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曾想过，有朝一日，自己能够进入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情报机构，并以研究伊拉克为职业。毕竟，长大成人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竟还存在此种职业。本人生于1961年4月8日，故乡位于长岛（Long Island）的南岸。家里5个兄弟姐妹之中，我排行老幺。在那个年代，很多孩子都对历史和政治毫不关心，也没有成为政府公务人员的意愿。少年时的我就是这类孩子当中的一员。相对而言，体育活动更让我着魔。升入高中过后，我又迷上了摇滚乐队——那才是我和我的同学们朝思暮想、念念不忘的事情。除此之外的广阔世界，那时的我从未正眼观察过。大家知道，本人的姓氏和我国某位声名狼藉的总统先生正好相同。不过，这点缘分也没能激起我对政治的兴趣。
我就读初中的时候，中东问题已经成为各种灾难事件的导火索。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恐怖分子杀害案因此而起；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23]也与此相关；更别提1973到1974年之间的石油危机等等。不过，小小的我并不清楚其中的厉害。九年级的某一天，我就读的那所高中抽出一堂课的时间，向我们介绍了伊斯兰世界的概况。不过，这样的课程真是绝无仅有。要知道，我等学生可是花了好几个星期的功夫去学习以色列的历史和地理。（而且，学校里有不少犹太裔同学，其中不少人还在上希伯来语课。）其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和中东世界再无瓜葛。
直到1980年，中东的事情才再次引起我的注意。那一年，这个地方真是风云激荡：就在那时，苏联军队侵入阿富汗[24]；伊朗人质危机（Iran hostage crisis）[25]爆发。此外，还有一桩恐怖袭击的祸事降临到了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可能就是出于这些缘由，时任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决定重启“义务兵役登记计划”。所有年届18到28岁的男子，都必须接受登记。于是，我搭着哥哥的便车，来到本地邮局履行了这项义务。不过，直到其后的1981年，平生之中，我方才第一次和一位活生生的穆斯林相见并相识。
我的母校霍夫斯特拉大学（Hofstra University）就在长岛。我到此地求学，并没有什么特殊理由。我只是在不经意间填好了入学申请，而后正好得到了校方的肯定和回应。就这样，我成了那里的一名学生。不过，此地于我，倒是一处理想的教育场所。各位师长都很优秀，而我也有机会博览群书，并因此爱上了历史这门学问。对了，我在大学的专业就是历史学。俄罗斯的历史、苏联的情况和冷战的进程最是让我着迷。我上大学那一阵，里根成了白宫的主人。冷战的烽火也因此又变得炽热了几分。不过，对于中东问题，当时的我仍然不感兴趣。
阅读，数度改变了我的人生旅程。有那么两本著作，给我的影响最深。其中的一本叫作《尼古拉和亚历山大》，出自罗伯特·马西耶（Robert K.Massie）之手。书籍讲述了末代沙皇与皇室的生命历程。从中，我见识了时代力量对于个人命运的冲撞。另外，伊赛尔·哈雷尔（Isser Harel）的《加里波第街上的那座房》也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哈雷尔出身以色列的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还曾担任机构的负责人。借由此书，哈雷尔介绍了自己和同事将阿道夫·艾希曼逮捕归案并解往以色列受审的故事。哈雷尔和艾希曼面对面的那幕场景，尤其冷峻得叫人难忘。那次会面就发生在纳粹分子落网之后不久。曾经负责把犹太人押送前往集中营的艾希曼一面直勾勾地盯着“摩萨德”来客，一面开始背诵《妥拉》（犹太教经典）的片段。哈雷尔的著作，点燃了我对情报世界的兴趣。大学毕业之前，我终于下了决心：要在将来进入政府，找到一份差事，把曾经读过的故事亲身经历一遍。假如历史是一场拳赛，自己一定要坐到拳台的边上，从最佳的角度进行围观。
