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山
开始梳理一路的感受。
行走之余，目睹旷野美丽的自然风光，看到游人如织穿梭在徽州山村，我总是油然生出感慨。我一直试图揣摩徽州近年变得炙手可热的原因，也思考徽学由深涩的地方文化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原委。机缘当然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还是时代的缘故。对于现今来说，徽州的诸多遗存，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已经变得相当匮乏了。当人们有机会来到这青山绿水之间，沐浴着农耕社会吹拂而来的古风时，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会有一种熨帖的亲切，甚至会产生由衷的温暖和澄明。当徽州在整体上以蓝天为衬托，以绿水为背景，呈现出一种朴素、明朗、大气而具有人情味的状态时，那种自然美和社会美所显现的魅力，当然是现代人难以抵御的。我想，这可能就是徽州之所以变得大热的原因吧。
横江是新安江的另一条源头河。
与率水不同的是，横江似乎从源头起，就显得非常宽阔。她的源头在离黟县县城不远的碧山。水总是风雨的产物，每次雨水过后，源头小溪总是变得格外丰腴，这条小溪被称为樟水。之所以有“樟”字，那是因为当年的碧山，曾经古樟参天，高耸入云。
碧山村是一个好地方。出了黟县县城，就能看到不远处矗立着一座高高的宝塔，那个宝塔的所在地，就是碧山村。当年碧山村的水口是非常漂亮的：巍峨的宝塔矗立，塔边老树葱茏，绿草如茵，白鹤飞舞；村落依山傍水，面对蔼峰，背倚石鱼山，着实人间仙境。碧山村当年曾建有36座祠堂、72座厅坦、104口古井，可以说，是一个雄伟的大村落了。据说唐之前的歙州府就建在碧山附近，隋末汪华揭竿起义之后，攻下了州府。唐册封他为歙州节度使后，汪华便把州府迁徙到现在的歙县。据说碧山村附近的大山深处，经常可以看到坍墙颓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那样的地方，当年都曾有人居住。
与徽州其他村落一样，碧山村的构建同样体现了徽州古老的风水意识。从总体上说，这一带水秀山雄，地势开阔，一直像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实际上不仅仅是碧山，似乎整个横江流域都显得秀丽而磅礴。虽然碧山村现在的整体面貌已面目全非，但在村落布局上的良苦用心还是可以看出来的。与附近的宏村一样，碧山村同样也是倚山临水而建，巧妙地抓住了“水口”，让山涧之水顺坡而下，溪水呈“人”字形穿村而过，然后沿每家房屋修建水渠。不仅方便了居民的生活，而且有利于民宅的防火。当然，这样的布局是最基本的，一些深奥的东西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领会了，时间的流逝，使得很多内涵失去精准性，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风水意识源于对自然的亲切感以及对自然的蒙昧与崇拜。从现在看，这当中的成分良莠不齐，最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建筑上的审美观念。徽州的风水观念同样也是如此。在选择村址时，徽州古村落很注意山环水抱，充满勃勃的生命跃动。村落在规划布局中，都有意把自然山水引到村子里来，在山上水畔，稍稍点缀些亭榭，种植些竹木，便把自然山水人文化了，那些风景，也就成了村落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村落的水系，几乎每个村落都有适宜的水系设计，水系或清清浅浅，或湍急迂回。正是因为与自然的联系紧密，所以徽州的村落在整体上都富有一种天然的气质，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骨架，村庄掩映于山麓水畔，点缀于古树幽篁之间。这样的地方，若种植一片桃花，就是名副其实的“桃花源”。
整个徽州湖光山色，流水潺潺，树影婆娑，青瓦粉墙，也难怪古今的很多人都把这里当作陶渊明的“桃花源”。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个碧山，是否是黟县的碧山，一直存有争论。而且，甚至连李白是否来过徽州，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怎么说，用这首诗来形容徽州，形容碧山，大约是格外贴切吧。
屏山
到了黟县屏山村，接着琢磨徽州村落的风水堪舆。
徽州号称五千村。整体上说，村落的居民几乎都是从中原迁徙而来，千里迢迢来到新安江沿岸，为的就是休养生息。村落在选址和建设上都很谨慎，基本的原则就是满足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之下的农业生产和生活。首先着眼于土地、水源、山林，着眼于小气候、安全、防灾。这些对于新安江两岸的环境来说，似乎都不是问题。在此之上，村落选址和建设强调美学意义，以及牵强附会的神灵意义。
在农耕社会中，人们总是把吉凶祸福归因于各种神祇和自然力量，于是，人类产生了对于自然力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山川的形状首先被附会成世事兴衰的原因。于是，堪舆风水应运而生。徽州村落在建设过程中，往往要请“罗经师”或者“阴阳生”，也就是风水师对周围的地形地貌进行观察和测量。风水师最关注的一般有两点：一是环境的领域感。领域感能培养村民的归属意识和安全意识，有利于培养宗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一般情况下，一个村落，背后要有祖山、少祖山，前面要有案山、朝山，左右要有连绵的山峦，一般叫护沙或左辅右弼。村址四周的山岭一般呈闭合形状，大体要有中轴，景观要近于对称，并且，山形要有层次。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是在隐喻和暗示着衙署的公堂，希望子孙能走正途。二是村址附近最好有圆锥形的山峰，以在村子东南方即巽方最好。尖尖的山峰一般就叫文笔峰或者卓笔峰，主文运；如果有整齐的一排山峰，就会叫笔架山。一个村庄，如果倚临文笔峰或者笔架山，那就比较理想了。如果环境不很理想，也可以通过人工方式来补救，例如用庙或者用亭来补缺，用塔来取代文笔峰，改称文峰塔等。另外，凡有文笔峰的村子，在村前面对文笔峰的地方，要有一口天然的或人工的池塘，称为砚池，文笔峰投影于其中，叫作“文笔蘸墨”。这样的安排，目的是为了激活村落的文气。除此之外，因为圆锥形的山峰是“火形”，怕引火进村闹灾，所以要用水池消解。
