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大美
一条美丽的河流总是有一个诗意的开头。
六股尖，地处休宁县冯村乡，海拔1629.8米，北纬29.34°，东经117.45°。
山影远远的，虽只是天际边的一抹黛色，却一直呈龙马奔腾状，极富气势和动感。在山影的最高处，隐约可见一山峰，巍峨耸立，那就是六股尖，是新安江的源头。
考证出六股尖是新安江的源头，也只是近年的事。实际上关于新安江的源头，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有争论。宋朝时罗愿的《新安志》是这样记载的：“《汉志》渐江水出黟县东南入海，今岭属婺源，而溪属休宁，古皆属黟。”这似乎说得比较清楚了。但同时，也有另一种观点，说新安江的源头来自绩溪登源河。杨万里当年曾有一首诗，题目就叫《新安江水自绩溪发源》，全诗如下：
金陵江水只咸腥，敢望新安江水清。
皱底玻璃还解动，莹然醽醁却消酲。
泉从山骨无泥气，玉漱花汀作佩声。
水记茶经都未识，谪仙句里万年名。
杨万里毕竟是诗人，他的有关新安江的起源来自绩溪的观点想必是道听途说。《明史·地理志·杭州府》、《山海经》、明弘治《休宁县·山川志》都认可了罗愿的说法，都认为新安江的源头在古黟境内，也就是现在的休宁县。到了20世纪40年代，有人曾经对史载的新安江源头提出质疑，当时的浙江省水利勘探队推论出钱塘江的正源在衢江，而源头在开化的莲花尖。在此之后，又得出兰江是新安江的正源，源头在休宁县龙田乡的青芝埭。一时间，新安江源头之说变得扑朔迷离。
直到20世纪80年代，浙江省组织了一支科考队，对新安江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终于在1986年1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一锤定音：“钱塘江的正源在哪里？钱塘江的长度是多少？浙江省科协等单位发起的由十四名科技工作者组成的钱塘江河源河口考察队，1983年和1985年曾为此进行了两次专门考察，考察确定，钱塘江正源是新安江，源头位于安徽省休宁县海拔1600多米的怀玉山主峰六股尖。入海口位置是浙江省海盐县的澉浦至对岸余姚市的西三闸一线，全长605公里。”一场旷日持久的源头论战从此画上了句号。
“河源为远”，一直是地理上的约定俗成。寻找河流的源头，当然得沿河流溯源而上，一直追寻到最初那一脉细小的流水。这样的事情，深入地想来，还真有点形而上的意味——那是因为最初的源头一直捉摸不定，第一汪水，甚至第一滴水，就如第一线光芒，是无处不在而又无法辨明的。水的意义，包括源头的意义也是如此，新安江的第一滴水，在绝对意义上说，是具有理念意义的，当第一滴水从云彩中缥缥缈缈地落下，或者从土地中渗出时，河流的灵魂，就已经依附于其中了；然后，便有了第二滴、第三滴、第四滴……它们又很快积蓄成一汪水，水满则溢，便有了涓涓的溪流……这样的意义，就如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意义一样，也如同这个世界数字的意义，从0到1，到2，一直到+∞，实际上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过程，0是无，然后是1，是2，是3……这都是“有”，而最后，是∞，∞又是什么呢？同样是“无”。“无”是“有”的开端，同样也是“有”的结束。就如同那第一滴水，当河流产生的时候，第一滴水就已经消失了；而河流最终流向大海，同样也是消失，消失于巨大的“无”之中。
现在，我们来到位于皖赣边界的玉龙山脉脚下。山脉宛若一条巨龙，绵延数十公里，它是赣东北的怀玉山脉向西北方向的延伸。所有的崇山峻岭都像一个独立而古老的王国，它的存在，完全可以让山下的人类社会相形见绌。从地质上来说，这一带的地层岩特别古老，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浅变质岩，地质上属于千枚岩类和板岩类，年龄在10亿年以上。这样的数字听起来让人心惊肉跳。
在这个古老的王国中，一直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它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活跃的一群。飞禽是最丰富多彩的。翻开那些鸟的辞典，就会发现，似乎只要是辞典中列出的，这座山上就有它们的影子，它们是猫头鹰、鹞鹰、画眉、八哥、黄莺、山树莺、银鸡、锦鸡、红鹁、乡眼鸡、竹鸡、白鹭、池鹭、夜鹭、棕嗓眉、绿翅鸭、花脸鸭、鸢、山斑鸠、大杜鹃、小杜鹃、四声杜鹃、鸺鹃、翠鸟、长耳鹗、白颈长尾雉、秃鹫、锦江鸡、白头鸭、火鸠、八音鸟、喜鹊、鹌鹑、金腰燕、大雁、啄木鸟、小云雀、黄鹂、乌鸦、灰椋鸟、雀鹰、文鸟、蓝翡翠、大山雀、红头山雀、一枝花、环颈雉等等。它们的种类多么丰富啊，正因为丰富，所以整座山峦会变得特别有诗意，仿佛整座山峦就是一个百宝箱似的，只要一打开，就有七彩斑斓扑面而来。
