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陈永贵的入党问题被提到区委审批时，区委有人提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当过“伪代表”。
人们的反映确有其事，陈永贵确实曾经在日伪时期当过伪代表。不过那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使命。
日本侵略者统治时期，在各地乡村都要有代表为他们办事。日本人进村先找这些代表，有事也找他们办。这是个既危险又没有脸面的事，村里没有人愿意干。特别是在太行山区，白天是日本人的天下，夜晚就是八路军的天下；日本的大部队来了是日本人的天下，大部队刚走，游击队进来，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当伪代表更是个弄不好要掉脑袋的差事。
在中国的乡村里，宗族是一种很强大的势力。一个村里的多数人家姓一个姓，就是大姓；只有一两户的姓是小姓。大姓有势力，小姓就要依附于大姓，听命于大姓。在大寨贾姓是大姓，陈永贵是从本县石山村流浪来的。于是，贾姓人家便把他推举出去当这个为日本人办事的代表。陈永贵虽然势单力薄，但为日本卖命的事却坚决不干。正在这时，八路军独立营一位姓曹的人找到了他，要他表面上为日本人干，暗地里为自己人干，说这样还有可能探出一些对八路军有用的情报，为自己人提供点情况。于是，陈永贵就答应下来了。
1945年8月昔阳解放时，陈永贵被村里抓起来审查，还开大会斗争了他，说他是伪代表，为日本人卖命。陈永贵争辩说自己是受共产党派遣去干的，是独立营姓曹的让他去的。但此时，那位姓曹的人已不知去向，他的话也就没有人相信了。好在他在当伪代表的日子里，没有干什么对不起乡亲们的事，而且还曾被日本人关押过，靠了村里的担保才被放了出来。有了这些因素，他没有被镇压，否则的话，也就没有大寨后来那段风云历史了。
当陈永贵的入党材料报到区委时，区委书记是24岁的张怀英。这又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决策和行为对于陈永贵以及大寨村影响重大。如果放在别人手里，陈永贵的入党可能就“泡汤”了，但张怀英当时是个办事很负责任的人，他知道自己下笔之处将关系到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人一生的政治生命。于是便决定把陈永贵的这个历史问题弄清楚。
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岁月里，要想弄清这样的历史问题也实在不容易。在战争年代，敌后工作都是单线联系，工作人员行踪不定。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可能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在这里的时候姓曹，到了另一个地方就可能姓刘了。时间过了这么多年，世事变化翻来覆去，要想再找到当年那位姓曹的人可谓大海捞针。但张怀英还是找到了一些间接证明材料。他在当年独立营常驻的后龙铺垴村找到了村支书李先模，李先模证实陈永贵确实曾经与独立营一位姓曹的人有联系。至于姓曹的现在何处，他也说不清楚。张怀英又到了陈永贵的家乡石山村，看了陈永贵一家人原来住过的破窑洞，他不相信住在这样破烂地方的人还能给日本人卖命。是当年提倡的阶级感情帮助张怀英明辨了是非，终于，他在陈永贵的入党申请书上签了“同意”二字。
当贾进财通知陈永贵，区委已经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时，他心中的激动是我们今天难以用文字来形容的。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曾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伟大成就，当然也曾出现过严重的失误。但无论怎样，他从未动摇过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念。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陈永贵政治道路上的关键一步。张怀英多少冒着些风险批准了陈永贵的入党申请，对于他的这个决定，用“英明”二字来形容也毫不过分。
4.贾进财“让贤”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的生日。毛泽东平时不喜欢操办庆祝生日，但这次有些异乎寻常。因为当时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作为大会代表都来到了北京。毛泽东借生日之机，用自己的稿费设宴，将几名在全国最为著名的劳模请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那天毛泽东在与陈永贵交谈时就说：“贾进财举能让贤，才使你露出峥嵘，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但确实少。”
十几年以后，1977年9月12日，叶剑英刚刚过完他的80大寿就来大寨视察。他走进贾进财的家，当时贾进财正在地里劳动，家里只有宋立英一个人。叶剑英突然冒出一句：“让贤。”随行的汪东兴、郭凤莲没有听清他的话，女儿叶向贞则以为他记错人了，就说他“乱点鸳鸯谱”。随行的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则解释说：“贾进财和宋立英是两口子。”但叶剑英又用更清楚的语言说了一句：“让贤。”这次人们都听清楚了，大家随之附和道：“对，对，让贤。”
毛泽东和叶剑英所说的都是贾进财在50年代初期，坚持推荐陈永贵代替自己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事情。
贾进财是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又是陈永贵的入党介绍人。但通过组织互助组及随后两个组展开的劳动竞赛，贾进财意识到，陈永贵比自己更具备组织领导才能，由他来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对大寨的发展更有利。于是，他便打定主意推荐陈永贵代替自己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陈永贵入党后，工作更积极，干劲也更大了。入党不久就被推荐担任党支部的副书记。贾进财的想法是进一步让他担任支书，自己担任副支书。在一次支部会议后，贾进财将陈永贵留在自己家里。他对陈永贵说：“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想把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让给你……”
