，谁能拦住我这张嘴那他可真是有能耐了。
＂各位老师，可能大家今天来就是抱定一个目的：就是教育一下我这么个骗子。可是大家都以为我就这么个人。我为了什么？刚才朱赫来说我不知情，他在说谎！我从头到尾全部都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给逼的！朱赫来父母离异了，双方都不给他交学费。他今年都大三了，而且还拖欠学校一年的学费。学校的规定是每个班只有三个名额的助学贷款，而他们班除了朱赫来就有八个人申请。朱赫来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来求我。因为全国很多学校是要先交钱才能选课的！我们学校也是。朱赫来也不是没申请助学贷款，可是他不愿意也不可能和其他五个同学去抢那仅有的三个名额。刚才几个老师和朋友都在说我人品。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别看你们写文章教育人，一遇到正经事，最先跑的就是你们这些人。用句好听的话说，几年之后，我们都将成为这个国家的知识阶层。我们将担负起教育下一代的任务。可谁知道，这些年轻一代的人老了之后会不会又成为新的年轻一代人愤怒的对象呢？当朱赫来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能帮助他。我知道我们这么做在行为上缺乏规范，但是我在道德上没有一点自责。年轻人有时候做事都没有什么逻辑，我想说我这么做初衷是好的。况且那位同学在写给我的＇悼文＇里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我就是一个对朋友十分热心的人。可是我要告诉他，他根本就不了解我。他和我之间最多也就是在网络上寒暄几句 。我自己最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懦弱、自私、同时又自以为是的人。正是通过这件事，我才能一个个都看清个别人的嘴脸。有时候，我们平时最愿意唾骂的人，却是在危难时刻最能挺身而出、两肋插刀的好朋友。
＂至于文学，为什么同样作品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时间段就会有完全迥异的效果？真正要唾骂的，不是我们这些为了生存或是更好的生存而不得已做出一点小小出轨事情的小人物，而是整个都以自私为己任的社会。这个社会中没有全职好人或是坏人，只有幸福和不幸之分。可是当人们都去追求幸福而弃他人于不顾的时候，才有了好人和坏人之分。在座的朋友和老师，当你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做？会为了自尊还是为了道德？
“最后我想问一下？咱们国家助学贷款是怎么规定的？”
说完这些话，我觉得爽极了。我转过头去看看朱赫来，他已经泪流满面了。曾经有一个少年作家喜欢仰望45度天空然后泪流满面，应该没有这几滴眼泪来得珍贵和平实吧。
主持人很惊讶我能说出这种话，既而把话题拉到朋友这个层面。到底是有经验的主持人，当然也是一个特别有手腕和同情心的姐姐。她马上过去问我们学校指派来老师助学贷款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老师，咱们学校对助学贷款是怎么规定的？”
这个老师今天来的任务本来是清理门户的，结果让他措手不及。
“这个，按理说国家是有规定的。可是我们的合作银行还存在着些问题。”
接着他也只能推说到会计身上。后来干脆说一定能办。
于是他又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朱赫来让他去找一个教务处的老师，并告诉他有这个纸条就一定能办下来。结果赚来了现场观众些许安慰性的掌声。
老作家这才恍然大悟，马上说收回刚才说的话。
“我对我刚才的发言感到歉意。我原来想，年轻人犯错是正常的，可是听完这些话我甚至觉得这个孩子的勇敢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尊敬。我收回我的话。”
老作家都已经发话了，几个少年小子也都马上见风使舵。原来的落井下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承诺。
节目结束的时候，总监和王瑶都很惊讶我能在最后关头说出这么出彩的话。我问她：“刚才我说的那么多估计都得给剪了吧。”
王瑶说：“没什么，又没有什么煽动性语言。”
朱赫来插话说：“都是沿着宪法走的。”
我笑着说：“那就好！＂其实我心里也有个小算盘。今天这些话说出去，注定是要得罪一些人的。可是我记得有一个挺不错的当官的说过：＂得罪了所有人就是所有人都没得罪。”仔细想想还是很有道理的。
录完节目，王瑶非要请我们俩吃饭。这个姐姐的热情和正直都让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朱赫来则显得特别的高兴。
王瑶对朱赫来说：“你可欠我弟弟一人情啊！怎么还啊？”
我说：“我都想好了，等他有钱了，我就带着儿子媳妇去他们家白吃白喝半年。”
王瑶又说：“今天那个姓李的以为我们找他出头呢，结果自己来了才知道是鸿门宴。”
我很高兴，甚至高兴到用手搭着朱赫来的肩膀然后大口喝酒，一直喝到连上了七次厕所。朱赫来则又一次继续了他的习惯，一句话不说，就一个人在那自己喝，到最后都有些醉了。
渐渐的，天已经黑了。李小曼打来电话问节目录的怎么样？我告诉她一会我们吃完饭想在青年大街这走走，然后就把电话递给朱赫来。朱赫来接着电话半天没有说出话来。过了一会，王瑶被电话叫走了，临走时非要抢着买单。王瑶一直被我认为是傻得有些可爱的姐姐。据说每次吃饭她都是人家快吃完的时候到场，然后被罚酒三杯。坐在最靠门的位置，酒菜头上过。最后去服务台结帐次数最多的也是她。