屏山村的布局正是风水观念的集中体现。这个位于黟县东南部旧时称为九都的小村，就村落风水来说，表现得非常完美。屏山村正对两座山，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左边山稍高，青龙高于白虎，这在风水上是一个好兆头。屏山村的前方有一排整齐的山峰，是标准的笔架山。在村口，原先有一个很大的人工湖，叫长宁湖，跟宏村的南湖一样大。这样的湖，明显地就是为了消解文笔峰的“火形”而建造的，只是到了后来，被填平造田了。
徽州村落水的流向同样也有讲究，按风水术的要求，水流最好是从西北角引进村落，从东南角出村，“山起西北，水归东南，为天地之势也”，屏山村的水流方向同样也是如此。一些水源不规范的村落往往会在村子东南方筑堤蓄水，作为水库。同时会将水系改道，让河流从西北方进村，然后流经村中，进入人工湖。人工湖一带一般是村中的公共园林，可供村里人休闲、嬉戏。供水的沟渠并不只用于饮水，日常洗涤也都靠它们。屏山村的水系安排也体现了构建的匠心独运。当年屏山村的布局和建设丝毫不亚于现在著名的宏村与西递，它甚至比西递、宏村更胜一筹。从黟县屏山村流过的吉阳溪是横江的另外一条支流，吉阳溪从村中流过，呈现出“S”形，村落散落在河水的两边。这样的水流就像是八卦太极符号当中的一条线，有着神秘和吉祥的意蕴。现在，屏山村水边的石阶不时传来村妇浣洗的棒槌声，十余座各具特色的石桥横跨溪上，真是名副其实的“小桥流水人家”。
正因为屏山在风水布局上的别有洞天，当年屏山所在地道场林立，僧侣道士经常在此出没。据说当年屏山曾有一座漂亮的道观，观中有一棵倒长的柏树，这棵树的树根长在上面，下面却是枝叶繁茂。也因此道观当年香火很旺，不仅仅是村里人，附近很多地方的人都专门跑到这里卜问吉凶。除了道观之外，村内还有一个三姑庙，这算是一个土地娘娘的庙宇吧！因为屏山对面的笔架也呈“人”形，所以也被称为三姑峰。村中的女子们最喜欢的就是在三姑庙中，烧香验证。
屏山村现遗留光裕堂、成宜堂等祠堂八座，其中舒庆馀堂是明代建筑祠堂。屏山村绝大多数人家姓舒。舒姓不是本地姓氏，它来自江北的庐江府。据说当年长江北岸的庐江府发生战乱，三兄弟无奈逃往江南。有一天晚上，他们三人同时梦见一个仙人跟他们说，你们只要遇到带“长”字的地方，就可以在那里定居。屏山一带古时叫长宁岭，兄弟三人走到这里时，一问当地人，原来到了“长宁岭”，于是，兄弟当中的一个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了。到了明代，屏山变得规模很大，人口众多，也出了不少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明朝万历进士舒荣都，他因弹劾魏忠贤被害，平反后敕建九檐门楼及“望重柏台”牌坊。到了近代，最有名的人物是电影演员舒绣文。舒绣文是清末进士舒期笏的孙女，幼年时曾在屏山居住过，10岁左右随做生意的父亲去了京城，后来因成功主演《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一举成名。现在，村里还有舒绣文的故居“黍谷堂”，一个古老的山村，能出一个如此有名气的演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也是屏山村乃至整个黟县为之骄傲的一件事。
齐云之魅
樟水河与吉阳溪在黟县县城碧阳镇相汇。碧阳镇从古时候起，一直就有“小桃源”之称。“青山云外深，白屋烟中出。双溪左右环，群木高下密。曲径如弯弓，连墙若比栉。自入桃源来，墟落此第一。”这是清代歙县籍户部尚书曹文埴在黟县西递留下的诗句。在曹文埴的笔下，西递乃至整个古黟实际上就是传说中的桃花源。
从县城出来，樟水河流经开阔的盆地，经一段峡谷之后，出口到了渔亭。渔亭曾经是徽州的“四大名镇”之一，其他三镇分别是休宁的万安镇、岩前镇，绩溪县的临溪镇。渔亭之所以成为“四大名镇”，那是因为当年这里是横江上游一个重要码头，从徽州西部前往江浙一带，此处算是必经之地。而横江自渔亭开始，船只才能航行。民间素有“渔亭桥下杭州路”以及“忙不忙，三日到余杭”的说法。在旧时，渔亭的商业十分发达，有100多家大小商店，分布在九条街道上。从杭州等地运到黟县盆地的辎重、盐以及粮食，必须到渔亭下船，然后辗转到各地。现在，由于公路的通车，河床的上涨，渔亭已不通行船只了。一条古街也变得冷冷清清，我们只是粗略地在街上看了看，便乘车离开了。
横江到了休宁县兰渡一带，显得格外的大气从容，淡定自得。远远地看过去，江面好似一根玉带，水色澄碧，江天一色，如一幅清丽的山水长卷。建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的登封古桥则如彩虹卧波，横跨江面，桥上石罅间，有青藤薜萝，给沧桑的古桥平添几分生气。登封桥是清朝名臣、歙县人曹文埴主持修建的，在徽州一直有比较大的名气，曾任明兵部左侍郎的歙县人汪道昆曾专门撰写一篇长长的《登封桥记》，记述了桥的建造经过。后来，登封桥又经几次修葺。沿着石阶走上桥，就可以看到不远处的齐云山了。在当地，很少有人称齐云山为白岳的，都喜欢称之为齐云，“齐云，齐云”，与云相齐，似乎更有仙境的味道。站在登封桥上，远眺齐云山，但见群峰林立，山披翠微，云蒸雾绕。抬眼望，则是一大片清新而绿意盎然的田野，那些原本要到四月才开的油菜花，迫不及待地正月十五没过就绽放了。
古代的大旅行家徐霞客就是沿登封桥这条老路攀上齐云山的。徐霞客第一次游览齐云山是明万历丙辰年（1616年）正月，那时，徐霞客刚刚游罢浙江的天台和雁荡，到了徽州后，先是爬了黄山，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到休宁，出西门，循溪而上，于风雪黄昏之中，抵达齐云山麓。在山脚下吃了顿饭后，又顶着风雪，打着灯笼，连夜拾级而上，直奔山中榔梅庵下榻。当夜，徐霞客独卧山房，耳听窗外冰雹之声，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第二天，徐霞客醒来之时，齐云山已是一片银装素裹，山间布满珊瑚般的玉树，崖上挂着几丈长的冰柱。徐霞客开始脚踏木屐，步履坚冰上山了。先是去了太素宫，然后登上文昌阁，观赏着雪中山景。齐云山似乎有意要把山中最好的景色隐藏起来，不给这位大旅行家看周全，忽而云开日出，忽而大雪纷飞，千变万幻中，徐霞客看得目瞪口呆。