陈永贵有些不理解他的意思，说：“你干得就挺好嘛！”他甚至还问：“你是不是觉得开会点了你的煤油，上级的同志来村下乡吃了你的派饭，你怕吃亏？”他进一步说：“那好，开会点灯，煤油钱我出。”
贾进财只好再给他解释：“你比我有能耐，你当书记我放心。我是想把咱俩的职务换一下。你当书记，我当副书记。我从不反口，也对你没有二心。你给我提意见我没二话。我只是跟着你好好干就行。开会的时候，你主持会议，如果同时开两个会，你主持一个，我再主持另一个。”他还说到了开会点灯用油的问题：“点灯的煤油咱轮着出，我一心想着是如何出一个能人把大寨的事情办好！”
当天晚上，贾进财又把自己的心事与妻子宋立英讲了。他的妻子小他20多岁，也是村里的党员。妻子支持了他的想法。
第二天，贾进财又到县城找到区委书记张怀英。张怀英对这件事比较慎重，第一次没有同意。第二次贾进财又来找他时，他仍没有明确表态，但说话时已有了松动，表示要与组织科长商量商量。
当时区委的组织科长叫张永顺。既然区委书记态度都松动了，张永顺自然不会坚决反对。于是，贾进财终于争得了区领导的同意。他回到村里再找陈永贵时，已是成竹在胸。他对陈永贵说：事情办成了。张书记开始不同意，后来叫我找张永顺商量一下，老张叫商量着办，我看就这样吧！
到了这一步，陈永贵自然也不好推辞。再说，从他的性格来看，他也是个乐意承担责任的人。他所担心的只是贾进财不能就这样搁下担子，什么事情都不管了。而贾进财也安慰他：“我那天黑夜怎么说的？我对你没有什么二心，你走着看！”
在贾进财的提议下，大寨村党支部大会重新进行了选举，选举的结果是陈永贵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贾进财担任副支书。两个人果真换了个位置。
几天以后，贾进财再次进城见到张怀英。张怀英还在考虑着大寨村党支部的事情。当贾进财告诉他，陈永贵已经当选为大寨村党支书。
大寨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贾进财（1965年）时，他虽事先听贾进财说过两次，但仍吃了一惊：“换了？”
贾进财说：“换了。我管保没有二心！”
这就是大寨村有名的贾进财让贤的故事。后来人们说，用“让贤”这种说法来表述贾进财推荐陈永贵代替自己当村支书并不贴切，因为说到“贤”的话，贾进财堪称大寨第一贤人，他推荐陈永贵当支书，自己甘当配角，更表明了他的贤者风尚。他是大寨的伯乐，是他发现并培养了陈永贵这个大寨的“千里马”。他介绍陈永贵入党，并推荐、支持他担任支部书记，为大寨村日后的大发展建立了第一功勋！
陈永贵刚当上村党支部书记没多长时间，就成为山西省劳动模范。在山西省政府的统一组织下，他曾随山西劳模代表团到天津市郊区农村参观学习办社经验。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太行山，见到了华北平原。有人说，这对于他日后大搞“人造小平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5.办农业合作社
昔阳县是老解放区，到1951年，中共党内领导层对老解放区的农村政策发生了一场重要争论。这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写了一份《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报告说：“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如搞不好，会有二个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报告主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到否定它”。
华北局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为了慎重起见，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先后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刘少奇认为，土地改革后农村小生产者的自发力量是不可避免、不能阻止的，也是不可怕的。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使农业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发展，另一方面使农村重新发生阶级分化，少数人变成富农，一部分农民重新破产变成贫雇农。”刘少奇这样设想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土改后，一方面是广大的自发势力、富农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工会、党的政治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的发展。两种潮流同时发展，其中有斗争，最后要依靠国家领导，只要共产党人的脑筋不糊涂，就能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不是自发势力的胜利。”
毛泽东知道刘少奇对中共山西省委的批语和谈话后，把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找去，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而不支持刘少奇等人的意见。随后，毛泽东要陈伯达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1951年9月召开的中央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通过。12月15日，毛泽东把这个决议草案批转全党，要求各级党委“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互助合作运动由此在全国农村逐渐大步开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