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学习、参观者的“朝圣”地，高峰时每天竟有数万人来到大寨这个小山村。
一个无所不包的先进大“熔炉”，凡是中央发出的号召，大寨都可以很快形成一整套先进经验。
报纸、广播，后来又加上电视，对大寨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山村的宣传量，堪称世界之最。
“文革”中推行的大寨“经验”，包括一系列“左”的做法和表现，最集中的是所谓“大批促大干”。
无论局势如何混乱，大寨的干部、群众却始终坚持生产不放松，并且取得了很明显的成就。
来大寨参观的还有许多外国人，他们有些人在大寨还留下了十分有趣的故事。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大寨人也常常要身不由己地做一些他们本来并不想做的事情。
1.参观者云集
大寨村出了名，来参观的人就多了起来。从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大寨参观，但在“文化大革命”前，最多也不过一年来几万人。参观者真正络绎不绝达到高潮，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事情。1967年开始形成高潮，那一年，来大寨参观的人共有370多万，逢年过节，下雨下雪天都算上，每天平均一万多人，高峰期竟然达到每天数万人。这对于一个只有400多口人的小山村来说，实在是个奇迹。
有人是发扬着大寨精神来大寨参观的。山西省雁北地区灵丘县谢家坪大队的11名干部和党团员，严冬时节来大寨，不坐火车、汽车，坚持步行了四五百里路。途中走过一个个村镇时，学着当年老八路的样子，不住民房，不扰百姓，当然更不能进饭店吃饭，靠着吃自己带的干粮到了大寨。
许多人是抱着旺盛的革命热情来到大寨。甘肃省的一支二三百人的参观队伍，每人身上穿着一件没有布面的白板羊皮筒大衣，在脖子上挂着一个用红绸带系着的搪瓷彩盘，彩盘的直径约有一尺长，上面印着毛泽东的画像。他们所到之处，都能赢得人们的热烈掌声。
来大寨参观，除了看虎头山、狼窝掌和那些沟沟坎坎的地方，人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大寨的干部，特别是看到陈永贵了。但每天来那么多人，别说陈永贵不可能人人都能见到，见一见贾进财、贾承让、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大寨党支部的支委们也很不容易。那时陈永贵为了能坚持在地里参加劳动，每天很早乘参观的人还没有来的时候就下地干活了，为了怕人们见到他，他总是要躲在参观的人到不了的地方干活，而且中午也不回家，就让家里人把饭送到地头上。他有一次对熟人们讲，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回家吃午饭了。可见陈永贵为了能坚持劳动，也克服了许多困难。但从参观者的角度讲，他们长途奔波来一趟，而且也许一生只能来这一趟，见不到真人也是蛮遗憾的。有一次几个参观的人意外地在一块庄稼地里看到了正在劳动着的陈永贵，他们心情激动地对着陈永贵欢呼，引来更多的人参加进来一道欢呼。陈永贵只好干笑着过来与他们握手。那一次，陈永贵有半天时间没能干地里的活。
为了满足来参观的人们能够看到“真人”的愿望，在1969年以前，大寨的干部每隔四五天出来接见一次参观者，让大家见一见大寨干部的风采。接见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在大寨干部从地里劳动回来，吃过饭后，大寨接待站的人把参观者集中起来，让他们沿着公路排成两列，由大寨干部在两列参观者中间走一个来回。
这种活动一般安排在中午进行，过程虽然简单，但场面却是激动人心的。常常是大寨接待站的人在麦克风前宣布：“现在，大寨干部和大家见见面。”参观者中间就爆发出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欢呼声。人们自觉地排起长队，有时参观者很多，队伍要排0.5公里以上，一直排到大寨的邻村武家坪。队伍刚排好，大寨的几个干部就面带微笑地出现在参观者面前，他们每人手里都摇晃着一本“红宝书”，也就是一小本用红塑料皮包着的《毛主席语录》。他们行走得很快，两旁的队伍里则是群情激动，人人都挥动着“红宝书”向他们呼喊：“毛主席万岁！”“向大寨人学习！”“向大寨人致敬！”不断地有人挤上前去，大把大把地向大寨干部的口袋里装他们那里生产出的最新式样的毛泽东像章。大寨干部这时一般也要回赠几枚印有虎头山或大寨新村图案和毛泽东人头像的纪念章。偶尔大寨干部也向参观者讲几句话，大意是：大家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来大寨学习，但是大寨人不能接待大家，大寨的干部如果天天忙于接待大家，就不能下地劳动，那样，大寨就没有了，希望大家理解这点。这些话对于参观者来说，听了感到很温暖。但对于大寨干部来说，则成为格式化的语言，他们几乎天天都要说好几遍这样的话。
后来等待大寨干部接见成为参观者来大寨的重头戏，人们参观完了，还要等着大寨干部接见。这无形中就增加了人们在昔阳与大寨逗留的时间，影响了大寨人的正常生产。不知是谁建议的，1969年以后，接见仪式取消了。这就使得不少人参观了一趟大寨，连个大寨干部也见不到。