徐霞客在齐云山一共住了六天。前五天，齐云山一直下着大雪，云雾弥漫，迷离的山景让徐霞客看不真切。一直到第六天，齐云山“东方一缕云开，已而大朗”，雪后初霁，景致终于清晰地浮现出来。站在山巅之上，徐霞客一览众山小，不由得心花怒放。这一次雪中之行给徐霞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齐云山，徐霞客写就了《游白岳日记》。游黄山时，徐霞客曾经感叹“登黄山天下无山”，来到齐云山，他立刻就后悔了，齐云山与黄山，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虽然齐云山从景致上比黄山略逊一筹，但齐云山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和文化内涵，也为他所喜欢。徐霞客对齐云山一直依依不舍。两年后，徐霞客又找了一个机会重游齐云山。这一回他算是真正地看清了齐云山，也领略了齐云山的风貌。徐霞客生平两次到达的山只有四座，它们分别是黄山、天台山、雁荡山和齐云山。可以断定的是，对于徐霞客这个大旅行家来说，他能去两次的地方，肯定是有独特风情的。
但自古以来，齐云山的光芒一直被同处徽州的黄山所遮掩。“既生瑜，何生亮”，与“大家闺秀”的黄山相比，齐云山似乎有点“小家碧玉”，但小家碧玉自有小家碧玉的味道。其实齐云山与黄山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它更有内蕴，也更加奇谲。齐云山三十六奇峰，峰峰入画；七十二怪石，石石皆景。山奇、石怪、水秀、洞幽，林木道观点缀其间，碑铭石刻星罗棋布。这样的鬼斧神工，也就形成了齐云山的独特之处。更何况，因为道教圣地的缘故，齐云山还有着独特的魅力。这样的“魅”，在于它某种程度上暗合着道教的精神。
从风水上说，齐云山的确是一块宝地，整座山峦钟灵毓秀，一派仙风道骨。新安江谷地纵跨歙县、屯溪、休宁三市县，新安江两岸多属低山丘陵，虽连绵如浪，却山形无奇，然而这平淡仿佛只为齐云山的隆重出场作铺垫——群山绵延至兰渡，忽然陡峭，显露出嵯峨之形，连片的丹山峰峦叠翠，林莽苍润，烟霞轻笼。这就是齐云山，一派道骨仙风凸显得淋漓尽致。
齐云山道教兴于唐乾元年间（758～759），据说道人龚栖霞在栖真岩避谷修炼，羽化成仙，齐云山也因此一举成名。从宋朝开始，更是有很多道人集中来此清修。宋宝庆年间（1225～1227），方士余道元（号天谷子）建佑圣真武祠于齐云岩，据《齐云山志》记载，自真武祠创立后，四乡百姓遇旱涝、蝗灾，或求子去病的，凡来齐云的无不有求必应。自此，齐云山名震江南，成为一方道教圣地。
任何宗教都是以自己的话语系统来达到与上天的沟通，并从那里得到知识、感悟和力量。道教同样也不例外。与佛教、儒教不一样的是，这种本土的教义一直是以生命的个体解脱作为终极目的，而这种极端个人化的方式由于过于强调“术”，极容易坠入虚玄。对于山水的理解也是如此。齐云山历代得道高士都可以说是生命系统的职业研究者，他们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出发，把宇宙图形、色彩、方位、人体结构与齐云山整体的山水结构对应起来，按图索骥，照本宣科，齐云山因而成为风水理论的集大成者。
齐云山宗教的发端地是西岩，但天谷子却独选东岸，他是遵循了“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的风水原则。东岩处有横江，山环水抱，避风聚水，生气旺盛。
登封桥过后茂林之中的九里登石级路，是曲折幽深的香道。在这里建有13个亭，既为路人遮风挡雨，更是为聚气补缺。中和峰与望仙峰之间，豁口较大，在道教看来，有泄气之嫌。于是便在此建一座望仙亭，自以为解决了这个问题。
真仙洞府是风水中的奇绝之地。山行至此，一弯三折，曲回如城，积聚一泓碧水，生气得水而聚，在道家看来大吉。远近狮、象两峰，构成了理想的相拱之势。像这样的地方，必须得有一个道心绵长的人享用才行，于是便将玄武大帝请入了真仙洞府。
太素宫是山中最大的宫殿。太素宫的选址，完全依照四灵兽格式所建，四灵兽即道教上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太素宫左有钟峰，右有鼓峰，后倚玉屏峰，前对香炉峰，更有象征五行的五股清泉在殿前汇为一水，蕴含九九归一之意。作为正殿，太素宫位居齐云山中内环的中心点上，是核心部位，是风水中的穴。玉虚宫则是齐云山现有的最古老的道观，殿前通道两端入口分别设有云龙关、风虎关两座石坊，用以聚气。玉虚宫本是依山就势而建，乍一见似与山一体，这一藏，便显师法自然，巧取天工了。
齐云山的命门是小壶天。壶就是葫芦，是道家炼丹的必备品，算是仙物。张果老、吕洞宾等仙人，都是必带葫芦的。由壶天所产生的神秘，当然会给人们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齐云山的总体营建采取的是壶天模式，望仙亭处是葫芦口，小壶天是大葫芦中的小葫芦。小壶天的入口处还特地修建了葫芦形门坊，主要是为了聚住一腔仙气。“壶”里面，则是一系列举霞飞升的故事，这些都是勾人的“秘药”。
齐云山就这样似是而非地解释着“天人合一”的道理，描绘着升天得道的蓝图。实际上“天人合一”的理论，一直是中国文化自欺欺人的幻觉，把“天人合一”当作一种理想当然无可厚非，关键是，如何将“天”与“人”合而为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手段和路径都是自欺欺人，像齐云山上的云和风一样，无法把握。
当然，齐云山的“魅”还在于它有着很独特的丹霞地貌。独特的地貌特征也是历史上诸多高士青睐齐云山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士们是不懂得地质概念的，只会赋予它们幻想。按现代科学解释，这种丹霞地貌指的是中生代白垩纪湖泊沉陷所形成的红色岩系。在这种地质状态中，山峦犹如一片飘浮在青山绿水中的彩云一样，又像由千万块红玛瑙镶嵌成的红珊瑚。这样的丹霞地貌，跟道教似乎更有相通之处，它就像道士梦寐以求的炼丹炉，在这样的炼丹炉中，可以炼出绝佳的丹药，让自己得道成仙，飞升上天。
齐云山道教的全盛时期是明朝，或许因为嘉靖皇帝本身就是一个业余炼丹士吧，多年来一直沉湎于长生不老之术，寻求解脱。据说，明嘉靖年间，道教龙虎山正一派第四十八代天师张彦赴齐云山，为皇帝求嗣，结果皇后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嘉靖皇帝龙心大悦，亲题“齐云山”匾额，并赐建“玄天太素宫”。从此齐云山的道观香火更加兴旺。数百年后，乾隆皇帝对齐云山也有金口玉言，这位太平盛世的风雅皇帝，微服私访到了齐云山之后，连声称赞齐云山是“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让各地大吃干醋。
