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是山西省首先发现的先进典型，学大寨运动首先在山西全省铺开。
大寨能够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李一清的作用不可低估。
陈永贵已成为亿万中国人心中的偶像，他那副头扎白毛巾，身穿对襟袄的打扮，比任何电影明星都更富光彩。
在停靠在邯郸车站的一节车厢里，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取了陶鲁笳关于大寨经验的汇报。
为稳妥起见，周恩来派农业部长廖鲁言一行专程赴大寨调查研究。
1.学大寨，一带二
大寨是昔阳县委和晋中地委很早就发现并且一直培养的一个先进典型。还在1959年，晋中地委为了在全专区推广大寨党支部工作的先进经验，就在大寨开过现场会议。1962年，晋中地委为了推广大寨发展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经验，又向全专区农村提出了学大寨的号召。
大寨经验引起中共山西省委的重视，最早是在1960年。这一年的2月，山西省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指示，号召全省农村所有基层干部，首先是党支部书记，开展一个学习陈永贵同志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搞好生产、搞好工作的运动。但是，这个号召并没有引起各地的普遍重视。直到1963年3月，在全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上，陈永贵生动系统地介绍了大寨的经验，才给了人们深刻的印象，并且又一次引起了省委的重视。在那次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上，省委总结了大寨的经验，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提出了学大寨的口号；也总结了大寨带动井沟的经验。
井沟是大寨南面的一个贫困村。从1959年开始，大寨开始在经济、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帮助井沟村追赶自己。到1962年，井沟村的粮食单位亩产量就由1959年的135公斤提高到202.5公斤，成了全省的先进单位。对此，后来省委总结了陈永贵常说的几句话：“咱们爱集体，要爱自己的集体，也要爱别人的集体，更要爱社会主义的大集体，这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一个大队算不了什么，国家是大海，自己不过是一滴水。一个大寨生产再先进，卖的余粮再多，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要是全省、全国的生产大队都办得比大寨好，国家还怕不富足，我们还怕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捣乱！所以，我们诚心诚意希望各兄弟队，都能赶上大寨，都能超过大寨，赶得越快越好，超得越多越好。”“支援别人也就是支援自己。”省委及时总结了这些经验，提出了一带二的口号，要求所有的先进单位，都来学大寨、一带二。当然，一带三、一带四更好。总之，要把自己周围的队带动起来，形成一个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
1963年8月，大寨大队遭到了特大洪灾，他们提出了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资的“三不要”口号。秋收后还斤两不少地完成了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疾风知劲草，山西省委认为，大寨确实是一株社会主义的劲草。当年11月，省委又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学习大寨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同时，省委又系统地、全面地总结了大寨十多年来坚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经验。这样，大寨就成为令人更加信服的一面旗帜，全省的学大寨运动也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学大寨运动中，山西省委还将大寨精神归纳为一条红线、五个要点。一条红线，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总路线挂帅。五个要点，就是：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爱憎分明、一心向党的坚定立场；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顽强意志；有大胆踏实、改天换地的革命干劲；有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的高尚风格。