本科毕业后，我前往纽约大学攻读硕士。那时，我的专业仍是历史，研究方向则关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正是在这里，我有幸得到迈克乔治·邦迪的指导。每个星期，恩师都要和我等学生探讨一个话题。这些话题，统统和冷战相关。邦迪不但会说起事件本身的进程，还要把各位学者的意见分别做一综述。他能侃侃而谈两个小时，其间从不看稿，甚至没有半点吞吞吐吐。他牢牢把握着学界的最新动向。我等学生一旦需要帮助，他也都能抽出时间，不吝赐教。
1989年3月，我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在橙县（Orange County）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单位的氛围有些保守，而我的职位则是研究员。当个律师，似乎才是二十来岁年轻人在求职方面的天然选择。我一度也觉得自己在求学的时候选错了方向。当然，来到西海岸的加州，我可以享受和家人团聚的好处。母亲和3个姊妹早就已经移居此处。同时，我在这里还结交了不少朋友。当然，从职业规划的角度考虑，华盛顿特区才是我硕士毕业之后理想的去处。也许，我在当时应该立即奔赴那里，并随时为了进入中情局而努力。但是，按照时下年轻人的说法，那时的我，更想要“活在当下做自己”。
我第一次向中情局投递简历，还是1990年的事情。那时候，距我取得硕士学位已有两年。同时，海湾战争的脚步也在日益临近。一切源自《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的一则招聘广告。我响应广告的号召，前往加州艾尔蒙特（El Monte）去和面试官详谈。我还记得：就在等候室内，自己看到了萨达姆挥师入侵科威特的消息。“天呐，这还真是个大新闻。”我当时这么想。面试中，我的谈吐似乎打动了对方。他也向我表明了下一步的招聘计划——我要参加一次标准化的考试，以展现自己在外交事务方面的知识。考试的地点在圣迭戈，而时间则持续了几乎一天，这一点，叫我想起了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其实，那又何尝不是一场“美国间谍入职考试”呢？
那一次，我的成绩非常优秀。至少，对大部分试题我都是应付自如。就这样，我收到了最终的面试邀请。谁知道，我还没来得及奔赴华盛顿，一通电话就打了过来。原来，面试的时间必须延后。未过多久，本已延迟的面试再次向后拖延。而后，这样的情节竟然还第三次上演。终于，对方送来了“面试取消”的消息。可想而知，当时的我是何等的垂头丧气。不过，那也是中央情报局的一段衰退期。人事进程因此大受影响。这一点，我当然无从知晓。
1993年，我得到乔治敦大学“国家安全研究计划”的资助，得以前往华盛顿继续深造。1996年，第二个硕士学位终于到手。而后，我走遍全城，广撒简历，开始了新一轮的求职历程。1年之后，我撞上了一则意外之喜——中央情报局向我发来了面试的邀请。面试的当天，我足足迟到了一个半小时。对于我的身份，中情局的诸位门卫很是怀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们才搞清楚我的来意。走进中情局的新总部，我发现了一面铭牌。“人要追求真相，真相让人自由”——铭牌上的这段话，给了我一点归属感。看来，中情局的这份工作我是非要不可了。
不过，当我和面试官相向而坐的时候，还是紧张得出了一身大汗。所谓面试地点，就是一处小隔间。薄墙外的动静和人声，被我的耳朵完全捕捉，全无遗漏。我能想见：自己那故作自信的姿态和谈吐，是如何地引发了墙那边的拊掌和欢声。末了，面试官礼貌地表示要和我“再接触”，而后就请我回家等候消息了。没想到，对方的话并非只是客套。几星期之后，我得到了第二次面试机会，而且还顺利获得通过。而后，我又等待了9个月——背景审查需要时间，而我还需要接受测谎器的考验，方才得到一个确切的“到岗日期”，也就是1998年的2月3日。接到消息的时候，我高兴得好像登上了月球。效力中情局的梦想，就这样成了现实。不过，仍有一点疑虑萦绕心头……毕竟，我不知道我要干些什么，也不清楚自己的具体职责范围。相关内容，单位也没有透露。他们只是嘱咐我：必须准时到岗！