古往今来，齐云山以它的美姿妙态、奇观佳景吸引着众多的文人墨客。在齐云山，他们寄情于翠峦之中，或赋诗题词，或写书作画。李白、朱熹、海瑞、唐寅、戚继光、徐霞客、袁枚等都在齐云山留下了传世的诗文。这些诗文被道观请人刻在了山崖上，于是齐云山也成为摩崖石刻众多的名山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汤显祖，他在写“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时并没有去过徽州，而且，这首诗对于徽州还有着很大的怨气。而到汤显祖58岁那一年，因为受邀于休宁的一个盐商，来到了徽州。汤显祖在徽州攀登的第一座山，就是齐云山。汤显祖同样也为齐云山写了一句诗：“新安江水峻涟漪，白岳如君亦自奇。”看来，是齐云山改变了他对徽州的印象，也使他先前的那首诗有了另一层赞美的意思。
到了现代，关于齐云山，应该说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就是郁达夫的《游白岳齐云之记》了。郁达夫去齐云山还是走登封桥这条路。1934年4月3日，郁达夫与数日前同来的林语堂、潘光旦等四人分手，自己则同另四人踏上登封桥，开始攀登齐云山。那一次游历同样给郁达夫留下深刻的印象。郁达夫他们是清晨从休宁县城出发的，11点半时，到达了齐云山山脚下。他们一路看山看景，收获颇多。在齐云山，这一帮文人足足走了一天，但只观赏了齐云山一半的景点。后来，郁达夫他们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坐上轿子，由轿夫一直抬回休宁。坐进轿子的时候，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感叹说：“今天的一天总算是值得很，看了齐云，游了白岳，就是黄山不去，也可以向人说说了。”
齐云山的确是有魅力的。与黄山相比，齐云山更多的是以精神内质以及文化内涵吸引着游客。文化总是有深层意味的。中国文化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同时，还有着佛、道两教旁支，这也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丰富平衡的局面。得意之时，人们可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而在失意之时，则寄情于山水之间，从佛、道之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齐云山，正是因为社会这一心理前提，成为历朝历代人们离不开的栖息宝地。
海阳
坐落在休宁腹地中央的县城海阳，气势鸿蒙，极像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
首先，率水和横江从两侧穿行而过，她们就如同海阳的两扇翅膀，载着这块地方飞行。其次，在海阳附近，矗立着好几座宝塔，为此地增添了几分高亢，也增添了几分神秘。徽州古塔有二十余座，约占安徽省的四分之一；而海阳，则是徽州古塔的集结地。在县城边，四座宝塔拔地而起。它们分别为玉几山上的巽峰塔、汶溪河畔的丁峰塔、万寿山上的古城塔以及南门外的富琅塔。
似乎是腹地磅礴的气场，还有道教名山齐云山所带来的鸿运，休宁在历史上一直是全国有名的状元县——从唐武德五年（622年）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科举，1200多年中，全国共录取状元800多个，平均三个市县才有1个，而休宁从宋末到清光绪的600余年间，本籍和寄籍加在一起，共出了19个状元，远远超过名声显赫的苏州府的任何一个县，稳居全国之首。况且，休宁地处偏远，面积不过2000多平方公里，当时人口只有十七八万。
休宁人一直为此而自豪。
我们在休宁县城区参观。看得出来，这些年休宁有意识地对历史的荣光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在县城的中心，建设了一个高规格的状元广场，广场上的雕刻也相当精美。尤其是城墙上镶嵌的十几幅石质壁画，栩栩如生，描述了莘莘学子“鲤鱼跳龙门”成为状元的整个过程。因为科举成绩斐然，休宁县专门建了一个“中国状元博物馆”，翔实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及休宁县从古到今19个状元的情况。我在里面转了一圈，感觉如同隔世。对于封建时代的科举，我一直很难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样复杂的背景和内涵用简单的话语是很难表达的。虽然科举作为一种取士制度本身有着它的合理性，但因为在渐变过程中失去健康，也失去方向，加上统治者暗藏着的别有用心和阴谋，所以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就文化而言，最根本的是应具有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具备道义和良知的灵魂。除此之外，文化还应该具有其他重要功效，那就是开掘人类心智，引领人类的精神走向。而从中国历史长河来看，虽然文化在整体上对于中国社会有着很大的推动和稳定作用，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一直存在诸多弱点，其中最根本的，是缺少一种清晰的方向，对于文化自身所担当的责任也不明确。正因如此，中国文化表现出一个很致命的弱点就是——兴旺的是术，寂寞的是道，所以在很多情形下本末倒置，在很大程度上，它对于自我本身表现得相当无知，对于自己的源头和方向，以及关键部位，一片混沌。
中国的科举制度同样如此。科举是为取士而形成的一种制度，而到了后来，这种制度扭曲变形，没有了目的，失去了初衷和要求，考试本身变得越来越重要，至于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却变得不重要了。科举本身成为一种巨大的惯性，南辕北辙，越走越远。
在有关资料中，记载的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休宁籍状元汪应铨的一件事，倒是让我感慨颇多。