我和朱赫来在青年大街一直走着。晚秋的沈阳总有些小雨，朱赫来和我走在雨里，一路上嘻嘻哈哈，那种自由和没有一点负担的感觉是平生都没有的。朱赫来告诉我：
“这事儿让我认识了一个人。”
我笑着回敬他：“这事儿让我认识了一帮人。”
青年大街上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再往北走就可以到黄河大街。在黄河大街一直向北就可以到我们学校了。朱赫来问我：
“你稿费打算怎么用？”
我想了想，是啊，那么多稿费呢，怎么用？有钱还愁不会花？可是花钱再多也就是那么几个事儿。上月球吧，钱太少；上市场买菜吧，钱又太多。人一天到晚才能花几个钱？可是没了钱关键时候卡你一下还真难受。
“捐了吧，我自己留点够吃饭就行。”
有的时候我就喜欢把自己比做鲁迅，可是现在自己想想，当鲁迅其实挺危险的。危险不在于有一个敌对的政治派别千万百计的想把你做掉，而是你只喜欢一个人喊呀喊的，呐喊到最后发现自己嗓子都哑了可是没人听。为什么呢？人云亦云的力量太大了。在这个网络和媒体左右事实真相的时代，有时候想维护真理还真就必须和一个商业实体妥协。为什么呢？一个人的形单影只在这个群体面前越发体现出他的无力了。
以前我教育我哥们说：“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能把自己的同类当玩具而动物不能。”当这个社会都变得冷漠或是对别人漠不关心然后装作自己很清高或是看破红尘的时候，才知道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是多么地难得。
等到我发现这种难得的共患难的友谊并能够为这份友谊做出牺牲时，又想想自己说过的话，竟觉得真正的认识应该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动物能把一个玩具当同类而人不能。”
在青年大街和北五马路的十字路口，我看到李小曼一个人撑着一把伞站在十字路口。我把李小曼指给有些近视的朱赫来，朱赫来的表情有些木然，接着马上冲了过去，两个人抱在一起。李小曼看着朱赫来手里攥着的纸条，就问：这是什么呀？
朱赫来看了看，顺手把纸条扔在路边，说：
“废纸！”
两个人目光交汇了几秒，便相拥而泣。
一阵风吹过来，把地上的纸条吹起到天空中。那纸条忽上忽下。在天空中和电波一起，划过只有点点星辰点缀其间的夜色。千家万户在这夜色中都成了万家灯火，我们无法猜到这些陌生人通过电波了解到电视机里那个慷慨陈词的小伙子的遭遇的时候，会不会十分震惊。也许，这和那个死亡的假设一样，都只不过是他们生活中一段小小的谈资罢了。
而对于一个人来说，这却是很久都不能抹去的伤痛。
明天早上，人们就会忘记昨天晚上的那个故事，他们也会忘记了曾经有人是那么的坚持和勇敢。大学校园里，他们还是会跟着念疯狂英语然后准备自己的四级考试。他们不会还让这些琐事还停留在大脑里占用空间。
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悲剧而已！
知识分子们仍旧在努力寻找着属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继续思考着，思考着明天的生活和过去的历史。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二元世界，所以不需要一个耶酥站出来说他是来救赎我们的，我们自己就可以发现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良心未泯。这个世界上只有爱，没有仇恨。任何人在迷茫的时候都会漫骂周边的所有人。这就像病危的人总骂自己的儿女一样。那个时候别人会劝他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可是就是有人不听劝，非得说道路曲折他走不完，前途光明他看不见。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人都会做的事。
朝酒晚舞是一种生活态度的颠覆，但是这种颠覆并不代表把朝九晚五的生活方式改变。巨大的工作压力使得人们需要快乐，但是快乐的作料可以是相声，也可以是超级女声，但绝对不是文学创作。有人说现在的文学没有市场，没几个人喜欢看了，胡说！能看明白歌剧的也没几个。大篇的中国话你看不明白，美国的黄色肥皂剧《欲望都市》把哥们你逗得乐哈哈的。这才是颠覆的文化生活，朝酒晚舞。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就是在知识和欲望之间徘徊。
人是要学会对别人尊重的，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人和人不是玩和被玩的关系，所以大可不必装作看透红尘。我们都是一个大世界里的小人物，就更没有必要显示自己有多超脱。朱赫来和李小曼的爱情，也不一定就是天长地久，至死不虞。但是好歹他们认真爱过，他们彼此真心容纳对方。这就足够了。我们看够了那么多大圆满的结局，可是圆满的结局需要太长的时间去铺垫。我们只是孩子，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和时间开了一个小玩笑，但是并不想被时间当玩笑开一辈子。老舍写《茶馆》的时候曾写个前清的旗人说了句：“我爱大清国，我怕她完了。＂我们也想说：＂我爱我们的青春，可它已经完了。”
朱赫来说，一晃我们都是奔三十的人了。
冬天已经过去，可是哥们一觉醒来就是夏天了！－－雪莱他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