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03年的12月13日，我已经在伊拉克待了整整8个星期。白天，这里的气候还算宜人——平均温度维持在70到75度（华氏）左右的水平。但是，伊拉克的夜晚总是那么冷冽，而且通常雨水不断。一觉醒来走出拖车，每当踩上“绿区”（Green Zone）[22]土地的时候，总会发现外边的积水已深达好几英寸。为此，警卫人员不得不找来木板、铺好“桥梁”，方便我们踏足而上，走向干燥的土地，同时也辟出一条通往中央情报局营区的道路。营区是我们开展秘密活动的据点，电脑等办公用品也存放在这里。
在中情局驻巴格达分站，我的职位叫作情报分析师。本人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为局里的行动小组和陆军特种部队（Army Special Force）锁定抓捕对象。而后，我等情报分析师要从抓捕对象口中套出有用的情报。要想抓住萨达姆·侯赛因，当然先要抓住那些萨达姆身边的人。这类人有机会接近萨达姆，也能和萨达姆的一干近臣搭上关系。他们提供的信息，往往最有价值。情报分析师的活计真不好做。我们要与军方时刻保持联系，也得和中央情报局的行动人员紧密接触。每天阅读的资料、经手的线索，总是千头万绪。而且，分析师还要应付各种问题。华盛顿方面经常发问，而伊拉克的新政府和军事部门也对我们的工作进展非常好奇——对了，我们的工作在于追捕那位“高价值目标”（High Value Target）当中的头面人物，也就是英文简称“HVT-1”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政府一度对伊拉克事务不管不顾。到了2003年，这种态度发生了转变。当时，本人坚信美国军队师出有名。华盛顿当局兵发伊拉克，一是为了找出并销毁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WMD）。二是为了推翻萨达姆这个残暴的独裁者，解救当地的人民。我觉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东西一定存在，并且威力不小。毕竟，政府、学界中那么多的专家都对此深信不疑。他们无不觉得萨达姆要么正在加紧制造这种武器，要么就已经得手，各位专家的学识和经验可都远强于我。何况，我接触到的情报似乎也支持着他们的这种看法。
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的工作一切如常。上午9点30分，“联合小队”的会议循例开始。小队由来自中情局和军方的研究人员组成。会上，大家会互相交换信息，并对前一天搜罗而来的各种情报作出分析。那些自称目睹了萨达姆·侯赛因最新行踪的报告，自然最让我们这十几个与会者感觉好奇。此类消息，被我等研究人员统称为“猫王来了”（Elvis sightings）。同时，“联合小队”还要讨论下一步的抓捕计划。要想找出萨达姆的藏身之地，又该向何方神圣求助？相关内容，也是我们会议的话题之一。
大多数的情况下，“联合小队”的会议都在营地的辅楼里举行。有些与会伙伴来自美军中央司令部（CENTCOM，其行动区域囊括了中东地区）。他们的住地和辅楼相去不远。那个早上，陆军特种部队的专家带来了一条好消息：萨达姆的一些贴身保镖已经暴露了踪迹。此前，我们已经确认了这几个人和萨达姆的“莫逆”关系。不过，除了这点令人振奋的消息，会议其他内容并不那么出奇。几周以来，我们见识过的类似信息已经数以千计。
会议结束了，我打开邮箱，看了看里面的邮件和情报文献。总部对于萨达姆的关心，也需要我作出回应。时近晌午，我和同事兰迪（Randy）出发前往巴格达国际机场。这次出行，是为了邮寄东西。机场虽然位于“绿区”之外，我等情报人员却可以自由前往而无须安保人员随扈左右。当时在巴格达，这样的地方可真是不多了。机场之中不但设有邮局，还有一处超市。我们日常需要的牙膏、剃须刀等个人用品，都能在那里买到。
