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期创作中，巴金自己最喜爱的是总题为《爱情三部曲》的三个中篇。第一部《雾》篇幅短小，主要描写周如水的爱情生活。他虽是“五四”以后的新青年，却摆脱不了封建道德观念的羁绊，在恋爱中表现出软弱、优柔寡断的性格，因此失去了心爱的人。到了《雨》中，在再一次恋爱失败以后，投江自杀了。第二部《雨》的人物比《雾》多，情节也较为复杂，几个人物的形象比较丰满。小说着重描写的是“热情的，有点粗暴浮躁”的吴仁民与郑玉雯、熊智君的爱情纠葛。但这并不是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而是提出了应该如何处理革命与恋爱的关系的严肃课题。作品中两个女子结局都很凄惨，吴仁民却终于摆脱了感情的牵制，完全投身革命的斗争中去。在第三部《电》里，前面两部作品中的一些人物，逐步成熟，显示出作家所说的“一种近乎健全的性格”。有关爱情的描写已经不多，不再以此作为贯串的线索了。作品通过工会、妇女协会、学校等方面的活动，展现了某城一个激进团体的反军阀斗争。青年人的真诚友谊、坚定信仰、勇于献身的精神和行为，构成全书的主要内容。就所反映的社会现实而言，这是三部曲中最为宽广的。《电》也是巴金最喜爱的一部。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一再出现的关于是否应该采用个人恐怖手段反抗反动势力的论辩。作家反复说明“我们恨的是制度，不是个人”因此“痛快地交出生命，那是英雄的事业，我们似乎更需要平凡的人”，“能够忍耐地、沉默地工作的人”。和《灭亡》相比，《电》较为清晰地强调了这一思想。不过小说仍以较多笔墨描写恐怖行动，歌颂牺牲精神，使那些“英雄”比“平凡的人”更有光彩。这些地方，反映出巴金思想感情上深刻的矛盾。
从《灭亡》到《爱情三部曲》，主人公都是一些作为旧世界的叛逆者的知识青年。他们出身剥削阶级，但决心献身于被剥削者的解放事业他们以人民的代表自诩，却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更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灵魂。他们的勇敢和脆弱，信心和空虚，往往矛盾地交织在一起。巴金一再提到他是从自己的朋友身上提取这些人物形象的素材的。他不仅熟悉而且热爱他们，总是用饱和着真挚感情的画笔，描绘下他们的身影，表达他们的情绪。不容否认这些作品留下了无政府主义的某些消极影响，但它们的确真实地记录了这些知识青年的生活和斗争，真切地刻画出他们复杂的、常常是有些病态的精神风貌。具有类似的矛盾和苦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在20年代、30年代的现实社会中，为数不少。把这种类型的形象带进文学画廊，正是巴金的小说能够激动那么多青年读者的重要原因。
巴金虽然以表现知识青年著称，却从一开始就触及到现代产业工人的斗争。《灭亡》出现过革命工人张爱群的形象，随后又在中篇《死去的太阳》中以更多的篇幅展现了南京工人为了抗议“五卅”暴行掀起的罢工运动。30年代初，巴金接连写了2部主要描写工人的中篇：《砂丁》写的是锡矿工人的生活，《雪》（原名《萌芽》）写到了煤矿工人的斗争。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幅阴暗的画面：工人的苦难，不仅在于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贪婪的资本家掠夺去了，还有更多的中世纪式的非人折磨——从被诱骗到矿山起，一直到被埋进土坑（死了的或者被活埋的），他们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生命毫无保障。矿山对他们说来，无疑是座死牢。小说也写到了工人的朦胧的觉醒，从自发的个人反抗到初步组织起来的罢工斗争。作家说：“我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作品里的工人形象虽然不很成功；但就真实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生活——无产阶级所忍受的种种惨无人道的超经济剥削这一社会现实而言，小说还是写得出色的。
从1929年起，巴金开始写作短篇小说。到1937年抗战爆发，已经写下60余篇，分别收入《复仇》、《光明》、《将军》、《发的故事》等11个集子。这些短篇描绘了一个广阔的世界。取材异域生活的篇什，占了很大的比重；许多篇是以法国人为主人公的，此外像俄罗斯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奥地利人、犹太人、日本人、朝鲜人，尤其是其中的革命者和具有反抗精神的青年，都常常是巴金短篇的主角。这些作品，少数是根据历史文献、传记提供的素材改编而成，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作家与外国友人的交往，有了认识和思想感情的交流以后写下的。在五颜六色的异国风光中，表现的同样是民族压迫阶级对立的严酷生活，同样是反抗不合理制度的英勇斗争。“五四”以后，随着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中外交流的增加，从内容到形式都给文学创作带来明显的影响。外国题材较多地进入中国作品，正是其中的一个变化。巴金的短篇就是很好的例子。取材国内生活的短篇，也写到了现实社会的多种矛盾。《煤坑》、《五十多个》、《还乡》、《月夜》、《一件小事》等篇，反映工农群众在天灾人祸、在地主资产阶级沉重摧残下的苦难和抗争。《知识阶级》、《沉落》等篇，鞭挞了上层知识分子的堕落。《父亲买新皮鞋回来的时候》、《春雨》、《雷》、《星》等，则以作家熟悉的革命者或者在苦闷中寻路的知识青年为主人公，透露出较多的理想的闪光。