汪应铨是休宁梅林人，出身书香门第，良好的家庭熏陶以及刻苦学习，使得汪应铨学业进步很快。康熙五十年时，汪应铨中举人；康熙五十七年时，汪应铨中进士。并且在当年康熙亲自主持的殿试中，40多岁的汪应铨独占鳌头，一举成名。汪应铨锂鱼跳龙门，“黄金屋”有了，“颜如玉”也会接踵而至。但汪应铨学业优异，相貌却奇丑，肥硕健壮，也有很多不良的习惯。袁枚曾经在《随园诗话》当中这样记述：“汪度（龄）中状元时，年已四十余，面麻，身长，腰腹十围。”40多岁的男人，当然是结过婚了，汪应铨在老家就有一位结发妻子。即便如此，仍有不少美少女对他倾慕不已，上门提亲主动要求当妾的络绎不绝。这当中有一个家住京城的陆小姐，尤其主动。陆小姐读过书，平日里最爱看的就是才子佳人剧。她一再让家人派人上门提亲，要给汪状元做妾。汪状元同意了这一门亲事。新婚之夜，新郎新娘第一次见面，烛光之中，陆小姐看到汪状元的相貌后，大失所望，又见状元饮酒后酩酊大醉，粗俗不堪，越想越悔，五更天时，竟悬梁自尽了。这一起由婚姻引起的悲剧在当时闹得满城风雨。后有好事者送汪应铨一副对联：国色太娇难作妾，状元虽好却非郎。
当然，这样的悲剧只能算是科举制度伴生的一个小小花絮。不健康的制度，必然有一些荒诞事发生，由此也可见科举的虚火。其实科举制度到了后期，由于考试内容越来越僵化，内容上也变成了八股，这种制度已严重限制了人们才能和创造力的发挥，变成了一种“自娱自乐”的知识游戏和自坠其中的迷魂阵。整个取仕过程因为缺乏合理性，更像是某种程度上疯狂的杂耍，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甚至是病态的自残。从本质上来说，这样的文化现象丝毫不具备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当一种制度和措施在方向上出现根本性错误时，这当中的力争上游，又具有什么意义呢？
尽管从现在看，八股取士完全是南辕北辙，但在当时，休宁县的“人才”辈出，给当地带来了非常兴盛的文风，同时也造就了文化副产品的兴旺。比如当年徽墨的兴盛，绩溪人胡开文正是在休宁县城发迹的。胡开文是绩溪县上庄乡人，原名胡天注。乾隆二十年（1755年），胡开文从家乡来到休宁县城汪启茂墨店当学徒。由于干活勤快，不怕吃苦，不久，被汪启茂招为上门女婿。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胡天注承继汪启茂墨店，回想到孔庙内“天开文运”匾额的象征意味，于是撷取中间两字，将“汪启茂墨店”改名为“胡开文墨庄”，开始了真正的创业之路。
现在休宁县海阳镇齐宁街育才巷内，当年制墨高手胡开文的故居仍保存完好。这是一座由大厅、客厅、花厅、八合院、四个四合院、五个大三间以及账房、厨房等组成的建筑群，内有128个门洞相互连接。也就是在这里，胡开文让自己的产品蜚声中外。为了确保原材料的质量，胡天注令其子在黟县渔亭办了一爿正太烟房，利用渔亭一带丰富的优质松木，精炼松烟，这就为优质产品提供了原料保证。此外，他改革配方，不断提高生产工艺标准，终于生产出一批墨质极佳的著名珍品，如“苍佩室墨”“千秋光”“乌金”等。
晚上，我在休宁的街道上散着步，刚刚下了一场小雨，地面湿漉漉的，空气清新。虽然只是9点来钟，但街道上行人已经很少了，古老的海阳城像历史一样，躲在漆黑的阴影当中。那些当年的沉重和荒诞，都随着永不停滞的横江走了。在这样的地方，我只管安心走路吧，神清气爽——而此时，夜已深了，从四周黑漆漆山峦上潜行下来的风，有点凉意。
万安
万安一直是一个有着精气的地方。
有精气，是指这个地方气韵深厚。这也是风水之气韵。这个距离休宁县城约两公里的小镇整体上看起来显得特别灵秀——在它的正前方，一座不大的小山拔地而起，在山上，矗立一座高高的宝塔。优美的横江从镇的南面穿行而过，由西向东，划成一道优美舒展的弧线。弧线的边上，由清一色的红砂石和白墙黑瓦高低错落排列而成。自古以来，万安一直是徽州的名镇，曾有着“小小休宁县，大大万安街”的说法。万安古街，在当年的徽州也曾相当有名，它长2.5公里，街道两旁的店铺和作坊摩肩接踵，像流动着的《清明上河图》。过去，万安街不单单是一条商业街，还是休宁至徽州府这条古驿道的重要路段，平日里商旅行人、官府差役往来穿梭，民国时期，这里就有日用百货、南北杂货、糖果、笔墨纸砚、酱油酱菜、豆制品、刻字、罗经等店铺200多家。
从老街交叉的一级级的石阶往下走，有好几个水埠头。这些古老的水埠头就是当年横江边的水路码头。可以想象的是，当年在这里，塔光桥影，竹木环合，多少商旅在这里乘船走向山外的世界。这些水埠头的建造和修缮都是由大家集资的。在万安的老街上，通向一个规模较大水埠头通道边的墙壁上，至今还嵌着一块清嘉庆年间的青石碑，上面记载的就是各店家捐资修水埠头的事。
走在万安的古街上，目睹那古色古香的情景，听着那携有古音的休宁方言，恍惚中，我们一下子回到了数十年前，回到了旧时的徽州。在万安古街的一家老豆腐店里，我们更是有这样的感觉，这里的一切都与数十年前没有区别，时光悠悠，仿佛在这里停止流动。做豆腐的吴师傅告诉我们，自他家祖父那一辈起，就一直在这里做豆腐了，他一直生于斯，长于斯，一辈子都从事着做豆腐的行业。对于万安老街的一切，吴师傅熟悉得如自己的掌纹。
因为古风悠悠，现在的万安显得很是特别。万安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从古到今，它一直是徽州历史上的罗盘生产基地。
当年，在这里活跃着很多风水先生，他们一天到晚抱着罗盘，被邀请到处给人看风水。徽州的风水观念一直是有传统的，徽商携带大笔金钱回乡，大兴土木，无论是从意义还是审美上，都有很多要求和讲究，在村落的选址、墓葬以及动土等方面，都有很浓郁的风水观念。万安最出名的，便是生产广泛运用于天文、地理、军事、航海和居屋、墓葬选址的重要仪器——罗盘。在海阳，就出过一个很有名的风水师何可达，徽州的一些村落，比如说唐模、宏村等，都曾经请他看过风水。当然，除何可达外，当年万安的风水师数不胜数。
因为风水师的活跃，作为风水师手中的工具——罗盘，就显得尤为重要，万安一带的罗盘制作也就形成了传统。当然，徽州罗盘的兴起，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明代前期，徽州海商的发展。罗盘由于能应用到航海业上，所以在生产上一时繁荣起来。
万安罗盘按盘式可分三合盘、三元盘和综合盘三种，按直径分有十一种规格。万安所产罗盘，设计独特、选材考究、制作精良、品种齐全，被奉为罗盘正宗，人称“徽罗”“徽盘”。而在当地，罗盘的专业说法是“罗经”，对风水先生的尊称则为“罗经师”。