巴格达国际机场的魅力不止于此。作为美国人，要想在那个时候的巴格达找到一点家的感觉，机场里的“汉堡王”（Burger King）餐厅是唯一的选择。当年3月，美军的伊拉克行动大获全胜，而后，汉堡王就在巴格达国际机场开设了分店。这当然是一门赚钱的生意——为了能够吃到一口“大号皇堡”（Whopper），军队里的一干男女青年简直可以不惜血本。可以想象，过不了多久，机场的这家快餐店将成为世界上最为忙碌的“汉堡王”分店。皇堡和炸薯条的诱惑，我等中情局人员也不能抵御。我们经常冒着被简易爆炸装置弄得粉身碎骨的风险，前往机场汉堡王店去尝一尝鲜。那天，是12月12日。此前，我已经忍受了几个星期的粗糙伙食，对于汉堡已经思慕久矣。但是，待到我和兰迪站在餐厅门口，却发现那里已经闭门歇业。一切都源于食物短缺。就这样，我俩无惧牺牲、不怕残手断脚地辛辛苦苦赶到目的地，最终却还是没能一饱口福。
回程路上，我们发现机场高速路已经封闭。原来，有关部门在路肩附近发现了简易炸弹。没办法，我和兰迪只得另寻他途。前方虽然也属于巴格达，但那些街区我俩可是从未踏足。车上没有无线电话，车身也没有装甲保护。很快，我和兰迪就迷了路。街边涌出的人流，看上去好像刚刚完成周五的例行祷告。这时，我俩才恍然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什叶派信众的聚集地。周街的环境非常破败，这里的汽车颜色灰暗，仿佛是由几块配件拼凑而成。相较之下，我和兰迪的这辆代步工具真是崭新得有些刺眼。而且，我们身上的衣衫和防弹背心也是那么引人注目。周围是阿拉伯人的汪洋大海，只有我和兰迪两个孤零零的外来客。最为不妙的一点在于，我们没有手机。（营地倒是配发了一台新款手机作为联络工具，不过被我忘在了宿舍。）即便有个三长两短，也没办法和大部队取得联络。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俩应该弃车而走。我甚至认为：为了保证安全，我和兰迪只有徒手游过底格里斯河（Tigris River）这一条路了。还好，兜兜转转之间，我发现“绿区”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回到营地的那一刻，我真是万分高兴。美国大兵从来没给我这么亲切的感觉。假如这次历险发生在半年之后，恐怕我和兰迪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下车之后，我直奔迈克（Mike）的住处。我的这位朋友来自国家安全局，也是一位分析人员。由于借调的关系，他来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和我同在“联合小队”中效力。那些我难以接触得到的军方情报，对于迈克来说都不是秘密。当天，迈克向我透露：陆军特种部队在前一天晚上抓住了一个重要人物——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奥马尔·穆斯利特（Muhammad Ibrahim Umar al-Muslit），此人是萨达姆的卫队长。据迈克说：穆罕默德·易卜拉欣的招供来得非常迅速。其实，一开始他也声称对萨达姆的行踪并不知情。不过，面对高达2500万美元的赏金，很快让卫队长的护主之心消散殆尽。于是乎，萨达姆就这样被他出卖了。（事后，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仍然遭到联军方面的逮捕。由于“涉嫌向叛军提供资助”，他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度过了一段铁窗生涯。虽然他带领美军抓住了萨达姆，却也无法以功抵罪。）
其实，萨达姆在倒台之前，曾经对自己的卫队进行了大换血，这一招相当高明。毕竟，全世界的情报机构都对萨达姆虎视眈眈，他身边的保镖队伍，也早已遭到收买和渗透。萨达姆对于安全保卫工作一向重视，身边的随扈和保镖深得他的信任。实际上，这些贴身卫士往往是萨达姆的亲戚和族人。萨达姆后来表示：当时他还指望能够得到新政府的庇护，然后寻觅机会徐图再起，重新走向权力的巅峰。