飞禽，是这座山峦华美的诗句；而走兽，更像是森林的孩子。即使它们拥有庞大的身躯，它们同样也是孩子。在自然界，只有走兽的心思最为单纯，它们的眼神如清澈见底的泉水。走兽们一直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在不断的轮回中，它们明白了很多真谛。它们不贪婪，也不复杂，它们具有真性情，从不装腔作势。它们一直是平等的，一只松鼠与一头豹子之间，往往可以平等对话；它们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虽然时有悲剧发生，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太多的冲突和恐怖。在它们中间，是不存在着身份地位的，也不存在着种族差异。无论是黑麂、猕猴、毛面短尾猴、苏门羚、小灵猫、云豹、金钱豹、獐、毛冠鹿、娃娃鱼、豹猫、刺猬，还是水獭、石獾、狐狸、黄鼬、豺狗、九江狸、貉子、红春豹等，它们都有着各自的天地，也有着各自的活动习性。它们全都单纯透明地生活着。比较来讲，阴险一点的，是大蟾蜍、蝾螈、蓝尾石龙子、虎纹蛙、五步龙、蝮蛇、金环蛇、银环蛇、赤练蛇、黄肚蛇、土公蛇、竹叶青蛇、王锦蛇、虎斑游蛇、金钱龟等，但它们也只是外表丑陋，至于具体的心思和行为，也狡猾诡异不到哪儿去。它们的内心，跟这个王国所有的居民一样，都是一目了然的。
相比较而言，那些常年生长在崇山峻岭中的树木，倒像是六股尖真正的主人，因为它们的生命更长，经历也最多。它们的心最静，那是因为它们的欲望最少，它们一直静静地生长，静静地观看，静静地思考。它们想的、看的，似乎比谁都多，但它们一直缄默不语。尤其是那些大山深处的千年古树，更像是这个庞大家族中的智慧老人，只有它们，才能控制得住局面，使得所有的关系趋于平衡与和谐。走兽飞禽们当然是聪明的，但跟这些树木相比，它们往往只有自甘渺小的份儿。
当然，这些树木似乎也是不一样的，它们也有着不同的姓氏，有着不同的家族和不同的出身，它们就如同人一样，繁衍、迁居、聚集、生长。在这些树当中，红豆杉、黄杉、银杏、香榧、皂荚们的存活时间都在千年以上，它们都可以说是这座山的活化石。它们分别都揣着一本厚厚的谱牒，记录着这座山的历史。
冒着雨，我们一直沿着新安江流水的方向跋涉而上。能够来到这样的地方，是我们的机缘，也是我们的幸运。是新安江，让我们与这座山峦拥抱。几乎没有道路，我们在两边一人多高的茅草中穿行，我们顺着小溪一路攀缘而上，终于接近六股尖的新安江之源了。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指的是黄河发源于高原，水从高原之上倾泻而下。同样，新安江水也可以说是天上来。还没有接近源头，我们就听到了哗哗的水声，从茅草的缝隙中，我们看到一道高达十几丈的瀑布倾泻而下，清澈的泉水从崖头跃落，似一匹银色的绸缎，悬挂在山间——那就是新安江之源“龙井潭”了。
那真是一道神奇无比的瀑布，也是一个神奇无比的深水潭。水清澈无比，像音乐般透明，又似孩童瞳仁般晶亮。在潭中，反射着四周青山，蓝天白云全都显现在深潭之中。潭的四周，清雅幽静，一片绿色。雨下得越来越大，我们只好躲在潭边一棵老树下。这棵树看起来也很奇特，它的树干硕大，树枝茂盛，正好遮蔽我们。我们看看潭，又看看头顶上的树，但遗憾的是我们孤陋寡闻，无法判断它究竟是什么树种。这样的源头模样是适合新安江的，一条中国最漂亮的河流，当然应该有一个漂亮的源头。在这样的地方，天高云淡，峰峦拔地而起，山中长满了杉树和毛竹，一片翠绿……第一滴水是无法寻得的，它有可能是从泥土里渗出的，也可能是天上落下的雨水……反正，在这样的地方，新安江诞生了，它从某一株古树之下，从某一丛植物之下，缓缓而轻盈地诞生了……一个生命就具有了意义，而她自诞生的一刹那起，就情不自禁地大声歌唱，如同一个婴儿降临在人间一样……
新安江的源头，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水滴的故事。那么多的水滴，由于机缘，凝聚在一起，凝聚成一个新的生命。于是，一条江形成了。在六股尖，在玉龙山脉，在徽州，在皖南，在群山耸立中……新安江奔腾而下，然后，迤逦而行……
右龙
若是真有龙的话，那么，山脉就是龙形，如龙蛇般穿行游走。也因此，众多的山脊总被形容为龙脉。如果山峦之下有村庄，那么村庄便像是龙脉下结成的果子，或者干脆就像龙脉所产下的蛋。在看完六股尖的新安江源头之后，我们来到了六股尖附近的五股尖山。这座山同样也是新安江的发源地之一，那些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诸多小溪，就是悄悄地从森林中流出，在某一个暗处汇入了河流。在五股尖，我们同样看到一条高悬的瀑布倾泻而下，在瀑布之下，是一脉说不出名字的小溪，而在小溪的旁边，是被誉为“黄山第一村”的右龙村。
右龙是相对左龙而称的，在五股尖山的另一边，就是左龙村。从山巅之上远远望去，只见右龙村安安静静地坐落在山坳之中，像一个精致而漂亮的盆景。尤其漂亮的是村庄附近的古树——我们进村的时候，在离村口大约有1里路的地方，竟然看到一丛古树，那是16株平均年龄达120岁的马尾松，高大挺拔，巍然矗立，形成一方风景，就像是右龙村漂亮的封面。
不仅仅是马尾松，村前村后随处可见很多树干粗壮的香榧树，树枝如冠，高大雄伟。山里的老树都是携有仙气的，一不留神，她们就会呼风唤雨。的确是这样，她们就像是村落的守护神，与村庄一道长大，忠实地看护着村落。在离村口数百米的小溪边，有一个看起来既像是土地庙又像是凉亭的建筑，它建在一棵几百年的老香榧树下，香榧树枝叶茂盛，几乎将那小小的庙宇严严实实地罩住。当地人介绍说，那个庙是为老树进香的，据说有一年夏天山洪暴发，冲走了村中的一个小孩。是这棵老树，伸出了自己粗大的胳膊，将那小孩捞上枝头，小孩安然无恙。在此之后，当地人就自发地祭奠这棵老树了。
在右龙村周围，一共长有数百棵香榧树，这些香榧树的树龄一般都在几百年以上。漫山遍野以及村前屋后古老的香榧树，成了右龙的一道风景，远远地看过去，云笼雾绕，花团锦簇。香榧树不仅好看，而且还能结出美味的山果。与其他树不一样的是，香榧一年四季都可以结果，它没有固定的时间限制，开花也没有定时。这样的习性，就更显其神秘了。