到岗前几天，我方才知晓自己的归属所在。按照中央情报局的内部用语，那个地方叫作“伊拉克事务研究室”，隶属于“情报处”（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管理，而我则是其中的一名“要人研究员”。上峰的安排，也许和我在乔治敦期间的那篇硕士毕业论文有关。为了写作论文，我在当时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情况很是关注。如今进了中情局，他的一切仍然需要我仔细过目。就这样，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研究萨达姆及他的家族（这也是他巩固权力的手段）。同时，我得关注他的部落出身，以及他行事的动机、做事的手段，还有他赖以弄权的一切方法。我和我的同事们，就好像在玩一出拼图游戏。我们手中的“拼图”要么来自秘密的情报文件，要么来自电子监听。每个“要人研究员”的眼里，都有一位重要的关注对象。同时，关注对象的政治关系，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新工作真是刺激。萨达姆其人，对我来说有种莫名的吸引力。身边的同事也都是知识渊博之辈。他们各有各的“关注对象”，很多人已经为此奋斗多年。他们口中的词汇，在我听来也非常新鲜。很快，我就学到了不少如此这般的“情报语”。比如“POTUS”代表“总统”；“SVTC”读作“西乌茨”，意为“秘密视频电话会议”；“NID”是“国家情报日报”之意，而“PDB”则是呈给总统的“每日情报汇总”等等。当然，身居总部大厦七楼的各位领导，也享有各自的代码和外号。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咱们中情局员工之间的对话，外人根本弄不明白。就像一个不懂西班牙语的人，又何从理解西班牙语电视节目的内容呢？
当然，中央情报局是一个巨型的官僚机构。像其他同类单位一样，这里的领导体系等级森严。安于现状的官僚自然也不会少。他们总觉得，新鲜的想法会危及自己的乌纱帽。加入中央情报局之前，我曾经勉励自己“不怕犯错，要勇敢去做”。十多年的情报生涯下来，我已经成为一个历经了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时代的三朝元老。实践告诉我，要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要敢去做正确的事”才是应当坚持的原则。
各个办公室主管的秉性，和大部分的同事都是截然相反。对我而言，前一个群体不但高高在上，而且十分疏远。他们往往记不住我的名字，也不清楚我的职责所在。他们甚至多次坦承：如果由他们说了算，我绝不会有入职的机会！其中的原因倒也简单。我来之前，中央情报局刚刚进行了机构改组。对于各个“研究办公室”而言，“要人研究组”也是新生事物。主管们还来不及把“要人组”的工作内容搞个清楚，就已经成了我们这一干研究员的领导。上班第一天，他们甚至仓促得忘记为我安排一张办公桌。好不容易落了座，我又发现自己和其他同事之间几乎隔着万水千山。当时，正值萨达姆向联合国方面发出威胁，表示要把武器观察人员驱逐出境的时候。这出危机，让整个“伊拉克研究室”忙得焦头烂额。可能正是由于忙碌，我这个新丁的座位问题自然不值得各位主管太过挂念。
各位领导都有自己的亲信。作为新人，我必须尽快证明自己的能力。如若不然，只有滚蛋。我很清楚：要想获得信任，自己一定要努力学习。我必须对萨达姆“知根知底”，对于他的治国方略也得十分熟悉。入职第1年，我的任务实在艰巨。还好，经验的累积，我对这位伊拉克总统的认识也是日新月异。渐渐地，我的上司意识到了我的存在，而他们也给了我一些鼓励。再加上任务的锤炼，我终于发现自己有了发掘有价值情报的能力。
对于伊拉克这个任务，中情局上下都有些准备不足。其实，早在2001年底，大家都很清楚美国即将出手推翻萨达姆。有赖于白宫方面的不断鼓噪，大家都觉得萨达姆的威胁即将降临美国本土。为了完成任务，中情局“情报处”的伊拉克办公室应运而生。接下来的两年半，办公室不断扩容。作为“别动队”的成员，我们也都做好了随时出征的准备。按照中情局的传统，但凡出现任何危机，一支由分析员组成的“别动队”就会因此而成军。我们要时刻追踪最新资讯，并为决策者提供相应的依据和分析。当然，运筹帷幄、制定政策的事情，我等“别动队员”完全无从置喙。