有了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作带路人，特种部队也有了搜查的方向。那是一处农庄，1959年，萨达姆就曾藏身此地。当时，他刺杀首相阿卜德·卡里姆·卡西姆（Abd al-Karim Qasim）的意图刚刚败露，腿部受了伤，不得已来到农庄躲避风头。（1957年，20岁的萨达姆加入“左倾”的社会复兴党。第二年，萨达姆参加了刺杀伊拉克费萨尔国王的行动。）正是卡西姆领导的政变，导致伊拉克的末代国王费萨尔二世（Faisal Ⅱ）死于非命。统治这个国家长达32载的哈希姆王朝也宣告完结。其实，四十多年之前萨达姆的这起刺杀图谋并非秘闻。但他曾经的藏身之地，我们倒是不得而知。因此，在这9个月的搜捕行动期间，没人想起过这处农庄，也没人对那里发起过任何搜索。
相关的消息，迈克和我都想多知道一些。于是，我俩来到驻地附近的一处休闲场所打探风声。特种部队的各位同仁常常聚在这里消遣。谁曾料到，那一天他们的嘴巴特别地严。看来，抓捕萨达姆的行动已经到了收尾阶段，所以才会如此密不透风。其实，自打来到伊拉克，我已经历过许多次类似的变迁。一开始，为了获取情报，军方和中情局总是联系得非常热络；但是，一旦他们接近目标，我们也就变得两眼一抹黑了。
在我看来，美军的这种行为颇有美式足球运动员的风范。您要明白我的这番比喻，不妨回想一下海斯曼杯（Heisman Trophy）的情景——军方把我们一脚踢开的时候，就像奖杯上的图案中海斯曼挡开对方球员那么迅速而果决。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军方能从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奥马尔·穆斯利特身上找到突破口，完全有赖于情报部门的指点。抓捕行动开始的初期，正是我等中情局人员倡议对萨达姆的保卫人员展开调查。那时，军方人士可不这么想。他们觉得，萨达姆政权的各位高官——也就是其他那些“高价值目标”才是可靠的情报来源。事实证明，高官们并不清楚萨达姆的去向。而后，军方才认识到萨达姆保镖的价值所在。当然，特种部队的同仁都是好样的。没有他们的英勇表现，萨达姆不可能落网。他们非常勤奋，从不缺席早会，也愿意聆听情报人员的意见。很多次的夜间突袭之中，他们都邀请我等情报人员一起参与行动。不过，那天晚上，每个军方人士都缄口不言。我无从知道他们的行动计划，也不清楚他们下一步的抓捕目标。
后来，我和迈克告了别，独自一人走回中情局驻地。一股兴奋之意，突然冲上我的头脑。自我来到伊拉克，还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晚上7点，特种部队方面发来确切信息：他们已经锁定那个“高价值目标”中的头号人物，萨达姆即将被捕。在那一年的感恩节之前，我是万万不敢作此想法的。伊拉克的人口足有2600万，茫茫人海之中寻觅一个目标谈何容易。更何况，当时的伊拉克局势甚为混乱。拜这种局势所赐，所有的通信工具都濒临崩坏，就连电话座机也成了摆设。至于手机信号，也是时断时续。其实，2003年的巴格达境内，手机基站也几乎不起作用。要想沟通无误，卫星电话才是比较可靠的手段。但是，不是每个同事都备有这类通信工具。如果想上网，也得看运气。于是乎，我等情报局人员很难和军方人士做到互通有无。至于其他的那些同仁，比如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萨达姆政权崩溃之后，美方在伊拉克建立的临时政府）的官员们，我们也是很难联系得上。
伊拉克政府倒台之后，萨达姆去了哪里？在这期间，他又有什么作为？有哪些人，是他在下野期间的联络对象？这些问题，足足耗费了我两个多月的心思。有那么几次，我都有点绝望了。我觉得，他一定能逃过我们的追捕。但是，那一晚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并未成现实。所以，当时的我别提有多高兴了。