快到村口时，看到一棵据说有上千年历史的老榧树，树下立有一块碑，上面写着“孤坟总祭”，想必，这是祭奠那些魑魅魍魉的地方吧。值得一提的是，这棵树长得真是奇怪，它不能说是一棵老榧树，它是好几棵树纠缠在一起生长的，其中老榧树的树枝最为粗壮，紧挨着的，是一棵香樟树，还有，我没看出来，应该是一棵桂花树吧。这样三树合一，真是非常稀罕，想必，这就是树神吧。当地人立碑于这三棵树下，大约就是想让老树显灵，保护和安抚那些孤魂野鬼。这样的举动，还真有点“人文关怀”的意味，毕竟，天地鬼神，都应该敬重，也需要畏惧。自然界暗藏很多力量，比人力强大得多，也伟岸得多。城市是人的天下，而在大山深处，在一切远离人迹的地方，却是树的天下，动物的天下，鬼魅的天下。
右龙现在还是有机茶的生产园地。村前村后，到处都是绿油油的茶园。我们走在茶园边的小径上，虽然阳光灿烂，却不时飘下来一丝丝细小的雨，那是真正的太阳雨。这一带明显有着高山气候的特征，以这样的自然条件和清新干净的程度，当然可以生产出品质优良的茶叶。右龙的茶叶自古以来就非常有名，当地人在采摘完茶叶之后，一般都挑到附近的江西浮梁去卖，然后由浮梁转道卖到全国各地。浮梁也算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了，白居易当年在那首著名的《琵琶行》当中就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样的商人，极可能就是当年的徽商，做茶叶生意的。因为做茶叶生意，倒让琵琶女千古留名。右龙至今还留有很多当年的石板路，这些蜿蜒曲折的石板路，就是“徽商故道”。在与江西交界处，还遗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吴楚分界”四个大字，也就是说，当年徽州这边归于“吴”，属于古时的南直隶省；而那边的江西境内，则是楚地了。
地处深山的右龙同样也是一个千年古村，村中还遗留一些古建筑。我们从村子穿过的时候，正是中午。在村中一座旧木桥上，一大堆人在那里晒太阳，彼此用外乡人听不懂的土话聊着天，有时候快乐地大笑。在桥下，仍是涓涓的溪流，对于人们的笑声，溪水仿佛也受到感染，它们欢畅地向前奔走。这是新安江的另外一条小溪，它向山下流去，最终也是流到新安江里。
流口
溪水从龙井潭瀑布潺潺而下，在途中，汇入多股山泉。在向北流淌约10公里后，到达冯村。冯村原本是一个乡镇，现在并乡之后，只是一个行政村了。在这里，从六股尖流下的溪水终于有了一个大号，叫冯源。有了大号之后，河流算是正式登堂入室。冯源继续往下流，溪水的两岸，是高耸入云的山峦，山上种满毛竹。虽是初春，山峦却一片透青，一点杂色都没有，只有一些野樱桃花迫不及待地绽放。这些野樱桃花开得真早啊，我们去六股尖的时候还在过年，但它们已经憋不住了，在熬过一个不算漫长的冬季之后，一嗅到点暖意，便迫不及待地挺身而出了。它们零星地开在溪水边，就像溪水边亮着的路灯一样。而溪水因为这些漂亮的野樱桃花，变得更妖娆。她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大源河。大源河在挨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寂寞之后，进入了休宁山区比较著名的一个乡镇——流口。
流口因位于大源河、小源河的交汇处而得名，所以地名又叫双溪。大源河是由六股尖流下的，小源河则发源于其他山峦。流口在历史上一直是个风水宝地，两条河流夹汇于此，在河流的交汇处，人们定居下来，就形成了村落。从现在来看，流口最有特点的，是大源河正对的那座山，这座山虽不高，但丛林密布，郁郁葱葱，与周围的山峦形成强烈对比。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座山因正对河流和村庄，在风水上叫作朝山，朝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是不能轻易去碰的。所以一直以来，当地村民从未砍伐过这座山上的树木。风水意识在徽州一直有着传统，在婺源的汪口，我就曾见到几乎与这一模一样的朝山，生长着原始森林，很多老树的树冠都长成了球状。
流口镇在古代一直是新安江源头处的一个交通要塞。两条清澈的河水将古镇轻轻挽住，整个村落细长宛如弯月。当年，流口镇算是休宁西部较为繁荣的地方了，一直到现在，流口仍遗有一条不错的老街，一色的青石板横铺，两边都是店铺。人徜徉其中，更觉安静幽深。老街临河而建，在河边，还遗留一些旧埠头，当年流口一带的人，就是在这样的埠头乘船而下，去休宁、徽州府歙县，甚至下新安去杭州。现在这些古码头已纯粹成为村妇们洗衣的地方，虽然是正月，因为天热，仍有女子裸露着双脚站在不深的水里浣衣，远远看去，就如立在水面上的水鸟一样。
农耕社会人们选择居住环境的标准，一般都是在有河流的偏远地带，临水而栖，可以在两旁开垦土地，依托河流进行灌溉。这样的地方也比较安全，可退可进——退，可以退居到更深的山林中去；进，则可以顺河流而下进入集市。现在流口镇里的人大都姓李，据说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后代，在晚唐时逃至这一带的。徽州由婺源生发的“明经胡”原先也是姓李，晚唐时朱温兵变，婺源人胡三抱着李姓太子逃难而来，所以李姓太子的后人就一直姓胡了。至于流口的李姓，是逃难而来，还是隐居而来，倒没有确定的答案。在流口老街，一直陪同我们的休宁县地方志主任汪顺生带我们来到当地居民李增社的家，在李增社家，我们看到了他精心留存的族谱。族谱上写明的是，流口李氏是唐太宗李世民后辈的一支。我不知道李氏家族来流口的具体原因，但分析起来，不外乎被动逃难或主动隐居。李氏家族来此隐居的可能性也是有的，皇亲国戚们在享尽荣华富贵、阅尽千帆之后，可能更珍惜的，是短暂的生命。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表现在中国民间谱牒中的普遍的“归顺”现象——普通百姓在修谱时往往尽量将家族的身世向达官贵人脉系上靠，这种“攀龙附凤”的现象使得中国很多族谱如一本厚厚的浪漫主义小说，几乎每个家族都诞生过显赫的人物，也都有值得炫耀的出身——姓赵的必是赵匡胤的后代，姓李的必是李世民的后辈，姓孔的都是孔子的世孙……似乎从没有一本纯粹的穷人家谱。这样的族谱，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客观的脉络，更像是榜样的训诫——是借助历史的荣光，对后人鞭策的工具。