从1963年到1965年底，山西省有组织地到大寨参观学习的县、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已经近20万人。省委认为，这对于推广大寨经验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人们经过实地参观，就对大寨有了感性认识，就便于找到自己和大寨之间的差距，就能够更有说服力地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展学大寨的运动。在运动中，山西省委还批判了阻碍学大寨的两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一种是借口条件特殊，不承认大寨经验的普遍意义；一种是缺乏雄心壮志，自甘落后，不敢学大寨的革命精神。在批判中，省委注意树立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第一个方面的典型是李顺达领导的西沟村。西沟村的干部在李顺达的带领下，1964年春季又来到大寨参观学习。在参观之前，他们组织干部、党员、社员学习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检查了盲目自满、故步自封的思想，大破“生产到顶”和“条件不好”的论调。在参观之后，又开展了一次大讨论，促进了干部、群众的思想革命化，提出了“革命精神学大寨，粮食产量赶大寨”的口号。结果，1964年粮食单位亩产量达到了300公斤，改变了1956年以来单位亩产量一直在225公斤左右打转的停滞不前的状态。
第二个方面的典型是晋北专区平鲁县的小庄窝大队。在1963年以前的4年时间内，这个村共向国家要了5万公斤供应粮，2万多元贷款，还欠了一年农业税。1964年春，这个大队的干部在参观大寨之后，用大寨的革命精神，发动群众，大破悲观论调，大立雄心壮志，大鼓革命干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革。果然，1964年来了一个大转变，粮食总产量增长了73%，破天荒地交售了余粮20500公斤，归还了国家贷款2400元，补交了一年的农业税。
在山西省委的领导发动下，晋中、晋南平川，雁北高寒地区，以及太行、吕梁等山区，各地都有不少公社、生产队在学大寨、赶大寨。许多人说：大寨是穷山区，依靠集体，艰苦奋斗，变成了高产单位。这种革命精神山区该学，平川也该学，学了大寨，思想解放，精神振奋，等于上了一堂革命教育课。
当时，山西各地正在紧张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积肥，争取农业丰收。大寨精神的传播，更加激发了广大农民改造农田夺取高产的热情。晋中地区有相当一部分棉田，亩产不过10公斤皮棉。全区决心以大寨精神改造低产田，消灭亩产10公斤以下的低产现象。为此，1963年入冬以来，晋中各地的冬季生产出现了出勤人数多，工作效率高，完成任务多，农活质量好，既轰轰烈烈又踏踏实实的新气象。晋南高产区也有不少公社、生产队学大寨，主要学大寨改造农田的革命精神。
太行、吕梁等山区学大寨的公社、生产队更多。太行山区的晋东南专区为便于各县社、队学习大寨，特在全区选了十个建设山区成绩显著的先进大队，作为学习大寨的“梯子”。雁北高寒地区在宣传大寨精神之后，也掀起了学赶大寨的热潮。各地社、队提出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战胜塞上的风沙，改善高寒地区的生产条件。
在开展学大寨、一带二的运动中，山西省委强调用大寨自力更生的精神培养标兵，强调以点带面，以面促点，点面结合，共同发展。后来他们又推广盂县学大寨运动中，分批分期树立标点，为后进队“搭梯子”的经验。由一带二发展为以一个先进队为中心组成先进经验推广网。按照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说法，这种先进经验推广网不是一级行政组织，而是领导干部、劳动模范、技术人员“三结合”的群众性组织。推广的先进经验内容，包括政治工作、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三个方面，而以政治工作为主。在网的范围内，先进的队经常派人到其他队传授经验，一般队、后进队也经常派人到先进队去学习。有的地方，在一个网之内或者在网与网之间，还联合起来种样板田，探索大面积高产经验。有些地方，网与网之间采取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学习和传播某一项先进经验。在一个生产大队或者一个生产队内部学习解放军的“一帮一”的经验，开展干部学陈永贵、群众学大寨人的运动。
2.李一清的故乡行
大寨虽然已经成为一颗耀眼的太行明星，但在全国范围来讲，大寨还不知名。大寨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并被树为全国的先进典型，得益于当时的一些省部级领导人。李一清就是较早向中央领导反映大寨情况的省部级领导人之一。
李一清当时是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老家在昔阳。1963年年底，他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感到广东省经济工作困难不小，想伸手向国务院要些钱或物，但又不好意思张口，便把这个差事交给了李一清，让他乘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机会，向周恩来要点钱。李一清当然也不愿意张这个口，但一来广东省经济确有困难，二来领导交给的工作也不能不做。于是，他便在会议的间隙向周恩来讲了广东的困难，希望国务院能给拨点钱。周恩来作为全国的管家，那年头整天为各省、各部门伸手要钱、要物弄得没有办法，听了他的话，当场便批评道：“一清同志，南方不能再要钱了，难道南方比北方的经济还困难吗？”不过批评归批评，周恩来是个办事细致的人，他也知道陶铸的性格。如果不是确有难处的话，他是不会伸手要钱的。因此，尽管他当面批评了李一清，但会后，还是给广东拨了一笔救济款。
在这次会议上，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在闲谈中对李一清讲起了大寨的情况，告诉他，你的家乡出了一个大灾之后不向国家要一分钱的大寨。李雪峰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是否有讥讽广东之意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讲到的大寨事迹却令李一清为之心动。
李一清对大寨的过去是熟悉的，那里离他的家乡只有5公里的路程。作为昔阳人，对于家乡的山水他是了解的。那么穷的一方水土，出了这么一个先进的典型，他决定去看一看。于是，会议一结束，他就奔太原而来。