那一夜，我在驻地二楼的办公室里独坐。这时，分析小组的负责人安德鲁（Andrew）找到了我。原来，分站的大领导想要见我。不过，那天大领导不在伊拉克。于是，我得到了他的副手戈登（Gordon）的接见。中央情报局的主管克隆加尔德（Buzzy Krongard）碰巧正在伊拉克公干，于是也参与了这次会面。安德鲁、史蒂夫（分站“拘留部”的负责人）等分站领导也在一旁作陪。
大领导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大大的木制办公桌，以及几台简易沙发。这里给我的感觉，就好像大学里的一间普通宿舍——环境固然舒适，但破破旧旧的痕迹也随处可见。说来，克隆加尔德是个颇为讲究仪表衣着的人，那天却也只穿了一件蓝色夹克外加衬衣。至于我，则胡乱套着一条工装裤和一件写着“乔治敦大学”字样的连帽衫。剩下的几位与会者，则都是一身夹克搭配牛仔裤的打扮。
“如果我们要确认萨达姆的身份，又该注意点什么细节呢？”戈登的问题来得很突然。对此，我表示：大家不妨从文身入手。萨达姆的身上有几处刺青，表明了他出自布·纳赛尔（al-Bu Nasir）部落。其中的一处位于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另一处则在右手手腕的内侧。文身的样式非常简单，由一连串的斑点构成。有些斑点排成直线，有些则围作了三角形。此外，新月形的文身也是清晰可见。
刺青这回事，在西方社会可能会遭人白眼。到了伊拉克这种阿拉伯国家却是十分常见。毕竟，这些地方的身份记录制度并不健全。唯有文身，可以帮助一个部族确认自己的成员。如需寻人，文身更是上好的工具。有时候，文身甚至可以平息灾难、解决争端。比如说，两个伊拉克人若然想要暴力相向，多半先得谨慎观察一下对方身上的这点记号才好动手。否则，两个人的纠葛随时可能演变为两个部族的对立和麻烦。
除了文身，我还提到了萨达姆的另外几处生理特征：1959年，他意图刺杀时任总理卡西姆，并因此在左腿留下了一点纪念——也就是一块疤痕（枪伤）；而且，作为一个“老雪茄”，萨达姆的上唇总是习惯性地垂向一边，好像随时都在吮吸雪茄。这点细节，来自我对萨达姆的长期研究和观察。我和我的同事们总在搜集他的最新影像。而且，我们一直很关心他的健康状况。1999年，我在视频中发现：萨达姆似乎身体有恙。当时，正值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对巴格达展开访问期间。那个时候的萨达姆，明显比以前消瘦了不少。而后，我把萨达姆在同一时期的各种存照和录像呈给了局里的医学专家。一番观察之后，专家确认：我的观察没有错，当时的萨达姆确实有些身体不适。不过，他并未为了养生而舍弃雪茄这个爱好。
克隆加尔德的一番话打断了我的分析。长官表示：“不用说那么多。我们首先要确认一点：这个俘虏就是萨达姆本人，而不是影子武士之类的替身。”萨达姆的“替身传闻”让克隆加尔德很是谨慎。他甚至作了决定：在俘虏的“替身”嫌疑得到排除之前，相关消息绝不能报给华盛顿方面。而且，他更不允许我们把“萨达姆落网”的事情昭告天下。闻听此言，我的心中不禁呐喊起来：“哪来他×的什么影子武士啊！”当然，表面上的我仍然保持沉默。这样的场合，可不好破坏了气氛。
萨达姆的周围总是围绕着不少神秘的传闻。所谓“影子武士”当然就是其中的一则。既是传闻，我等萨达姆研究专家自然不太苟同。这则传闻也是我们用来打趣的一大笑点。某些西方人一直认为：萨达姆在私下里搜罗了不少和自己面目相似的人，并驱使他们替自己出席公众活动。这样一来，即便外国情报机构要对萨达姆下黑手，最终也会落得一场空。当然，如此传闻并非毫无根据。您如果仔细观察伊拉克独裁者和他那一众保镖的体貌特征，一定会发现他们长得确实有些接近。不过，萨达姆的贴身卫士大多来自他的亲族。亲戚之间，自然拥有不少相似之处。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和同行们不知打过多少份报告以便澄清所谓“影子武士”的谣言。相关的时代，至少横跨了克林顿与布什两位总统的任期。但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仍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大谈特谈萨达姆的“替身问题”。就连我们的顶头上司乔治·特内特（1996年至2004年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也对“影子武士”的故事津津乐道。