现在看起来，流口虽然风景不错，但很明显，已不是古代那个无限优美的地方了。当年的流口曾有着自己的“八景”，它们分别是“群峰拱翠”“二水环青”“书屋槐荫”“方塘云影”“椿堂日永”“竹径清风”“野碓春云”“扁舟横流”。这样的命名，可以看作是流口人对自己居住村落的热爱和炫耀。在徽州任何一个村落，都有着“八景”或者“十景”什么的。可惜的是，很多年过去，当年的很多景观，已经物是人非，甚至，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世界一直按照一种悖论的方式运转着，在人们变得越来越富足的同时，一些美好的东西总是无可奈何地消失。桃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率水依旧缓缓离开流口，她的姿态，更像是时间之河在流淌。由于地势的原因，她急促地向西北方向流去，进入祁门县境内。然后，她开始了数十公里的“九曲十八弯”。这段流域，山势陡峭，河谷窄深，流水急浅，迂回萦绕。在这样的起伏中，浪花像击鼓似的前行。在此之后，率水穿行在大山深处，两岸幽邃静逸，兽声鸟声掺杂。河水在这样人烟稀少的地方跌宕起伏，就如同人类的梦想在黑暗中熠熠生辉。
溪口
率水在经过很长一段曲曲折折的峡谷后，到了冰潭，豁然开朗，河面变宽，水流也平静了很多。到了溪口，又有沂源河从西南面流了过来，两条河合而为一，又向东边流过去。溪口沿着沂源河边，是一排老房子，它们就像一群老者，现出一副惊讶的神情。在水边，仍有许多昔日的码头，在码头旁，当年还建有盐站，用来贮藏从杭州运来的盐。溪口也有老街，但只是窄窄的一条，很多老屋都破烂不堪了。
溪口值得一看的，是现在乡政府马路对面的关帝庙。关帝庙又叫红庙，因为它的外表被涂成红色。据说在徽州，像这样规模的关帝庙，仅存这一座。徽州一直重文轻武，在民间，很少有朝拜关帝庙的传统，但在这里，似乎是一个例外。我疑心最初建在这里的，是汪公庙，是纪念徽州土地神汪华的，而到了明代之后，由于话本的出现，《三国演义》风行，于是摇身一变为关帝庙。在徽州“八大姓”当中，汪姓的历史是比较长的，在徽州存在了近两千年。当然，这样的想法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山区的天气果然多变，我们到溪口的时候还是大晴天，但一阵风吹过来，说下雨就下雨了。我们顶着风雨进了关帝庙，只见两个老者在庙中呷酒吃菜，一副怡然自得的模样。在他们脚下，一只肥大的黄狸猫伏在那里，威风而懒散，连正眼也不瞧我们一下。猫总比狗有贵族气，它往往漫不经心，像一个幽魂一样，不像狗，总是神情专注，轻灵不起来。老人一边呷着酒一边告诉我们，这庙在“文革”时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它当时是生产队的仓库；旁边那个古老的凉亭，因为可供社员们憩息，并将“关帝亭”改为了“立新亭”，所以得以幸免。“文革”真是一个荒诞的时代，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想着割裂历史，但历史哪里能割裂得了呢？想强行割裂，就变成破坏和糟蹋。现在，漂亮的古木亭和关帝庙同时屹立在空旷的乡野中，优雅而富有诗意。在它们的旁边，还有十来株大树，在风雨中，透着春意。有老树作为陪衬，这个地方便显得灵秀深厚了。
徽州的村落一直有着农耕社会的诸多特点，村民们大都崇旧、尊老、厚土、重迁、保守、拒创新。在任何一个村落，都残留着一些“遗老遗少”，他们对自己的过去如数家珍，津津乐道，引经据典。在溪口，同样也是如此。最让溪口人骄傲的人物，就是乾隆年间的吏部尚书汪由敦。汪由敦的墓，就坐落在村落边一个小山坡上，墓地很大，坟墓背倚峰峦，两侧低山环抱，墓两边各有三个石人石马。古旧的墓碑就像一张面孔，一动不动地俯瞰着不远处的流水。离坟墓不远，在马路的对面，还有汪由敦墓前的华表柱。公路建成之前，这对青石华表与汪由敦墓是一个整体，后来公路穿胸而过，把华表和墓园分开了。
汪由敦算是休宁籍一个名头很响的朝廷重臣了。他生于康熙年间，死于乾隆年间。汪由敦的父亲是个徽商，一直在外做生意。汪由敦出生在江苏常州，到10岁时，父亲才带着他第一次回到溪口，也就是这次回家，给汪由敦留下了深刻印象。汪由敦在30岁左右曾经写过好几首《双溪绝句》，抒发自己对家乡的感情，有一首是这样的：“大连小连水淙淙，杭埠春流拥客艘。滩外有滩三百流，送春直到富春江。”在这首诗中，汪由敦把溪口跟杭州联系起来了，长长的流水是一条线，两头，都是他的家。汪由敦少年时一直在杭州读书，据说聪慧无比，过目不忘。雍正元年，汪由敦被推荐为《明史》编修，同一年，他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汪由敦在京参加会试，考中了第二甲的第一名进士，赢取了传胪名号，被授翰林院庶吉士。那一年，汪由敦才32岁。志得意满时，汪由敦的父亲突然病故，由于汪由敦一直忙于编《明史》，没来得及赶回参加父亲的葬礼。三年后，汪由敦由于编纂《明史》有功，学识卓越，被授予大学士。在此之后，汪由敦一帆风顺，历任工部、刑部尚书；于乾隆十一年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随即在军机处行走。
