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全民参与办铁路的景象，在盛宣怀看来却未必是好事。因为修铁路需要巨额投入，且投资回报期长，股散本弱，难成大事。
盛宣怀坚定地认为，铁路必须国有化。其逻辑是：既然铁路事关国家命脉，又有如此丰厚的利益，由政府垄断经营天经地义。
问题是盛宣怀早已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正走载泽的门路谋求复出，暂时还轮不到他说话。
锡良则趁商部政策放开之机，大搞国企改革，于1907年实现了国有资本的彻底退出。“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变为“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并高薪聘请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
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召集湖广绅商计议，以六百七十五万美元从美国合兴公司手上收回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
一时间风起潮涌。
1907年，全国有十八家铁路公司，其中十三家是商办，以至于泥木匠作、舆马帮佣，各行各业的人都跑来入股，把洋人看傻了。
美、英、法、德组成的“四国银行团”利用外交和报纸极尽恫吓与要挟，煽动说清政府把路权下放给各省是致命的错误。
四国银行团的算盘是：通过给川汉铁路工程放贷，侵占路权。
1911年2月，同日本完成了媾和的俄国准备在东北设立军事观察站，新一轮的亡国危机使清政府吓破了胆。
四国银行团顺势施压，说中国要想获得美、英、法、德的支持，前提条件就是缔结针对川汉铁路的贷款。
问题是路权现在属于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彻头彻尾的民营企业，除非强抢，别无他法。
虽说对天朝而言，打劫民众向来是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需一条堂而皇之的理由。
铁路国有化无疑是最好的说辞，因为当时各国政府都在推行私营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大谈“接轨”就行了。
而玩“国进民退”，经验丰富的盛宣怀显然是最佳人选。但使尽浑身解数东山再起的他，只捞到个邮传部侍郎的帽子，离发号施令还差一步之遥。
1910年，徐世昌入军机处，邮传部尚书一职由唐绍仪署理。
如无意外，“署理”二字很快便会拿掉，这一掌管全国电报、铁路的肥差还是抓在袁党手中，不过从左手交到了右手。
此时，一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唐绍仪接到委任状后推三阻四，拒不赴任，连媒体都看出其用意，在报纸上刊文说这是为了让“盛侍郎有邮部尚书之望”。
唐绍仪的反常行为，出自袁世凯的授意。
几年前，大头刚当上直隶总督时，曾乘人之危，将属于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总局抢到北洋旗下。二人由此结怨，积恨已久。
于是，由袁世凯幕后导演的这场“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大戏，外人自然表示看不懂了。
站在载沣的立场，想托庇于四国，就必须向四国银行团贷款筑路，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
再往深了想，既要搞国有化，又要向列强借钱，没有比常年周旋于官商和洋人之间的盛宣怀更令人放心的人选了。
袁世凯当然看到了这一点，但同时也看清了另一个更严峻的现实。
之前，张之洞遵从民意，赎回了粤汉铁路的筑路权，被舆论赞为“民族英雄”。
结果，当他向绅商们筹款修路时，所有人都两手一摊，表示没钱。
张之洞无奈，拖下去又徒增笑柄，只好向英国贷款修路。
谁知，已被点燃的民族情绪势不可挡，反对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认为“去美来英”，原先的合约还不如不废。