其实，我们的领导倒是表示自己愿意“从谏如流”。当然，他们求助的“谏客”往往只有那么几个，而且大都是各自在周末时候的玩伴。这类人提供的见识，当然属于老生常谈。如此的“懒政”现象，不仅限于办公室主管之中，甚至负责编写那8页、10页备忘录性质的“每日情报汇总”的那帮人，同样也是愚顽不堪。在他们的笔下，“要人研究”往往会变味成政治分析。对于各种政治秘闻，他们大谈特谈；至于那位“要人”做出决策的用意，则不是“每日情报汇总”的关注重点。有时候，我这些编辑同事也会出于配合行动的目的，对研究对象的动机和目的进行仔细的勘查检验。当然，他们这样做，纯粹是为了完成任务。整篇报告也因此成了充斥着叙述性文字的应景之作。至于研究对象的性格特点，他们往往全然不提。但是，危机到来的时候，白宫方面却总是希望我们的备忘录能站在对方立场之上对事件进行一点分析。毕竟，我们的总统也想了解一下对手的心理。为此，白宫方面多次找上中情局的门，要我等好好谈谈研究对象的心理动机。有时候，一些高官会直接向我们求助。1998年，我刚刚进入中情局的时候，类似的要求就已经数不胜数。一开始，白宫人士很想知道：“伊拉克政府到底想要干吗？”后来，问题又变成：“萨达姆的目的是什么？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伊拉克研究”的头绪实在纷杂。因为遭遇制裁，萨达姆政权在国际社会中人缘不佳。美、伊两国之间的嘴仗更是十分频繁。有的时候，双方干脆兵戈相见。伊拉克的中南部被美国方面划作“禁飞区”。美军战机还会时不时地对伊拉克进行空中打击。同时，伊拉克的诸位近邻，也都和萨达姆政权关系不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疑云，让联合国武器观察员成了伊拉克境内的常客。除却这些烦恼，萨达姆还得应付身居国外的一大帮反对者。这些人态度激进，有的定居西方，有的则以伊拉克的邻国作为活动基地。即便到了萨达姆的管制区域，汹涌的反政府暗流也足以叫他忧心。
其实，萨达姆已经安然度过了无数次的“危机”。对他来说，1996年中情局参与的那次颠覆活动，甚至只算一个小小的烦扰。那次颠覆以大败而告终，政变的主力来自“伊拉克国民协议”——这是一个由叛逃国外的萨达姆政权军官和安全人员组成的政治派别。萨达姆的特务组织很快就摸透了“伊拉克国民协议”的老底，并在当年6月到7月之间终结了政变者的努力。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艾哈迈德·沙拉比领导的伊拉克最大的反对派组织“伊拉克国民大会”也曾给美军提供了不少帮助……但反叛者们的一次次图谋，总是被萨达姆政权领导的“情报局”轻松化解。
我们“伊拉克办公室”的各位直接领导总在纠结以下这几个问题：萨达姆政权的统治究竟有多稳固？萨达姆会不会向北扩张？萨达姆有没有向南发展的可能？他那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藏在哪里？如此等等的疑团，久久地缠绕在乔治·特内特（George Tenet）等中情局负责人的心里。对于“伊拉克办公室”的办事效率，特内特很不满意，我们的一位主管因此被撤了职。取而代之的人名叫“菲尔”（Phil），是特内特的得力助手之一。此人得到中情局局长的特别指令：他的工作，要向特内特直接汇报。
菲尔这人有着一大才能——夸夸其谈。在这方面，他应该是鲜有敌手。七楼高层领导的心思和需求，他更是再清楚不过。于是他投其所好，提供的报告材料总是简单易懂。决策者们省心省时的同时，还可以从中看出一个官场老手那一点谄媚阿谀的小小用心。中东地区那复杂的宗教、文化和历史状况，就这样被菲尔寥寥带过。我等分析人员则还要被同样的问题折磨：如何推翻萨达姆政权？又该如何对他进行震慑？他倒台之后，又应该找谁补上这片权力的真空？上峰似乎觉得：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像长在低矮枝丫上的水果，可以信手拈来，随意采摘。实际上呢？像伊拉克或伊朗这样的课题，足以花去一名情报局分析人员许多年的时间。他需要皓首穷经、查尽资料，才能看清当地的情势和发展。要想做好研究，历史背景自然十分关键。在菲尔看来，这些东西却好像是无聊的历史故事。有他这样的态度，我们再也不敢提出任何合理的要求。后来，菲尔调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那里，他等来了自己的“报应”[26]。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扎尔马伊·哈利扎德曾在布什总统手下担任国防部的代理副部长，后来又先后3次出任驻外大使，驻地分别是阿富汗、伊拉克和联合国总部。此人对中情局极度缺乏信任感。有那么几次，他都不允许菲尔进入会场参加委员会的会议。至于菲尔，他后来成了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的副主管，专门负责对“基地”组织进行打击。