万安罗盘承载着中国古代天文学、地理学、环境学、哲学、易学、建筑学等各方面的文化信息，传承磁性指南技术及相关技艺，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社会史、人居环境及古徽州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2006年初，万安罗盘作为“民间手工技艺”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万安历史上的罗盘店铺和作坊中，有一家店面叫方秀水罗经店。在方秀水罗经店里，曾有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这个孩子一直和五六个学徒一道，跟在方秀水师傅后面学习技艺。几年下来，由于这个孩子天资聪明，学习勤奋，很快脱颖而出。这个孩子就是吴鲁衡。吴鲁衡在掌握了罗盘制作的技艺之后不久，就单立了门户。吴鲁衡店面开张后，由于制作的罗盘精确美观，很快与方秀水罗经店分庭抗礼。1901年，万安罗盘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当时选送的，就是“吴鲁衡”牌罗盘。这个罗盘至今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在万安古镇，我们见到了“吴鲁衡”罗盘的传人詹运祥。老詹今年68岁，现在，他和自己的女儿、女婿一起继续生产着“吴鲁衡”牌罗盘。不过，现在的“吴鲁衡”已分为涵记和毓记两家了，老詹只是“涵记”这一支。当年，詹运祥是作为吴家上门女婿获得继承权的，追溯起来，他算是吴鲁衡的第六代传人。万安罗盘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罗盘制作技艺，在长期生产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对技艺流程和技艺手法有严格要求。
制成一具罗盘，一般要经过八道工序，首先要精选特等木料“虎骨木”。“虎骨木”学名“重阳木”。詹运祥介绍说：“刻罗盘一般我们用两种木质，一种是‘虎骨木’，另一种则是银杏木。这两种树木质比较细韧，而且墨写上去不会洇开，很清楚，很好看，盘面不变形，油漆出来的字也很清晰。”制作罗盘的步骤是这样的：先精选好“虎骨木”，制成罗盘毛坯；然后将毛坯车圆磨光并挖好装磁针的圆孔；随后在上面画格和书写盘面，按太极阴阳、八卦二十四爻、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十二生肖、二十八宿分野和365周天依次排列，按秘藏图谱刻画书写；接着熬炼桐油并往罗盘上抹桐油；最关键的是安装磁针，这往往是绝活，它一般由店主在密室内单独操作，从不示人。
詹运祥说：“最难掌握的是组装磁针。一点不能有偏差，偏差了，盘面上的整个度数都会不准，以后这个盘就不能用了，就算是一个废盘。这是分金，之后就是写字，一般盘面上的字不能写错，你写错了哪能使用呢？就不能用了。装针，指南针装上去之后呢，除了针对准以外，还要灵活，不褪磁。再一个，使用寿命要长，还得保证针的精确度、灵敏度。”
罗盘真的有神秘功能吗？我们向詹运祥提出这个问题，詹运祥笑而不答。他是不太好回答吧。的确，风水的作用也在分化，那种神秘性的暗示意义正在退去，比较时兴的，只是风水的美学意义。詹运祥告诉我们，现在，他已很少亲自去做罗盘了，只是在关键的部位做一做，其他的，都叫女儿和女婿们操作。自己很多时间都是受别人的邀请去看风水，也正是靠这个赚一点钱。
为什么偏僻小镇万安的罗盘会如此兴旺发达，而且海阳和万安会出现如此多的风水师呢？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样的存在状态与徽州的文化风气有着相当的关联。众多的风水师其实都是有文化的人，也是从小立志科举的人，当他们从科举的路途中失利之后，除了无奈之外，同样积淤于胸的，还有怨气和悔恨。而这个时候，他们的身体变得孱弱，四肢变得无力，年纪也变得很大了，这时，他们只能拿着个罗盘，运用在读书时涉及的一些旁门左道，自食其力。这样的存在状态，应该是万安乃至整个徽州为什么竟有如此之多的风水师的重要原因吧。
当然，在徽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在乡野中、在民间，一直隐藏着一些“闲云野鹤”。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有着经天纬地之才，有着鸿鹄之志，但由于缺乏路径，又不甘为人所轻，所以多隐匿民间，逍遥山水，不问世事。这样的态度，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立功”于社会，便躲进自然的天地里自娱自乐。当然，绝大多数的逃避者都是故作姿态，是一种无奈，在失败中消除志向，渐渐地又把这种消除当作志向。在一片科举的洪流中，只有他们，固守于偏僻的书院或乡村，积薪传火，战战兢兢地维系着一脉微弱的火种，孤独地苦练着“六脉神剑”。
吴鲁衡是在他60岁那年过世的。据说吴鲁衡的墓址，是当时一位最知名的风水先生握着吴鲁衡亲手制造的罗经，为他选定的。吴鲁衡的墓地就在万安老街河对岸，也就是现在的万安钟塘村。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一辈子与风水打交道的吴鲁衡来说，横江边上的这一片土地，才是他心中的天堂。
隆阜
尽管休宁在科举史上曾经状元满堂，但是，这些状元的成就和思想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曾经在科举上名落孙山的同乡，这个人的名字叫戴震。
又一次去隆阜的戴震故居。在路上我一直思考着人类知识的开拓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知识真正的用途在哪里？学者真正的责任在哪里？这样的疑问，都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曾经有过至正至大的气魄，它在一段时间里坚持开拓的方向，开拓未知和创造，开拓心灵和思想，这样的开拓，给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带来了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明清以后，由于专制制度的限制以及理解力的偏差，中国文化陷入了误区，文化拓展力不足，知识和学问一味求小、求僵、求涩、求偏，满足于卖弄和虚玄的游戏，在开启人类智慧和推动人类进步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甚至堕落成“稻粱谋”的手段和路径，成为人类行进道路上的摩擦力和累赘。在这个时期，真正能擎起知识和思想大旗，引领人类走上“康庄大道”的清晰者，可以说凤毛麟角。只有王阳明、李贽、顾炎武、方以智、戴震等一干人，算是中国文化的拯救者和弘道者，他们积薪传火，引领着中国文化度过漫漫的窒息时光。