（几周之后，我们正式开始了对萨达姆的讯问。其间，“影子武士”的话题被摆上了台面。“事主”对此报以大笑。他表示：“对了，你怎么知道你眼前这个萨达姆就是本尊呢？也许我就是替身，真的萨达姆还在东躲西藏呢。”而后，我们的询问对象坚定地摇了摇头，再次发出衷心的笑声。“没有什么影子武士啦，”他说，“世界上只有一个萨达姆·侯赛因！”）
谈话间，戈登要我随时待命。一旦情势需要，我就要帮助有关人员“识别萨达姆”。得令之后，我匆匆赶回了楼上办公室。刚在电脑之前坐定，史蒂夫就找上了门。他要我想出一些“只有萨达姆才能给出答案的问题”，并将其列成表格、以备使用。而后，史蒂夫的一席话，更是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他表示：“上头要你完成一次任务。你去确认一下，今晚抓住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萨达姆？”那一天，我已经工作了整整17个钟头，早就已经精疲力竭。但是，听罢史蒂夫的话，我的眼睛不禁一亮。一股前所未有的兴奋情绪，随着身体中的肾上腺素而激荡和奔涌。没错，由我起草的一份声明，很可能即将让整个世界感到震动。接下来，我开始对着电脑构思问题。那个将美国拉进战争的“独裁者”，即将面对我的一份考卷。就这样，40分钟过去了。
据说，军方会乘着当晚出动的飞机把那个“萨达姆”运到机场，那也是我们对他验明正身的地方。局里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出发之前，大家会在酒吧先碰个头。这处酒吧专为中情局特工而设。巴格达分站刚刚兴建之初，酒吧就已经开张。所谓的酒吧，其实就是一台房车。车里有几台电视，还装饰着许多圣诞彩灯。当然，冰冻啤酒也是少不了的。我经常和同事们开玩笑：如果美国政府能像我局经营酒吧那样认真地应付伊拉克局势，此地恐怕早就安静和平得好像中东的瑞士了。来到酒吧，我发现几位资深特工正在畅饮。萨达姆落网的消息，让他们决定干上一杯。我一直耐心等待，而大家的兴致却一直未减。许久之后，我才得知车辆就停在分站大门之外。于是，我飞速奔向出发地点，并一头钻上了一辆汽车里。
午夜将至，车队驶上了机场高速。这里，被美国媒体称为“地球上的头号夺命公路”。到了夜间，此路更是一片恐怖的禁地。几个星期之前，中央情报局“伊拉克搜查组”（Iraq Survey Group）的头头大卫·凯就在这条路上遭遇了武装分子的伏击。凯这个“搜查组”是应总统的指令，来到伊拉克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这场变故虽然没有取走凯的性命，但也提醒大家“夺命公路”的名头并非浪得虚名。那一晚的我也是防弹衣加身，还抄上了一件武器。与我同行的还有乔治——一个有黎巴嫩血统的翻译，以及局里的测谎专家布鲁斯，此人善于让讯问对象放松警惕，敞开心扉。（那一次，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组织一场专业的测谎仪式。而且，上头还特别强调：一旦进行测谎，萨达姆很可能大为震怒。此后，他断不可能和我们进行合作。他们的这点顾虑，我倒是表示认同。）
我们的车上武器众多，就像一个小型军械库。此外，司机还配有夜视镜。因此，一路上汽车未曾开灯，行驶时速几乎接近一百英里。到达机场的时刻，和预计的时间正好一致。荷枪实弹的大兵先是叫我们靠边停车，而后又带着一众人走向“战地讯问设施”（Battlefield Interrogation Facility）——一段长长的路程过后，我们在一扇临时搭起的铁门之前停下脚步。一个大兵升起了门帘，一道小径出现在门的那边。四下无光，路的尽头则立着一排低矮的房屋。