“及时信息”是分析人员的生命线。我们要为决策人士和高级官员制作每日备忘录，方便他们及时了解世界大事（也就是“世界各地发生了什么事”）。同时，我们还会把情报机构对于这些大事的分析与看法（也就是“这些事又可能引发其他什么事”）也一并奉上。如此一来，日理万机的决策层才能做到算无遗策。但是，我等分析人员的精力，全都浪费在了猜测萨达姆的扩张方向是南是北，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隐藏方位之类的问题之上。
本人是“伊拉克问题研究室”中唯一一名“要人分析员”。不过，鉴于我毫无经验可言，上司却又不肯让我撰写有关萨达姆的研究报告。没办法，我的报告只能以萨达姆的儿女们为题。我觉得：当时萨达姆的心中已经有了心仪的接班人——也就是他的小儿子库赛；至于长子乌代，则已经失去了父亲的宠爱。我想，这样的情报应该很对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胃口。那是1998年，克林顿当局一度想要兵不血刃地解决伊拉克问题。一个足以取代萨达姆的人选，自然能引起白宫的注意。
其实，那个时候，美国方面在伊拉克境内毫无人脉可言。现在看来，这是美方在当时频频失算的一个重要原因。美、伊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自然没有一座驻巴格达大使馆可以充当耳目。对于当地情势，我们完全是两眼一抹黑。如此一来，美方只能依靠那些旅居海外的伊拉克人作为信息的来源。1999年，伊拉克宗教领袖穆罕默德·萨迪克·萨德尔被萨达姆的爪牙所杀害。可是，当时的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萨德尔是何许人也。假如，我们拥有一名信奉什叶派的线人提供可靠情报，美方不会不知道此人的存在。他是一名什叶派教士，一位“阿亚图拉”（一种宗教头衔）和“赛义德”（这个封号代表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在纳杰夫（Najaf）的宗教界和政治圈子里，萨德尔都有着深厚的影响力。伊拉克政府迫害什叶派信众的行径，让他非常不满。为此，他不惜和萨达姆公开作对。此外，穆罕默德·萨迪克·萨德尔的儿子穆克塔达·萨德尔（Mukhtada al-Sadr）也值得一提。后来，这位小萨德尔领导的什叶派武装“马赫迪军”会成为伊拉克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他也是驻伊联军的大敌。如此重量级的一对父子，美国方面在那时却是一无所知。
穆罕默德·萨迪克·萨德尔遇害之后，我和另一名同事曾经找到菲尔。我们觉得，萨德尔之死肯定会在什叶派信徒当中掀起一阵狂澜。相关的情况，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一番。我还表示：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政治势力，很有可能在萨达姆之后成为该国政坛的主角。面对我俩的请求，菲尔也给出了他的意见：首先，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定然不会激起决策者的任何兴趣；不过，如果我俩执意为之，倒也无可厚非。显然，他是在说，不要烦我，但我也不会干涉你们的行动。但是，没有上司的支持，我们面对如此复杂的课题又该从何下手？“要人研究”的另一大问题，也由此暴露无遗——我们的目光仅仅盯在萨达姆和他身边的那个小圈子之上，所得的一点收获也几乎全都和萨达姆政权有关。而且，我们的情报来源非常有限。与此同时，我们却忽略了另外一点重要信息——那就是“9·11”之前，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势力对萨达姆政权的威胁。这也难怪，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信息来源无论是旅外的伊拉克侨民，或是萨达姆的反对者，大多属于逊尼派。他们虽然不满萨达姆，但和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势力也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在他们的影响之下，美国情报部门也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势力无足轻重。要是萨达姆哪天倒了台，接管他职位的人一定是一名强硬的逊尼派。