戴震的故居在现在黄山市屯溪区的隆阜，数十年前，这里一直属于休宁县。这是一座濒临横江的古镇。跟徽州所有的小镇一样，这里干净而宁静。尤其是戴震的故居，清洁静谧，不带尘烟，它依着横江而建，从他家小花园的“美人靠”上往下看，正对的是缓缓流动的河水，江天一色，芦苇飘摇，水鸟啁啾。这样的情景，当然有助于一个人灵魂的净化和境界的提升，也有助于一种恢宏思想的诞生。
也许，当年的戴震就喜欢倚在靠江的栏杆上，在江天一色中，思考着天地人之间的关联。
因为家境不富裕，戴震很小便跟着父亲东奔西走，这也使得他对于草根生活非常熟稔。这个据说是10岁才会说话的大学问家，从面相上看，似乎有点木讷，不显山露水。戴震在科举道路上一直不太顺利，他在科举中屡试屡败，在花开花落中误了一年又一年，到29岁时，戴震才算勉强考中了一个秀才。这样的经历对于戴震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但戴震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更多时候，他只能摇头苦叹。好在戴震一直与同乡郑牧、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等一帮人跟着婺源大儒江永求学，在江永身上，戴震学到了很多东西。
33岁那年，一场灾难降临了，因为家中的祖坟地被侵占之事，戴震卷入一场官司，族中豪强倚财结交官府，准备加害戴震。为了逃避迫害，戴震只好匆匆去了京城，连行李都没有来得及带。到了北京之后，戴震寄居在歙县会馆，虽然吃饭都成了问题，但他还是每日讲研学问，目空一切，被人视为“狂生”。不久，吏部尚书王安国慧眼看中了戴震，将他请到家中，教授自己的儿子王念孙。一段时间之后，戴震又去了江南，到南京、扬州等地流亡十多年，这一段走南闯北的经历对戴震是大有裨益的。在北京，戴震和一帮北方学者如纪晓岚、朱筠等惺惺相惜；在江南，他与吴县惠栋、吴江沈彤、嘉定钱大昕、青浦王昶等结为忘年友。高手与高手的对弈是令人欢快的，他们经常畅所欲言通宵达旦，思想交流所碰撞出来的火花使得戴震功力大进。但戴震在科举上仍然没有起色，一直到39岁那年，戴震才中了举人。随后的六年，戴震又是年年落榜，未中贡士。这也意味着，一直到50岁之前，虽然戴震在经史典籍上的学问和成就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有着相当的名气，但满腹经纶的戴震还是无人赏识，身份还是一介布衣。
机会终于垂青戴震了。49岁那年，朝廷决定编撰《四库全书》，面向全国招募人才。《四库全书》总纂纪昀一看有机会，便向皇帝推荐了戴震。朝廷这一次算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了，从没有中过进士的戴震进入了《四库全书》馆担纲专职纂修。53岁那年，戴震又被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职务。
这一回，满头花白的戴震终于算是跌跌撞撞地从科举的斜刺里走了出来，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京城的文化界真是高人无数，天子脚下，人文荟萃，各路英才争奇斗艳。一开始，这个乡村绅士说着一口令人难以听懂的地方话，性格古板而倔强，人们不懂得他，也在暗地嘲弄着他，在一般人看来，最有才华的人应该是那些善于表达的人，而戴震显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不久，人们就发现，这个书生学问实在是太渊博了，经史集注，僻字险韵，奇崛幽深，他无所不晓、无所不通。不仅如此，戴震的探索精神和学问态度也让他们折服，凡是他稍微有点不理解的，他都要刨根问底，翻阅古书，查个究竟。这个小个子徽州人总是不分寒暑昼夜，像一个十足的工作狂。在戴震潜心面壁的苦思以及小心翼翼的求证中，一个个僵硬的文化符号渐次变得鲜活灵动起来，而他的思想和博大的理学情怀，也在他的笔下折射出云蒸霞蔚的万千气象。
不久，戴震的名气越发大了，他以满腹经纶、精警诡谲以及那种野性的学问穿透力使别人感到震慑，并很快被尊为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人们尊敬他的学问，也敬重他的为人。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他推出那本《孟子字义疏证》，人们才算是领略了他深藏不露的内在“叛逆”。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曾经阐明这样一种观点，他将从西汉的董仲舒一直到康有为长达2000年的时代统称为“经学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把目光和注意力放在那些散发着陈年霉味的甲骨、金石、简册、木牍、缣帛和纸页上，在思想和哲学上一直难以突破。依照中国文化的传统看法，源头才是最清澈的，后来的支流怎么能超过源头之水呢？这种带有强烈迂腐和僵化的思维方式，在很长时间一直限制着思想的延伸和发展。这也难怪，在中国文化看来，人类应该具备的思想和道德，在远古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到顶峰了，在此之后，完全没有必要进行拓展。即使是有所创新，也都是标榜古代哲学家之名，此所谓“旧瓶装新酒”。在这一点上，戴震同样也是如此。戴震看出了朱熹思想本来的误区以及实施过程中的误区，但他同样也是借助于对孟子学说的解释，来表达自己对于朱熹思想的质疑。但即使是这样，戴震的“司马昭之心”，也是路人皆知。
戴震的出发点仍是考据。选择这样的角度，也是戴震深思熟虑的结果。那样可以避开“剑拔弩张”，对朱熹的思想重新解读。一个人的思想，在放大的同时，往往会被臆度甚至强奸。戴震就是想绕开一个木偶般的圣人，回到朱熹思想的真正内核。戴震从考据训诂的角度出发，重新阐发“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的本来意义，猛烈地批驳“宋以来儒书之言”，在他看来，对朱熹思想的诠释，完全是那些“歪嘴和尚读歪经”。很明显，戴震的这番作为是有初衷的，生于徽州的戴震早已经看到了程朱理学在家乡的负效应，看到了徽州大批贞节牌坊后面的罪恶，看到了各个家族祠堂屋檐下的血泪，看到了理学副作用给人们套上的精神枷锁。那种自以为是，自以为真理在手，并且随便赋予一些理解以真理的名义，而后来束缚人们欲望的行为直接带来的负效应就是——对于人性的压制，对于生命的戕害。