房屋的头一座，就是“战地讯问设施”的所在地点。萨达姆在执政期间把房子划拨给了自己的亲兵“共和国特别卫队”（Special Republican Guard）。现在，曾经的卫队总部一片狼藉。屋内，到处都有美国大兵走来走去。一张办公桌边，杵着几个武装到牙齿的士兵。我们的证件，被他们仔细查看。而后，主人要我们到邻近的一间办公室内静候片刻。办公室里有一面宽屏电视，还有一台装满饮料的冰箱，要想坐下休息，也有沙发可以使用。我等来人进门之前，有人曾在这里观赏DVD光碟。不过，影片并未播映完毕，DVD机就被按下了暂停键。就这样，《善、恶、丑》（The Good,the Bad and the Ugly）中的一幕定格在了屏幕之上，朝着房间不断闪光。
我们在等候室里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其间，我摸出那张考卷，反复推敲其中的种种“试题”。事后，我才发现：在我到来之前，美国陆军已经请来两名鉴证“专家”对俘虏的身份进行了审查。其中的一位是萨达姆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阿比德·哈米德·马哈茂德·提克里提（Abid Hamid Mahmud al-Tikriti）；另一个则是萨达姆政权的外交部部长塔里克·阿齐兹（Tarik Aziz）。一见萨达姆，前者不觉咧嘴一笑。曾经的老板，最终没能逃脱这层天罗地网——也许，提克里提是在为此莞尔。“没错，就是他。”当然，萨达姆可没察觉到提克里提的这点情绪。毕竟，秘书和总统之间，隔着一层单向玻璃。
我们还在等待，一名大兵走了过来。他的手里，握着一个面盆——也就是梳理修面的时候，少不了的那种盥洗用具。看来，陆军方面刚刚给萨达姆刮了个脸。与此同时，我的一位同伴站起身来，跟着大兵出了屋门。待他转来，手里已经多了一个口袋。他拉开拉链，现出仿佛是胡须一类的玩意。原来，同事讨要了几把萨达姆的胡须，作为此次行动的纪念。我不免嘀咕起来：“辨认程序怎么还不开始？继续等下去，不知道这帮人还能做出什么蠢事。”还好，我们终于可以开工了。一颗大兵的头探进门内，喊道：“大家注意，开始行动啦。”
我们起了身，沿着一道长廊向前迈进。灯光昏暗，我能感觉自己的心脏一直怦怦地乱跳个不停。走廊尽头的淋浴间，正是萨达姆身处的牢狱。他就在里面，但是军方的审讯人员还在问着问题。于是，我们还得等。十几分钟，又这样过去了。
倏忽之间，门开了。那一刻，我紧张得深吸了一口气。他就坐在那里，身下是一把金属折叠椅。身上那套白色“迪什达沙”（dishdasha，一种长袍）的外边裹了一套风衣。（毕竟，那是个12月份的冷夜。）多年以来，这个人的面容，我在录像和图片里已经见识过无数次。
“我的个天，这人真是萨达姆！”这就是我当时的一闪念。不过，我很清楚：这点粗浅的印象，还需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我要注意他的谈吐，我要向他抛出问题。但愿，我能在他的回答中，找到足以表明他身份的证据。
我和同事走进淋浴间，坐到了他的面前。屋里有些拥挤。除却我和三名同事（翻译乔治、测谎专家布鲁斯以及来自“拘留人员事务部”的查理），还足足插进了六七个军方便衣。本人受美国陆军特种部队之托，负责确认眼前这位俘虏的身份。显然，我应当开启话头（当然，这需要翻译从中帮忙）：“我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要问你。请你务必据实相告，明白了吗？”听罢翻译的转述，萨达姆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我开始了第一个问题：“你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两位公子，是在什么时候？”此言一出，萨达姆的脸上泛出一丝怪笑。他抛开乔治，直接向我发问：“你们是什么来头？军情局的人，还是民事情报局（Mukhabarat）派来的？回答我的问题！麻烦你们先报上名来！”