中情局的疏忽之处还不止于此。其实，萨达姆的几处重要变化也逃过了我们的“眼线”。我的一位同事曾经撰写专文对萨达姆的小说《扎比芭和国王》（Zabibah and the King）进行了一番点评。她的结论也很简单，这部作品并非萨达姆所写，而是有人捉笔代刀。因此，小说并没有太多启示意义。其实在写作方面，萨达姆总是事必躬亲。就连一篇演讲，他也要亲力亲为；至于那本小说，确确实实也属于他的个人心血。这一点，各位研究伊拉克问题的人都应当知晓。不过，我那位同事却一口咬定：萨达姆雇请了一位枪手。在她看来，一国总统日理万机，哪有什么闲工夫去从事小说创作？在这一点上，我这位同事并非毫无道理。
其实，人到暮年的萨达姆没有太多精力操持国政，哪怕大战即将来临。当时，他的注意力完全都在政治之外。小说创作尤其让他神魂颠倒。种种报告，都可以证明他的这点嗜好。但是，美国政府的高官们对此毫不知晓。直到战争结束，真相方才大白。到了那个时候，美国方面才发现：就在美军准备入侵伊拉克的同一时间，萨达姆还在为一本小说耗费心神。明明已经大敌当前，他却还忙着把小说的底稿送给塔里克·阿齐兹以供点评。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有操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心思呢？
必须承认一点：即便我们能在第一时间把有关情况报告白宫，后来的一系列历史走向可能也不会因此改变。毕竟，布什政府早已下了决心要把萨达姆赶下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过，作为情报人员的我们，也有责任向决策人士据实相告。也许，我们只要再努力一点，即便战争无法避免，美国政府在开战之前也会更加谨慎。在我看来：这次失策，几乎可以和那个因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闹出的笑话等量齐观。
作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副手，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可是中情局的一大主顾。他对于情报的需求层出不穷，让我们应接不暇。他总想知道，伊拉克对于美国有何威胁？这种威胁的根源又在哪里？不过，沃尔福威茨固然勤学好问，提出的问题却总是傻里傻气的。《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上那些小道消息，晚间新闻中的一句评论，都会被他用作“请教”我等情报分析人员的“内容”。我还记得，有一次沃尔福威茨提到了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News）节目中一则绯闻。绯闻的女主角自称是萨达姆的情妇。面对主持人克莱尔·希普曼（Claire Shipman），这位女士甚至声称她清楚那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位置所在。萨达姆在床笫之间，不经意中就把这些秘密全都抖了出来。
她到底是谁？没人知道。不过，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此人和萨达姆政权毫无干系。要说她是伊拉克总统的红颜知己，更属无稽之谈。美国广播公司的这点把戏，真是叫人哭笑不得。更加可叹的事情在于，政府部门还要对这种新闻垃圾做出一本正经的分析。不过，为求打倒萨达姆，布什政府总是不遗余力。即便捕风捉影，他们也是在所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