汪由敦官居二品，这算是一个很大的官了，一个汉族人，在当时居于这样的高位，实属不易。汪由敦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我查了一些资料，大致把汪由敦的性格弄清楚了——这是一个标准的朝廷大臣，谦让恭敬，记忆力惊人。虽云“伴君如伴虎”，汪由敦却处理得近乎完美，尤其对皇帝的心思，汪由敦揣摩得特别透彻，也特别准确。汪由敦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雍正、乾隆的很多圣旨，都是由汪由敦起草的。在圣旨中，汪由敦总是能把皇帝的意思表达得很准确：皇帝想表达清楚的，他就能表达得很清楚；皇帝不想表达清楚的，他也能尽量含糊过去。汪由敦可以说是皇帝肚子里的一条蛔虫。难怪在汪由敦66岁那年过世，乾隆皇帝深感惋惜，亲临赐奠，追赠太子太保，谥“文端”，并称他“老诚端恪，敏慎安详，学问渊深，文辞雅正”。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一个人能得到皇帝如此表彰，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据说，汪由敦喜愠从不形于色，而他居于那样的高位，对于徽商当年在扬州的兴盛，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这方面的资料一直很少，无法证明我的判断是否妥当。我一直以为，大批徽商之所以获准经营利润很高的盐业，肯定与“朝中有人”分不开。只有权力和金钱相结合，才会有这样完美的“姻缘”。很明显，从时间和地位上看，汪由敦应该是在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员，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曹文埴和曹振镛父子等。从现在占有的资料来看，似乎看不出汪由敦在这方面有什么痕迹，但看不出并不是没有做，以汪由敦的做事风格和能力来看，他肯定能把这一切办得自然妥帖，即使是风生水起，他也能将一些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能居于那样高位的人，肯定有着很高的政治智慧。从历史上看，这样的“人精”大都一方面谨小慎微，另外一方面却颐指气使；明里清正廉洁，暗地却大刮民脂。这样的表里不一，似乎已是专制制度的一个普遍现象。我对汪由敦了解得不算深入，但一个人在这样的制度下如此出人头地，相信肯定不是一个庸常之辈。
在溪口，据说当年汪家大宅宏大气派，占地就有好几十亩。汪顺生主任带我们在汪家大宅的遗址上走了一圈。当年那些大宅院，早没了踪迹，旧址上只是一畦畦菜地，长满了绿油油的蔬菜。在菜园地的角落里，还残存着一些老树，不知道那些老树是不是当年汪家大宅花园里的。那些曾经精致的古树现在仿佛也成了“荒园野狗”，呈现的，都是狰狞不堪的面目。
溪口已老，曾经的精彩也随水波逝去。率水从溪口往下，深邃而平缓，两岸的景色变得疏朗明媚。在离溪口4公里处，是秀美隽永的阳干，淡雅从容，一派田园风光。再过几周，阳干河滩上的草地就会绿起来，那些成片的、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大板栗林也会透青，并且开出花来。阳干已经建了一个旅游度假村，每年春天一到，便会有大批游客从各地赶来，访春踏青，开篝火晚会。他们的笑声和歌声，会让新安江变得年轻。新安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古旧的、沉重的，在很多时候，她也如同孩子一样，天真活泼，单纯稚朴；也如多情的少女一样，善解人意，温婉可人。
回溪
隐士一般都躲在有溪水的山林边。
大江大河是难见隐者的，隐者们一般都不喜欢大江大河的喧闹，也不太喜欢大江大河的一望无际。他们一般都会逆流而上，在某一条小溪的拐弯处安居下来，圈起栅栏，盖起茅屋，然后耕种、栽花、培药、垂钓。水是生命的母体，鱼则是生命的图腾。有鱼有水的地方，便可以率性自然，颐养天年。自古以来，率水两岸一直是隐士们生活的地方。率水的名称，就来自一个隐士——据说汉代有一个太守叫张率，因为世事动乱，心灰意懒，索性搬到六股尖一带隐居，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正是张率的到来，六股尖一带被称为率山，而从那个方向流下来的溪流便成了率水。这样的故事是有来历的，《休宁志》曾经明明白白地记载了这一典故。
张率虽然隐居，名字却流传下来成为不朽。而更多的隐士，则在这风光旖旎的山水之中，像树一样生老病死，自生自灭，什么也没有留下。
离溪口不远，有一条小溪，从休宁和婺源边界发源之后，先是由南朝北，流了一段路程之后，突然转向，由西向东直入率水。每当梅雨季节，雨水猛烈，河水陡涨，便会形成倒挂，率水灌入小溪，因此位于这条小溪边上的小村落就被称为回溪。
明初大名鼎鼎的朱升就是回溪人。从现在回溪行政村往上走数百米，是一个只有数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台子上村。朱升就生长在这里。因为时隔久远，有关朱升的一切都早没了踪影。居于村口，有一间小瓦屋，据说这个地点就是当年朱升的家。但现在的住户既不姓朱，也跟朱升没有任何关系了。