萨达姆是个刺头——这一点，我早有预计。但是，眼见他如此咄咄逼人，我还是心头发虚。还没来得及想好该如何回应，一名同事就插话了：“我们来这儿不是要接受你的讯问。你，才是需要回答我们问题的那个人！”这个“意见”得到了萨达姆的认可。而我们的工作也得以继续。只见他一面聆听，一面摆出满不在乎的表情。身边这个陌生的环境，他好像很是适应。囚徒这个身份，也没让萨达姆感觉多么别扭。对于这一点，我很是吃惊。他的表情是如此轻松惬意，仿佛把这里当成了每到周末必来的悠闲之地。至于这场讯问，似乎也不过一顿家常便饭而已。
谈话之间，我的目光扫向了萨达姆。我看到了那处代表部落出身的刺青。它就在他的右手背面，位于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右手手腕处的标志也显得很是清晰。他的上唇微微垂下，和照片里、录像中的那副形象简直如出一辙。没错，眼前的这个人，百分之百就是萨达姆·侯赛因。当然，我还需要确认一下那处1959年的老伤，以及提出几个事先设定的只有他才能回答的问题，才敢得出完全肯定的结论。
对于我提出的大多数问题，萨达姆都显得很是诚实，至少，面对那些他愿意作答的提问，萨达姆还是乐于据实相告的。不过，当我提到他逃出巴格达的过程，又问及那些向他提供掩护的人的身份的时候，萨达姆没有正面回应。见我如此发问，他表示有些不解：“你应该问点政治方面的事情吧？看你的样子，应该对我了解很多啊？”他的看法，我全盘接受。但是，审讯有个过程，有些问题必须先问——这也是我给他的解释。其实，如果审讯由一系列的问题组成，最终大有落得一事无成的可能。光靠提问，审讯人员无从取得审讯对象的信任。对方稍有意识，便会选择沉默以对。如此一来，再多的问题也无从求得答案。当然，这次见面主要是为了验明身份。我也不指望对方能给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除了乔治，军方也委派了一名口译人员参与此次讯问。这人一身迷彩服、外加卡其色的T恤。乔治的话，时不时就会遭到他的打断。而且，他还很爱发表自己的见解。他的语气十分坚定，完全不容有人置疑。往往在我的问题还没出口的时候，或是乔治话音方落的那个当口，满屋子的人就能听到他的点评：“你错了，他不是那个意思！”“你刚才翻译有误！”三番五次下来，气氛已然有些僵化。眼看着，一场讯问就要变味了。至于审讯对象萨达姆，他当然乐得观赏这样一出好戏。他的眼睛左来右去，就像在看网球比赛。有那么一刻，一丝笑容甚至浮现在了萨达姆的脸上。后来，萨达姆干脆装出一副不满的样子。他频频摇头，向着军方的那位翻译不断示意。显然，他在假装抱怨我们的问题。有那么几次，他的举动甚至得到了翻译官的肯定。一个小时过去了，形势变得愈发尴尬。萨达姆迤迤然靠着椅背，坐看这群美国人互相斗气。他的表现，也愈发地轻松随意。队友之间一点小小的嫌隙，就这样遭到了萨达姆的利用，从而差点闹得不可收拾。他的这点才能，还真让人不可思议。其实，这何尝不是他的治国之策的一次体现呢？
审讯还在继续。我问萨达姆，看他有什么话想要告诉我们。他当然有话要说，而且，他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几乎难以关闭。他喋喋不休，抱怨特种部队在抓捕行动中对自己“照顾不周”。“对待一国总统，你们就是这种态度？假如贵国总统布什先生落到了相同的境地，难道我们伊拉克人也要如此折辱他不成？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伊拉克人的待客之道绝不是这样的。”