即使把能推掉的接见都推掉了，大寨的干部仍很难安心劳动，因为有些人来到大寨，干部们是不能不出面陪同接待的。这些人大致包括五大类：一是中央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领导，规格一般掌握在中央副部级以上和省、市、自治区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以上，及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二是重要外宾，即国外政界、军界及其他各界要人，他们来大寨一般都由国家领导人陪同；三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先进集体代表，如李顺达来访，南京军区硬骨头六连来参观等；四是革命圣地的代表，如井冈山、延安来的代表；五是少数民族代表，如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代表来参观。就是这几类人物也已经使大寨干部应接不暇，开始大寨党支部的支委们还集体陪同，后来就只能是单个陪同了。
参观者见不到大寨干部，要想见个大寨村民，或者再与他们谈谈话，用当时的语言讲叫做“取经”，那更几乎是不可能的。参观者一来到大寨地面，就处于一种高度的组织状态中。他们要有组织地统一行动，决不容许单独走动。他们常常是被要求排成长队，在一名手持半导体扩音喇叭的讲解员带领下，一路小跑般地沿着一条事先确定了的路线参观虎头山、狼窝掌、团结沟、“乐人树”等“景点”，剩下来的事情就是自己去学习体会了。
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来大寨，对大寨村乃至昔阳县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为了接待外宾和中央领导人，有关部门在大寨村口推平了一个小山，建起了一个中国旅行社大寨支社，有青石窑洞和平房，设备很好，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人来大寨都在这里休息。后来，在中国旅行社大寨支社旁边又填了一条小沟，建起了一个国际旅行社大寨支社，是现代化楼房，专门用来接待外国高级宾客。如缅甸总统奈温、荷兰王储等，都在这里休息过。
一般去大寨的参观者都不能在大寨住，他们只能住在昔阳县城。当时昔阳县城有第一招待所、第二招待所、新第二招待所，还有国营旅馆，一共约5000张床位，但还是满足不了大量参观者的住宿。城里的床位不够用，就要占用县城周围的房子。如河东、北关等生产大队集体盖了一批新房，本来是要给社员住的，但后来社员没有住成，也用来接待参观者了。即使这样，时常还显“僧多粥少”，就只好让参观者住在平定县和阳泉市，这些地方也都设有参观大寨的接待站。住在平定、阳泉的参观者，每天由汽车拉到大寨参观，晚上再回去住。高峰时，参观的人太多，连平定和阳泉也住不下了，有些人就只好先住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等着，等前边的人走了，他们再来。
人是要吃饭的。参观者可以不在大寨住，但一般都要在大寨吃一顿午饭。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在那时让每天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吃上一顿饭，就是一个大负担了。大寨人准备不了这么多饭，只能由来参观的人自己带干粮，在大寨村喝上点水，就算吃了一顿饭。
我们可不能小瞧喝水这件事。大寨是个缺水的小山村，原来的一口水井，只够供本村人畜饮水。以后参观的人多了，大家都要喝水，有人还要洗脸，外宾房间里的抽水马桶更要用水。大寨井里的水不够用，县里只好接一根管子，从武家坪的井里把水抽给大寨用。但武家坪的井水也不是取之不竭的，后来也供不应求了。县里就只好用卡车，从远处拉水灌进大寨的水塔里，供庞大的参观群体消费。吃饭可以收个成本钱，喝水总不能收钱吧。因为那年头，还没有过喝水要钱的事情，可这水确实是有成本的呀，这笔钱就只能由昔阳县支付。
2.要什么经验，有什么经验
参观的人来到大寨后，大多数是住几天，各处都看到了就回去了，但也有人还要在昔阳办学习班。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参观者，路途遥远，往来不便，来了以后也就格外郑重其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参观者，学习班就办得十分认真。他们的学习班每期十天左右，大寨的干部还轮流着给他们讲述大寨的事迹。他们在西安和石家庄设了转运站，还自己带了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翻译，有自己的油印机。在昔阳他们就把各种学大寨的材料翻译成民族文字，印出来发给大家。他们去大寨的人也多，先后有1000多人。这些人有些据说还是通过巴黎公社选举代表的方式选出来的，因此也就特别虔诚。他们来趟大寨很不容易，南疆的人们光在路上就要走十来天。还有从西藏来的人，有的是坐飞机先到北京，然后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人陪同来到大寨。
