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方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世纪末札记》，是杨洪立将军的第十本文集。多年来，他在杂文这块园地辛勤而执着地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引起了文学创作界和评论界的关注。
文章是心灵的窗口，杂文更是一吐心之块垒。这既需要审时度势的智慧，更需要忧国忧民的情怀。洪立同志文思敏捷，谈锋犀利，侃侃谈来的皆是大千社会中形形色色、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国事民情常挂心，一枝一叶总关情。”杨洪立杂文的基本格调，是以此为基础的。
说起杂文，难免想起鲁迅。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杂文并不算是古老的文体，它萌芽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鲁迅的倡导与实践，终于自成一体。鲁迅所生活的年代虽已成为过去，但杂文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它的生命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杂文的社会功能和审美趣味已发生了拓展和延伸，譬如感悟人生、修养性情、知识博览和生活趣味等，都已相继进入杂文题材的范畴。但是，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的“匕首”式杂文，仍然是当代杂文创作的主体。
作为一个杂文家，杨洪立坦言“要作为鲁迅先生的后来人，鲁迅事业的继承者”。他以不倦的写作试图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腐败现象猖獗不衰，社会道德出现危机，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念与伦理规范亟待重建……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攻守的手足、感应的神经”，需要“匕首和投枪”。他在《世纪末札记》的自序中这样断言：“只要人类社会存在，有先进后进之分、光明阴暗之别，有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立，杂文就不会消亡。”
杂文的生命是批判。如何保持当代杂文的生命力，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首要的是看其能否保持强烈而科学的批判精神。杨洪立的杂文写作之所以孜孜不倦，成果迭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始终坚持批判这一杂文创作的根本理念。他在《世态拾风》的自序中说：“面对世上某些人的冷漠，面对社会肌体上的一些痛疽，面对某些阴暗角落里的龌龊，我愿做一个直言人，一个清扫工，一个播火者。”所以，在他的杂文中，充满着作为一个优秀的杂文家所必须具备的凛然正气和批判锋芒。《佛祖难辞其咎》中对各级以权谋私、坑害群众的所谓“佛头”一针见血的讽刺，《戏说财神》中对形形色色的拜金主义者入木三分的揭露，《领导——冒号》中对公款吃喝风义正词严的抨击，还有《百字杂文》中为形形色色官僚主义者、腐败贪官们所勾勒的神情毕肖的丑陋图……读后无不使人感慨系之而击节称叹。
当然，杂文的批判必须是雄辩的，缺乏逻辑力量的批判必然流于平庸。杨洪立杂文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他的批判的笔端并没有停留在“暴露”上，他批判腐败并深挖产生腐败的社会土壤，他告诫社会可能出现的危机，也不忘疗救而开出自己的一剂药方……批判与说理在他的杂文里浑然无间。同样，杂文的批判也并不排斥弘扬，在杨洪立看来，批判假丑恶若不同弘扬真善美结合起来，只能成为简单的展示。于是在他的杂文中，批判是主旋律，但批判中也包含着赞美与吟唱，蕴藉着期待与憧憬，这正是杨洪立杂文的基本格调所在。
《安徽日报》2002年4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