萨达姆的话，让我难以置信。为此，我盯着他的脸，怔了好久。我眼前的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伊拉克人的生死，他从来不曾挂怀。但是，一点磕磕碰碰，就引得他抱怨连天。不过，我还是表示：他的投诉，会得到妥善的记录和处理。其实，萨达姆的怨言并非毫无道理。特种部队的那些人确有一点粗鲁。我甚至听到动静，仿佛有人直接赏了他一巴掌，而后高声喊道：“我这是要为‘9·11’报仇！”
萨达姆还在继续“诉苦”。历数了身上的各种疮疤之后，他又卷起长袍，向我们展示了左腿上的一道创痕。看那创痕的样子，应该属于老旧伤势。于是，我不动声色地发问：难道，这就是当年刺杀卡西姆所留下的弹痕？萨达姆一声冷哼，肯定了我的猜测。没错，最后一点证据也已经得到坐实。他，就是萨达姆无疑。我们确实已经俘虏了萨达姆·侯赛因。
有人抛出了一个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随即遭到了萨达姆的白眼。“你们抓我干什么？干脆去找那些武器不就好了？”审讯对象斩钉截铁地说道。布什总统口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始终不见其影，萨达姆似乎也为此来了情绪。他开始破口大骂，说美国人就是“一群无知的流氓恶棍”。在他看来，美国方面完全不了解伊拉克的情况，只是打着“搜寻武器”的名义来到这里制造事端。而且，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本就不存在。一番痛快淋漓过后，萨达姆安静下来。那副怯生生的样子，仿佛是为自己刚才的待“客”之道感到愧疚不安。他甚至还试图弥补几句，找回场子：“我可不是在数落你们啊！我知道，你们都是奉命行事。我刚才谴责美国的话，都是针对你们的政府！”
同伴当中，有人向我表示：我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需要了解？于是，我终于可以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当年4月，在美军的注目之下，“天堂广场”上的萨达姆塑像轰然倒塌。打那以后，我一直好奇：事主本人又会对此有何看法？“萨达姆先生，我知道，终你一生，你都想在伊拉克历史上留下一笔。你大兴土木，在全国各地修建了不少纪念工程，用以昭显自己的执政功绩。那么，看着自己的塑像被人摧毁，你有什么感觉呢？”萨达姆闻言一笑。答话的时候，他举起食指，强调：“请你给我听好，本人从来没有下过命令要任何人为我树立塑像。‘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人倒是经常向我提起：‘萨达姆，我们准备四处张贴你的画像，还想为你建造一座塑像。’这样的请求，我都是一口回绝。不过，委员会还是我行我素。我作为领袖，总不能随随便便干涉他们的举动吧？”他的回答，叫我再度无语。我实在清楚，萨达姆可不是个礼待下属的上级。临走之前，我告诉萨达姆：“萨达姆先生，你刚才说，你可以在政治方面为我指教一二。那么，我希望大家能有机会好好谈谈政治。”萨达姆哼哼哈哈，接受了我的邀请。而我们一行几人，也离开了那个小房间。
回程路上，已是日头高升。我还没走回自己的车子，身边就已围上来一堆好奇的人。大家很想知道，昨晚我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甚至一个接一个向我表示祝贺！仿佛是我亲自出手，把萨达姆拉出了他的藏身之穴。我很感谢各位同事的好意。不过，三十多个小时的忙碌奔波之后，睡一场好觉才是我迫切的追求。
好了，现在萨达姆其人已在美国军队的掌控之中，而我也可以规划回国的行程了。还有四周，我的外派之旅就将结束。我觉得，这应该是一段清闲无事的太平日子。事实证明，我的预想大错特错。没过几天，拉姆斯菲尔德就在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节目中表示：中央情报局将会立即对萨达姆展开盘问和审讯。于是，我的伊拉克岁月不但没有结束，反倒又掀开了长长的一段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