与当年的诸葛孔明等诸多隐士一样，显然，朱升的隐是假，博取功名才是真。关于朱升，《明史》上只有短短的一段记载：朱升中举时年纪已很大了，曾被礼部任命为池州学正。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朱升弃官归隐歙县石门，读书耕种。不久，朱元璋进军徽州，因为大臣邓愈的推荐，朱元璋召见了朱升，询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朱升表达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国策之后，被朱元璋敬为上宾，在此之后，朱元璋授予朱升侍讲学士，同修国史。因为朱升的年纪比较大，特免朝谒。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朱升被封为翰林学士，主要工作是帮助明王朝制定有关礼仪规矩，并且与其他人一起修《女诫》。几年以后，朱升请求告老归乡了。对于朱升在军事上的智慧和谋略，《明史》并没有提到，相反，对于朱升的学问，倒颇为推崇。《明史》说他“自幼力学，至老不倦。尤邃经学。所作诸经旁注，辞约义精。学者称枫林先生”。
在县志等其他相关史书中，对于朱升，还有更为详尽的记述。但这样的记载，只能供参考了。从这些资料来看，朱升的祖父叫朱林，依朱氏族谱推论，与南宋大教育家朱熹系同宗，为朱熹旁系的三代孙。从朱林这一代起，朱家一直生活在台子上村，以教书为业。朱升的父亲名叫朱秀，一生半儒半农。朱升出生在晨曦太阳东升之际，所以取名为“升”，字允升。20岁那一年，朱升奉母亲汪氏之命，与歙县石门里人陈氏结婚。婚后生有一子，名朱异，但在幼年时生病死了。一直到41岁时，朱升再次得子，取名为朱同。在遇到朱元璋之前，朱升的生活半径局限于徽州，有时去附近的地方讲学，有时候在家抄录写作。朱升的一首诗记录了这样的生活：“春足雨足长青草，数亩山田自可耕。”看得出来，朱升对于这种闲云野鹤的隐士生活，虽然颇感自得，但在内心深处，还是有点遗憾的。
很难说朱升遇到朱元璋是幸运还是不幸。那一年朱升59岁。朱元璋夺取政权之后，朱升去了南京，官至五品，看似荣华富贵，青史留名，但也失去了很多，后来的悲剧，也源自朱升的出山——他唯一的儿子朱同，也被朱元璋杀死。朱同究竟死于朱升之前还是之后，我没有确切答案，但我想，如果朱升继续在乡下当他的隐士，至少可以保全儿子的性命吧。
人去楼空，弯月西悬，落下的，只有雪泥鸿爪。在古老的村落中，总有一些传说，就像空谷幽兰，散发着历史的余韵。在回溪一户人家漂亮干净的院子里，村民洪跃璋摆开架势，跟我们讲述了朱升出山的传说：当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陈友谅利用鄱阳湖易守难攻的地势让朱元璋久攻不下。朱元璋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军师刘伯温向朱元璋举荐说：我有一个同学，叫朱升，是一个经天纬地之才。朱元璋问道：比你如何？刘伯温说：比我厉害。朱元璋问：何以为证？刘伯温说：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凉亭中聊天，我突然感觉凉亭即将倒塌，就说：这个亭子要倒，我们得马上离开。朱升微微一笑，说：没关系，要倒也是向外倒。话音未落，亭子果然倒塌了，也果然向外倒塌。
朱元璋一听这人如此神奇，当下一定要去拜访朱升，便与刘伯温一起装扮成商贩向回溪方向行进。他们是从休宁溪口边上的祖台山上过来的，刚到岭头，就听到回溪那边爆竹声声，锣鼓震天。两人掐指一算，心想，今天不是黄道吉日啊，怎么如此喧哗热闹？等他们进了回溪村，一看，村口的一户人家正在上房梁，梁上赫然挂下来一副大大的楹联，上联是：竖柱喜逢黄道日；下联是：上梁恰遇紫微星……
故事我不想原原本本复述了。民间故事总是简单而直观，它很容易掩盖深层次的复杂关系，戏剧化、市井化地图解深刻的历史内容。实际上朱升对朱元璋的贡献，除了那个“九字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外，就是对大明王朝一整套礼仪的建设了。在明王朝看来，元朝颠覆南宋后近百年的“蛮族”统治，使文化和道德礼仪遭受到根本性的破坏，一元复始，要的便是进行道德、秩序以及尊严的重建。正是因为这样的初衷，他们找到了朱升，找到了这个垂暮的大学者，找到了这个道德文章的遗老遗少。由朱升来主持重建礼仪，似乎再合适不过。
从后来明王朝社会运转的效果来看，由朱升构架的道德和礼仪体系，看起来非常精密，也非常完美。但我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朱升所倡导的“高筑墙，广积粮”是不是就此铸造了明王朝极度内敛的性格。因为“高筑墙”，从朱元璋开始，明王朝实行了海禁政策，开放和冒险的意识被扼杀；又由“广积粮”，狭隘而机械的农耕意识成了主流，歧视新的目光如秋天的霜冻横扫社会。如果真是那样，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朱升为朱元璋的出谋划策、整顿礼仪很可能使得明王朝进入了一个误区，它使得泱泱中华陷入了长久的农耕泥淖，也陷入了闭关锁国的状态，更因此远离风生水起的世界航海大潮。当然，这一切也怪不得朱升，所有的大政方针都是朱家天子制定的。当一个制度根本上由权力的欲望在掌控时，这个制度，是很难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的。