声讨中，张之洞又成了人人喊打的卖国贼，把一生好名的老头儿逼得“心焦难堪”，乃至“呕血而死”。
可见，承担着对内收路、对外订约的邮传部尚书一职，已从晚清第一肥差变成一桶随时可能爆炸的硝化甘油。
正因如此，在袁世凯的布局中，唐绍仪必须撤离。
他已经看出，铁路国有政策将是清廷的亡命符。而最好的吟咒者，便是兼具能力与决心的盛宣怀。
打了几十年交道，袁世凯比盛宣怀他妈还了解他。
首先，此人迷信权力，从来不跟民间资本做坦诚的沟通，唯知以官家的身份利用、欺凌，一旦上位，必能成功搞出一个民怨沸腾的局面；
其次，盛宣怀不是给李鸿章当助手，就是跟洋人搞商务，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若出现乱局，绝对摆不平；
最后，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判断。在这张由官、学、商组成的牌桌上，文人有道无术，官员寡道多术，商人无道有术。
以无道而居要位，天下宁不乱乎？
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
盛宣怀果然没有“辜负”袁世凯的期望，如愿以偿地当上邮传部尚书后，第一件事便是授意御史石长信上了一道奏折，颇有创意地将全国铁路分为“干路”和“支路”，干路只许官办，支路则可商办。
邮传部立刻呼应，上奏说：
从前规画未善，致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准商办。乃数载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钜，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旷日弥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
作为从小到人民公园瞻仰“保路死事纪念碑”的老成都，实事求是地讲，盛宣怀并未夸大事实。
以沪杭甬铁路（上海、杭州、宁波）为例，清政府原拟借英资筑路，遭到江浙两省绅商的强烈抵制。
于是，两省各自成立公司，承担境内铁路的修建。
浙江铁路公司推举咨议局议长汤寿潜为总经理，在全省募集股金。股款中，有老人的寿衣棺材费，有寡妇的生活储蓄金。
结果，汤经理的亲友团集体跑来赚快钱，争相介绍筑路物资。由于缺乏监管，浙江铁路公司盲目采购、亏空严重，最后竟资不抵债。若非政府施以援手，汤寿潜多半卷款跑路。
川汉铁路的问题更严重。
筹备了八年，集款远远不够。开工无期，耗费却日多，挪借侵蚀、假公济私的腐败行为比起官场来不遑多让。
财务主管施典章甚至调拨公司三百五十万两资金跑到上海搞投资，中饱私囊，结果遭遇股灾，钱全部打了水漂。
许多川籍京官都看出这种靠民间融资修路的风险，纷纷上疏要求政府出面干预：
民尽锱铢，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项，均无报告；
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永无成期……
因此，当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的上谕发布时，一开始，民间的反对并不激烈。
将民愤瞬间点燃的是几天后朝廷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出让筑路权的《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两湖相继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国有”之命。川路公司也紧急召开了股东大会。
因有巡警在场，会议一开始非常沉闷。忽然，场下一人长叹道：“四川亡矣！”言未已，即掩面恸哭。
一时间四周哭号相和，声震屋瓦，连巡警也扔了警棍，伏案而泣。
面对失控的场面，劝业道（商务厅厅长）周善培起身道：“此事不是哭就能解决的，诸君当另想办法。”
机灵的已然会意，走出会场，带着哭丧团朝总督衙门走去。
四川总督，此时由布政使王人文（1863—1939）代理。事先得到消息的王大人命人将督署大门敞开，在大堂檐下摆了一张长案，神色泰然地立于案上，静候请愿团。
王人文素以开明著称，川绅被他凝重的表态感动了：