实际上戴震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正本清源。其实，这样的看法，也是当年戴震与江永、程瑶田他们在一起经常议起的。这一回，他算是豁出去了。戴震认为，“理”本来是事物的肌理、文理，而离开具体的事物，就无所谓“理”。这也就是说，戴震不承认在事物和天体中存在着绝对的规律。
戴震的言论无异于“晴天霹雳”。京城的学术界一下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来自朱熹老家讷言少语的读书人竟有着如此大逆不道的勇气。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人也觉察到程朱理学在实际生活中的扭曲变形，并且对程朱理学将很多东西绝对化颇有微词，但这样的看法人们一直藏匿于心，从不敢公开表述。中国文化传统一直有着容易“着相”的误区，它们容易推崇形式而忽略本质，不仅仅是对朱熹，包括对孔子、对佛教，等等，都是如此。这样习惯性的做法所造成的危害，不仅仅是在思想上的扭曲，还有着扭曲后的进一步延伸。
关于这些认识的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在戴震的思想中，已明显表现出比朱熹“人道”的一面，戴震的思想已带有很强的人本主义色彩。他已经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人性问题了，注意到外部世界对于人性所应该表现出的尊重。戴震指出：“《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这正说明“绝人欲”，也就是“绝天理”。而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惨剧，正是“以理杀人”“以理祸天下”的罪恶。
戴震的这些思想，相对于禁锢人的程朱理学，进步性是相当明显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戴震的这些思想，开启了18世纪的一线人文曙光，甚至具有人文复兴的意义。同为徽州骄子的朱熹和戴震，无疑在各自的时代里，代表着时代思想的高峰。而他们之间的论战，与其看作是一种思想的分歧，还不如看作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前者，意味着一个纷乱的时代要求思想的统一，要求重建道德秩序；而后者，又意味着时代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要求解放，要求思想的多元，要求对人自身的尊重。戴震对于朱熹是没有思想成见的，有的只是时代的要求，以及人类自身进步与解放的呼吁。
尽管戴震的言行赢得了相当程度的喝彩，但同时，他也感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毕竟，在那样的时代里，人们还不习惯于遵从“理”，只是习惯于服从权力和道德，习惯于唯唯诺诺人云亦云。不久，反击的言论如铺天盖地的鸦群一样袭向戴震。踅身于京城的四合院中，戴震最切身的感受就是：北方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那可不是一般的冷，那是在骨头里，都迂回着久驱不散的寒意。戴震不由得想到徽州，还是徽州好啊，心情不顺的时候，可以躲进青山绿水、乡野民舍。在那里，思想更自由，也更开阔。而在京城，想找一片安宁的地方都难，只能心如死灰般地待在高墙之内。
晚年，戴震患上了高血压病，因为病情严重，戴震的双脚一直肿得很厉害，视力也下降得厉害。戴震哪能离得开读书和写作呢，在足疾不能出门的情况下，他只好让人抬着他去眼镜铺屡换眼镜，换到最后，卖眼镜的没办法了，只好告诉他：“此老光之最，过此无可换矣。”即使是这样，戴震仍日夜辛劳，勤于校注著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二十七日，因积劳成疾，戴震病死于任上。他怎么会不积劳成疾呢？数数他的著作就知道了，计有《诗经二南补注》二卷、《毛郑诗考》四卷、《尚书义考》一卷、《仪经考正》一卷、《考工记图》二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大学补注》一卷、《中庸补注》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经说》四卷、《水地记》一卷、《通释》三卷、《原善》三卷、《绪言》三卷、《直隶河渠书》一百又二卷、《气穴记》一卷、《藏府算经论》四卷、《葬法赘言》四卷、《文集》十卷。
一个人怎么能在短短的生命中写出这样多的东西呢？这样多的著作，当然会耗尽一个人生命的蜡烛。至于戴震在乾、嘉时的思想地位和学术地位，《清史稿》中的这一段文字已经清晰地表明：
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后十余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经注》问南书房诸臣曰：“戴震尚在否？”对曰：“已死。”上惋惜久之。
一代宗师戴震是葬在徽州老家的。死前，戴震就有南归的意愿，并且已经打点好自己的行装，但他的足疾让他实在走不了路。戴震还是舍不得徽州的好山好水啊，只有在那里，戴震才觉得思维更加清晰，而他所有的思想和行动才合乎那个无形的“理”。在戴震死后的第二年春天，他的灵柩由夫人率子运回故乡，葬于现在屯溪城郊8公里处的休宁县商山乡孝敬村几山头。墓碑上方镌刻着“隆阜戴氏”，正题为“皇清特赐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考东原府君，生妣朱氏孺人合墓”。碑是戴震的高足、段玉裁的女婿，清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所立。
一代大儒，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沉睡于地下，他生前终于将积淤于胸的气息释放了。该说的，都说了；该写的，也都写了。此番离去，一代大儒已没有什么遗憾，可以安然释怀于徽州的山水之间。
墓地周围，山清水秀，阡陌连绵，层峦叠嶂，松翠欲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