办学习班的人们还有不少是来自部队的。“文革”期间，海军办了一个干部学习班，由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苏振华带领到大寨参观学习。苏振华在学习班上就提出：“我希望不要把学大寨当成耳旁风，你们回去，要好好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与天斗、与地斗，与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斗。”他还说：“我们准备作个学习大寨的决定。如果把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和干劲用到海军建设上，我看十年奋斗目标可以提前完成。”海军政治部在一份《参观学习大寨简报》上还用诗一样的语言写道：“海军战士学大寨，万里海疆添新彩，军舰不能上高山，大寨精神可下海。”
海军在全军学大寨运动中带了个头，其他各大军区都由军区负责人带队，把军官组成临时连队，来到大寨。北京军区发挥近水楼台的优势，把各军的野外拉练和学大寨结合起来。28军、63军、69军，都到大寨来拉练。38军还在昔阳搞了一次军事演习，并请昔阳人来参观，参观者达一万多人。38军还派过两台推土机帮助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南京军区虽然相距比北京军区远，但也派了工兵到大寨帮助搞定向爆破，南京军区的硬骨头六连则在大寨受到了高规格的欢迎。
来大寨的参观者中，文化人不少，有写诗的，写散文的，写小说的，写报告文学的，画画的，摄影的。他们参观了大寨以后都很激动，回去就动笔，写了就发表，发表在报纸上、杂志上。有人还出了书。学大寨在全国都是件大事，各报社、杂志社和出版社也都愿意出这方面题目的作品。那时出版过许多学大寨的书籍，如《大寨》、《大寨红旗》、《大寨人的故事》、《大寨的经验》等。关于学大寨的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汇编成书，然后免费发下去供人们学习。出版社出的书就通过新华书店向外卖。在这方面大寨也走在了前面，因为凡来这里的人，都是学大寨的积极分子或领导干部，他们对于学习和推广大寨经验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是这类书最积极的购买者。因此，学大寨的书在大寨卖得最火。昔阳县在大寨设了一个新华书店，主要是卖学大寨的书，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每人常常几十本成百本地买，买了当场就打包，送到旁边的邮局里就寄回去了。这样一来，大寨又成了有关学大寨专题书籍的批销中心，大量学大寨专题的书都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那时书的定价很低，一本有48张照片、279页文字的《大寨红旗》只卖到7角2分钱，那些只有文字的书籍价格就更便宜了。即使这样，大寨那个只有3人的小书店，一天的营业额竟能达到2000元。可见图书销售数量之多。
大寨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山区农业生产的先进单位，而是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先进大“熔炉”，凡是中央发出的号召，凡是上级提倡的活动，大寨都可以很快就产生出一整套先进经验。
来大寨参观的人里面，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是来开会的。那时，大寨不仅是个农业生产先进单位，而且成为一个什么经验都可以出的“风水宝地”。无论是什么工作，只要大寨有，就会产生出先进的经验，大寨实在没有，这个经验也会出在昔阳县。各行各业都来大寨、昔阳开会。农业及与农业相关的林业、水利、畜牧、农机等部门在大寨开会，总结先进经验；组织部、宣传部去开现场会总结党组织建设的经验和基层思想工作经验。和农业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些部门也都去开现场会去总结先进经验，文化部在那里开现场会，教育部也来开现场会，广播事业局也开现场会，其他如工业、商业、金融、交通、卫生、体育、档案、司法、公安、青年、民兵、妇女、气象、图书发行、优抚工作等等都要学大寨经验。有的推广先进经验的会还年年重复着开，这使大寨与昔阳县的现场会一个接着一个，有时还同时开两个现场会。各地去开会的人和去参观的人一样，在街上贴出许多大字标语，什么“向大寨人学习”，“向大寨人致敬”，“大寨精神万岁”。这就使得昔阳县红绿纸的销售在全国各县中，创了记录。大寨村和昔阳县城地方不大，贴大标语的地方不多，全国去的人天天换，标语贴了一层又一层，于是，就又出了一个新的从业群体：撕标语卖废纸。昔阳县在这方面也走在全国的前面。
3.“无冕之王”在大寨
大寨的迅速走红离不开记者的大力宣传，大寨人头顶上的神圣光环有记者的一份功劳。在全国学大寨的15年当中，对大寨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的宣传，就其宣传量来说，堪称世界之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