总督职在为民，民有隐，职当代请。请而不得，去官，吾职也，亦吾所乐也。
奏请的电报很快传到权力顶端，王人文避而不谈“铁路国有”，只委婉地提出：川路租股涉及全省百姓的利益，当有万全之策，切不可操之过急。
载沣漠然以对，绕开新成立的皇族内阁，直接跟邮传部和度支部协商决策此事，激怒了奕劻，以至于日后局势崩坏，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拒绝为此负责，态度极其冷淡。
其实，度支部掺和进来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四国银行团的贷款是救命钱，载沣要拿来缓解财政枯竭的困境。
因此，给王人文的回电很不客气地将川绅定性为“巧借铁路筹款，专事苛虐小民”的土豪劣绅，并斥责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亏倒巨款”。
王人文担心刺激到绅商，将朝廷的斥电捂了一个星期，再次上奏苦劝。
回电却愈发严厉：
览奏殊为诧异，王人文着传旨严行申饬。
与此同时，载沣起复投闲已久的端方为督办川汉铁路大臣，具体操办收路事宜。
此差可谓万人艳羡——还有比政府接收大员来钱更快的职业吗？
端方的铁路大臣，行辕设在汉阳。乃至同城为官的湖北布政使连甲拐弯抹角地找到袁世凯，想通过他走端方的门路，谋一个“会办”的兼差，捞笔丰厚的外快。
纸包不住火，王人文不敢再掩盖煌煌上谕，将之前那封指责川绅“误国殃民”的朝旨公布了。
事实上，朝旨并没有冤枉川路公司的大股东和高管——折腾得民穷财尽也没见着铁路的影子，还搞出一堆财务窟窿。
川绅自知理亏，集体呈请朝廷，百般辩解，并试探着问了一句：
从前已收已用股款，将来如何退还？
为了施压，还不忘把升斗小民推到前台：
小民最恐本息俱无，款归无着……
出轨的和谐号
川路公司账面上还有七百万两余款，盛宣怀有两个方案可选：
一、余款退给商民，已用之款转为国家股票，再慢慢退本还息；
二、只退余款，已用拒不承认，把包袱扔给地方政府或那些大股东。
第一种方案正是王人文积极争取的——实在无法商办，至少不要给商民造成损失。
问题是，在盛宣怀看来，所谓的“已用之款”根本没用到正道上，就是亏空，第一种方案完全不用考虑。
OK，那方案二呢？各退一步，耐心说服，至少不会酿成民变。
可惜，盛宣怀属于那种干坏事都干得理直气壮的，他选择了一条挑战所有人底线的不归路。
国产价值观里最混账的一条莫过于：因为你黑，所以我要更黑。
最后，所有人都很生气。
盛宣怀的逻辑是：川路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租股，即农民的散碎银两，余款总额虽大，但分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钱。而且，经年日久，农民或许早已丢了收据，或许在层层倒卖中成了糊涂账。总之，这笔钱即使退回去，多半也到不了老百姓手上，而是被地方政府或个别经办人员侵吞。
既如此，还不如纳入中央财政。
在此流氓精神的指导下，盛宣怀和度支部酝酿出台了专门针对四川、比其他各省更为苛刻的收路方案：余款不退，全部转为国有。发给商民国家股票，将来盈利可以分红。
问题是，到时路权还在不在中国都不好说，即使在，通车根本就遥遥无期。事实上，川汉铁路真正全线贯通的日期是2012年7月1日……
路、款皆夺，盛宣怀成功荣膺四川人公敌。
王人文还想再争，邮传部已下令给垂直管理的成都电报局禁止再发有关铁路的邮电。
交涉渠道堵死，形势骤然失控。
1911年6月17日，赤日无光。成都各社会团体和川路公司的股东总计两千余人，云集在铁路公司举行控诉大会。
首先上台发言的，是公司高管、曾任度支部主事的邓孝可。
他摸出一份《蜀报》，大声朗诵起自己刚刚发表的文章：
既收我路，便须还款。人情天理，势所必然……有生物以来无此情，有世界以来无此理，有日月以来无此黑暗，有人类以来无此野蛮……嗟呼盛尚书，川人诛不尽，尔亦徒劳矣！
接下来上台的是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纶。
罗副议长比较通俗，动情道（用四川话读更有感觉）：“各位股东，我们四川的父老叔伯们！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
台下涕泗横流，哭声连连，待罗纶讲完，“打倒卖国奴盛宣怀”的呼声已响彻全场。