巴金的短篇喜欢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不少属于书信体或日记体。其中的“我”可能是故事的中心人物，也可能是事态发展次要的参与者或目击者。他后来解释自己常用这类写法，积极的原因是可以直接“倾吐自己的感情”，消极的原因是便于对“不知道的就避开”不写。他的小说大多数较多主观感情的抒发，较少客观生活的刻画。巴金还说过：“我写文章，尤其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我只感到一种热情要发泄出来，一种悲哀要倾吐出来。我没有时间想到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我是为了申诉，为了纪念才拿笔写小说的。”他一般地不怎么注意结构故事、剪裁情节、节制文字等方面的推敲而是感情奔放，一泻千里，读来激动人心，十分流畅。
尽管如此，巴金的短篇仍然是丰富多彩、色彩缤纷的。隐藏在落魄的音乐师难听的歌声里的，原来是一场不幸的恋爱悲剧，通篇笼罩着淡淡的哀怨（《洛泊尔先生》）。从断了弦的三角琴，引出了一个流放西伯利亚的热爱艺术热爱自由的俄罗斯农民的庄严形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于专制制度的控诉（《哑了的三角琴》）。取材法国大革命的几篇，用颜色鲜艳的画笔，很有气势地渲染出时代的狂风暴雨，并在这样的画面上凸现出几位历史巨人的面影（《马拉的死》等三篇）。这些作品，带有比较鲜明的浪漫主义的情调。收入《抹布》集里的两篇：《杨嫂》叙述一个处身社会底层的女佣的悲惨经历，《第二个母亲》描写一个栖身上层社会任人玩弄的女性的痛苦生活，以她们的善良和热爱生活，反衬出社会的冷酷，洋溢着人道主义的义愤。《将军》塑造一个潦倒上海滩、靠着妻子卖淫为生的白俄贵族的形象，从昔日的荣华和今天的破败的强烈对比中，指出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神·鬼·人》的前两篇（《神》、《鬼》），通过一连串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刻画出几个日本人苦于现实生活的磨难，转向宗教寻求解脱的空虚苦闷的灵魂。这些作品，有较多的细节描写，人物形象丰满，具有现实主义的特色。另外，在《幽灵》、《狗》等篇中，吸取了一些象征的写法。《长生塔》各篇，都是童话。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作家借象征和比喻，表达对于阶级压迫的抗议，宣告不合理制度终将消灭的信息，艺术上别具一格。虽然在巴金的整个创作中，短篇小说的成就、影响，不如长篇和中篇，它们在思想上艺术上仍然具有值得重视的特点，显示出作家多方面的才能。
他的第一个散文集《海行杂记》是在第一部小说之前写成的，即在1927年初去法国的旅途中，用散文写下沿途的见闻。当时的目的是写给他的两个哥哥看的；结集出版，已经是巴金成为著名小说家以后的事了。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包括作家本人自己）一直以《灭亡》，而不是《海行杂记》作为他的文学生涯的起点。
巴金的散文数量不少，在前期就出版了近10个集子。体裁包括游记、随笔、速写、杂文、书信、回忆录……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叙述自己生活、思想和创作的那些篇什（分别收入《忆》、《短简》、《生之忏悔》等）。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也许是一位最喜欢跟读者交谈的作家，而且总是谈得那么亲切、那么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爱憎、欢乐和懊丧。他在给一个青年学生的信中说过：“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些散文，就特别清楚地表现出这种与读者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感情的特点。它们不仅因为写得生动、热情充沛，受到读者的喜爱，还因为提供了有关作家生平和创作的大量第一手史料，为研究者所重视。在另外一些散文中，巴金善于用速写的形式，勾勒出社会的众生相。如《一九三X年·双十节·上海》摄下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民的几个镜头；《鬼棚尾》揭露反动政府纵容娼妓卖淫，从中征收“花捐”的卑鄙勾当；《一千三百圆》写到公开买卖妇女的行为；《赌》画出大小赌场的情景——这是一个必须推翻的旧世界。在《木匠老陈》、《一个车夫》中，刻画了劳动者正直、倔强的性格；《一个女佣》叙述一个农妇愤然复仇，杀死土豪，敢作敢当的事迹；《农民的集合》正面描写了广东农村正在兴起的群众性的政治斗争——突出的是潜藏在人民身上的巨大力量。此外，像《鸟的天堂》描绘南国乡野的景色：茂盛的榕树，欢叫的鸟群，跃动着自然界蓬勃的生命力，也是为人称道的作品。
巴金的散文，文字清丽流畅，善于将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感情在叙述的情节中回荡，事态随着情绪的湍流展开，虚实相间，挥洒自如。他的散文不追求外在的精雕细作，而能在娓娓道来的朴实的语言中，传达出强烈的激情，给人以思想上的启示和艺术上的享受，具有一种内在的魅力和光彩。在现代中国的散文创作中，巴金是形成独特风格、自成一家的突出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