在太原，他受到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热情接待。陶鲁笳向他详细介绍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事迹，并具体安排省计委副主任李进军陪同他去昔阳和大寨参观。
李一清是昔阳人的骄子，昔阳县招待所专门为他准备了他最爱吃的煎饼。吃过饭，王贵科、赵满仓等县领导便陪同他去大寨考察。大寨人得知这位在中南局担任高官的同乡要来村里考察，大家都很高兴，党支部还为他组织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仪式。李一清进村后先与陈永贵握手。他见陈永贵的手上长满了老茧，便问了一句：“你也经常参加劳动吗？”
陈永贵笑着回答说：“劳动模范不劳动就没有资格当劳模。一天不干，一天心里就没有底子！”
李一清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应该是这样！”他品尝了大寨的苹果和红薯以后，就提出要看看大寨的灾情和恢复家园的情况。于是，陈永贵就给他带路。他们一边看，一边谈。在后底沟，大寨的铁姑娘们正在整修地，李一清看到被洪水冲毁的耕地，惋惜地说：“真可惜啊，冲坏了这么多的地！”陈永贵却轻松地说：“不要紧，坏了就修，减了产还不让它哩！”
陈永贵领他路过石窝，一阵阵铁锤击石的声音引起了李一清的注意，他寻声见到了正在抡锤打石头的贾进财。他走上前去与贾进财握手，贾进财的那双手使他颇多感慨。他说：“这手还能打锤？两手都破了，该休息呀！”而贾进财却说：“惯了，也不疼！”陈永贵插话说：“三战狼窝掌时，有人就说给他立个碑，进财说垒起了坝就是一面好碑。”
陈永贵又领李一清看了狼窝掌。那一年发了那么大的洪水，狼窝掌却没被冲垮。李一清看了很吃惊，他问道：“怎么这道沟冲不了？”陈永贵给他介绍说：“下了三次功夫，下面的坝基又宽又深，看来还是人比水厉害，‘狼’是治住了，今年要治‘虎’，今年的工作量更大。”陈永贵所说的“狼”是指狼窝掌，而“虎”则是指虎头山。
参观了大寨使李一清动了感情，他说：“遭了这么大灾不要钱，难能可贵！像大寨人的这种干劲，这种战天斗地的毅力，在当今中国还是少见的。对大寨，也应该像主席批示昔阳四级干部那样去对待。”
李一清离开大寨后又去了太原。山西省领导说他此行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说，看了老乡真是要下泪的。他特别赞扬了大寨的领导人陈永贵，说他是一个农民，但却像个政治家一样去看待国家与集体的利益，夸他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还讲到了他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农民的朴素作风。对于他所讲的这些内容，陶鲁笳也了解一些。陶鲁笳建议李一清在方便的时候，把大寨大队和陈永贵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李一清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此后李一清成了大寨的义务宣传员。在北京，他先是对李雪峰谈起了自己的大寨之行，对大寨人及陈永贵赞不绝口。接着，他又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和国家计委主任张劲夫汇报了考察大寨的感受。他还向在京的老同学、老战友介绍了大寨人和陈永贵的事迹。
李一清回到广东后，又将自己的考察所得通报给了中南局的一些领导干部。在一次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和有关方面领导参加的会议上，他还系统地介绍了大寨艰苦创业、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发展过程，谈了自己考察大寨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得。参加那次会议的领导干部有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瑞山、华国锋及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等。大家结合大寨经验和本地实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参加那次会议的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按原定计划，是准备从广东去四川的，听到大寨的事迹后便改变了主意，离开了广东直奔大寨而来。在大寨，他与陈永贵进行过多次接触，详细了解了陈永贵的事迹。王光伟回到北京以后，先是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然后又分别向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书面报告。
3.陈永贵走出寨门
国家计委主任张劲夫听过李一清的汇报，很快也来到大寨。回京后促成了有关部门请陈永贵进京作报告一事。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和其他几位全国劳动模范应邀来到首都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向10000多名来自党政军各界的代表作报告。陈永贵所作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大寨人民以革命精神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以及自力更生、战胜严重灾害的报告》。这是陈永贵第一次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