当公义与私利融汇，国仇同家恨合流，其迸发出的张力足以令任何独裁者瞠目。
专门领导保路运动的非法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在会场宣布成立，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和副议长罗纶分任正、副会长。
在场旁听的王人文明白，人生最大的一次抉择，终于到来了。
云南人王人文站了出来，向大会宣布：“诸君热心爱国，吾何惜一官？誓与川人相始终！”
排山倒海的掌声经久不息。
仅仅几天时间，加入“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川民就达到十多万。各府县相继成立分会，形成了覆盖全川的网络。
不管运动朝哪个方向发展，王人文清楚，自己作为清廷封疆大吏的生涯都即将结束。
为给仕途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弹劾盛宣怀。
亲信周善培劝道：“言而听，诚朝廷之福，四川之幸；言不听，必有谴，轻亦革职，重且不可测，望公熟虑。”
王人文叹了口气，愀然道：“吾以一进士，不三十年，擢居此任，朝廷待我厚矣。值此国家存亡，岂能计个人祸福，默不言耶？”
周善培不再多说。
三天后，一封苦心孤诣的弹章通过驿站送到了北京：
然罪其一人而可以谢外人、可以谢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内乱，臣知朝廷必不爱一盛宣怀，而轻圣祖列宗艰难贻留之天下。臣知盛宣怀之忠，亦必不惜损一身以爱朝廷，且知盛宣怀之智，亦必知合同苟难修改，朝廷即优容，而天下之怨望既深，则未来之患方永……应请皇上天恩，准治臣以盛宣怀同等之罪。既谢外人，使知发难者臣；又谢盛宣怀，使知纠弹者臣。
效果立竿见影——王人文纵民酿祸，着革职进京。
带着满腔遗恨，王大人恓惶北上。
蜀地震怒。
在“权奸压力虽大，匹夫志气难夺；贼臣羽翼虽丰，众人公怒难犯”的鼓呼中，保路运动掀起了小高潮。《蜀报》总编朱云石甚至提出组织民兵，暴力对抗。
御史欧家廉上疏严劾盛宣怀二十多条罪状，川籍、鄂籍京官纷纷跟进，一时间唾沫横飞。
漩涡中心的盛宣怀仍旧迷信权力，这几乎是所有商人出身的国人挥之不去的宿命。
他收买了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绕过董事会，直接任命其为政府委派的川汉铁路宜昌段总办。
川路公司当即反弹，召开股东会，开除李稷，并筹划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示威运动。
载沣慌了，叫来盛宣怀商议。两人一致认为，乱世用重典，必须找一个作风强硬的人坐镇四川。
众争之地勿往
被后人骂作“屠户”的赵尔丰（1845—1911）其实是个悲情的爱国英雄。
从1903年随锡良入川，历任永宁道、建昌道，再加侍郎衔，任川滇边务大臣。
在所辖的“川滇特别行政区”内，赵尔丰积极垦荒、改土归流（政府收回土司大印，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正常的郡县系统），既推动了川藏边地的经济发展，又加强了政府对边区的控制。
1904年，在荣赫鹏的率领下英军入侵西藏，占领拉萨，同噶厦政府签订了攫取在藏特权的《拉萨条约》。
为遏制分裂活动，清廷加赵尔丰驻藏大臣衔。这个常年生活在高原缺氧地带，处理棘手的民族事务的老人，终于在年逾花甲之龄位列封疆。
亲英的十三世达赖极为恐慌，一面上奏诽谤赵尔丰，一面暗中部署兵力。
赵尔丰当机立断，提兵入藏，一举击溃由英国操纵的西藏伪军，迫使十三世达赖出逃印度。
作为一名铁血丹心的爱国将领，赵尔丰在奏折中建议朝廷仿照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以杜绝英人之觊觎。
可惜，就是这样一个不计得失、勇于担当的治才却不幸生逢末世。
奉命督川时，赵尔丰清楚，这是要他去当救火队员。可即使如此，依旧欣喜不已——多少人想当还没资格呢。毕竟，对芸芸众官而言，省部级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为之倾倒，为之痴狂，韶华白首，至死方休。
当年慈禧“西狩”，瞿鸿禨和张百熙两个湖南老乡同属逃难团成员。二人于西安行在相约，将来无论谁进了军机处，都帮对方活动，谋取两江总督一职。