在回溪，可以说无人不晓朱升，人人也都为出了一个朱升骄傲。在离回溪不远的陈霞村，车行至此，很远就看到一个标牌：“凡参加朱升海内外联谊会的，在此联系。”这大约是乡村有关方面正在组织朱升的海内外联谊纪念活动吧。在陈霞行政村的霞瀛自然村，我们还看到一个老屋，当年这座房屋的主人，据说是朱升的后人。现在，在屋内天井阁楼的四壁，还能看到一圈精致无比的木雕，反映的就是朱元璋当年寻访朱升以及朱升到朝廷后的情况。这一组木雕是我沿途看到的最好的，栩栩如生，鬼斧神工。民间永远暗藏着一种本领，它可以化真实为世俗，化生活为戏剧，然后在半真半假的故事中，自得其乐，自我陶醉于一片云腾雾绕之中。这样的情形，也可以算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吧！
朱升后来为什么从朱元璋身边淡出，我想，一方面，因为朱升年岁渐大；另一方面，可能二人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上不一致吧。朱元璋觉得老夫子也不过如此，肚子里，都是一团无用的纲常；同时，以朱升的智慧，想必也看出朱元璋的虎狼之心，趁早离开，是明智之举。
朱升辞官后仍然回到徽州，隐居在歙县石门一带，那里，是他夫人的家乡。这个智慧的老者，在弹奏了一段时间的入世之曲后，重新吟诵起“高山流水”，归于自然之道了。在这方面，朱升比刘伯温仍旧聪明很多，至少，他因为归隐，可以活到72岁；而刘伯温呢，这个聪明至极的“小诸葛”，却在65岁那年，死于一场莫名其妙的病症。
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一直上演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这样的悲剧，是制度本身决定的，怨不得哪一方。因为政治的险恶，入世与出世，便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永远弹奏的两根精神之弦。这样的弹奏，既铿锵刚劲，又痛苦无奈。从陈霞村出来，我在想的是，对于积极进取的儒学以及追求隐匿避世的道学来说，究竟哪一种更符合人的本性呢？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着这样的平衡点，每一个地方也是。徽州众多的隐士，造就了徽州亦儒亦道的精神。“儒”是进取的，是理性的，是社会的，是宗族的，是油然于心的；而“道”呢，则是个人的，是直觉的，是天然的，是无可奈何的。儒和道，看似不相融，其实却是可以相融的。儒也好，道也好，它们都是人类情感和欲望的延伸，它们的源头，都是人类最初的欲望和想法；它们更像是一艘船上的两把桨，儒是前行的保障，道则是平衡的杠杆。只不过这两者方式不一，到了一定的关口，分叉了，形成了两条河，各自有着自己的流向。而在本质上，它们却一直相缠相生着，它们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镜子的正面和反面。
陈霞村名字的由来同样是因为一个隐士，这个隐士就是陈霞村的第一世祖，姓陈，是五代十国时的人。当年陈姓之人来到这个地方落户后，慢慢繁衍形成了村庄。从这个意义上说，徽州无数村落的始祖们，都是这样的隐士。依山而居，会给人带来安慰；濒水而栖，更让人意识到生命的无常。在山下，可以让人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古味；在水边，则可以享受脱离宗族怀抱的远行刺激。当然，隐居的初衷也会随时间的推移慢慢变形，崇高会变得平庸，闲散会走向疲惫和木然。而这样的生活方式一旦失去人生的志向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只有贫血和苍白，庸然立于青山绿水之中。
月潭、五城
率水到了月潭一带，河面变得更加漂亮了。在月潭，有大片的草地，在草滩上，有成群的板栗树和乌桕树。据当地人介绍说，这一带最美的季节是秋季，板栗树、乌桕树霜后如血。即使是现在，这里的景色也漂亮异常，翠绿的草丛或者树林中，不时拓展出一片柔和的白色，如春天里开放的玉兰花。当声音惊醒它们的时候，它们就化为白鹭从天空飞过。春天的率水也是一池起皱的暖水，水上不时游弋来一叶小舢板，有鱼鹰昂首立于渔竿上，间或会突然扎入水中，叼出一条鱼来；水面清澈，在深水中，不时有一些野鸭子，快乐地嬉戏畅游，有时噼噼啪啪沿水面飞行，划出一道道白色的水线。当然，水獭白天是看不见的，它们一般会在晚上出现，从那些水中大石或者沼泽地里偷偷溜出，游到岸边，噙走一只只青蛙……从月潭到五城，率水漂亮、娴静、温顺、包容，开阔处，她水天一色，烟波浩渺，宛若梦中情人；两山相夹中，更如仙女下凡，一条长长窄窄的飘带，很随意地飘散在起伏绵延的山峦之中。
到了五城村，水变得更静谧了，水面如镜，可以映出周围山峦的倒影。有这样清澈无比的水资源，难怪五城的豆腐干享誉远近。好水自然会有好豆腐，当地人教了我们一招鉴别真假五城豆腐干的诀窍，那就是将一块豆腐干沿着中线180度折叠起来，不会折断的，就是真正的五城干，由此可见五城豆腐干的细腻和韧劲。在五城，率水接纳了颜公河，变得更为茁壮。颜公河的来历是因为颜公山，宋罗愿《新安志》记载：“颜公山，高五十仞，周三十八里，上有湖广五亩，中多鲤鱼，昔有颜公隐此山，一旦乘风去，岁若旱祷辄应。”由此可见，颜公同样也是一个隐士，隐于此，并在此“得道成仙”。率水与颜公河相夹，河边是古林村和五城村，现在，古林村与五城村已连为一体。古林村依率水而建，而颜公河边上，则是五城著名的老街。
五城曾是徽州府至婺源古道上的第一重镇。《新安志》同样有着记载：“五城村，古之大镇也。”在元代，就设有“五城务”；明清时，设有“五城铺”。只是这个地方为什么叫五城，一直没有确切的解释。最直接的，是因为当年此镇有“东西南北中”五个城门而得名。
