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篇
中国文人都很熟知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将文学与白日梦同日而语，将人类思维与无意识及幻觉相提并论。这是一种研究的结果，也是一种研究的视角。潘小平将此书冠名为《城市呓语》，作为她诸多散文中的一部分，这既是她对眼花缭乱的当代社会的一种情感体验，也是她正在努力试验着的一种叙述方式。当然，与弗洛伊德相比，潘小平还保留着世俗从而是真实的一面，梦美丽动人而虚无缥缈，而“呓语”尽管喃喃无序，但也许恰恰是真实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为了明白审美表达，必须描述生活方式。”
与潘小平相知相识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了，她从北方一所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后，一直从事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当年她所著述的论文诸如《作家心态差异论》《归来的流放者——新时期小说十年批判》等，就颇有些新意与深度，已见其思想的锋芒与治学的个性。当年安徽省文艺理论研究活动还算是正常，从并不多的几次学术活动中，她那少有遮拦的侃侃而谈，便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个不大的学术队伍中又多了个“北方女人”。待她调入省文联继而转向散文创作，我们对她更是刮目相看了。
潘小平在写作上所以转向，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是在“文化失范”的社会中的一种自我救赎，还是新的生存环境中的自我适应与自我调节，还是如歌德笔下的那个闭目书斋的博士浮士德，一旦有魔鬼的诱惑，便走出“小社会”而走向“大社会”？潘小平在后来发表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真不敢回忆那段日子，回忆那段日子我所经历的被社会遗弃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失衡。就是从那时起我走出了我守候了18年的清贫书斋，我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这样一种特殊情绪反应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绝不是个别的，有多少知识分子在失却了精神栖居后而陷入重新寻找彼岸的艰辛漂泊。可喜的是，我们看到作为散文作家的潘小平，比作为理论学者的潘小平更得心应手。走出书斋后的她似乎更洒脱了，新的思维方式与新的叙述方式，似乎与这个北方女性天生的豪情与大气更能水乳交融，更能碰撞出生活的激情与思想的火花。于是在异地他乡，她便拥有了新的阵地、新的读者、新的精神航行的时空。先后发表在多种报刊上的《现代主妇手记》《风雨书屋》《前朝旧事》等系列散文赢得了同人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从“理性王国”回归到世俗的土地，潘小平的散文表现出勃勃的生命力。
曾与潘小平闲谈过当下文人的治学与追求，她认为自己的试验是有意义的。那就是关注文化转型期大众传媒的特殊文化意义，试图以快节奏、大信息量和有切近感的叙事，完成散文“士大夫趣味”向“大众趣味”的转变，并以个人的实践对报章散文作出理性的抽象与总结。从文学史看，大众媒体（最突出的是报纸副刊）对于推动散文、小品繁荣发展居功至伟。在今天，这块阵地可被誉为被商业功利汪洋大海所包围着的一块绿洲。在这里，一边对着商场的眼花缭乱的信息冲击，一边又要努力守护着正在发生倾斜的文化价值观念，作为一个专栏作家，这就够难为潘小平的了。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文化的转型是以大众审美趣味的转型作为基础的。当读者或观众对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假设的“大写的人”已失却兴趣的时候，当“哈姆雷特式的悲哀”在当下的文化消费者中难以寻觅知音的时候，当众多的人只是把看书读报当作消遣娱乐或当作简单获取信息的手段，而对那种佳构华章缺乏咀嚼耐心的时候，聪明的作家改冗长与缓滞为精短与快捷，拿起散文的笔，见诸大众媒体，给大众读者以百读不厌的精神快餐，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种潜移默化的文体变革，实际上是在演绎着一种悄然来临的崭新的文学观念。对此，我想潘小平是自觉的。她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文化市场自身同样具有一种文化调整功能，它除了造就以庸俗的故事适应不良趣味的人才外，它还会造就以通俗的方式普及学术文化、关怀人类心灵的人。”
在潘小平诸多的文字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她自己、她的先生、她的女儿、她的乐在其中的家庭生活。作为一个现代主妇，潘小平是很自得的。我曾经和她打趣说，看她的文章，似乎是在看一张其乐融融的“全家福”照片。除此以外，当然还有她对世事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情绪、感慨和评价，其对象可谓五花八门。诸如社会转型期人格与价值的重建，“文化失范”社会状态下文人的命运，金钱的魔力所导致的伦理的倾斜、道德的沦丧……批判是其主旋律，但批判中也蕴藉着希冀与憧憬。其所叙所感，虽无大江大河的气魄，却有小溪清流之情趣。这些正是潘小平散文的基本格调与艺术特色之所在。
对待文学如同对待人生一样，潘小平始终是严肃的。她曾告诫自己，潘小平，今天，至少是今天，你应该是严肃的、正直的。在这本自称为“城市呓语”的书中，她也在努力保持着冷静和清醒。她告诫世人，不能在背叛梦想、忘却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正义和良知毕竟是这个社会的灵魂；她在呼唤作为人类灵魂守夜者的知识分子赶快苏醒，在文化重建的过程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她甚至企图建立精英价值系统和平民价值系统并行的社会价值体系，以寻求建立正常稳定的社会运转机制。作家的真诚与渴望在这里袒露无疑。但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价值观念的重建，仅仅靠文学或知识分子的个人行为是难以完成的。作为一个作家，潘小平已经做得够多的了，笔者这样认为。
记得一位作家曾这样说过：“文化是一座城市的个性所在。”潘小平以及与她有着同样追求的作家的作品，是契合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的。所以，当《城市呓语》面世的时候，我想，大家能从中读到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城市，读到自己周边的人们，也读到自己。在当下，这可能是一部书最好的效应了。
《清明》200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