五城的历史，也是当年徽州人迁徙历史的缩影。现在五城居民大多姓黄，黄姓是由江夏迁入的，也就是现在的武汉一带。在现在的五城老街上，还存有当年的古城楼，在古城门的墙上，嵌有一块青石，上面镌有“江夏名宗”四个大字。相传在唐肃宗年间，江夏郡黄氏为躲“安史之乱”，举家迁移，辗转到篁墩，然后又溯新安江而上，定居在五城河西西涌山上。后来迁移到现在的五城。由于交通便利，五城一度非常繁荣，被称为“玉京”。在现在临水老街所在地的另一个古城楼上，还可以看到楼门上嵌镌的几个大字：楼瞰玉京。当年五城的繁荣，看样子是非得登高才能看得全的。在这条古街上，我们甚至还发现一个上百年的墙体广告。可以想象，当年颜公河边的五城街繁华茂盛，商铺林立，摩肩接踵，热闹非凡。
因为五城曾经有过的繁荣，所以镇内至今留存很多当年的文化痕迹，悠悠间可以管窥厚重的古风。比如说端午节的玩堕镖、赛龙舟、赛龙排，中秋节的放水灯、焰火等，当然，最独特也最具影响力的，还是“将军会”——这是为了纪念“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壮烈殉国的唐朝大将张巡的庙会。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一日，四邻八乡的老百姓打着“得胜鼓”赶到五城，整个活动持续四天。据说当年张巡一个部将死里逃生后，流落在五城，他一直忘不了张巡的凛然义举，因而发起了这场纪念庙会。至于这个部将姓甚名谁，如何逃脱，这当中的详情，并没有确切的答案。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它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粗糙坚硬，许多湿润的细节，都被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五城在历史上一直是个文风兴盛的地方，小小的五城，就曾经出过三个状元，让人匪夷所思。这是五城人一直为之骄傲的事。一到镇上，年轻的镇长就向我们介绍五城在科举中的“光辉历史”。我们来到了位于五城古林村的状元黄轩故居，故居里现在还居住着黄轩的后代。主人拿出黄氏家谱，为我们一一辨认家族延脉。家谱一律用蝇头小楷刻录，秀美端庄。同行的徽学专家鲍义来老师忍不住啧啧称赏。黄家厅堂的正墙上，镌刻着一块石匾，上面写着“为善最乐”四个字。仔细一看，“善”字却少了两点，据说这是为了告诫人们，从善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这样的做法真是用心良苦。但我一直不喜欢这样的做作方式，也不以为然。与很多事情一样，文化如果透露一股机灵的小聪明劲，往往便会在整体上缺乏大气；聪明都运用到细枝末节上，反而容易在行为创造以及思想拓展上显得疲软。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文化一直有着这样的弱点。黄轩曾经担任过四川按察史，后来死在督办军粮的过程中。他算是那样制度中一个勤勉的官吏吧，兢兢业业，善始善终。
比较而言，我对五城另一个状元黄思永更感兴趣一点。黄思永是清光绪六年（1880年）的状元，幼年时寄居江苏江宁。他的经历很具传奇性：幼丧双亲，历经磨难，曾教过书，甚至造反参加过太平军。不久，他脱离了太平军，走上了科举之路。中状元之后，黄思永在翰林院修撰，官至四品侍读学士。黄思永身在官场，却不死守封建教条，他一方面发愤钻研西方科技和文化；另一方面还教育其子黄中慧学英文，学西方科学技术，并送黄中慧赴美国深造，黄中慧后来成为他兴办实业的得力助手。黄思永曾经连续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一些设想，比如要求发行股票、借用民间闲散资金创办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在当时，这样的想法相当大胆。也因此，黄思永的单骑突进惹火烧身，一些人诬陷他反对朝廷，黄思永被罢官入狱，一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黄思永才恢复了自由身。出狱之后，黄思永仍是没有闲着，他亲力亲为，创办了工厂。不久，朝廷降旨，黄思永官复原职。可这时的黄思永对于当官早没了兴趣，复职一段时间之后，他实在忍受不了官场的循规蹈矩、繁文缛节，干脆弃官从商，走上了一条实业兴国的道路。
1903年，清朝设立了商部（后改称农工商部），特聘黄思永与同为状元出身、精于营商的张謇担任头等顾问官。黄思永与张謇在新的平台上大显身手，二人共同起草并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以及有关铁路、矿务、商标等诸多章程法规，大力扶持民族工商业，吸引众多投资者兴办工厂、商行，时人称为“商部两状元”。在兴办实业方面，两位状元更是身体力行，黄思永经营于北，张謇经营于南。黄思永在京城创办工艺局，其产品以景泰蓝铜器最为精巧，曾两次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市场价高却供不应求。可以说，黄思永是继李鸿章、曾国藩第一拨洋务运动之后，第二拨的近代改革大家，他的改革行动一直延续到清亡。晚清中国的工商业，在开辟通商口岸、修建铁路、开采矿藏、发行股票债券等方面，都有黄思永的功劳。在休宁的状元中，能有这样一位开拓者，倒是值得休宁人骄傲的。
率水由西向东流去，两岸风景依然如画。终于，她到达了一个叫作率口的地方，与横江汇合。现在，这个曾经的地名已变得模糊，也慢慢为人们忘却。在她的旁边，一座干净清丽的现代化旅游城市巍然矗立，她就是黄山市的屯溪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